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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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十年前的一段往事。每当我看见家里那款老式的相机,就想起那段快乐时光。
和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我们年轻的那会,也特别热爱幻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好像有了理想一切都不是问题,就是主宰世界,也未尝不可。
可后来才发觉,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实现理想的路,真远,真难!没有勤奋、天赋、和机遇的人,根本没戏;当然,如果遇到一个有权有势的老爹,也成;否则,收获的只有遗憾,而且还有可能是遗憾中的a货,因为谁的梦想越多,遗憾也就越多。
我不敢自喻是遗憾中的a货,但好歹也在这圈里生活过,而且感觉还挺美,因为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的人要强,即使理想未能成功,可她毕竟是人生的经历,至少可以给晚年的孤独带来一些有趣的回忆。
记得我年少那会,也曾有过几样可笑的理想。小学还未毕业,就迷恋台上的男演员——能和那样多的美女站在一起;借来一把提琴,没日没夜的拉弓,以为这样就可以成为盛中国似的;特意请过一位导师,老先生也不会客气:“孩子,你拉的这叫什么呀?指法一点也不对,好像乐感也有问题,”直接就把我送入了地狱。上中学那会,报纸上宣传,陈景润是个数学家,研究出了“古德巴赫猜想”应该以他做榜样。于是又迷恋起数学,甚至盼望成为华罗庚一样的人物。可高考不认这个,数学好,英语不好,照样没戏,结果大学的门槛都没进去。连微积分的影子都没见过,还研究什么“猜想”呢?又是一场春梦的破灭。赶到上了班,一边补习英语,一边又开始胡思乱想,特别羡慕陈建功、王安忆、铁凝,这样的文学新秀。躲在自建的小黑屋里,想着当作家的光荣,一整天写不出三百个像样的文字。也是,一个毫无生活阅历的毛头小子,恋爱是啥滋味都没尝过,那里会有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呢?又一个是望洋兴叹故事。“还是跟我一起学摄影吧。”一位同事这样劝我。仔细想想,感觉这事容易:不就是拿着相机满世界的拍照吗,兴许会产生一两张惊人的作品。
首先是相机的选购。每月二十几元的收入,名贵的‘单反’想都不敢去想;大盒子‘红梅120’倒是便宜,80元一台,感觉有点跌份;最后终于豁出120元血本,买了一台酷似进口,但绝不是进口的‘海鸥205’。哪知投入刚刚开始,放大机、上光机、胶卷、相纸、显影粉接踵而来,那样都要钱。但是不管怎样,第一张照片冲洗出来,我还是兴奋的睡不好觉。
说来也巧,出版局团委,举办摄影培训,更增添了我的勇气。每周两次,吃过晚饭,骑上“飞鸽”就往人美出版社跑。学员都是和我一般大的青年,但人家的“设备”实在叫我害羞,一水的“单反”镜头长的惊人,据说也有“猫眼”心想:“专业的就是牛逼!”只好把自己的相机藏在包里,专心琢磨老师,一字不拉地笔记。什么镜头呀、结构呀、光圈、景深、主题等等,糊里糊涂记了一大本子。
课程两个部分。李老师讲“技术”著名摄影评论家荻原沧讲“技巧”这人我至今无法忘掉,一个矮小而又单薄老头,满腔的激情,嗓门高的出奇;兴奋的表情不亚于希特勒的狂热。他说:“要想成为摄影家,首先要成为诗人!要有诗人的眼光,激情,和智慧;要像诗人那样——在平凡之中发现不平凡的美!因此,手法、构图、用光“主题”最重要!你们必须。”当时觉得可笑:既然能做诗人,何必要做摄影家呢?
单身的生活也挺快乐。每逢休假,单位的“影友”凑在一起去拍照。周一开始计划,周六做好准备。周日天还未亮,七八个人早已骑上单车奔向城外,就像打鬼子的游击队似的。我们热衷寻觅偏僻的名胜,较远到过大兴的团河行宫、房山的云居寺、海淀的大觉寺,甚至还跑到西山脚下的瑞云俺——考察“尼姑”的生活;当然,较近的地方,像大保台汉墓、卢沟晓月、圆明园等地,一年四季数不清要探望几次。到达景点,端起相机,横七竖八,一个劲的猛照;据说一盒胶卷之中能有一张“成功”的就不错。累了,哥几个取出自带的食品,围坐在一起开斋。无限的风光、优良的胃口、众多的菜品,伴着高举的美酒,真是无比的畅快。夜晚赶回家中,迫不及待地冲入“暗房”次日拿着“片子”到单位,大家相互比对,赞扬,或者嘲笑,然后筹划下一步的行动,感觉特有意思。偶尔发现一两张得意的作品,偷偷寄给报社,却始终不见回音,好像石头抛向大海。
比较有趣的一次,是拍摄火烧圆明园。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太阳眼看就要落山,我们从遥远的凤凰岭赶回这里,已是又饿又累;来到“大水法”前,忙着支好三角架,先把被烧的景物摄入照相机内,焦急地等待夜晚来临后的二次曝光。老实说,圆明园是我年轻时的迷恋,它占据我那时不少的时光。我热爱这里的偏僻、荒野和幽静。每一个精美的残埃,都让联想起古人双手的智慧;落日下的荷塘,又让我可以触摸朱自清的“月色”
夜来得太慢!蚊子开始围攻上来,疯狂地闯入你的衣裤,吃你。尽快逃避这幻想带来的灾难吧!我们不停地蹦跳起来,自嘲的大笑,仿佛一群疯狂的痴人。拍摄时刻,快门开启,七八只闪光灯围绕着“大水法”齐闪,仿佛燃烧的火焰。“总算完活了!”一个哥们悲哀地说。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家,可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摄影也有风险,传说有位大师,为了选择最好的角度,不惧艰险,不慎断送生命。今日中国杂志社的编辑晓砷,知道我爱摄影,热情邀我给该社帮忙,甚至还为我准备了“临时记者证”又激起了我的梦想。开头情况还好,拍出的照片果然在刊物上发表,稿酬虽然不济,抵不过投入的十分之一;按现代人的说法,这也算是“风险”可当时还是心潮澎湃。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却把我吓的不轻。社里计划歌颂地铁发展,约我搞张“火热”的片子。在西单工地考察了一周,现场全都用铁板围住;感觉最好采用“偷拍”而且要在傍晚,因为那时的光线最美,施工也很热烈。选择好角度,正要按下快门,身后突然有人高喊:“住手!干什么的?”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带着袖标的保卫,急忙拿出“记者证”说明情况。“你不知道这是国家的保密工程吗?”那人更加严肃“这里是严禁拍照的!谁知道你是不是坏人?走,跟我走!”就把我带到一间小黑屋里。“有工作证吗?”那人继续提问。“有,”我又把工作证递给了他。审讯了半天,那人最后说:“这样吧,你先回去。记者证、工作证、胶卷我们扣留,等我们调查清楚后处理。”我心惊胆战地等待判决。几天以后,单位人事处长喊我过去,出版社的社长也在那里,安慰我说没事。那社长还鼓励要再接再厉呢!我想:谁知道我这几日的煎熬?打那以后,我的热情巨减,就好像总有一盆凉水顶在头上。
后来?你可能也想知道后来。后来,我安静了许多,一门心思投入“卑微”的工作,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单位让我脱产去上大学,要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晋升为组长,科长,处长。正是这平凡工作,改变就了我“多梦”的人生!
这是三十年前的一段往事。每当我看见家里那款老式的相机,就想起那段快乐时光。
和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我们年轻的那会,也特别热爱幻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好像有了理想一切都不是问题,就是主宰世界,也未尝不可。
可后来才发觉,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实现理想的路,真远,真难!没有勤奋、天赋、和机遇的人,根本没戏;当然,如果遇到一个有权有势的老爹,也成;否则,收获的只有遗憾,而且还有可能是遗憾中的a货,因为谁的梦想越多,遗憾也就越多。
我不敢自喻是遗憾中的a货,但好歹也在这圈里生活过,而且感觉还挺美,因为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的人要强,即使理想未能成功,可她毕竟是人生的经历,至少可以给晚年的孤独带来一些有趣的回忆。
记得我年少那会,也曾有过几样可笑的理想。小学还未毕业,就迷恋台上的男演员——能和那样多的美女站在一起;借来一把提琴,没日没夜的拉弓,以为这样就可以成为盛中国似的;特意请过一位导师,老先生也不会客气:“孩子,你拉的这叫什么呀?指法一点也不对,好像乐感也有问题,”直接就把我送入了地狱。上中学那会,报纸上宣传,陈景润是个数学家,研究出了“古德巴赫猜想”应该以他做榜样。于是又迷恋起数学,甚至盼望成为华罗庚一样的人物。可高考不认这个,数学好,英语不好,照样没戏,结果大学的门槛都没进去。连微积分的影子都没见过,还研究什么“猜想”呢?又是一场春梦的破灭。赶到上了班,一边补习英语,一边又开始胡思乱想,特别羡慕陈建功、王安忆、铁凝,这样的文学新秀。躲在自建的小黑屋里,想着当作家的光荣,一整天写不出三百个像样的文字。也是,一个毫无生活阅历的毛头小子,恋爱是啥滋味都没尝过,那里会有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呢?又一个是望洋兴叹故事。“还是跟我一起学摄影吧。”一位同事这样劝我。仔细想想,感觉这事容易:不就是拿着相机满世界的拍照吗,兴许会产生一两张惊人的作品。
首先是相机的选购。每月二十几元的收入,名贵的‘单反’想都不敢去想;大盒子‘红梅120’倒是便宜,80元一台,感觉有点跌份;最后终于豁出120元血本,买了一台酷似进口,但绝不是进口的‘海鸥205’。哪知投入刚刚开始,放大机、上光机、胶卷、相纸、显影粉接踵而来,那样都要钱。但是不管怎样,第一张照片冲洗出来,我还是兴奋的睡不好觉。
说来也巧,出版局团委,举办摄影培训,更增添了我的勇气。每周两次,吃过晚饭,骑上“飞鸽”就往人美出版社跑。学员都是和我一般大的青年,但人家的“设备”实在叫我害羞,一水的“单反”镜头长的惊人,据说也有“猫眼”心想:“专业的就是牛逼!”只好把自己的相机藏在包里,专心琢磨老师,一字不拉地笔记。什么镜头呀、结构呀、光圈、景深、主题等等,糊里糊涂记了一大本子。
课程两个部分。李老师讲“技术”著名摄影评论家荻原沧讲“技巧”这人我至今无法忘掉,一个矮小而又单薄老头,满腔的激情,嗓门高的出奇;兴奋的表情不亚于希特勒的狂热。他说:“要想成为摄影家,首先要成为诗人!要有诗人的眼光,激情,和智慧;要像诗人那样——在平凡之中发现不平凡的美!因此,手法、构图、用光“主题”最重要!你们必须。”当时觉得可笑:既然能做诗人,何必要做摄影家呢?
单身的生活也挺快乐。每逢休假,单位的“影友”凑在一起去拍照。周一开始计划,周六做好准备。周日天还未亮,七八个人早已骑上单车奔向城外,就像打鬼子的游击队似的。我们热衷寻觅偏僻的名胜,较远到过大兴的团河行宫、房山的云居寺、海淀的大觉寺,甚至还跑到西山脚下的瑞云俺——考察“尼姑”的生活;当然,较近的地方,像大保台汉墓、卢沟晓月、圆明园等地,一年四季数不清要探望几次。到达景点,端起相机,横七竖八,一个劲的猛照;据说一盒胶卷之中能有一张“成功”的就不错。累了,哥几个取出自带的食品,围坐在一起开斋。无限的风光、优良的胃口、众多的菜品,伴着高举的美酒,真是无比的畅快。夜晚赶回家中,迫不及待地冲入“暗房”次日拿着“片子”到单位,大家相互比对,赞扬,或者嘲笑,然后筹划下一步的行动,感觉特有意思。偶尔发现一两张得意的作品,偷偷寄给报社,却始终不见回音,好像石头抛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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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来得太慢!蚊子开始围攻上来,疯狂地闯入你的衣裤,吃你。尽快逃避这幻想带来的灾难吧!我们不停地蹦跳起来,自嘲的大笑,仿佛一群疯狂的痴人。拍摄时刻,快门开启,七八只闪光灯围绕着“大水法”齐闪,仿佛燃烧的火焰。“总算完活了!”一个哥们悲哀地说。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家,可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摄影也有风险,传说有位大师,为了选择最好的角度,不惧艰险,不慎断送生命。今日中国杂志社的编辑晓砷,知道我爱摄影,热情邀我给该社帮忙,甚至还为我准备了“临时记者证”又激起了我的梦想。开头情况还好,拍出的照片果然在刊物上发表,稿酬虽然不济,抵不过投入的十分之一;按现代人的说法,这也算是“风险”可当时还是心潮澎湃。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却把我吓的不轻。社里计划歌颂地铁发展,约我搞张“火热”的片子。在西单工地考察了一周,现场全都用铁板围住;感觉最好采用“偷拍”而且要在傍晚,因为那时的光线最美,施工也很热烈。选择好角度,正要按下快门,身后突然有人高喊:“住手!干什么的?”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带着袖标的保卫,急忙拿出“记者证”说明情况。“你不知道这是国家的保密工程吗?”那人更加严肃“这里是严禁拍照的!谁知道你是不是坏人?走,跟我走!”就把我带到一间小黑屋里。“有工作证吗?”那人继续提问。“有,”我又把工作证递给了他。审讯了半天,那人最后说:“这样吧,你先回去。记者证、工作证、胶卷我们扣留,等我们调查清楚后处理。”我心惊胆战地等待判决。几天以后,单位人事处长喊我过去,出版社的社长也在那里,安慰我说没事。那社长还鼓励要再接再厉呢!我想:谁知道我这几日的煎熬?打那以后,我的热情巨减,就好像总有一盆凉水顶在头上。
后来?你可能也想知道后来。后来,我安静了许多,一门心思投入“卑微”的工作,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单位让我脱产去上大学,要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晋升为组长,科长,处长。正是这平凡工作,改变就了我“多梦”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