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三章 宣威布德民大悦（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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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宗族视作一个个小王国，那么这些小王国和大明一样，有“律”和“例”两种 约束性规范。
其中“律”主要来源三本书：
首先是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此人是复圣颜回的三十五代孙，对其所处的时代影响并不大，但此书对后世影响却是极大，真正发扬了治家之学，也是后世“家庭教育”的指导手册和评判标准。
其次是司马光所作《家范》，此书在仕宦之家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南宋宰相赵鼎就曾令其子孙各录一本，以为永远之法。
最后集大成者是朱熹的《家礼》。他在司马光《家范》的基础上制订了一整套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并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劳作规律基本一致，十分详备，最终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
即便在蒙元时代，这三本书也是汉族（包括汉人、南人）百姓的家庭规范。在日月重开大宋天之后，理学成了国学，几乎全天下的宗族用的就是这三本书，充其量只是改了个名字。
正因为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极度相近，各宗族内部和各宗族之间，才能保持稳定，依靠舆论互相监督，最终形成了儒教的普世价值。
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这些家规之中也会添入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要求子孙耕读传家不当官——这是官场失意者常常写入家法的怨言；也有要求子孙宁为乞丐，不为倡优牙人——这是唐宋良贱制度的遗迹，因为乞丐还是良民，而倡优则是贱民；还有的则是规定了子孙不得与某氏联姻——这是有私怨家仇的。
这些个性化要求不会违背儒教普世价值，所以总体来说仍旧不出三大本的范畴。
至于“例”则有针对性，往往是本族与外族之间的约定。更贴切“乡规”两字。比如两个宗族之间约定对某处水塘的开发利用，或是某片林木禁止砍伐，也有早晚出入走哪条道路、下地干活衣服如何摆放不至于错拿——耕读传家的农民不同于没有“只耕不读”的农户，他们下地干活前要换上劳作时的褐衣，在收工回家时再换上居家的常服。
这些看起来的确有后世地方法规的味道，但朱慈烺要的却是官府介入。
“我沿途走来。也看了不少乡规民约，只感叹畿辅之地，教化风行，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朱慈烺道：“因此也想，若是这些家规族约能够普及天下，岂不是天下皆能沐浴教化？”
若是在一个有电视、有网络的时代，听到这些话，人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质疑：莫非别处的家规就蒙昧不化么？
然而在这个许多人一辈子没去过本县县城的时代，加上对本宗族的自豪感。在场众人竟然理所当然地认为：皇太子说得有道理，我们到底是天子脚边的百姓，与那些千里之外的蛮子不同。
朱慈烺捧完之后，又道：“故而我想，日后各宗族订立族规家法，让亲民官也参加进来。一来这些亲民官多是外地人，不知道本地规矩，看了这些乡规民约。不会硬搬家乡规矩，坏了一方风俗。”
在场老人经历过的县令怕不下二十余任。闻言纷纷点头，大为赞同。
“其次，也让亲民官择些要紧的条目，从一村用于一乡，乃至于施行全县。此正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不少老人咧嘴而笑，谁不希望成为一方表率？若是全县都用自家的规矩。岂不是无可置疑地表明自家最为懂礼么！
“诸位老丈，各家的规矩是怎么订出来的？”朱慈烺好像恍然大悟一般，这才转过话头问道。
老人们纷纷进言，讲述自家的规矩如何订立。
无非是召开亲族大会，在族长的主持下。各房长讨论，有地位的老者为长老，最终一起确定成文，用于后世。因为最初制定家法的祖宗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这种宗亲大会便随着环境的变化、宗族地位的变化，不定时地的修正。
至于乡规，则是宗族之间友好协商制定，原本就会有官员在场，最终落实成碑文，流传后世。
朱慈烺早就做过这方面的功课，道：“这与国家立法倒是相似。内阁如同族长，六部如同房长，风宪台垣如同族中老者，齐聚一堂袒露肺腑，便如廷议廷推之礼。”
“此正是家国相通，积家成国之道。正是我大明赫赫如古圣治国之征！”边氏族长接着朱慈烺的话头便恭维起来，听着肉麻却是他的肺腑之言——若非这位皇太子，他可就要顶着光头拖着辫子去见列祖列宗了。
朱慈烺笑了笑，继续道：“却还少了一样。”
众人被他吊起了胃口。
“皇帝。”朱慈烺起身拱手，复又坐下道：“廷议廷推，最终是由皇帝裁定。而乡规民约，各族家法规矩，却少了这层。”
众人愕然：难道订立个族约也要送到天子面前？再勤政的天子也看不过来吧？
“圣天子日理万机，自然是看不过来的。而且一来一去耽误光阴，徒耗人力。”朱慈烺转向任丘县：“我看，就由府县亲民官来做这事。原本也是代天牧民的意思嘛！”
任丘县事前并不得知，故而反应最真，惊讶之余连忙表态道：“微臣谨遵令旨！”
诸位族长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桩事就已经被定了下来。按照这个时代的通则，皇太子和朝廷命官一起定下的事，一介小民还能再说什么？对于朱慈烺和朝廷而言，他们在场却不发表意见，显然是默认了。
“任丘县，”朱慈烺道，“此法从河间任丘试行，你要做好表率！若是让风宪查明你苛待下民，国法定然不饶你！”
“微臣不敢以身试法！”
“你当牢记太祖之训，但凡宗法族规中不悖于国法的，皆由宗亲自议。”朱慈烺看似告诫任丘知县，却是定下了条陈：“其次，人命关天，故国法杀人慎之又慎。或有激了众怒之人，你定要及时与法司介入，告知国法所定，不可冤枉人命。”
任丘县和诸位老人都知道了太子的意思，不过北方本就很少有私刑，故而并不在意。私刑较重的大多在闽粤之地，非但有勒令自杀，还有投石、沉潭之类。
“再有，族法之中当明确除籍条款，犯除籍之事者，绝不可姑息。”朱慈烺厉声道。
“微臣明白。”任丘县是真的明白了。
作为县官，他最恨的就是手下人力不足。进一步挖掘民力时，却碰到了宗族阻碍。
府里发文给两级法司，大致意思就是希望法官在裁断的时候偏向要走出来的民工，不令其被宗族隔绝。如今牧民官可以直接介入宗规制定，甚至有一定的审核权，在开除宗籍条款上当然不会让步。
“还有，我听说如今乡间多有本末倒置，支强干弱，可是有之？”朱慈烺满脸笑意地问道。
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小宗并不是以家财地位来算的，而是以嫡庶为别。嫡长子为宗子，为大宗，为族长。庶子为小宗，为宗亲。大宗统率小宗，小宗统率群弟，这就是周公制定的模式。任何一个家族在经历了上百年数代人之后，总有贤与不肖，大宗可能衰落，而小宗则可能兴起。
就以阁老蒋德璟为例，他是小宗出身，哪怕身为帝师阁辅，也没资格出任福泉蒋氏一族的族长。
这种现象在大明已经较为多见了，也是宗法社会不可避免的症候。当年周室以大宗统小宗，建立宗周六师，成周八师，三殷八师，结果却还是逃不过诸侯坐大，最终国灭的悲剧。
朱慈烺受五四之后许多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自觉地将宗族权与世俗权统一起来，以为族长权力极大，压迫宗亲。结果自己走了一路之后才发现，许多宗族的小宗比大宗厉害，族长非但普遍被各房架空，有些甚至还要仰小宗鼻息。
他最为忌讳的“宗族对宗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控制，也是误中副车。这种权力其实在父权而非族权。当宗族规模小，父权与族权统一的时候，两者合而为一。宗族开枝散叶之后，族权与父权分离，却是父权高于族权。
在大宗族中，父权的代表并非族长，而是各房的房长。即便如此，碰上子孙有出息的，或经商暴富，或出仕为官，父权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控制也就近乎于无了。范仲淹和朱熙都希望整个家族的财产都归于族中分配，其实是大同世界的乌托邦，近乎空想社会主义，就连他们本族后人都没做到。
“这种本末倒置，正是礼崩乐坏之兆！”朱慈烺掷地有声：“若是官府不能出来正风气，天下如何太平？”
他看到好几个族长纷纷点头，心有戚戚焉，知道自己切入点找准了，当即宣布道：“所以日后各宗族族谱，与宗子、宗人、宗亲姓名都存档在官府。每有宗亲大会，亲民官该携此宗文卷与会，另以村老、农老、教官，及外姓老人三位并为董正，以免有仗势欺人之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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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宗族视作一个个小王国，那么这些小王国和大明一样，有“律”和“例”两种 约束性规范。
其中“律”主要来源三本书：
首先是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此人是复圣颜回的三十五代孙，对其所处的时代影响并不大，但此书对后世影响却是极大，真正发扬了治家之学，也是后世“家庭教育”的指导手册和评判标准。
其次是司马光所作《家范》，此书在仕宦之家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南宋宰相赵鼎就曾令其子孙各录一本，以为永远之法。
最后集大成者是朱熹的《家礼》。他在司马光《家范》的基础上制订了一整套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并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劳作规律基本一致，十分详备，最终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
即便在蒙元时代，这三本书也是汉族（包括汉人、南人）百姓的家庭规范。在日月重开大宋天之后，理学成了国学，几乎全天下的宗族用的就是这三本书，充其量只是改了个名字。
正因为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极度相近，各宗族内部和各宗族之间，才能保持稳定，依靠舆论互相监督，最终形成了儒教的普世价值。
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这些家规之中也会添入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要求子孙耕读传家不当官——这是官场失意者常常写入家法的怨言；也有要求子孙宁为乞丐，不为倡优牙人——这是唐宋良贱制度的遗迹，因为乞丐还是良民，而倡优则是贱民；还有的则是规定了子孙不得与某氏联姻——这是有私怨家仇的。
这些个性化要求不会违背儒教普世价值，所以总体来说仍旧不出三大本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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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起来的确有后世地方法规的味道，但朱慈烺要的却是官府介入。
“我沿途走来。也看了不少乡规民约，只感叹畿辅之地，教化风行，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朱慈烺道：“因此也想，若是这些家规族约能够普及天下，岂不是天下皆能沐浴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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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慈烺捧完之后，又道：“故而我想，日后各宗族订立族规家法，让亲民官也参加进来。一来这些亲民官多是外地人，不知道本地规矩，看了这些乡规民约。不会硬搬家乡规矩，坏了一方风俗。”
在场老人经历过的县令怕不下二十余任。闻言纷纷点头，大为赞同。
“其次，也让亲民官择些要紧的条目，从一村用于一乡，乃至于施行全县。此正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不少老人咧嘴而笑，谁不希望成为一方表率？若是全县都用自家的规矩。岂不是无可置疑地表明自家最为懂礼么！
“诸位老丈，各家的规矩是怎么订出来的？”朱慈烺好像恍然大悟一般，这才转过话头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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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召开亲族大会，在族长的主持下。各房长讨论，有地位的老者为长老，最终一起确定成文，用于后世。因为最初制定家法的祖宗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这种宗亲大会便随着环境的变化、宗族地位的变化，不定时地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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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慈烺早就做过这方面的功课，道：“这与国家立法倒是相似。内阁如同族长，六部如同房长，风宪台垣如同族中老者，齐聚一堂袒露肺腑，便如廷议廷推之礼。”
“此正是家国相通，积家成国之道。正是我大明赫赫如古圣治国之征！”边氏族长接着朱慈烺的话头便恭维起来，听着肉麻却是他的肺腑之言——若非这位皇太子，他可就要顶着光头拖着辫子去见列祖列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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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丘县和诸位老人都知道了太子的意思，不过北方本就很少有私刑，故而并不在意。私刑较重的大多在闽粤之地，非但有勒令自杀，还有投石、沉潭之类。
“再有，族法之中当明确除籍条款，犯除籍之事者，绝不可姑息。”朱慈烺厉声道。
“微臣明白。”任丘县是真的明白了。
作为县官，他最恨的就是手下人力不足。进一步挖掘民力时，却碰到了宗族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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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小宗并不是以家财地位来算的，而是以嫡庶为别。嫡长子为宗子，为大宗，为族长。庶子为小宗，为宗亲。大宗统率小宗，小宗统率群弟，这就是周公制定的模式。任何一个家族在经历了上百年数代人之后，总有贤与不肖，大宗可能衰落，而小宗则可能兴起。
就以阁老蒋德璟为例，他是小宗出身，哪怕身为帝师阁辅，也没资格出任福泉蒋氏一族的族长。
这种现象在大明已经较为多见了，也是宗法社会不可避免的症候。当年周室以大宗统小宗，建立宗周六师，成周八师，三殷八师，结果却还是逃不过诸侯坐大，最终国灭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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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为忌讳的“宗族对宗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控制，也是误中副车。这种权力其实在父权而非族权。当宗族规模小，父权与族权统一的时候，两者合而为一。宗族开枝散叶之后，族权与父权分离，却是父权高于族权。
在大宗族中，父权的代表并非族长，而是各房的房长。即便如此，碰上子孙有出息的，或经商暴富，或出仕为官，父权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控制也就近乎于无了。范仲淹和朱熙都希望整个家族的财产都归于族中分配，其实是大同世界的乌托邦，近乎空想社会主义，就连他们本族后人都没做到。
“这种本末倒置，正是礼崩乐坏之兆！”朱慈烺掷地有声：“若是官府不能出来正风气，天下如何太平？”
他看到好几个族长纷纷点头，心有戚戚焉，知道自己切入点找准了，当即宣布道：“所以日后各宗族族谱，与宗子、宗人、宗亲姓名都存档在官府。每有宗亲大会，亲民官该携此宗文卷与会，另以村老、农老、教官，及外姓老人三位并为董正，以免有仗势欺人之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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