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1章辗转求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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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科院的全称是江南省农业科学院，根据孙伟超的说法，省农科院的科研实力在全国省级农科院当中排名前六。这种说法按丁大力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排名第六，要不然干嘛不说前五、前四、前三呢？不过，前六与第六不是重点，关键之处就是省农科院的的确确有西德长毛兔的育种研究——从这一点上来说，前六之说倒不愧是浪得虚名。
孙伟超说：“你们的消息倒是灵通，其实，早在年初的时候，江南省畜产品公司就已经从西德引入了五十对安哥拉兔。不过，我们农科院毕竟在省城，饲养兔子的条件没有农村那么优厚，所以，这五十对兔子都已经分散到各地农科所饲养了。”
三人都傻眼了，就连丁大力都没想到最后会是这个结果。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们所在的荃城地区农科所就有十对长毛兔的繁殖扩群任务。
丁三坡抽了一口烟，很沉重地说：“农民生活太困难了啊，就以我们家为例，辛辛苦苦干一年，到了年底不但没有结余，相反还要倒欠集体的，年年干活年年超支，至今已经在生产队透支了一千三百多斤谷子；再从生产队层面上来说，公社领导总是说，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那好吧，只能由个人吃亏，于是，壮劳力少的农户几乎家家透支就这，还年年挨上级领导批评。大队里也难，少收了，农民满意，公社就要批评；多收了，农民就要吃不饱肚子，要骂娘哎，大队里也是想通过办几个集体养殖场好减轻农民负担。”说着话，把剩下的大半包大前门强行塞到孙伟超的口袋里。
说良心话，孙伟超真的是被丁三坡的言语打动而不是被半包大前门打倒。听了丁三坡的话，孙伟超叹息说：“我知道农民兄弟的困难这样吧，你们荃城农科所的党政办副主任是我的工农兵大学同学，我给他写封信，你们带过去给他，相信他能够在能力范围内给你们帮助的。”
丁五坡大喜，紧紧跨前一步，握着孙伟超的手大声地说：“我代表我们合力生产大队，向孙伟超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此行的结果虽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的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至少希望还是存在，就看cāo作的过程是否得当了。
三人在农科院附近的车站分别，丁三坡回师范学院，丁大力与小叔坐车去长途汽车站，争取能在下午赶到地区农科所，并能够和孙伟超的同学接上头。
丁大力与丁五坡几乎是马不停蹄，一路奔波，来到地区中心县的时候大概在午后二点左右，这个时间有点局促，如果按照丁三坡与孙伟超的交流模式，谈着谈着，恐怕就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
好在丁五坡压根儿就没打算采用丁三坡的交际模式，再说想要采用他也没这份底蕴啊。
找到农科所的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大队里的介绍信。
丁大力仗着人小“不懂事”和门卫工作人员问长问短，从中也了解了不少有用的信息。荃城地区的农业研究所在今年八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革委会，然而，门卫的访客登记簿的台头却依旧是“荃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革命委员会”由此可以看出，农科所的党政办办事效率低下，或者说官僚气息浓厚。最后，丁大力得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至少党政办的大小领导不会非常的讲原则，这对于他们来这里办事的目的来说不啻于是一个福音。
党政办是通俗叫法，正式的说法是综合办公室，属于职能部门，功能主要以服务农科所——主要是农科所的领导为主。孙伟超的老同学名字叫做赵红昆，小眼睛大鼻子的模样，听说丁五坡叔侄二人是孙伟超介绍而来的，倒是很热情，招呼着二人坐。
办公室里的人并不太多，但也不是没有，这么一来，丁五坡就有点局促，身份之间的差别是最主要的，他是农民，其他人全是干部，这种差别让丁五坡很放不开，说的话就有些颠三倒四了。
丁五坡的表现实在不佳，也就不能怪赵红昆打官腔了。“很难办啊，外国兔现在还处于选种繁殖的研究期，还没有到推广阶段呐中国兔也挺好的嘛”
丁五坡赔笑表示不要中国兔，倒不是崇洋媚外什么的，关键是一只普通中国长毛兔一年产毛半斤，一只西德长毛兔一年产毛两斤，整整四倍，这差距也太大了一点。
“嗯，我们明白赵伯伯的难处，那就再见了。”丁大力生怕自己的小叔说多错多，暗示丁五坡先离开，再做打算。
农科所下班的时候，丁大力与丁五坡准时把赵红昆给截胡了。丁五坡一再邀请赵红昆去饭店里坐一坐。
这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花掉了三块多和两斤粮票。丁大力再次仗着人小“不懂事”胡言乱语说繁殖出来的兔宝宝肯定很容易得病死掉，即使不得病，偶尔也会冻死、饿死
赵红昆有点开窍了，醉眼朦胧地瞅着这叔侄俩不停地摇头。这时候，丁五坡靠近过去，伸出三根手指头，用只有赵红昆听得见的声音，说：“母的，这个数，公的，也有这个数。”又伸出两根手指头。这么一算的话，母兔三块钱，公兔两块钱，一对幼兔居然能卖五块钱，真是太意想不到了。
七十年代末，种兔还没那么抢手，大面积的兔子养殖业应该是1982年以后的事，在那一年的中国兔毛出口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亿美元，同年，国际市场的兔毛收购价则是每千克一百二十美元，也就是一斤兔毛六十美元，或者是人民币九十元（此为官方牌价，若以贸易外汇结算价计算，则应该是人民币一百六十八元），而该年农村收购站的兔毛收购价大约是二十七元以上（有等级之分，最次与最高等级价格相差极大）。
兔毛出口产生的巨额外汇收入引发了自上而下的长毛兔养殖热潮，然而，农户日益增长的养兔热情受制于我国低下的优质长毛兔繁殖水平，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许多省份都把长毛兔繁殖扩群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即便如此，优质长毛兔一兔难求的现象也难以得到缓解。
随着国营收购站逐年抬高兔毛收购价，长毛兔的供求价格也节节走高，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对优质长毛兔的价格甚至被哄抬到了六十块钱，这一数字高于一个国营企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水平。
然而，八十年代毕竟太过遥远，现在的时间只不过是1978年的年尾，农村劳动力被牢牢禁锢在并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的年代，赵红昆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十亿农民的养兔热情被点燃以后，神州大地上会出现怎样的疯狂。
省农科院的全称是江南省农业科学院，根据孙伟超的说法，省农科院的科研实力在全国省级农科院当中排名前六。这种说法按丁大力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排名第六，要不然干嘛不说前五、前四、前三呢？不过，前六与第六不是重点，关键之处就是省农科院的的确确有西德长毛兔的育种研究——从这一点上来说，前六之说倒不愧是浪得虚名。
孙伟超说：“你们的消息倒是灵通，其实，早在年初的时候，江南省畜产品公司就已经从西德引入了五十对安哥拉兔。不过，我们农科院毕竟在省城，饲养兔子的条件没有农村那么优厚，所以，这五十对兔子都已经分散到各地农科所饲养了。”
三人都傻眼了，就连丁大力都没想到最后会是这个结果。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们所在的荃城地区农科所就有十对长毛兔的繁殖扩群任务。
丁三坡抽了一口烟，很沉重地说：“农民生活太困难了啊，就以我们家为例，辛辛苦苦干一年，到了年底不但没有结余，相反还要倒欠集体的，年年干活年年超支，至今已经在生产队透支了一千三百多斤谷子；再从生产队层面上来说，公社领导总是说，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那好吧，只能由个人吃亏，于是，壮劳力少的农户几乎家家透支就这，还年年挨上级领导批评。大队里也难，少收了，农民满意，公社就要批评；多收了，农民就要吃不饱肚子，要骂娘哎，大队里也是想通过办几个集体养殖场好减轻农民负担。”说着话，把剩下的大半包大前门强行塞到孙伟超的口袋里。
说良心话，孙伟超真的是被丁三坡的言语打动而不是被半包大前门打倒。听了丁三坡的话，孙伟超叹息说：“我知道农民兄弟的困难这样吧，你们荃城农科所的党政办副主任是我的工农兵大学同学，我给他写封信，你们带过去给他，相信他能够在能力范围内给你们帮助的。”
丁五坡大喜，紧紧跨前一步，握着孙伟超的手大声地说：“我代表我们合力生产大队，向孙伟超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此行的结果虽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的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至少希望还是存在，就看cāo作的过程是否得当了。
三人在农科院附近的车站分别，丁三坡回师范学院，丁大力与小叔坐车去长途汽车站，争取能在下午赶到地区农科所，并能够和孙伟超的同学接上头。
丁大力与丁五坡几乎是马不停蹄，一路奔波，来到地区中心县的时候大概在午后二点左右，这个时间有点局促，如果按照丁三坡与孙伟超的交流模式，谈着谈着，恐怕就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
好在丁五坡压根儿就没打算采用丁三坡的交际模式，再说想要采用他也没这份底蕴啊。
找到农科所的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大队里的介绍信。
丁大力仗着人小“不懂事”和门卫工作人员问长问短，从中也了解了不少有用的信息。荃城地区的农业研究所在今年八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革委会，然而，门卫的访客登记簿的台头却依旧是“荃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革命委员会”由此可以看出，农科所的党政办办事效率低下，或者说官僚气息浓厚。最后，丁大力得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至少党政办的大小领导不会非常的讲原则，这对于他们来这里办事的目的来说不啻于是一个福音。
党政办是通俗叫法，正式的说法是综合办公室，属于职能部门，功能主要以服务农科所——主要是农科所的领导为主。孙伟超的老同学名字叫做赵红昆，小眼睛大鼻子的模样，听说丁五坡叔侄二人是孙伟超介绍而来的，倒是很热情，招呼着二人坐。
办公室里的人并不太多，但也不是没有，这么一来，丁五坡就有点局促，身份之间的差别是最主要的，他是农民，其他人全是干部，这种差别让丁五坡很放不开，说的话就有些颠三倒四了。
丁五坡的表现实在不佳，也就不能怪赵红昆打官腔了。“很难办啊，外国兔现在还处于选种繁殖的研究期，还没有到推广阶段呐中国兔也挺好的嘛”
丁五坡赔笑表示不要中国兔，倒不是崇洋媚外什么的，关键是一只普通中国长毛兔一年产毛半斤，一只西德长毛兔一年产毛两斤，整整四倍，这差距也太大了一点。
“嗯，我们明白赵伯伯的难处，那就再见了。”丁大力生怕自己的小叔说多错多，暗示丁五坡先离开，再做打算。
农科所下班的时候，丁大力与丁五坡准时把赵红昆给截胡了。丁五坡一再邀请赵红昆去饭店里坐一坐。
这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花掉了三块多和两斤粮票。丁大力再次仗着人小“不懂事”胡言乱语说繁殖出来的兔宝宝肯定很容易得病死掉，即使不得病，偶尔也会冻死、饿死
赵红昆有点开窍了，醉眼朦胧地瞅着这叔侄俩不停地摇头。这时候，丁五坡靠近过去，伸出三根手指头，用只有赵红昆听得见的声音，说：“母的，这个数，公的，也有这个数。”又伸出两根手指头。这么一算的话，母兔三块钱，公兔两块钱，一对幼兔居然能卖五块钱，真是太意想不到了。
七十年代末，种兔还没那么抢手，大面积的兔子养殖业应该是1982年以后的事，在那一年的中国兔毛出口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亿美元，同年，国际市场的兔毛收购价则是每千克一百二十美元，也就是一斤兔毛六十美元，或者是人民币九十元（此为官方牌价，若以贸易外汇结算价计算，则应该是人民币一百六十八元），而该年农村收购站的兔毛收购价大约是二十七元以上（有等级之分，最次与最高等级价格相差极大）。
兔毛出口产生的巨额外汇收入引发了自上而下的长毛兔养殖热潮，然而，农户日益增长的养兔热情受制于我国低下的优质长毛兔繁殖水平，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许多省份都把长毛兔繁殖扩群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即便如此，优质长毛兔一兔难求的现象也难以得到缓解。
随着国营收购站逐年抬高兔毛收购价，长毛兔的供求价格也节节走高，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对优质长毛兔的价格甚至被哄抬到了六十块钱，这一数字高于一个国营企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水平。
然而，八十年代毕竟太过遥远，现在的时间只不过是1978年的年尾，农村劳动力被牢牢禁锢在并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的年代，赵红昆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十亿农民的养兔热情被点燃以后，神州大地上会出现怎样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