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4章 鹿死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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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奶粉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还没有整理完，这时，我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
抬头一看，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对挺出老远的乳峰。原来，进来的是一个极为丰满的女人，我看了看，并不认识。
丰满女人对我笑了笑说：“邓处长，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啊。我是省报的记者桑红！”
我起身同她握手，感到这个女人的手是柔弱无骨，又酥又软。我忙应道：“噢，原来是桑主任。你好，王书记办会室里现在还有人，你先坐吧。”
这个桑红早几天曾与我约过，说她已经与王书记电话联系过了，说她今天要来见一见王书记。
现在的记者，特别是女记者，尤其是那些丰满的女记者，可真是敢闯，啥人都敢见，啥场合都敢参与。这不知道这个桑红有什么背景，这一次竟要见我们的王书记，我只知道他是省报驻山阳记者站的站长。有些事情，我也不便多问，只要王书记愿意见就行。
我给她泡了一杯碧螺春，桑红连说谢谢，谢谢。她见我正在整理三鹿奶粉的材料。就对我说：“邓处长，其实咱们省也发现了受害的婴幼儿。我也做过专门的采访。随后，我把我采访的一些材料也拿给你，供你参考。”
我说：“桑主任，那最好不过了，先谢谢你了。”
桑红说：“这算什么，只要老大姐能帮上忙的，你放心。邓处长，我没有想到，你原来是这样的年轻有为啊！”
我笑了笑说：“年轻还擦个边，有为就谈不上了。”
桑红说：“我总算知道邓处长为什么能这么年轻就处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因为你低调、谦逊啊！”
我说：“我们的工作可不如你们记者啊，你们是无冕之王、天马行空！”
桑红笑笑说：“要不，咱们换换？”
我们正在聊着，就从半开的房门中看到省民政厅的厅长王国梁从对出来了。
我就轻声对桑红说：“桑主任，王书记的办公室里没人了。”
桑红便起身又同我握了握手说：“邓处长，真的很感谢你。改天，我请你吃饭。”
我说：“好，好。”
桑红便昂昂然走到对门敲了敲房门就进去了，房门随之轻轻地关上了。
过了两天，这个桑红果然打电话约我吃饭。我没有太拒绝就接受了。桑红说开了一辆红色的跑车来省委机关接我，弄得我还真的有一点不好意思。
和桑红一道前来的还有一位漂亮的女士，经介绍原来是桑红的妹妹桑苗，桑苗现在是一家大型台资企业的总裁助理。
桑红一直把车开到了香格里拉大酒店里面，她对我说：“邓处长，这里的咖啡不错，咱们就先喝一点咖啡吧！”
我说好。
坐到二楼的咖啡厅，桑红就给我掏了一叠材料。我拿出了一篇桑红的文章，趁她姐俩商量点菜的时候，我便匆匆地看了一遍。
2008年的最后一天，田文华等4名原三鹿集团的高管走进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审判庭，接受法律的审判。此前，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已陆续出庭受审。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乳业巨头三鹿集团也在一片慨叹声中走向破产。
三聚氰胺，这个在半年前还鲜为人知的化工专业术语，如今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这样一种化工原料是如何被掺加到原奶中去的？如何进入到奶产品加工环节的？三鹿集团又是如何掩饰真相的？
利令智昏搞黑心“发明”，三聚氰胺制成“蛋白粉”。
河北省曲周县的张玉军在2007年7月前一直在当地从事养殖业。在养牛过程中，他经过多次试验，“发明”了将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按一定比例配制“蛋白粉”的方法，据称“能够提高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而且不易挥发，不易被检查出来”。
张玉军最初在本村自己的养牛场小批量配制。2007年11月，他前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党家庄，化名“张海涛”，以生产涂料粘合剂为名批量生产。他通过互联网联系订货，并从河南省濮阳市等地购进三聚氰胺，从济南市购进麦芽糊精，生产所谓的“蛋白粉”。
据张玉军在法庭上供述，往原奶中掺“蛋白粉”已是圈内人所共知的“秘密”，这样既可以增加原奶重量，又可以提高蛋白质含量，一举两得，所以很受一些奶站欢迎，市场销售的潜力巨大。“我之所以用假名生产，也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生产，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张玉军说。警方初步查明，从2007年9月到今年8月，张玉军总共生产“蛋白粉”600多吨，非法获利50多万元。
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在河北省正定县开工厂的高俊杰、薛建忠、肖玉、张彦军等人曾一度从张玉军处批发购买“蛋白粉”，再加价转售给一些奶站。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高俊杰、薛建忠等人从购买的“蛋白粉”中分析技术配方，开始自行研制并直接销售给一些奶站。一个较为完善的“蛋白粉”制售网络形成，高俊杰与妻子肖玉负责组织生产，薛建忠负责联系销售订货，张彦军负责生产技术，共生产“蛋白粉”200余吨。
三鹿集团一位质量检查员透露，过去奶站往原奶中为增加重量而兑水，后来随着收奶时检测日趋严格，一些不法奶站就开始追求“技术含量”，往原奶中掺加一些混合物以增加蛋白质含量，随着做这种事情的人越来越多，手段也越来越高明，三聚氰胺与麦芽糊精按一定比例配置的“蛋白粉”最为普遍。
疯狂添加“蛋白粉”，不合格原奶变“合格”。
据犯罪嫌疑人耿金平交待，2004年5月，他在河北省正定县投资建了一家挤奶厅，并与人合伙建了个奶牛养殖小区，养殖奶牛307头，向三鹿集团供应鲜奶。2007年底，他向三鹿销售的牛奶因检验不合格屡次被拒收。后来得知，向牛奶中掺加某种化工原料（三聚氰胺），能够增加蛋白质检测指标，可以蒙混过关。
2007年10月份，耿金平与他的司机耿金珠分别从正定县赵志超处及行唐县赵军花的化工剂门市部购买含有三聚氰胺的混合物（“蛋白粉”）28袋共计560公斤。自2007年10月至2008年8月，耿金平、耿金珠多次按每1000公斤原牛奶添加0.5公斤该混合物的比例，将“蛋白粉”约434公斤添加到其收购的90余万公斤原牛奶中，销售到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处，销售金额280余万元。
河北省鹿泉市大河镇一家奶牛养殖公司经理曾向警方供述，今年4月至8月，他先后购买三聚氰胺4大袋，交给工人多次掺杂在原奶中，供应给三鹿集团。据他讲，“因为我养有100多头新西兰奶牛，这种牛奶有异味，三鹿奶厂不收，听别人说加这种蛋白粉（三聚氰胺）能够去除异味，而且还可以增加奶里蛋白质含量。”
记者在三鹿集团采访中听到一位工作人员讲，他曾在农村调查过一户奶农，实际上家里没有几头奶牛，一天却能送来几吨奶，很快就发家致富了，邻居都知道这奶是掺了别的东西。还有一次，一位奶农把一车原奶送到奶站，检测发现蛋白质不合格，被退回了。过了两个小时，奶农又把奶拉回来了，再次检测竟然全部合格了。
明知奶粉有问题，三鹿仍肆意销售。
“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全国原奶供应出现严重紧张。企业还是能收到足够的原奶供给生产。大家都知道他们一定添加了不该加的东西，但还是默认了，因为确实也符合检测标准。”三鹿集团奶粉事业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据三鹿集团重大食品事故专案组介绍，根据三鹿集团有关负责人供述，2007年9、10月份，正值原奶市场淡季，各有关企业为争夺奶源，原奶收购价格一度攀升到每公斤3．6元。当原奶价格涨到每公斤3元时，三鹿集团不再提高收购价格，向其供奶的场（站）主要求涨价。三鹿高管中有人提出，为保障奶源，是否允许在原奶中加水。最后高层要求：加水后奶的含氮量不能降低，授意三鹿的一些奶牛养殖场在原奶中加水，但要保证每百克牛奶蛋白含量不低于2．8克。
2007年12月以来，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2008年5月17日三鹿集团客户服务部书面向董事长田文华等集团领导班子成员通报此类投诉的有关情况。5月27日，三鹿集团召开领导班子会议，通报了投诉情况，决定调查原因，协调媒体，安抚患者。7月份，三鹿集团将其生产的16批次婴幼儿系列奶粉送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发现其中含三聚氰胺。
2008年8月1日，田文华召开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进行商议，会议决定：一要保密，二要封存库存的奶粉，但没有要求停止奶粉的生产、销售。8月13日三鹿集团再次召开经营班子扩大会，会议决定：库存产品中三聚氰胺含量在每千克10毫克以下的可以出厂销售，三聚氰胺含量在每千克10毫克以上的暂时封存，调集三聚氰胺含量每千克20毫克左右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并逐步将含三聚氰胺的产品通过调换撤出市场。9月12日，三鹿集团被政府勒令停止生产和销售。
潜规则害人害已，打破坚冰需共同努力。
记者在采访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含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的生产者，还是往原奶中掺加“蛋白粉”的奶农，还是三鹿集团，都知道三聚氰胺是有害物质，但却依然我行我素，理由竟然也惊人相似：大家都在这么做。
“蛋白粉”生产者张玉军说他周围的很多人都生产这种东西。奶站负责人耿金平说他知道很多奶站、奶厅都掺含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甚至许多业内人士说这是乳品行业的“潜规则”，大多都掺了不该掺的东西。
明明是一件坏事，做的人多了，似乎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中的很多被告人，都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喝三鹿奶制品，更像是一幕无奈的讽刺剧。如果按照这种思路联想下去，在我们的日常其他食品中，是否也有那些业界默认的“四聚氰胺”“五聚氰胺”存在？而之前，苏丹红鸭蛋等食品安全风波早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也许还有很多业界潜规则的坚冰需要打破，这种打破要靠企业的自律，要靠政府的监管，更要靠全社会民众的努力。
奶业巨头倒下的警示：害人终害己。
12月31日，原三鹿集团四名高管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他们分别被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罪名提起公诉。这四人分别是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王玉良、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杭志奇、原三鹿集团原奶事业部经理吴聚生。等待他们的，是高悬的法律利剑和道德谴责。到场的各路媒体记者、问题奶粉患儿亲属、律师等，都以复杂的心态静候2008年最后一天的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审判。
“问题奶粉事件，只有输家，没有赢家。”来自三鹿奶源基地县的一名奶农说，三聚氰胺不仅仅使三鹿集团这个奶业巨头破了产，也使多数奶农身受其害，害人终害己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认为，应当对那些制作、销售和使用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物质的不法商贩施以重刑，绝不能姑息迁就。来自湖南的一名结石患儿父亲周静无奈地站在法院大门口，他告诉记者，相信法律会依法审判，给全国几十万名患儿一个满意的答复，并使他们获得合理的赔偿。
在三鹿集团总部，高大的牌子依然耸立，不少原三鹿员工现在怀着复杂的心情，有些人提起问题奶粉事件甚至眼圈发红，唏嘘不已。许多人是吃着三鹿奶制品长大的，说起三鹿时依然充满深情：经历了50多年的打拼，三鹿成长为一个知名品牌，却因为三聚氰胺轰然倒下。充分说明企业应当更多的考虑社会责任，绝不能仅仅唯利是图。
三鹿，究竟“鹿死谁手”？这一段时间，经历了太多失落的三鹿人，可能会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苦苦反思。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教训有多惨痛，启示就有多深远，为建设有良知、负责任、管理规范的现代企业提供了许多的反面教材。
桑红见我还在看手里的报纸，就笑道，邓处长，这么敬业，我们两位女士可都饿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桑主任，你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未完待续）
关于奶粉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还没有整理完，这时，我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
抬头一看，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对挺出老远的乳峰。原来，进来的是一个极为丰满的女人，我看了看，并不认识。
丰满女人对我笑了笑说：“邓处长，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啊。我是省报的记者桑红！”
我起身同她握手，感到这个女人的手是柔弱无骨，又酥又软。我忙应道：“噢，原来是桑主任。你好，王书记办会室里现在还有人，你先坐吧。”
这个桑红早几天曾与我约过，说她已经与王书记电话联系过了，说她今天要来见一见王书记。
现在的记者，特别是女记者，尤其是那些丰满的女记者，可真是敢闯，啥人都敢见，啥场合都敢参与。这不知道这个桑红有什么背景，这一次竟要见我们的王书记，我只知道他是省报驻山阳记者站的站长。有些事情，我也不便多问，只要王书记愿意见就行。
我给她泡了一杯碧螺春，桑红连说谢谢，谢谢。她见我正在整理三鹿奶粉的材料。就对我说：“邓处长，其实咱们省也发现了受害的婴幼儿。我也做过专门的采访。随后，我把我采访的一些材料也拿给你，供你参考。”
我说：“桑主任，那最好不过了，先谢谢你了。”
桑红说：“这算什么，只要老大姐能帮上忙的，你放心。邓处长，我没有想到，你原来是这样的年轻有为啊！”
我笑了笑说：“年轻还擦个边，有为就谈不上了。”
桑红说：“我总算知道邓处长为什么能这么年轻就处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因为你低调、谦逊啊！”
我说：“我们的工作可不如你们记者啊，你们是无冕之王、天马行空！”
桑红笑笑说：“要不，咱们换换？”
我们正在聊着，就从半开的房门中看到省民政厅的厅长王国梁从对出来了。
我就轻声对桑红说：“桑主任，王书记的办公室里没人了。”
桑红便起身又同我握了握手说：“邓处长，真的很感谢你。改天，我请你吃饭。”
我说：“好，好。”
桑红便昂昂然走到对门敲了敲房门就进去了，房门随之轻轻地关上了。
过了两天，这个桑红果然打电话约我吃饭。我没有太拒绝就接受了。桑红说开了一辆红色的跑车来省委机关接我，弄得我还真的有一点不好意思。
和桑红一道前来的还有一位漂亮的女士，经介绍原来是桑红的妹妹桑苗，桑苗现在是一家大型台资企业的总裁助理。
桑红一直把车开到了香格里拉大酒店里面，她对我说：“邓处长，这里的咖啡不错，咱们就先喝一点咖啡吧！”
我说好。
坐到二楼的咖啡厅，桑红就给我掏了一叠材料。我拿出了一篇桑红的文章，趁她姐俩商量点菜的时候，我便匆匆地看了一遍。
2008年的最后一天，田文华等4名原三鹿集团的高管走进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审判庭，接受法律的审判。此前，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已陆续出庭受审。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乳业巨头三鹿集团也在一片慨叹声中走向破产。
三聚氰胺，这个在半年前还鲜为人知的化工专业术语，如今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这样一种化工原料是如何被掺加到原奶中去的？如何进入到奶产品加工环节的？三鹿集团又是如何掩饰真相的？
利令智昏搞黑心“发明”，三聚氰胺制成“蛋白粉”。
河北省曲周县的张玉军在2007年7月前一直在当地从事养殖业。在养牛过程中，他经过多次试验，“发明”了将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按一定比例配制“蛋白粉”的方法，据称“能够提高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而且不易挥发，不易被检查出来”。
张玉军最初在本村自己的养牛场小批量配制。2007年11月，他前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党家庄，化名“张海涛”，以生产涂料粘合剂为名批量生产。他通过互联网联系订货，并从河南省濮阳市等地购进三聚氰胺，从济南市购进麦芽糊精，生产所谓的“蛋白粉”。
据张玉军在法庭上供述，往原奶中掺“蛋白粉”已是圈内人所共知的“秘密”，这样既可以增加原奶重量，又可以提高蛋白质含量，一举两得，所以很受一些奶站欢迎，市场销售的潜力巨大。“我之所以用假名生产，也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生产，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张玉军说。警方初步查明，从2007年9月到今年8月，张玉军总共生产“蛋白粉”600多吨，非法获利50多万元。
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在河北省正定县开工厂的高俊杰、薛建忠、肖玉、张彦军等人曾一度从张玉军处批发购买“蛋白粉”，再加价转售给一些奶站。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高俊杰、薛建忠等人从购买的“蛋白粉”中分析技术配方，开始自行研制并直接销售给一些奶站。一个较为完善的“蛋白粉”制售网络形成，高俊杰与妻子肖玉负责组织生产，薛建忠负责联系销售订货，张彦军负责生产技术，共生产“蛋白粉”200余吨。
三鹿集团一位质量检查员透露，过去奶站往原奶中为增加重量而兑水，后来随着收奶时检测日趋严格，一些不法奶站就开始追求“技术含量”，往原奶中掺加一些混合物以增加蛋白质含量，随着做这种事情的人越来越多，手段也越来越高明，三聚氰胺与麦芽糊精按一定比例配置的“蛋白粉”最为普遍。
疯狂添加“蛋白粉”，不合格原奶变“合格”。
据犯罪嫌疑人耿金平交待，2004年5月，他在河北省正定县投资建了一家挤奶厅，并与人合伙建了个奶牛养殖小区，养殖奶牛307头，向三鹿集团供应鲜奶。2007年底，他向三鹿销售的牛奶因检验不合格屡次被拒收。后来得知，向牛奶中掺加某种化工原料（三聚氰胺），能够增加蛋白质检测指标，可以蒙混过关。
2007年10月份，耿金平与他的司机耿金珠分别从正定县赵志超处及行唐县赵军花的化工剂门市部购买含有三聚氰胺的混合物（“蛋白粉”）28袋共计560公斤。自2007年10月至2008年8月，耿金平、耿金珠多次按每1000公斤原牛奶添加0.5公斤该混合物的比例，将“蛋白粉”约434公斤添加到其收购的90余万公斤原牛奶中，销售到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处，销售金额280余万元。
河北省鹿泉市大河镇一家奶牛养殖公司经理曾向警方供述，今年4月至8月，他先后购买三聚氰胺4大袋，交给工人多次掺杂在原奶中，供应给三鹿集团。据他讲，“因为我养有100多头新西兰奶牛，这种牛奶有异味，三鹿奶厂不收，听别人说加这种蛋白粉（三聚氰胺）能够去除异味，而且还可以增加奶里蛋白质含量。”
记者在三鹿集团采访中听到一位工作人员讲，他曾在农村调查过一户奶农，实际上家里没有几头奶牛，一天却能送来几吨奶，很快就发家致富了，邻居都知道这奶是掺了别的东西。还有一次，一位奶农把一车原奶送到奶站，检测发现蛋白质不合格，被退回了。过了两个小时，奶农又把奶拉回来了，再次检测竟然全部合格了。
明知奶粉有问题，三鹿仍肆意销售。
“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全国原奶供应出现严重紧张。企业还是能收到足够的原奶供给生产。大家都知道他们一定添加了不该加的东西，但还是默认了，因为确实也符合检测标准。”三鹿集团奶粉事业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据三鹿集团重大食品事故专案组介绍，根据三鹿集团有关负责人供述，2007年9、10月份，正值原奶市场淡季，各有关企业为争夺奶源，原奶收购价格一度攀升到每公斤3．6元。当原奶价格涨到每公斤3元时，三鹿集团不再提高收购价格，向其供奶的场（站）主要求涨价。三鹿高管中有人提出，为保障奶源，是否允许在原奶中加水。最后高层要求：加水后奶的含氮量不能降低，授意三鹿的一些奶牛养殖场在原奶中加水，但要保证每百克牛奶蛋白含量不低于2．8克。
2007年12月以来，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2008年5月17日三鹿集团客户服务部书面向董事长田文华等集团领导班子成员通报此类投诉的有关情况。5月27日，三鹿集团召开领导班子会议，通报了投诉情况，决定调查原因，协调媒体，安抚患者。7月份，三鹿集团将其生产的16批次婴幼儿系列奶粉送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发现其中含三聚氰胺。
2008年8月1日，田文华召开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进行商议，会议决定：一要保密，二要封存库存的奶粉，但没有要求停止奶粉的生产、销售。8月13日三鹿集团再次召开经营班子扩大会，会议决定：库存产品中三聚氰胺含量在每千克10毫克以下的可以出厂销售，三聚氰胺含量在每千克10毫克以上的暂时封存，调集三聚氰胺含量每千克20毫克左右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并逐步将含三聚氰胺的产品通过调换撤出市场。9月12日，三鹿集团被政府勒令停止生产和销售。
潜规则害人害已，打破坚冰需共同努力。
记者在采访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含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的生产者，还是往原奶中掺加“蛋白粉”的奶农，还是三鹿集团，都知道三聚氰胺是有害物质，但却依然我行我素，理由竟然也惊人相似：大家都在这么做。
“蛋白粉”生产者张玉军说他周围的很多人都生产这种东西。奶站负责人耿金平说他知道很多奶站、奶厅都掺含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甚至许多业内人士说这是乳品行业的“潜规则”，大多都掺了不该掺的东西。
明明是一件坏事，做的人多了，似乎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中的很多被告人，都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喝三鹿奶制品，更像是一幕无奈的讽刺剧。如果按照这种思路联想下去，在我们的日常其他食品中，是否也有那些业界默认的“四聚氰胺”“五聚氰胺”存在？而之前，苏丹红鸭蛋等食品安全风波早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也许还有很多业界潜规则的坚冰需要打破，这种打破要靠企业的自律，要靠政府的监管，更要靠全社会民众的努力。
奶业巨头倒下的警示：害人终害己。
12月31日，原三鹿集团四名高管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他们分别被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罪名提起公诉。这四人分别是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王玉良、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杭志奇、原三鹿集团原奶事业部经理吴聚生。等待他们的，是高悬的法律利剑和道德谴责。到场的各路媒体记者、问题奶粉患儿亲属、律师等，都以复杂的心态静候2008年最后一天的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审判。
“问题奶粉事件，只有输家，没有赢家。”来自三鹿奶源基地县的一名奶农说，三聚氰胺不仅仅使三鹿集团这个奶业巨头破了产，也使多数奶农身受其害，害人终害己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认为，应当对那些制作、销售和使用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物质的不法商贩施以重刑，绝不能姑息迁就。来自湖南的一名结石患儿父亲周静无奈地站在法院大门口，他告诉记者，相信法律会依法审判，给全国几十万名患儿一个满意的答复，并使他们获得合理的赔偿。
在三鹿集团总部，高大的牌子依然耸立，不少原三鹿员工现在怀着复杂的心情，有些人提起问题奶粉事件甚至眼圈发红，唏嘘不已。许多人是吃着三鹿奶制品长大的，说起三鹿时依然充满深情：经历了50多年的打拼，三鹿成长为一个知名品牌，却因为三聚氰胺轰然倒下。充分说明企业应当更多的考虑社会责任，绝不能仅仅唯利是图。
三鹿，究竟“鹿死谁手”？这一段时间，经历了太多失落的三鹿人，可能会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苦苦反思。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教训有多惨痛，启示就有多深远，为建设有良知、负责任、管理规范的现代企业提供了许多的反面教材。
桑红见我还在看手里的报纸，就笑道，邓处长，这么敬业，我们两位女士可都饿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桑主任，你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