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1章 书记与书记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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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县委书记宋长江听了吴在然对山东寿光原县委书记王伯祥的介绍后，决定亲自到潍坊去见一见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老县委书记。到山东以后，宋长江并没有急于去见王伯祥，他先到寿光市四处转了转，果然感到了这个地方升腾着的勃勃生机。
一些商店的名字还叫作“伯祥”，这让宋长江感到了王伯祥在老百姓心头的份量。
听说是K省东阳县的县委书记宋长江要来看自己，王伯祥也很高兴。关于宋长江的传奇经历，他也有些耳闻。直接从乡镇党委书记提任为县委书记，在整个中国都不多见。
两个人在潍坊王伯祥那简朴的家里，聊了起来。一个像是哥哥，一个像是弟弟，很快感情上就没了距离。
宋长江（以下简称宋）：老书记，你这一生可是什么都经历过啊！
王伯祥（以下简称王）：是啊，吃不上饭，政治风波，什么都搞平均化，那研究原子弹的，和家里养只大公鸡的，赚的一样多，那不行。我看到的世界上搞平均化、吃大锅饭的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以色列的一小部分人，一个是加拿大的边缘地区。以色列的“基普兹”（集体农庄）里，人们干完活就吃饭，吃完饭就干活，根据你的年龄，给你补助两个钱。你比较年轻给你补助10块20块，年龄比较大了给你补助40块50块，就是个零花钱儿。
我曾到过那里考察，当地的市长陪着吃饭。他说这种办法没有生命力呀。大家都不愿意在里面干了。在“基普兹”里干了几十年，连部车子都买不上，在外头公司里干上两三年，就能买一部车子。他说，这种形式已经不适应时代了，逐步就萎缩了。
再一个是加拿大的边缘地区，有些地方有这么一种宗教信仰式的意思。也是几百口子人，在一块儿，吃饭干活，干活吃饭。咱那时候还有个工分，他们连工分都没有。
宋：咱跟这两个地方不同之处在于，咱是穷，还搞这个。人家是锅里有啊！
王：是啊。社会分配非常平均，人们没有意见，但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对。但是贫富差距太大的话，社会就不稳定了。现在要找这么一个平衡点，既要有动力，贫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研究这个事儿，这就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宋：拉开距离是为了提高人的积极性。
王：对。北欧国家像挪威、丹麦、瑞典、芬兰，社会福利很高，但是国家有点死气沉沉。你有本事你干工厂了，你赚来的60%、50%要交给国家。国家把这些钱用来照顾弱势群体了。所以他们有种什么感觉呢？干和不干没多大区别，所以干的积极性也不高。
宋：我来这里以前，也看了一些材料。上个世纪80年代，你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有体会。用你的话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得研究让谁赚钱的问题，让多数人赚钱，让老百姓赚钱，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要不然就跟人家一样了。
寿光那时候发展，南部适宜种菜，就给南部的菜农建一个大市场；中部适宜种棉，中部的农民改碱种棉；北部靠海适宜晒盐、养虾，就发动全县人民建拦潮大坝，帮这里的农民发展晒盐和水产养殖。全县所有的农民发财的路子都给你们盘算到了，让你们有活干、有钱赚，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
王：你说的这个事儿，很准确。
宋：我是从你那儿受的启发，得出的总结。
王：你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懂什么经济学。咱就一个想法，就是怎样让全县100万人尽快富起来，多挣钱。叫我干县委书记嘛，我就是一心一意地打谱儿，怎样让全县100万人尽快富起来。不光老百姓要富，县里也要富；所以寿光的特点，就是非常均衡地富。工人富，农民也富。老百姓富，县里也富。
富到什么程度啊？有的村一个胡同里一年就可以买五六辆小轿车。
宋：我前几天先到了寿光，在大街上一走，你看这个马路，你看这个房子，你看人们的这个穿戴和精神面貌，这个感觉呀热气腾腾！充满了希望！
但是另外一些地方，原先不错的，现在却就衰败了。所以我感觉，你那时候啊是个机遇。
王：对！是个机遇。
宋：这个机遇你抓住了就抓住了，一个地方起来就起来了。
王：那个时候正是三中全会开了之后，全国都提倡挣钱，让老百姓快富，怎么样搞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把资源优势变成市场优势。你说得太对了，咱就是抓住那个机遇了。
宋：盼望这个机会，机会来了。寿光成功，它的因素在哪里？你想这个事了吧？
王：（沉默一会儿）想这个事了。
宋：我的看法，因为有一个好书记，有这么一批和你有共同想法的共产党人，这里头包括你的副手，包括王乐义，包括晨鸣造纸厂那帮人。
王：这个很对。
宋：就是现在，听老百姓说起寿北开发的事，我仍很感动。你在窝棚里住了43天呀。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村支部书记们自己开会，县里遇到困难了，我们怎么办？很多村主动成立了突击队。
王：对啊，那时候非常维护我们。
宋：有这么个机会，还得有那帮子人啊。
王：我当时在寿光培养了三个典型。这三个典型啊，以后基本上都变成了全国的典型。一个王乐义，种蔬菜就是他带起的头，这是全国的典型。第二个是晨鸣，这是全国造纸行业的排头兵、龙头老大啊。当时是一个小厂子，眼看快倒闭了，是我把陈永兴弄去的。他当时已经53了。我和这个人比较熟悉，我感到他有本事。他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全国第一了。
宋：晨鸣现在可是现代化企业啊！了不得！
王：还有一个典型，是寿光大学，现在叫潍坊科技学院，有本科了。县一级办本科大学这是全国少有的！它的基础就是一个职业中专，最初是王焕新同志在那搞的。当时发扬南泥湾精神，自个挣钱，自个办学校。发展了那么十年八年的，成了成人中专，在全国挂上号了。后来崔效杰又发展成大学。现在这个大学啊，学生大概得上万了吧。
宋：县里办大学很少啊。
王：当时咱就是为了把县里的农业搞上去，老百姓多挣钱；就是为了把县里的工业搞上去，县里多点财政收入；就是为了把县里的教育搞上去，培养下一代。就抓了这三个典型。
宋：老书记，你抓了这三个典型，就等于抓了寿光的一切。强县、富民、民智。另外，这些典型意义也不止于寿光。说大棚菜吧，好像是寿光建了市场，搞了大棚菜，寿光得利，发展了寿光。它实际是发展了全国。你坐火车一路走过去，窗外一片大棚。
王：对啊，这三个典型都不光是寿光的，是全国的。
宋：这正应了中央领导的话：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你寿光把自己的事办好了，这对全国就是大贡献。
王：就说这个造纸厂吧，我把老陈送去以后，跟他说，我让你来干造纸厂，至于你用谁来干你造纸厂的事，我都不管，你说了算。当时，这也是很大的思想解放。当时，别看厂子小，县委组织部对厂里的副手、中层，都管着。我说，我一切都不管，头三年我给你免税，你就把这个企业搞活起来。我跟他说，你还有个任务，就是隔上一个月两个月，把全县的厂长叫到你这来吃顿饭，给他们鼓鼓劲儿。你年龄大，厂子搞得又好，大家都佩服你。你替县委做做工作。
他那里有个饭店，那时候县里饭店还很少。二三十个厂长上他那去了，喝点酒，拉拉呱。我说我做不通的工作，你说就方便了。他替县委做了不少的事啊。那些企业都跟着他学，他对全县的工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这让我想到了袁隆平。
王：哎，你说到这个了。网上一个外国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国对世界农业有两大贡献，一个是水稻杂交，一个就是温室大棚。这个温室大棚，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北方，已经完全推开了。
宋：这是一场革命啊。袁隆平解决的是粮食啊，温室大棚解决的是菜。
王：不光是菜啊。种果树，养殖也可以啊。
宋：哈哈，农民呀，只要你给他这个条件了，真聪明。你现在再去看看那个蔬菜节，那些高科技，新品种，那是国际化的，真了不起。
王：现在世界上有的蔬菜品种，寿光都有吧。
宋：我在这琢磨这个事。这个农民，过去，只改变了生产方式，就出了那么多农民专家。搞蔬菜种子的，上日本讲学的，真聪明。
王：寿光人思想解放得比较早啊，在面上还没有解冻的时候，寿光人为了蔬菜，走南闯北，出国的都有了。
宋：你当寿光的县委书记，后来当潍坊市的副市长、市长，但是我觉得你最辉煌的时候还是在寿光当县委书记。我在想这个事，想你，想王乐义，想晨鸣的陈永兴，还有其他那些典型。作为共产党人，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安排一个岗位，为老百姓办事儿，把事儿办漂亮了，是很得意的。不管是当县委书记、市长、村支书。我觉得你在寿光干县委书记是你最累的时候，也是你最得意的时候。
王：寿光人富了，咱也有个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了。
宋：寿光成功，我觉得，首先有那么一帮人和你一起干；再就是你培养的典型，三个人带头三个行业；还有第三条，发挥了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你说的，你就这么办了。在有的国家不是说到就能办到的呀。还有第四条，你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铺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你的后任没有变。这也很重要。
王：寿光的蔬菜发展已经成规模了，谁要是想把这事扑啦了，不那么容易。
宋：你搞好了，搞得很有成效，扑啦不了。
王：你说的这个共产党有政治优势这一条，也是比较准确。发挥政治优势，我觉得有两条。一个是得以身作则，你要让别人正，自己得先正。你自个正了，再去用人，用跟你想法一致一心为公的人。
宋：把这一档子人用起来，正气就起来了。
王：过去咱们用人，就看谁干这个事最合适，谁就干这个事。
宋：有人说一心为公是不可能的，但你履行那个岗位责任的时候，必须一心为公。
王：我不管什么关系的人，我不管你对我孬好，你懂市场经济，我就用你。再一个，共产党人不能搞特殊化。
宋：不搞特殊，你威信就高，老百姓越听你的。
王：我那时候搞寿北开发，在工棚里住了43天也没回来。我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也没有一个敢回来的，支部书记也都在那住，如果我不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就走了，支部书记也就不在那住了，支部书记一走，民工怎么干就不知道了。你就搞不成了。
宋：是啊。这政治优势是带头才有优势，廉洁才有优势，公正才有优势。
王：那时候空气非常正啊，一家人一个劲往上干啊。要不然为什么一搞蔬菜大棚，全县6000多个，一下就弄起来呀？
宋：我有一个假设，如果是晚5年，同样搞蔬菜大棚，同样搞市场，能行吗？
王：不行！
宋：这就是个机遇问题。
王：搞早了，没那个机会，搞晚了，绝对不会在你寿光形成个大市场。甭说晚上5年，晚上1年2年，或者抓得不紧，这个市场，就让别处弄去了。那个时候人家别的县不是不想弄啊。
宋：一个市场是这样，一个县是这样，一个国家是不是也这样？中国如果不是1978年12月18号开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大包干，起来的很可能不是中国。
王：是啊，是这个事儿。这有个什么基础呢，家庭联产承包是个基础啊。没有这个制度的基础，形不成市场，形不成蔬菜优势。
宋：寿光这些发展前提只有一个，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大包干。
王：那当然！没有这个，什么都免谈。
宋：这三十年过来了，回头一看，邓小平确实伟大。
王：这是当然。
宋：我觉得中国能解决农村问题，解决全国人的吃饭问题，了不起！
王：是。
宋：上边看得清楚，以经济为中心，搞大包干。底下一帮共产党人，为老百姓干实事的共产党人，才能有所作为。所以说啊，你最痛快的，也是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寿光那一段。
王：在寿光干县委书记，是最能体现我人生价值的一段。
宋长江后来又接着说：“老书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王伯祥说：“咱们这些人还客气什么？”
宋长江问：“老书记记，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最想嘱托我的是什么？”
王伯祥想了想说：“老弟，你既然这样虚心，我就说几句吧。第一，你要分外珍惜县委书记这个岗位，要干出几样实事、大事来。也许很多人更看重级别，比如市级、省级，但我认为，一个县委书记最能发挥一个人的聪明才知。最容易将自己的理想书写在宽广的大地上。第二，只要是为老百姓着想，那就什么也不用怕。你已经是县委书记了，还怕什么？就是不再被提拔，只要咱为老百姓干出了几样好事、大事、实事，这一辈子就可以无憾了！第三，要敢于用人，用想干事、会干事的人。人用对了，你的工作就变得轻松了。”
宋长江激动地说：“好好，老书记，你说的这三点可是真经啊！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更有数了。”（未完待续）
东阳县委书记宋长江听了吴在然对山东寿光原县委书记王伯祥的介绍后，决定亲自到潍坊去见一见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老县委书记。到山东以后，宋长江并没有急于去见王伯祥，他先到寿光市四处转了转，果然感到了这个地方升腾着的勃勃生机。
一些商店的名字还叫作“伯祥”，这让宋长江感到了王伯祥在老百姓心头的份量。
听说是K省东阳县的县委书记宋长江要来看自己，王伯祥也很高兴。关于宋长江的传奇经历，他也有些耳闻。直接从乡镇党委书记提任为县委书记，在整个中国都不多见。
两个人在潍坊王伯祥那简朴的家里，聊了起来。一个像是哥哥，一个像是弟弟，很快感情上就没了距离。
宋长江（以下简称宋）：老书记，你这一生可是什么都经历过啊！
王伯祥（以下简称王）：是啊，吃不上饭，政治风波，什么都搞平均化，那研究原子弹的，和家里养只大公鸡的，赚的一样多，那不行。我看到的世界上搞平均化、吃大锅饭的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以色列的一小部分人，一个是加拿大的边缘地区。以色列的“基普兹”（集体农庄）里，人们干完活就吃饭，吃完饭就干活，根据你的年龄，给你补助两个钱。你比较年轻给你补助10块20块，年龄比较大了给你补助40块50块，就是个零花钱儿。
我曾到过那里考察，当地的市长陪着吃饭。他说这种办法没有生命力呀。大家都不愿意在里面干了。在“基普兹”里干了几十年，连部车子都买不上，在外头公司里干上两三年，就能买一部车子。他说，这种形式已经不适应时代了，逐步就萎缩了。
再一个是加拿大的边缘地区，有些地方有这么一种宗教信仰式的意思。也是几百口子人，在一块儿，吃饭干活，干活吃饭。咱那时候还有个工分，他们连工分都没有。
宋：咱跟这两个地方不同之处在于，咱是穷，还搞这个。人家是锅里有啊！
王：是啊。社会分配非常平均，人们没有意见，但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对。但是贫富差距太大的话，社会就不稳定了。现在要找这么一个平衡点，既要有动力，贫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研究这个事儿，这就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宋：拉开距离是为了提高人的积极性。
王：对。北欧国家像挪威、丹麦、瑞典、芬兰，社会福利很高，但是国家有点死气沉沉。你有本事你干工厂了，你赚来的60%、50%要交给国家。国家把这些钱用来照顾弱势群体了。所以他们有种什么感觉呢？干和不干没多大区别，所以干的积极性也不高。
宋：我来这里以前，也看了一些材料。上个世纪80年代，你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有体会。用你的话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得研究让谁赚钱的问题，让多数人赚钱，让老百姓赚钱，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要不然就跟人家一样了。
寿光那时候发展，南部适宜种菜，就给南部的菜农建一个大市场；中部适宜种棉，中部的农民改碱种棉；北部靠海适宜晒盐、养虾，就发动全县人民建拦潮大坝，帮这里的农民发展晒盐和水产养殖。全县所有的农民发财的路子都给你们盘算到了，让你们有活干、有钱赚，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
王：你说的这个事儿，很准确。
宋：我是从你那儿受的启发，得出的总结。
王：你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懂什么经济学。咱就一个想法，就是怎样让全县100万人尽快富起来，多挣钱。叫我干县委书记嘛，我就是一心一意地打谱儿，怎样让全县100万人尽快富起来。不光老百姓要富，县里也要富；所以寿光的特点，就是非常均衡地富。工人富，农民也富。老百姓富，县里也富。
富到什么程度啊？有的村一个胡同里一年就可以买五六辆小轿车。
宋：我前几天先到了寿光，在大街上一走，你看这个马路，你看这个房子，你看人们的这个穿戴和精神面貌，这个感觉呀热气腾腾！充满了希望！
但是另外一些地方，原先不错的，现在却就衰败了。所以我感觉，你那时候啊是个机遇。
王：对！是个机遇。
宋：这个机遇你抓住了就抓住了，一个地方起来就起来了。
王：那个时候正是三中全会开了之后，全国都提倡挣钱，让老百姓快富，怎么样搞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把资源优势变成市场优势。你说得太对了，咱就是抓住那个机遇了。
宋：盼望这个机会，机会来了。寿光成功，它的因素在哪里？你想这个事了吧？
王：（沉默一会儿）想这个事了。
宋：我的看法，因为有一个好书记，有这么一批和你有共同想法的共产党人，这里头包括你的副手，包括王乐义，包括晨鸣造纸厂那帮人。
王：这个很对。
宋：就是现在，听老百姓说起寿北开发的事，我仍很感动。你在窝棚里住了43天呀。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村支部书记们自己开会，县里遇到困难了，我们怎么办？很多村主动成立了突击队。
王：对啊，那时候非常维护我们。
宋：有这么个机会，还得有那帮子人啊。
王：我当时在寿光培养了三个典型。这三个典型啊，以后基本上都变成了全国的典型。一个王乐义，种蔬菜就是他带起的头，这是全国的典型。第二个是晨鸣，这是全国造纸行业的排头兵、龙头老大啊。当时是一个小厂子，眼看快倒闭了，是我把陈永兴弄去的。他当时已经53了。我和这个人比较熟悉，我感到他有本事。他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全国第一了。
宋：晨鸣现在可是现代化企业啊！了不得！
王：还有一个典型，是寿光大学，现在叫潍坊科技学院，有本科了。县一级办本科大学这是全国少有的！它的基础就是一个职业中专，最初是王焕新同志在那搞的。当时发扬南泥湾精神，自个挣钱，自个办学校。发展了那么十年八年的，成了成人中专，在全国挂上号了。后来崔效杰又发展成大学。现在这个大学啊，学生大概得上万了吧。
宋：县里办大学很少啊。
王：当时咱就是为了把县里的农业搞上去，老百姓多挣钱；就是为了把县里的工业搞上去，县里多点财政收入；就是为了把县里的教育搞上去，培养下一代。就抓了这三个典型。
宋：老书记，你抓了这三个典型，就等于抓了寿光的一切。强县、富民、民智。另外，这些典型意义也不止于寿光。说大棚菜吧，好像是寿光建了市场，搞了大棚菜，寿光得利，发展了寿光。它实际是发展了全国。你坐火车一路走过去，窗外一片大棚。
王：对啊，这三个典型都不光是寿光的，是全国的。
宋：这正应了中央领导的话：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你寿光把自己的事办好了，这对全国就是大贡献。
王：就说这个造纸厂吧，我把老陈送去以后，跟他说，我让你来干造纸厂，至于你用谁来干你造纸厂的事，我都不管，你说了算。当时，这也是很大的思想解放。当时，别看厂子小，县委组织部对厂里的副手、中层，都管着。我说，我一切都不管，头三年我给你免税，你就把这个企业搞活起来。我跟他说，你还有个任务，就是隔上一个月两个月，把全县的厂长叫到你这来吃顿饭，给他们鼓鼓劲儿。你年龄大，厂子搞得又好，大家都佩服你。你替县委做做工作。
他那里有个饭店，那时候县里饭店还很少。二三十个厂长上他那去了，喝点酒，拉拉呱。我说我做不通的工作，你说就方便了。他替县委做了不少的事啊。那些企业都跟着他学，他对全县的工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这让我想到了袁隆平。
王：哎，你说到这个了。网上一个外国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国对世界农业有两大贡献，一个是水稻杂交，一个就是温室大棚。这个温室大棚，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北方，已经完全推开了。
宋：这是一场革命啊。袁隆平解决的是粮食啊，温室大棚解决的是菜。
王：不光是菜啊。种果树，养殖也可以啊。
宋：哈哈，农民呀，只要你给他这个条件了，真聪明。你现在再去看看那个蔬菜节，那些高科技，新品种，那是国际化的，真了不起。
王：现在世界上有的蔬菜品种，寿光都有吧。
宋：我在这琢磨这个事。这个农民，过去，只改变了生产方式，就出了那么多农民专家。搞蔬菜种子的，上日本讲学的，真聪明。
王：寿光人思想解放得比较早啊，在面上还没有解冻的时候，寿光人为了蔬菜，走南闯北，出国的都有了。
宋：你当寿光的县委书记，后来当潍坊市的副市长、市长，但是我觉得你最辉煌的时候还是在寿光当县委书记。我在想这个事，想你，想王乐义，想晨鸣的陈永兴，还有其他那些典型。作为共产党人，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安排一个岗位，为老百姓办事儿，把事儿办漂亮了，是很得意的。不管是当县委书记、市长、村支书。我觉得你在寿光干县委书记是你最累的时候，也是你最得意的时候。
王：寿光人富了，咱也有个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了。
宋：寿光成功，我觉得，首先有那么一帮人和你一起干；再就是你培养的典型，三个人带头三个行业；还有第三条，发挥了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你说的，你就这么办了。在有的国家不是说到就能办到的呀。还有第四条，你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铺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你的后任没有变。这也很重要。
王：寿光的蔬菜发展已经成规模了，谁要是想把这事扑啦了，不那么容易。
宋：你搞好了，搞得很有成效，扑啦不了。
王：你说的这个共产党有政治优势这一条，也是比较准确。发挥政治优势，我觉得有两条。一个是得以身作则，你要让别人正，自己得先正。你自个正了，再去用人，用跟你想法一致一心为公的人。
宋：把这一档子人用起来，正气就起来了。
王：过去咱们用人，就看谁干这个事最合适，谁就干这个事。
宋：有人说一心为公是不可能的，但你履行那个岗位责任的时候，必须一心为公。
王：我不管什么关系的人，我不管你对我孬好，你懂市场经济，我就用你。再一个，共产党人不能搞特殊化。
宋：不搞特殊，你威信就高，老百姓越听你的。
王：我那时候搞寿北开发，在工棚里住了43天也没回来。我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也没有一个敢回来的，支部书记也都在那住，如果我不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就走了，支部书记也就不在那住了，支部书记一走，民工怎么干就不知道了。你就搞不成了。
宋：是啊。这政治优势是带头才有优势，廉洁才有优势，公正才有优势。
王：那时候空气非常正啊，一家人一个劲往上干啊。要不然为什么一搞蔬菜大棚，全县6000多个，一下就弄起来呀？
宋：我有一个假设，如果是晚5年，同样搞蔬菜大棚，同样搞市场，能行吗？
王：不行！
宋：这就是个机遇问题。
王：搞早了，没那个机会，搞晚了，绝对不会在你寿光形成个大市场。甭说晚上5年，晚上1年2年，或者抓得不紧，这个市场，就让别处弄去了。那个时候人家别的县不是不想弄啊。
宋：一个市场是这样，一个县是这样，一个国家是不是也这样？中国如果不是1978年12月18号开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大包干，起来的很可能不是中国。
王：是啊，是这个事儿。这有个什么基础呢，家庭联产承包是个基础啊。没有这个制度的基础，形不成市场，形不成蔬菜优势。
宋：寿光这些发展前提只有一个，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大包干。
王：那当然！没有这个，什么都免谈。
宋：这三十年过来了，回头一看，邓小平确实伟大。
王：这是当然。
宋：我觉得中国能解决农村问题，解决全国人的吃饭问题，了不起！
王：是。
宋：上边看得清楚，以经济为中心，搞大包干。底下一帮共产党人，为老百姓干实事的共产党人，才能有所作为。所以说啊，你最痛快的，也是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寿光那一段。
王：在寿光干县委书记，是最能体现我人生价值的一段。
宋长江后来又接着说：“老书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王伯祥说：“咱们这些人还客气什么？”
宋长江问：“老书记记，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最想嘱托我的是什么？”
王伯祥想了想说：“老弟，你既然这样虚心，我就说几句吧。第一，你要分外珍惜县委书记这个岗位，要干出几样实事、大事来。也许很多人更看重级别，比如市级、省级，但我认为，一个县委书记最能发挥一个人的聪明才知。最容易将自己的理想书写在宽广的大地上。第二，只要是为老百姓着想，那就什么也不用怕。你已经是县委书记了，还怕什么？就是不再被提拔，只要咱为老百姓干出了几样好事、大事、实事，这一辈子就可以无憾了！第三，要敢于用人，用想干事、会干事的人。人用对了，你的工作就变得轻松了。”
宋长江激动地说：“好好，老书记，你说的这三点可是真经啊！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更有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