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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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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均原是我家邻居,我喊他“三伯”刘三伯是我们生产队最贫穷的人,他最值得纪念的,也许就是这个“穷”字了。

    他的穷要追溯到他的父辈——一位性子很倔的山东老汉。山东老汉认为自己的儿子不灵透,娶个伶俐媳妇说不定会红杏出墙,便自做主张,用八人抬的大轿把一个傻媳妇给儿子抬进洞房。傻三婶傻得不透气,只能吃,不能做,连衣服都需人帮着穿。两年后又给他添了个傻儿子,傻儿子长大了,也不能去生产队干活,一是干不来,二是社员们老拿他找乐儿,耽误生产。再以后傻三婶又生了一男一女,一家人五张嘴,只扛在刘玉均一个人身上。按当时人民公社的经济效益,沦为赤贫,当是没得说了。

    刘玉均三伯住在我家通往生产队的路旁,我上工下工要从他家门前路过。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从他家那两间极矮极小的土坯房里窜出来的滚滚浓烟。那烟奔腾着,汹涌着,带着一股腐朽的气味,刺激着过路人的鼻孔与肺管。小土屋里传出不间断的剧烈咳嗽声。刘三伯家没人拾柴草,烧的是棺材板。那些年处处开垦荒草野洼,挖掘坟墓,刘三伯把棺材板背回家,在当院码了一个大垛。

    一个月黑的夜晚,我去大队开四类子弟会,回家路过刘三伯家门口,影影绰绰,只见一个人像是背着什么沉重的东西钻进屋门。可怜的刘三伯终于“觉悟”了,心眼活泛了!我心里竟然感到几分欣慰,好奇地凑近窗口,想看看他究竟从生产队的地里弄回家什么东西。天哪,我只匆匆看了一眼,便捂住鼻孔落荒而逃:在昏黄的油灯下,在傻三婶和几个孩子兴致勃勃、垂涎三尺的围观下,刘三伯正轮圆板斧,朝一头百来斤重的黑毛猪猛砍猛剁,那头猪死于传染病,被附近部队派人埋入野地时,我们正在那里平整土地,亲眼看到了!

    刘三伯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腰间常年代替腰带的是一截草绳,或者一绺稻草。但是,因为发生了后来的事,刘三伯值得我纪念的,便不仅仅是“穷”了。在他的心目中,有远比穷更让人嫌恶的事;也有远比果腹暖身,更值得拼命争取的事。事情是:生产队长发现苇垛的苇子见少,就留心侦察,一天在刘三伯家屋门后见到一小捆苇子,便勃然变色,说到底抓住了偷苇子的贼。刘三伯一劲儿分辩没偷,那苇子是从前分的,舍不得一下子烧完,留着引火用,因为棺材板没有苇子烧不起来。队长不信。周围人越聚越多,嘁嘁嚓嚓,说什么的都有。刘三伯嘴笨,越辩越语无伦次,情急之下骂开了大街。他生性厚道,不骂偷苇子的,骂开了自己:“我要偷了苇子,是大伙揍的!我要偷了苇子,是闺女养的!我要偷了苇子,老天爷打雷劈了我!”庄稼人最重视赌咒发誓,他们迷信,相信迟早会应验。到了这个分儿上,没人不相信刘三伯是清白的,队长软下来,承认自己错怪了刘三伯。刘三伯讨回清白,喜极而泣,而狂,竟然躺在地上,牛吼一般哭起来,哭声直贯苍穹,半拉村子的人都能听到。

    有人认为五六十年代是冰清玉洁的君子时代,其实不确。公社后期,饥饿终于使人们“觉醒”使人们多长出一只手,往衣袋里装萝卜,往裤腰里别玉米。偷窃的萌芽,一遇适时的气候,终于蓬蓬勃勃、热热闹闹疯长起来,长成一个“大家拿,拿大家”的相声时代,一个笑贫不笑娼、笑穷不笑“拿”的摩登时代。明着拿冒险,有失风度,小打小闹拿不多,不如搞“曲线救国”先拿到权,再拿权钓。有的拿光了国营企业;有的拿光了村上的耕地;有的把手长在嘴上“拿”掉了机关办公楼;有的拿物资采购回扣。拿走了百姓脸上的红润只剩下菜色,拿光了百姓的热心暖意从此怨声载道,民怨沸腾。这些“官拿”民脂民膏的人,是否像刘玉均那样穷得吃病猪肉、烧棺材板呢?非也。他们俸禄就已经可以保证一家老小安享小康了,却偏偏置刘三伯拼死躲避的丢脸现眼、万人耻骂于不顾,一心拿成富翁,住别墅,乘宝马,养外室,出国定居于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夜,我更加怀念刘玉均三伯,撰文纪念他的人格,他的骨气,他的视“失节”之辱甚于贫穷,他的视丧失尊严、节义不如暴死。当年我是那么同情他,哀矜他,假如我看到他偷生产队一口袋稻谷,一定会当他的助手,帮他放哨,帮他装袋子,像搀扶我的父亲一样,搀扶着他走过一道道沟沟坎坎。一口袋稻谷,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他实在太需要它了。

    我帮人偷盗的念头恐怕不会得到读者的认同。那么,请听我讲讲刘玉均的结局:长期的生活拖累,挨饿,半生不熟地吃,他得了胃溃疡,我在家乡劳动时,暑天中午休息,见他专门趴在向阳的盐碱地上,烙饼一般地焐着胃部,豆大的汗珠把头下的地打湿一片。我离乡后,打听他的消息,得知他的溃疡终至穿孔,拉到医院,医院说得花一大笔钱动手术,他没钱,又不肯借钱,明白即便治好了病,那钱也还不起了,就让人拉回家,躺在炕上“折饼”一边折饼—边喊叫:“老天爷,疼死我啦,疼死我啦!”声音一天比一天小,一天终于消失了。——您还能指责我动念帮他行窃吗?

    而他偏偏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到死都没白拿别人的东西,哪怕一根芦苇。

    2000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