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盛世 第十六章 巡狩重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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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脑，豆腐脑，热腾腾的蒸豆腐脑徕！”刚进单父县城，就听到城西门上一家豆腐脑铺子的老板正扯着嗓子招揽生意，刘常满不由喷的一笑。
想想真快，到了汉朝竟然已经十几年了！
不过比起刘邦刚刚起兵那会儿，单父城的模样已经完全变了。
原来低矮的黄土城墙，已经变成了整体都用青砖砌成的城墙，城里的百姓们原来住的房子都很破旧，现在也多半是砖瓦结构的房子了，很明显单父人的生活，过得比原来好得多了。
街市上做各种各样生意的店铺也都多了起来，时近晚饭，到处都是一片喧闹之声，刘常满边走边仔细的观察着。
先秦时代的城市，和现在的大不相同。那个时候，居民区，也就是“里”和商业区，也就是“坊”那是严格区分的。
但刘常满即位以后，不，甚至他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在建设长安城的时候，刘常满就和长安城的总设计师、墨门钜子魏无相商量，把这个区分给去掉了。
最早的时候，里和坊所以要严格区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突出“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的低下。
“士农工商”号称四民，在我国的农业社会时代，长期以来都是社会的主体构成部分。请注意，这是“四民”，贵族和统治者是不包括在内的。
“士”一般是有特殊技艺的平民，当然也是最接近贵族，最有机会成为贵族的，在民众之中，处于最上层的地位。而工也是掌握某些技术的，因此工匠的构成和人群比例，也都相对稳定。
农业社会既然称为农业社会，那“农”当然就是社会的根本基础，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稳固基础，历代统治者多半采取了一种措施：重农抑商。
在农业社会，其实大量的“工”人们，都是由农民兼职的，专职的工匠与农民的数量比起来很少，而且工匠也都非常辛苦，又需要一定的技术，所以统治阶层从不担心工农之间的转换，最起码在大机器生产没有到来之前，他们是不用考虑工把农给拉走了的。
而士的要求更高，对于没有机会受教育的百姓来说，想成为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统治者也不用担心这一条。
但唯有“商”这一道，最容易把农业人口转化走。而且商业获得同样的利益，要比从事农业轻松数倍，因此统治者对于弃农经商一种抱着极大的担忧心态。
正因为如此，在宋朝以前，历代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劝农抑商”。
商人和农、工比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富裕，钱财多。因此，但人家又是正当经营所得，政府无法剥夺，所以就从政治上进行打压。
象秦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都还有“发天下七科”的说法，所谓七科，就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其实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后四种都是贾人。
“行商坐贾”，在历史上，商和贾其实是不同的，所谓行商，就是专搞流通、批发的那些大商人们，这些商人们的社会地位其实很高。
但“坐贾”就不同了，所谓坐贾，就是在城市坊间摆摊卖东西的小商贩们。很多时候，这些小商贩都是罪犯被“籍没入官”的家属中，发落比较轻的那些，所以政治地位一直很低。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帝和汉武帝征发的“七科”里，才会有这么多小商贩和小商贩的后裔们。
不光如此，就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商贩们和平民也不能住在一起。小商贩们被集中居住在“坊”里，而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为“里”。
但在刘常满眼里，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简直就是笑话。
小商小贩们卖的，多半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现在把商贩集市和居民区完全分开，有的百姓甚至买点盐巴也得跑上几里路，这算什么事儿？
于是在建造长安城里，刘常满特意和魏无相商量，要把坊和里建设在一起。等长安城落成，各地的诸候郡守前去观礼之时，当然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城外覆半额;城中好大袖,城外全束帛。”这是一首汉朝的民歌，可见喜欢流行、追随贵族阶层的习惯，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的传统了。再说长安城的建设，本来就有些作为样板示范城市的意思。
于是很快的，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开始放宽了坊和里之间的限制，允许居民区和商业区进行混合，这才有了刘常满在单父城里看到的一幕。
刘常满还曾经颁下诏令，不管是在哪儿，只要百姓们有需要，都可以向各郡县长官申请，按期在各地举行“墟市”、“草市”，也就是民间自发的物资交流会。
当初刘常满颁布诏令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这样做能够很好的方便百姓。
虽然汉法并不禁止百姓日常聚会，但经过秦代的严酷法律，百姓们的思想，已经被限制得很厉害了。
想想吧，八十年代初，我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不但百姓们心里没底，就连政府官员心里，也都没底，不知道什么东西算是姓“资”，什么东西算是姓“社”呢，刘常满刚即位时民间的心态和这个时候很有些相似。
在秦朝的时候，人们已经在“三人无故聚饮”即为犯罪的日子中过了好多年，现在突然放开政策，百姓们一时之间，根本想不到，噢，原来自发的形成一个小市场，既能方便自己，又能创造额外收入。所以刘常满当时用政策引导了一下。
这样的政策引导显然非常成功，单父城的西门外就是一个草市，左边是牛马市，右边是卖刀具、木叉、盐巴、旧衣服等各种各样物品的人们，临时凑起来的的一个集会，看起来生意还非常兴隆。
而且，刘常满这样的引导，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商业活动中之后，原来那种岐视小商小贩的心态，在民众中大有缓和，而商人的地位虽然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但刘常满相信，在不久之后，人们就会对“四民”一视同仁了。
颁布过女子参政诏后，刘常满心里其实也有些后悔：因为自己做得太莽撞了。
男女平等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男女在经济上都能拥有独立能力。然而在农业种植为主的社会时代，男子的体力条件更好，决定了男子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女人是无法快速获得和男人一样的地位的。
现代所以能提倡男女平等，实在是因为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劳动对体力的需要降到了最低点之故——但实际上，男女依然是不平等的，这一点人人都心知肚明。
“治大国如烹小鲜”呀！老子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做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才是。哪怕这样会导致政策有些滞后，哪怕这样会显得过于保守拘谨，可那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象女子参政诏这样的事情，最多也就是天下臣民都象路上遇到的那个大嫂子一样，听完之后哈哈一笑，只当是听了个笑话。
可倘若不是这样的诏令，而是其他诏令呢？会不会引起巨大的变故呢？刘常满心里有时候还真没有把握。
就象这抑商重农的政策吧，历史上实行了上千年，必然有它的原因在内。
刘常满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古代的顶尖人物，也绝对不会比现代人笨蛋。很多时候，他们实行的政策，在后世看来很莫名其妙，但在当时，大部分却都是最佳选择，甚至有的时候根本就是唯一选择。
就象儒教，刘常满无论怎么想，都想不出在农业时代，还有什么教派能象儒教这样，创建“君权神授”“大一统”“仁爱”等等学说，来确定君王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确定皇帝管理天下的方法论的。
“可能我也算不得什么大本事的人吧！但只要我小心翼翼的做去，总还是能把我的汉朝，改变得更好的！”看着城内城外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气，刘常满的心里，不禁也高兴起来了。
是呀，单父城比起那个时候来，面积扩大了一倍不止，城里的百姓，也都比秦朝时候，过得看上去好多了。
“不管怎么说，我大汉国的百姓们，比起先前秦国的时候，过得好了数倍吧？嘿嘿，这总该算上有老子的一份功劳才是！”刘常满在心里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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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比起刘邦刚刚起兵那会儿，单父城的模样已经完全变了。
原来低矮的黄土城墙，已经变成了整体都用青砖砌成的城墙，城里的百姓们原来住的房子都很破旧，现在也多半是砖瓦结构的房子了，很明显单父人的生活，过得比原来好得多了。
街市上做各种各样生意的店铺也都多了起来，时近晚饭，到处都是一片喧闹之声，刘常满边走边仔细的观察着。
先秦时代的城市，和现在的大不相同。那个时候，居民区，也就是“里”和商业区，也就是“坊”那是严格区分的。
但刘常满即位以后，不，甚至他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在建设长安城的时候，刘常满就和长安城的总设计师、墨门钜子魏无相商量，把这个区分给去掉了。
最早的时候，里和坊所以要严格区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突出“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的低下。
“士农工商”号称四民，在我国的农业社会时代，长期以来都是社会的主体构成部分。请注意，这是“四民”，贵族和统治者是不包括在内的。
“士”一般是有特殊技艺的平民，当然也是最接近贵族，最有机会成为贵族的，在民众之中，处于最上层的地位。而工也是掌握某些技术的，因此工匠的构成和人群比例，也都相对稳定。
农业社会既然称为农业社会，那“农”当然就是社会的根本基础，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稳固基础，历代统治者多半采取了一种措施：重农抑商。
在农业社会，其实大量的“工”人们，都是由农民兼职的，专职的工匠与农民的数量比起来很少，而且工匠也都非常辛苦，又需要一定的技术，所以统治阶层从不担心工农之间的转换，最起码在大机器生产没有到来之前，他们是不用考虑工把农给拉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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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唯有“商”这一道，最容易把农业人口转化走。而且商业获得同样的利益，要比从事农业轻松数倍，因此统治者对于弃农经商一种抱着极大的担忧心态。
正因为如此，在宋朝以前，历代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劝农抑商”。
商人和农、工比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富裕，钱财多。因此，但人家又是正当经营所得，政府无法剥夺，所以就从政治上进行打压。
象秦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都还有“发天下七科”的说法，所谓七科，就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其实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后四种都是贾人。
“行商坐贾”，在历史上，商和贾其实是不同的，所谓行商，就是专搞流通、批发的那些大商人们，这些商人们的社会地位其实很高。
但“坐贾”就不同了，所谓坐贾，就是在城市坊间摆摊卖东西的小商贩们。很多时候，这些小商贩都是罪犯被“籍没入官”的家属中，发落比较轻的那些，所以政治地位一直很低。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帝和汉武帝征发的“七科”里，才会有这么多小商贩和小商贩的后裔们。
不光如此，就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商贩们和平民也不能住在一起。小商贩们被集中居住在“坊”里，而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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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倘若不是这样的诏令，而是其他诏令呢？会不会引起巨大的变故呢？刘常满心里有时候还真没有把握。
就象这抑商重农的政策吧，历史上实行了上千年，必然有它的原因在内。
刘常满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古代的顶尖人物，也绝对不会比现代人笨蛋。很多时候，他们实行的政策，在后世看来很莫名其妙，但在当时，大部分却都是最佳选择，甚至有的时候根本就是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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