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与一个人的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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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很热很热夏天发生的事。因为这件事，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事情起源于一只鸡。
他已记不得那天分鸡的情景了。只记得那天很热，人很躁。200多人和几辆装鸡的大卡车拥挤在机关的大院子里。现场充满异味，一片混乱。烈日下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后勤科的几个工人则忙得黑汗水流。
终于轮到他所在的调研处了。他和金英、薛梅等几人兴奋地冲上去，像打架一样领回了鸡，然后又按本处室的人头进行“二次分配”不多不少，正好人平两只。
忙完一切，他竟感到一阵晕眩。也难怪，出院上班才十几天，身体还有些虚。
处室的人都下来领走了自己的鸡。处长没来，处长开会去了。
金英、薛梅也走了。他拎起四只鸡向家的方向走去。处长的家在他家后面的一栋楼，只能由他送去了。平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不过20来斤的四只鸡，他提着竟感到很累，一路上直喘气。
经过自己家楼门的时候，他 “肖兰，肖兰！”地朝楼上喊了几声。没人应声，很明显，妻子上班还没回来。
“真倒霉！”他嘟囔着往楼上走。如果妻子在家，就会下来将自家的鸡拿走，他就可直接给处长家送鸡了。现在妻子不在，鸡丢在楼下自然不行。他只能提着4只鸡先上自己家；“减轻负担”后，再将处长的鸡送去。
一步一步地蹭上7楼，他将自家的两只鸡朝地下一放，喝了一杯冷茶就下楼了。一点时间也没耽误。
“天地良心，真的一点时间也没有耽误！”后来，他反复地回忆整个事件，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又是一段烈日下艰难的行程。在攀登到处长家的7楼门前时，他突然感到，原本挣扎不停的两只鸡不动了。仔细一看，不由大惊失色：其中一只鸡已经闭眼了，另一只鸡也只有喘气的份儿。
怎么办？是就这样将这两只鸡送进去，还是回去将自己的鸡换给处长？可是，他刚才根本没顾得注意，自己的那两只鸡是死是活！而且，他还有再上下两个7楼的力气吗？
他咬了咬牙，还是敲开了处长家的门。“王老师，这是分给处长的鸡。”
“哟，是你呀。”处长夫人满脸喜色。可是她一看那两只鸡，顿时晴转多云。“怎么是两只死鸡？！耿科长，两只死鸡你还用这么大劲儿提上来干什么？”
“刚才。刚才还是活的，在路上才死的。您摸摸还是热的呐！”他呐呐地解释。
处长的夫人也不听他的解释，提着两只鸡当他的面就宰了。
他突然有一种被摔耳光的感觉，愣了一会儿，垂头丧气头重脚轻地下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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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一件事，原本就过去了。不幸的是，第二天上班没多久，金英和薛梅就聊开了昨天分鸡的事。
“哎呀，昨天简直把我热死了！管他的，回到家我把鸡一放，先洗澡再说！那两只蔫头蔫脑的鸡，还是下午我婆婆帮收拾的。”――是金英略含沧桑的中年女声。
“听说好多人鸡提回去都死了耶。还好，我那两只鸡身强力壮，回去在阴凉地待一会儿就缓过气来了。”是薛梅脆甜脆甜的嗓子。她是某矿长的女儿，刚分来的大学生。
“听说那些鸡是前天晚上装的车，昨天上午又从100多公里外拉来的。你想，一路暴晒，没吃没喝的，不死才怪呢？”金英这个“包打听”情况总是搞得这么准。
鬼使神差，他这时候竟接上了腔：“难怪呀！昨天我提回的鸡里，就死了三只，处长家两只，我家里一只。”
“是吗？”她们俩都车转头向着他，很感兴趣的样子。
“我送到处长家，王老师很不高兴，说：耿科长，两只死鸡你还用这么大劲儿提上来干什么？其实另一只还没断气，弄得我好难为情。”
“怎么这样？鸡要死有什么办法！再说，那热的天，帮送上门去。。”薛梅有些愤愤不平。
“是呀，当时我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他忍不住将当时情景讲了一遍。
“科长！”金英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我们不讲这些事了吧。”
他有些惊讶地看着金英，她的眼睛饱含深意地朝他眨了眨。他顿时明白过来，马上不吱声了。
薛梅看看他又看看她，明亮的眼睛扑闪扑闪地，满是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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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天后的一个星期一，处长召开全体会议，突然宣布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决定：从本周开始，调研处人员轮流下厂劳动。
处长50多岁，中等个子，有些干瘦，两只眼炯炯有神又充满笑意。大家坐定后，他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们是公司的专职调研部门，就要对基层的情况时刻了如指掌。但是我们也不能天天下去开调查会，这样对下面工作也有干扰。因此，处里在焦化厂建立了一个联系点，大家轮流下点，与工人一起劳动，同时了解职工思想动向。。”在阐明下点劳动的意义之后，处长又强调，在这项活动中，科长要带头，党员要带头，男同志要带头。
大家都没作声，等着处长的进一步安排。
“这样吧，耿科长。”处长笑眯眯地看着他：“他们几个科最近有点忙，就从你们编辑科开始吧。你看你们谁去？”
这还用问吗？科里三个人，金英和薛梅都是女的，符合“三带头”的只有自己。“我去！”他很干脆地说。
“那好。你把工作安排一下，今天就下去，那边我已联系好了。一个月后派人换你。”处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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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期满，他回来上班。奇怪的是，处长并未派人接替他，只是说，现在天气太热，过段时间再说。
“调研一科、二科的科长他们哪去了？”上班第二天，他突然发现处里少了几个人，问金英。
“你还不知道呀？他们都到桂林疗养去了，前天走的。”金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去年你没到北戴河，今年本来打算安排你的。你不是下点劳动了嘛，所以。。所以，临时换了人。”
金英是处里兼职工会主席，这些事都是由她和处长定的。
他突然感到心里堵得慌。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刚好发生在我劳动期间？
正当他坐着发闷时，处长把他召了过去。
“耿科长，这段时间还要辛苦你呀。你看，两个调研科长都出去了，公司急着要的调研报告还没定稿。你笔头子硬，就帮着把它弄完好吗。”
“好。”他低声回答。想了想，提出一个问题：“处长，第5期调研杂志还没编好，原定的出版日期到了呀。”
“杂志的事往后放一放！调研报告公司领导在催着要呢，你说哪个事该先办？”处长有些不高兴了。
他还能说什么？拿着材料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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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飞快。半个月后，那两份调研报告定稿了，那两个科长也满脸喜色、精神焕发地回来了。正当他静下心来想编辑刊物时，国庆节到了。
国庆节后上班，他和金英、薛梅三人全力投入到刊物的编辑、校对之中，每天都要跑几趟印刷厂。尽管这样，他还是受到了处长的批评。一次全处会议上，处长点了他的名：
“耿科长，你那个杂志比红旗出版还难哪。原定十一前要出的东西，怎么到现在还看不到？公司王经理和赵书记几次问这事呢。”
他感到自己的头霍地大了。“我的工作你处长还不清楚吗？你给了我多少做本职工作的时间呀？”不过这话他并没有说出来。不能在公开场合与领导对抗――这点常识他懂。
但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怎么回事？处长似乎不是原来那个处长了。说起来，处长还是他的老领导呢。十几年前，处长还在公司宣传部当报道组组长时，他就在他的手下干。公司成立调研处，他是和处长一起从报社调过来的。他对处长十分钦佩、敬重，两人关系一直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处长对他冷淡多了，平时见了爱理不理的；他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处长总是在会上公开批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也不符合处长的工作作风呀。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那一段时间，他除了工作，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思绪自这次会议不断往回追溯：改稿、下厂劳动、分鸡突然，他的脑海清晰地闪现出那天给处长家送鸡的一幕，以及后来聊天时金英那饱含深意朝他直眨的眼睛。
“那天我是不该议论这事。可是，后来再也没有谈起它呀！难道，金英和薛梅两人中，有谁向处长告了密。。”
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真是“祸从口出”呀。自己都快四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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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办？”上班的路上，他想。
“我该怎么办？”下班的路上，他想。
“我该怎么办？”晚上睡不着时，他也在想。
“你在干什么呀？翻来覆去的，别人还睡不睡？”一天晚上，肖兰实在忍无可忍，向他提出了抗议。
他忍不住将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告诉了妻子，妻子听后竟半天不吭声。
“你说呀，我该怎么办？”他着急了。
“你说怎么办？我告诫你多少次：祸从口出！可是你根本不当一回事！”妻子突然发火了，狠狠将他数落了一顿。
他目瞪口呆，恨得直想捶自己的脑袋。
妻子看他没有任何反应，倒急了，翻转身来安慰他：“现在着急有什么用？还是个大男人呢。了不起不在他手下干了！哪里不能混一碗饭吃？别想那么多了，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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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的时候，两件事使他下定了调离的决心。
一件事是：处里根据公司要求，上报了年终晋级人员名单，上面没有他。这一消息是处长谈话时告诉他的。原因是他们科没有按时完成刊物的编辑出版任务。第二件事是：公司下达了职称评定文件，以他目前的岗位，只能评经济师职称。这样，他就要从新闻系列转到经济系列来，还要通过业务考核和理论考试。
此前，他和妻子曾多次商量过“调走”问题。妻子反复叮嘱他：这回你嘴一定要把稳点，再不能乱说了。要走也不能闹情绪，还必须找个正当理由，这样才不会得罪处长。正好，公司下发的评职称的文件，适时地给了他一个堂而皇之的调动理由。
他开始悄悄跑组织部，跑报社。十月底的一天，他再次踏进了公司组织部的大门。
“你真的要回报社？”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盯着他轻声地问。在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又推心置腹地说：“虽说你是从报社编辑科长的位置调过来的，但现在实行的都是聘任制。报社中层干部已经聘齐了，你再回去就没有科长的职务，只能当一般的编辑或记者。这一点你可要想清楚。”
“这一点我想过了。我不怨组织。我是学新闻的，也喜欢写作。没有职务还有职称吧。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想也就可以了。”他本来还想多说几句，又怕不妥得罪了人。毕竟，机关中许多人是以向上爬为奋斗目标的。
“你能这样想就好。在公司里像你样主动辞去科长职务的，还是第一个呢。不过，你还是要写个正式的请调报告，并且要经你们处长签字同意。”
“好。”他从干部科长手里接过一张表格，返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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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想象，调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处长接到他的请调报告，看了一眼，说：“放在我这儿吧。”第二天，他还未去问，处长已在报告上签了“同意”两字并返还给了他。处长表情平静，一句话也没说，仿佛一切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说不定处长正等着这一天呢。”他想，心中并未有多少难过。毕竟，调走是自己主动提出的。通过这一场风波他也看清楚了自己：连“喜怒不形于色”这一点都做不到，还在官场上混什么混？还是回去干自己的老本行吧。写出好的文章，就会有读者喝彩，还能赚些稿费回来。那样活着不也很有意思吗？
正式走的那天，处长为他召开了欢送会。更令他没想到是，处长将处里小金库（其实就是卖旧报纸的钱）他应得的一份钱也算给了他。处长真是个有肚量的好处长呢，散会后还像兄长一样拍着他的肩：“你先回去，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回去的！”又派了几个人抬桌子送他。报社那边也有一些人来接。大家都是熟人，嘻嘻哈哈的，你打我一拳，我捅你一下，一路欢笑地回到了报社。
到了办公室，来的人渐渐走了，他收拾完东西，坐下来望望四周，突然感到有一种可怕的寂静。
“其实机关里平时也总是这么静的，只不过我没留心罢了！”他想，苦笑地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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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很热很热夏天发生的事。因为这件事，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事情起源于一只鸡。
他已记不得那天分鸡的情景了。只记得那天很热，人很躁。200多人和几辆装鸡的大卡车拥挤在机关的大院子里。现场充满异味，一片混乱。烈日下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后勤科的几个工人则忙得黑汗水流。
终于轮到他所在的调研处了。他和金英、薛梅等几人兴奋地冲上去，像打架一样领回了鸡，然后又按本处室的人头进行“二次分配”不多不少，正好人平两只。
忙完一切，他竟感到一阵晕眩。也难怪，出院上班才十几天，身体还有些虚。
处室的人都下来领走了自己的鸡。处长没来，处长开会去了。
金英、薛梅也走了。他拎起四只鸡向家的方向走去。处长的家在他家后面的一栋楼，只能由他送去了。平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不过20来斤的四只鸡，他提着竟感到很累，一路上直喘气。
经过自己家楼门的时候，他 “肖兰，肖兰！”地朝楼上喊了几声。没人应声，很明显，妻子上班还没回来。
“真倒霉！”他嘟囔着往楼上走。如果妻子在家，就会下来将自家的鸡拿走，他就可直接给处长家送鸡了。现在妻子不在，鸡丢在楼下自然不行。他只能提着4只鸡先上自己家；“减轻负担”后，再将处长的鸡送去。
一步一步地蹭上7楼，他将自家的两只鸡朝地下一放，喝了一杯冷茶就下楼了。一点时间也没耽误。
“天地良心，真的一点时间也没有耽误！”后来，他反复地回忆整个事件，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又是一段烈日下艰难的行程。在攀登到处长家的7楼门前时，他突然感到，原本挣扎不停的两只鸡不动了。仔细一看，不由大惊失色：其中一只鸡已经闭眼了，另一只鸡也只有喘气的份儿。
怎么办？是就这样将这两只鸡送进去，还是回去将自己的鸡换给处长？可是，他刚才根本没顾得注意，自己的那两只鸡是死是活！而且，他还有再上下两个7楼的力气吗？
他咬了咬牙，还是敲开了处长家的门。“王老师，这是分给处长的鸡。”
“哟，是你呀。”处长夫人满脸喜色。可是她一看那两只鸡，顿时晴转多云。“怎么是两只死鸡？！耿科长，两只死鸡你还用这么大劲儿提上来干什么？”
“刚才。刚才还是活的，在路上才死的。您摸摸还是热的呐！”他呐呐地解释。
处长的夫人也不听他的解释，提着两只鸡当他的面就宰了。
他突然有一种被摔耳光的感觉，愣了一会儿，垂头丧气头重脚轻地下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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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一件事，原本就过去了。不幸的是，第二天上班没多久，金英和薛梅就聊开了昨天分鸡的事。
“哎呀，昨天简直把我热死了！管他的，回到家我把鸡一放，先洗澡再说！那两只蔫头蔫脑的鸡，还是下午我婆婆帮收拾的。”――是金英略含沧桑的中年女声。
“听说好多人鸡提回去都死了耶。还好，我那两只鸡身强力壮，回去在阴凉地待一会儿就缓过气来了。”是薛梅脆甜脆甜的嗓子。她是某矿长的女儿，刚分来的大学生。
“听说那些鸡是前天晚上装的车，昨天上午又从100多公里外拉来的。你想，一路暴晒，没吃没喝的，不死才怪呢？”金英这个“包打听”情况总是搞得这么准。
鬼使神差，他这时候竟接上了腔：“难怪呀！昨天我提回的鸡里，就死了三只，处长家两只，我家里一只。”
“是吗？”她们俩都车转头向着他，很感兴趣的样子。
“我送到处长家，王老师很不高兴，说：耿科长，两只死鸡你还用这么大劲儿提上来干什么？其实另一只还没断气，弄得我好难为情。”
“怎么这样？鸡要死有什么办法！再说，那热的天，帮送上门去。。”薛梅有些愤愤不平。
“是呀，当时我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他忍不住将当时情景讲了一遍。
“科长！”金英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我们不讲这些事了吧。”
他有些惊讶地看着金英，她的眼睛饱含深意地朝他眨了眨。他顿时明白过来，马上不吱声了。
薛梅看看他又看看她，明亮的眼睛扑闪扑闪地，满是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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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天后的一个星期一，处长召开全体会议，突然宣布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决定：从本周开始，调研处人员轮流下厂劳动。
处长50多岁，中等个子，有些干瘦，两只眼炯炯有神又充满笑意。大家坐定后，他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们是公司的专职调研部门，就要对基层的情况时刻了如指掌。但是我们也不能天天下去开调查会，这样对下面工作也有干扰。因此，处里在焦化厂建立了一个联系点，大家轮流下点，与工人一起劳动，同时了解职工思想动向。。”在阐明下点劳动的意义之后，处长又强调，在这项活动中，科长要带头，党员要带头，男同志要带头。
大家都没作声，等着处长的进一步安排。
“这样吧，耿科长。”处长笑眯眯地看着他：“他们几个科最近有点忙，就从你们编辑科开始吧。你看你们谁去？”
这还用问吗？科里三个人，金英和薛梅都是女的，符合“三带头”的只有自己。“我去！”他很干脆地说。
“那好。你把工作安排一下，今天就下去，那边我已联系好了。一个月后派人换你。”处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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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期满，他回来上班。奇怪的是，处长并未派人接替他，只是说，现在天气太热，过段时间再说。
“调研一科、二科的科长他们哪去了？”上班第二天，他突然发现处里少了几个人，问金英。
“你还不知道呀？他们都到桂林疗养去了，前天走的。”金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去年你没到北戴河，今年本来打算安排你的。你不是下点劳动了嘛，所以。。所以，临时换了人。”
金英是处里兼职工会主席，这些事都是由她和处长定的。
他突然感到心里堵得慌。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刚好发生在我劳动期间？
正当他坐着发闷时，处长把他召了过去。
“耿科长，这段时间还要辛苦你呀。你看，两个调研科长都出去了，公司急着要的调研报告还没定稿。你笔头子硬，就帮着把它弄完好吗。”
“好。”他低声回答。想了想，提出一个问题：“处长，第5期调研杂志还没编好，原定的出版日期到了呀。”
“杂志的事往后放一放！调研报告公司领导在催着要呢，你说哪个事该先办？”处长有些不高兴了。
他还能说什么？拿着材料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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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飞快。半个月后，那两份调研报告定稿了，那两个科长也满脸喜色、精神焕发地回来了。正当他静下心来想编辑刊物时，国庆节到了。
国庆节后上班，他和金英、薛梅三人全力投入到刊物的编辑、校对之中，每天都要跑几趟印刷厂。尽管这样，他还是受到了处长的批评。一次全处会议上，处长点了他的名：
“耿科长，你那个杂志比红旗出版还难哪。原定十一前要出的东西，怎么到现在还看不到？公司王经理和赵书记几次问这事呢。”
他感到自己的头霍地大了。“我的工作你处长还不清楚吗？你给了我多少做本职工作的时间呀？”不过这话他并没有说出来。不能在公开场合与领导对抗――这点常识他懂。
但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怎么回事？处长似乎不是原来那个处长了。说起来，处长还是他的老领导呢。十几年前，处长还在公司宣传部当报道组组长时，他就在他的手下干。公司成立调研处，他是和处长一起从报社调过来的。他对处长十分钦佩、敬重，两人关系一直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处长对他冷淡多了，平时见了爱理不理的；他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处长总是在会上公开批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也不符合处长的工作作风呀。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那一段时间，他除了工作，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思绪自这次会议不断往回追溯：改稿、下厂劳动、分鸡突然，他的脑海清晰地闪现出那天给处长家送鸡的一幕，以及后来聊天时金英那饱含深意朝他直眨的眼睛。
“那天我是不该议论这事。可是，后来再也没有谈起它呀！难道，金英和薛梅两人中，有谁向处长告了密。。”
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真是“祸从口出”呀。自己都快四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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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办？”上班的路上，他想。
“我该怎么办？”下班的路上，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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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忍不住将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告诉了妻子，妻子听后竟半天不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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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怎么办？我告诫你多少次：祸从口出！可是你根本不当一回事！”妻子突然发火了，狠狠将他数落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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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是：处里根据公司要求，上报了年终晋级人员名单，上面没有他。这一消息是处长谈话时告诉他的。原因是他们科没有按时完成刊物的编辑出版任务。第二件事是：公司下达了职称评定文件，以他目前的岗位，只能评经济师职称。这样，他就要从新闻系列转到经济系列来，还要通过业务考核和理论考试。
此前，他和妻子曾多次商量过“调走”问题。妻子反复叮嘱他：这回你嘴一定要把稳点，再不能乱说了。要走也不能闹情绪，还必须找个正当理由，这样才不会得罪处长。正好，公司下发的评职称的文件，适时地给了他一个堂而皇之的调动理由。
他开始悄悄跑组织部，跑报社。十月底的一天，他再次踏进了公司组织部的大门。
“你真的要回报社？”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盯着他轻声地问。在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又推心置腹地说：“虽说你是从报社编辑科长的位置调过来的，但现在实行的都是聘任制。报社中层干部已经聘齐了，你再回去就没有科长的职务，只能当一般的编辑或记者。这一点你可要想清楚。”
“这一点我想过了。我不怨组织。我是学新闻的，也喜欢写作。没有职务还有职称吧。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想也就可以了。”他本来还想多说几句，又怕不妥得罪了人。毕竟，机关中许多人是以向上爬为奋斗目标的。
“你能这样想就好。在公司里像你样主动辞去科长职务的，还是第一个呢。不过，你还是要写个正式的请调报告，并且要经你们处长签字同意。”
“好。”他从干部科长手里接过一张表格，返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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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定处长正等着这一天呢。”他想，心中并未有多少难过。毕竟，调走是自己主动提出的。通过这一场风波他也看清楚了自己：连“喜怒不形于色”这一点都做不到，还在官场上混什么混？还是回去干自己的老本行吧。写出好的文章，就会有读者喝彩，还能赚些稿费回来。那样活着不也很有意思吗？
正式走的那天，处长为他召开了欢送会。更令他没想到是，处长将处里小金库（其实就是卖旧报纸的钱）他应得的一份钱也算给了他。处长真是个有肚量的好处长呢，散会后还像兄长一样拍着他的肩：“你先回去，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回去的！”又派了几个人抬桌子送他。报社那边也有一些人来接。大家都是熟人，嘻嘻哈哈的，你打我一拳，我捅你一下，一路欢笑地回到了报社。
到了办公室，来的人渐渐走了，他收拾完东西，坐下来望望四周，突然感到有一种可怕的寂静。
“其实机关里平时也总是这么静的，只不过我没留心罢了！”他想，苦笑地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