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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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0日，上海汉口路证券大厦四周的街道上，哗啷哗啷的声音响成一片，许多人身穿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不断互相敲击，吸引过路行人的注意，口中还不断报出银元的价格。他们就是上海倒卖银元的“银牛”们。证券大厦是上海投机交易的中心，里里外外聚集了大投机商和小贩多达数千人。他们通过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上午10点，十几辆军用大卡车飞驰而来，停在证券大厦的门口，车上跳下一个营的解放军士兵，把证券大厦包围得水泄不通。早已埋伏在大厅和所有进出通道的公安便衣也亮出身份，命令大厅所有人员就地接受检查。
六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放着50部电话和对讲机，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地从门外沿着天花板延伸到屋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夹杂着投机筹码的暗号，不断与香港、澳门市场呼叫联络。墙上挂着的黑板，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纸条，按黄金、美金、银元分类，下面用白粉水笔写着当日的买进卖出价格。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溜光的中年人，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狂打电话：“今天涨得蛮好，这10天已经涨了2倍！侬放心，共产党土包子拿我们没办法，前几天他们抛出10万现洋，想压压我们的势头，结果连声音也没有听到。这里是大上海，不是延安，我们跟他们拼的是银元，不是枪，这是我们的天下。你就放心在香港享福吧。哈哈。”
话音刚落，几位公安闯了进来，命令屋里的所有人立即停止活动，那位中年投机商吓得目瞪口呆，燃着的雪茄掉在腿上也丝毫没有察觉。
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00多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人员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公安局又顺藤摸瓜，抓了一大批散兵游勇银元贩子。从此，上海再也听不到银元的哗啷声了。
这就是共产党解放上海初期，整顿经济的第一战——“银元之战”指挥此战的，正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倍，物价如脱缰野马一样飞涨。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枚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1949年5月已经买不到一粒米了。
国民政府在1949年5月份接连发行10万元、5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引起物价狂涨，肉每斤1200万元，油条每根100万元有人形容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吃第一碗饭是一个价格，等到吃第二碗饭时已经涨价了！
北大教授季羡林曾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领到薪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还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表的乡土中国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问费老，那么好的学术著作怎么不多写点。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且要尽量缩短，等一部大部头写出来，稿费早就不值钱了。
金圆券贬值造成了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其他产业凋敝衰落，唯有金融业畸形繁荣，机构猛增，投机活动愈演愈烈，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银投机活动的人数就多达50余万人。
投机的狂潮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从国民党统治区蔓延到解放区。而共产党因为500多万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加上全面接受蒋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务人员，要解决900万军政人员的生活费，不得不靠发行人民币来解决。从1948年开始，人民币发行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蒋介石留下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投机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认识到政权要稳定，必须先稳定物价，要稳定物价，必须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投机活动和势力。因此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来统一管理全国财经事务，由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有丰富财经工作经验的陈云来统帅，南汉宸、薛暮桥都是中财委的精兵强将。
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势力都认为，共产党没法解决经济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19世纪以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佬荣毅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能打仗，军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讲统一战线，得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政府就宣布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金圆券可以流通到6月5日。由于金圆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废纸，有人甚至用来糊墙，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人民币仍然进不了上海市场。尽管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和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但是长期生活在通货膨胀恐惧中的市民，依旧是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心理。利用人们这种对纸币的恐惧心理，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集中投机银元，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在他们的操纵下，上海解放后仅10天，银元涨了近2倍，并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着涨了1～2倍。这时，上海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纷纷开始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人民币和政府的信用受到严重挑战。陈云意识到，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势的银元。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就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强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也曾发生过银元投机危机。日本人想靠市场手段来打击投机，从东京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牛入海，毫无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共运走270万两黄金、1500万银元和1500万美钞。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000多两，白银3万两，银元150多万元。要想用银元抛售来压低黑市价格，有些力不从心。而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有200万，在打击银元投机上，政府并没有绝对优势。一旦打压不下，还可能引来全国甚至港澳的热钱围攻上海。
权衡利弊后，陈云果断动用铁腕手段查封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银元彻底从市场上退出，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但是，投机商哪能如此轻易就范，银元投机失败，他们便把全部资金压到纱布和粮食上面，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决一死战。
1949年6月10日，上海汉口路证券大厦四周的街道上，哗啷哗啷的声音响成一片，许多人身穿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不断互相敲击，吸引过路行人的注意，口中还不断报出银元的价格。他们就是上海倒卖银元的“银牛”们。证券大厦是上海投机交易的中心，里里外外聚集了大投机商和小贩多达数千人。他们通过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上午10点，十几辆军用大卡车飞驰而来，停在证券大厦的门口，车上跳下一个营的解放军士兵，把证券大厦包围得水泄不通。早已埋伏在大厅和所有进出通道的公安便衣也亮出身份，命令大厅所有人员就地接受检查。
六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放着50部电话和对讲机，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地从门外沿着天花板延伸到屋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夹杂着投机筹码的暗号，不断与香港、澳门市场呼叫联络。墙上挂着的黑板，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纸条，按黄金、美金、银元分类，下面用白粉水笔写着当日的买进卖出价格。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溜光的中年人，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狂打电话：“今天涨得蛮好，这10天已经涨了2倍！侬放心，共产党土包子拿我们没办法，前几天他们抛出10万现洋，想压压我们的势头，结果连声音也没有听到。这里是大上海，不是延安，我们跟他们拼的是银元，不是枪，这是我们的天下。你就放心在香港享福吧。哈哈。”
话音刚落，几位公安闯了进来，命令屋里的所有人立即停止活动，那位中年投机商吓得目瞪口呆，燃着的雪茄掉在腿上也丝毫没有察觉。
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00多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人员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公安局又顺藤摸瓜，抓了一大批散兵游勇银元贩子。从此，上海再也听不到银元的哗啷声了。
这就是共产党解放上海初期，整顿经济的第一战——“银元之战”指挥此战的，正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倍，物价如脱缰野马一样飞涨。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枚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1949年5月已经买不到一粒米了。
国民政府在1949年5月份接连发行10万元、5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引起物价狂涨，肉每斤1200万元，油条每根100万元有人形容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吃第一碗饭是一个价格，等到吃第二碗饭时已经涨价了！
北大教授季羡林曾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领到薪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还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表的乡土中国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问费老，那么好的学术著作怎么不多写点。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且要尽量缩短，等一部大部头写出来，稿费早就不值钱了。
金圆券贬值造成了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其他产业凋敝衰落，唯有金融业畸形繁荣，机构猛增，投机活动愈演愈烈，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银投机活动的人数就多达50余万人。
投机的狂潮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从国民党统治区蔓延到解放区。而共产党因为500多万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加上全面接受蒋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务人员，要解决900万军政人员的生活费，不得不靠发行人民币来解决。从1948年开始，人民币发行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蒋介石留下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投机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认识到政权要稳定，必须先稳定物价，要稳定物价，必须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投机活动和势力。因此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来统一管理全国财经事务，由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有丰富财经工作经验的陈云来统帅，南汉宸、薛暮桥都是中财委的精兵强将。
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势力都认为，共产党没法解决经济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19世纪以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佬荣毅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能打仗，军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讲统一战线，得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政府就宣布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金圆券可以流通到6月5日。由于金圆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废纸，有人甚至用来糊墙，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人民币仍然进不了上海市场。尽管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和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但是长期生活在通货膨胀恐惧中的市民，依旧是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心理。利用人们这种对纸币的恐惧心理，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集中投机银元，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在他们的操纵下，上海解放后仅10天，银元涨了近2倍，并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着涨了1～2倍。这时，上海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纷纷开始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人民币和政府的信用受到严重挑战。陈云意识到，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势的银元。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就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强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也曾发生过银元投机危机。日本人想靠市场手段来打击投机，从东京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牛入海，毫无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共运走270万两黄金、1500万银元和1500万美钞。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000多两，白银3万两，银元150多万元。要想用银元抛售来压低黑市价格，有些力不从心。而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有200万，在打击银元投机上，政府并没有绝对优势。一旦打压不下，还可能引来全国甚至港澳的热钱围攻上海。
权衡利弊后，陈云果断动用铁腕手段查封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银元彻底从市场上退出，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但是，投机商哪能如此轻易就范，银元投机失败，他们便把全部资金压到纱布和粮食上面，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决一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