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战胜了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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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开始，裕仁就是一个行动型的强有力的天皇，但矛盾的是，他给世人的印象却是一个防守型的被动的君主。全世界都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他没有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个人作用，坚持将他视为一个无能的、有名无实的元首，缺乏智慧，没有知性。事实是，他比大多数的评价更精明、更狡猾，也更精力充沛。从裕仁的谨言慎行中，人们可以读出比他实际说的和做的更多的东西。在执政的前22年，他发挥了高度的影响力，对于想做的事，他很少表现出无能。”15裕仁天皇主导的日本侵略扩张的背景和德国非常相似。他们都在经济上完全垄断；文化传统上爱好武力、尊重权威、崇拜秩序、勤奋刻苦，深刻体现了对自己独特价值观的自负以及得不到尊重的怨恨；政治上，日本1889年宪法的范本就是俾斯麦的德国宪法，虽然两国都是立宪制，但是议会后面真正掌权的是军队、地主和资本家的联盟。两国唯一重大的区别是工业实力，日本是个真正资源缺乏的国家，缺乏煤、铁矿石、石油、合金材料、水力资源，甚至食物。而德国只是用它来做宣传而已。16先天的缺乏资源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增长的人口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日本全国人口从1873年的约3000万增长到1939年的7000万。他们想效仿当初欧洲向外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无奈世界上的大部分殖民地已经被欧美国家瓜分干净。同时英、美、德、法、俄等国对日本的扩张十分警惕和不安，1921年英国拒绝恢复英日同盟；192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日本人没有资格归化为美国公民，这些大大伤害了日本民众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更增加了日本对英美的敌对情绪，转而通过武力扩张来解决国内的矛盾。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打击下，日本和德国都推行对内镇压、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建立了法西斯统治，以提高国防开支、实现国家经济军事化的手段来克服危机。
在德国，由于皇权的崩溃，政权的更替是自下而上，通过大选来实现的。
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德国经济急转直下，1930年，德国失业人口达到200万，1932年i升到600万。纳粹党立刻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指责凡尔赛条约和战争赔款导致了德国的经济危机，抨击政府软弱无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彻底丧失了信心，转而支持纳粹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希特勒政府上台了。
很多人误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拥有着社会运作的所有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会资源，希特勒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实际上，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必须依靠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的配合，才能运作政府。
当时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包括工业资本家、军队、官僚阶层和容克地主阶层。希特勒通过保证农产品利润、管制农民工资、减少贷款利息和税收，以及免交失业保险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容克地主阶层的利益，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由于历史上以普鲁士军官团为核心的军队势力与容克地主阶层渊源极深，普鲁士军官团的精英都是出身容克地主阶层，保护容克地主阶层使希特勒赢得了军队的支持。
通过要求官僚阶层的犹太人和反纳粹的人士提前退休，大量纳粹党员成为公务员，加强了纳粹的势力。
资本家在纳粹上台后权力大增。这个阶层的人士并没有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也没有按照向某一个领袖尽忠这样一种原则受到控制和制约。纳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扰工业和商业自由运作的，而且纳粹党除了处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之外，对于工业资本家总体而言也没有太多的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完全独裁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套组织模式。应该说，纳粹德国的这套系统是一种专制资本主义，但不是独裁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各种社会行为和资源的调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17日本和德国最大的不同是帝制皇权，日本不是依靠政党和大选掌握政府，而是以自上而下方式，由天皇和强势的军部来主导，依靠对内策划一连串暗杀、政变等恐怖事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扩大势力和影响，建立军事法西斯专政。
日本“君主立宪”是由君主为主体的立宪，宪法只是君主管理国家的手段，而不是对君主的制约。恰恰相反，宪法不仅要保护天皇，还要明确一套机制，使天皇的权力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天皇是“帝国元首”由天皇任命内阁大臣，各级官员必须效忠天皇；天皇是军队的“大元帅”直接统帅和指挥军队，政府和议会不得干涉；天皇可以召集或解散议会，可以颁布诏书取代法律；议会只对天皇起协助和咨询的作用。可见，日本天皇比希特勒的权力大多了，而且有法律明确规定。当然，法律归法律，天皇的实际权力仍然取决于天皇本人与财阀、政党、军队之间的博弈，大正天皇的权力与明治天皇的权力就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军队势力集团，在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基础上，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大对外战争，成为政府的权力中枢，占据特殊的政治地位。军部势力有两大支柱，一是参照德国，实施军政军令大权分立、统帅权独立的原则，极大强化了军方政治地位。二是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更是确立了军队干政的法律依据，如果军方抵制，内阁必然垮台。1907年制定的军令，明确有关统帅权事项只需军部大臣同意，而绕开了总理大臣。该制度使政党、政府对军权不得染指，军部却可以根据军方意志派员担任内阁大臣，直接操纵国家政务，掌握内阁的存亡。正如“大正政变”中，陆军大臣的辞职就轻而易举地搞垮了军方不满意的西园寺公望内阁。
明治维新时代，国家的目标是用一代人的时间将日本建成工业化国家。而日本底子薄，起步晚，唯一的方法是由政府引导，倾全国之力发展经济。这样日本形成了几个和政府紧密相连的庞大的垄断企业，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常常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资本家常常使用合作的态度执行国家政策。
日本的政党政治活动在早期依赖元老举荐制度。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是元老的举荐，第二是选举中获胜。各个政党不是努力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去争取选民的支持，而是揣摩如何博取元老们的欢心。当元老一个个离去后，缺乏民众根基和纲领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强硬的军部的行动时毫无还手之力。
宪法保护下的皇权、强硬的军队、合作的资本家和软弱的政党，这一切都让天皇的军国主义专制道路比希特勒更加一帆风顺。
裕仁还向世界证明了他比希特勒高明的地方——天皇对基层臣民的控制和鼓动能力。这些人包括低级军官、浪人和农民。一旦内阁大臣官僚或军队里的高级军官不听指挥，他就直接发动基层民众和下级军官，用“下克上”的方式去完成天皇的意志。
裕仁在他的皇室宗亲的帮助下，很早就开始培养年轻的军官和官僚。早在1921年他在欧洲旅行时，就接见了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等日本青年军官，并获得了他们的效忠，他们后来形成了裕仁向军中元老挑战的组织——“巴登巴登十一亲信”其中的岗村宁次、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都是日本军事扩张的核心人物。
裕仁在宫中建立了控制和培养年轻军官和官僚的教导中心，取了一个比较隐晦的名字叫“大学寮”对于下级军官和初出茅庐的官僚来说，能在神圣的皇宫里听讲讨论，真是莫大的荣幸，这里待过的人很少会背叛天皇，同学之间结下的友谊会贯穿整个人生，他们的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对日本的政坛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
东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大川明周被指定为大学寮学监，他多年在裕仁的亲信身边工作，是日本第一大帮会“黑龙会”头子的忠实助手，还在中国当过10年间谍。他周围聚集了代表各阶层的大亚细亚主义拥趸、间谍和民族主义分子。他被称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教父”和“日本的戈培尔”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实干家。
在大川博士的指导下，大学寮的课程里加入了他认为有用的各种“主义”儒家思想、武器发展、应急计划的制订、陆军的改组和地缘政治理论等。天皇的首席顾问开了一门关于天皇地位的课程，解释皇室的各种职责，说明这些职责在调节天皇与其忠实亲信的分歧时的作用，以及讲解决不能让公众和舆论玷污天皇的必要性。来讲过课的甚至还有准军事体系的人员，如秘密警察、商业间谍、贩毒老手、妓院老板、恐怖分子和审讯专家等战斗在“法西斯主义建设”第一线的行家里手。18除了培养人才以外，天皇还支持拉拢帮会和法西斯组织，比如黑龙会和血盟团，让他们以暗杀和政变来诱导民意，清除反对派。
黑龙会创立于1901年，是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中心和日本浪人的大本营，势力之大，超过其他任何一家团体。当时成立日本内阁，没有黑龙会大佬头山满的同意，谁也行不通。黑龙会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也曾大显身手。之后与日本军方的合作日趋紧密，配合军队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
血盟团是日本右翼恐怖组织，由法西斯僧人井上日召发起，主要成员是学生和农村青年。井上日召曾在中国搞过特务活动，20世纪20年代和老朋友大川博士一起回到日本。他和他的门徒企图以暗杀的方式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法西斯制度。“美元套利陷阱”牵扯的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和三井总裁团琢磨，都死在血盟团的枪下。
有了这些组织的暗中配合，天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运用“乾坤大挪移”幕后操纵日本政局，屡屡使出阴谋、暗杀和战争手段，打得政党势力灰飞烟灭，财阀资本家俯首帖耳，国际社会哑口无言，把皇权紧紧握在手中。他的成就已经远超大正，直追明治。
“这样就结束了日本民选政府的实验。犬养毅的被害，有效地使政友会销声匿迹。此后13年内，虽然日本人仍继续定期投票选举，但他们的选票毫无意义——最多不过是对当时公开化了的问题，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看法而已。在随后的岁月中，既然财阀已甘心成为国家整军尚武的机器上的轮齿，那么裕仁从他的皇祖列宗处承袭的军事计划可能遭遇的阻力，唯有来自陆军的‘军国主义分子’。
当最后一枚手榴弹爆炸后，烟消雾散；最后一辆出租汽车开到秘密警察大楼前停下来；西园寺公望最后虚张声势的恫吓伎俩被裕仁镇下去之后，死者共计不过4人。一年之后，希特勒夺取政权时，还得刺杀政敌51人，并纵火焚烧了德国国会。希特勒的名字于是立即在全世界成为魔鬼的同义词；而裕仁在他的这场‘三重阴谋’的大政变后，却仍未被人识破——依旧是在宗教色彩的戒律掩盖下的神秘人物，表面看来仍然完全是一个正人君子的典范。他占了当皇帝的便宜，他可以凭借上千年搞阴谋的经验。”191936年2月26日，当1000多名日本下级军官和士兵高呼推财阀统治、打倒贪污腐化的官僚政客而血洗东京时，震惊世界的“二二六”兵变将敢于对抗天皇的势力彻底打垮了。
西园寺公望本在被刺杀之列，但最后政变士兵“突发善心”放过了他。此时的西园寺公望彻底明白了，这是一种来自最高层的最严厉的警告，他根本不是裕仁天皇的对手，宪政不可能制约天皇，金权也难以战胜皇权！
从此，日本打开了世界大战的潘多拉盒子。
“从最初开始，裕仁就是一个行动型的强有力的天皇，但矛盾的是，他给世人的印象却是一个防守型的被动的君主。全世界都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他没有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个人作用，坚持将他视为一个无能的、有名无实的元首，缺乏智慧，没有知性。事实是，他比大多数的评价更精明、更狡猾，也更精力充沛。从裕仁的谨言慎行中，人们可以读出比他实际说的和做的更多的东西。在执政的前22年，他发挥了高度的影响力，对于想做的事，他很少表现出无能。”15裕仁天皇主导的日本侵略扩张的背景和德国非常相似。他们都在经济上完全垄断；文化传统上爱好武力、尊重权威、崇拜秩序、勤奋刻苦，深刻体现了对自己独特价值观的自负以及得不到尊重的怨恨；政治上，日本1889年宪法的范本就是俾斯麦的德国宪法，虽然两国都是立宪制，但是议会后面真正掌权的是军队、地主和资本家的联盟。两国唯一重大的区别是工业实力，日本是个真正资源缺乏的国家，缺乏煤、铁矿石、石油、合金材料、水力资源，甚至食物。而德国只是用它来做宣传而已。16先天的缺乏资源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增长的人口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日本全国人口从1873年的约3000万增长到1939年的7000万。他们想效仿当初欧洲向外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无奈世界上的大部分殖民地已经被欧美国家瓜分干净。同时英、美、德、法、俄等国对日本的扩张十分警惕和不安，1921年英国拒绝恢复英日同盟；192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日本人没有资格归化为美国公民，这些大大伤害了日本民众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更增加了日本对英美的敌对情绪，转而通过武力扩张来解决国内的矛盾。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打击下，日本和德国都推行对内镇压、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建立了法西斯统治，以提高国防开支、实现国家经济军事化的手段来克服危机。
在德国，由于皇权的崩溃，政权的更替是自下而上，通过大选来实现的。
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德国经济急转直下，1930年，德国失业人口达到200万，1932年i升到600万。纳粹党立刻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指责凡尔赛条约和战争赔款导致了德国的经济危机，抨击政府软弱无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彻底丧失了信心，转而支持纳粹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希特勒政府上台了。
很多人误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拥有着社会运作的所有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会资源，希特勒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实际上，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必须依靠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的配合，才能运作政府。
当时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包括工业资本家、军队、官僚阶层和容克地主阶层。希特勒通过保证农产品利润、管制农民工资、减少贷款利息和税收，以及免交失业保险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容克地主阶层的利益，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由于历史上以普鲁士军官团为核心的军队势力与容克地主阶层渊源极深，普鲁士军官团的精英都是出身容克地主阶层，保护容克地主阶层使希特勒赢得了军队的支持。
通过要求官僚阶层的犹太人和反纳粹的人士提前退休，大量纳粹党员成为公务员，加强了纳粹的势力。
资本家在纳粹上台后权力大增。这个阶层的人士并没有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也没有按照向某一个领袖尽忠这样一种原则受到控制和制约。纳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扰工业和商业自由运作的，而且纳粹党除了处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之外，对于工业资本家总体而言也没有太多的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完全独裁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套组织模式。应该说，纳粹德国的这套系统是一种专制资本主义，但不是独裁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各种社会行为和资源的调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17日本和德国最大的不同是帝制皇权，日本不是依靠政党和大选掌握政府，而是以自上而下方式，由天皇和强势的军部来主导，依靠对内策划一连串暗杀、政变等恐怖事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扩大势力和影响，建立军事法西斯专政。
日本“君主立宪”是由君主为主体的立宪，宪法只是君主管理国家的手段，而不是对君主的制约。恰恰相反，宪法不仅要保护天皇，还要明确一套机制，使天皇的权力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天皇是“帝国元首”由天皇任命内阁大臣，各级官员必须效忠天皇；天皇是军队的“大元帅”直接统帅和指挥军队，政府和议会不得干涉；天皇可以召集或解散议会，可以颁布诏书取代法律；议会只对天皇起协助和咨询的作用。可见，日本天皇比希特勒的权力大多了，而且有法律明确规定。当然，法律归法律，天皇的实际权力仍然取决于天皇本人与财阀、政党、军队之间的博弈，大正天皇的权力与明治天皇的权力就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军队势力集团，在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基础上，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大对外战争，成为政府的权力中枢，占据特殊的政治地位。军部势力有两大支柱，一是参照德国，实施军政军令大权分立、统帅权独立的原则，极大强化了军方政治地位。二是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更是确立了军队干政的法律依据，如果军方抵制，内阁必然垮台。1907年制定的军令，明确有关统帅权事项只需军部大臣同意，而绕开了总理大臣。该制度使政党、政府对军权不得染指，军部却可以根据军方意志派员担任内阁大臣，直接操纵国家政务，掌握内阁的存亡。正如“大正政变”中，陆军大臣的辞职就轻而易举地搞垮了军方不满意的西园寺公望内阁。
明治维新时代，国家的目标是用一代人的时间将日本建成工业化国家。而日本底子薄，起步晚，唯一的方法是由政府引导，倾全国之力发展经济。这样日本形成了几个和政府紧密相连的庞大的垄断企业，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常常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资本家常常使用合作的态度执行国家政策。
日本的政党政治活动在早期依赖元老举荐制度。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是元老的举荐，第二是选举中获胜。各个政党不是努力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去争取选民的支持，而是揣摩如何博取元老们的欢心。当元老一个个离去后，缺乏民众根基和纲领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强硬的军部的行动时毫无还手之力。
宪法保护下的皇权、强硬的军队、合作的资本家和软弱的政党，这一切都让天皇的军国主义专制道路比希特勒更加一帆风顺。
裕仁还向世界证明了他比希特勒高明的地方——天皇对基层臣民的控制和鼓动能力。这些人包括低级军官、浪人和农民。一旦内阁大臣官僚或军队里的高级军官不听指挥，他就直接发动基层民众和下级军官，用“下克上”的方式去完成天皇的意志。
裕仁在他的皇室宗亲的帮助下，很早就开始培养年轻的军官和官僚。早在1921年他在欧洲旅行时，就接见了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等日本青年军官，并获得了他们的效忠，他们后来形成了裕仁向军中元老挑战的组织——“巴登巴登十一亲信”其中的岗村宁次、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都是日本军事扩张的核心人物。
裕仁在宫中建立了控制和培养年轻军官和官僚的教导中心，取了一个比较隐晦的名字叫“大学寮”对于下级军官和初出茅庐的官僚来说，能在神圣的皇宫里听讲讨论，真是莫大的荣幸，这里待过的人很少会背叛天皇，同学之间结下的友谊会贯穿整个人生，他们的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对日本的政坛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
东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大川明周被指定为大学寮学监，他多年在裕仁的亲信身边工作，是日本第一大帮会“黑龙会”头子的忠实助手，还在中国当过10年间谍。他周围聚集了代表各阶层的大亚细亚主义拥趸、间谍和民族主义分子。他被称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教父”和“日本的戈培尔”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实干家。
在大川博士的指导下，大学寮的课程里加入了他认为有用的各种“主义”儒家思想、武器发展、应急计划的制订、陆军的改组和地缘政治理论等。天皇的首席顾问开了一门关于天皇地位的课程，解释皇室的各种职责，说明这些职责在调节天皇与其忠实亲信的分歧时的作用，以及讲解决不能让公众和舆论玷污天皇的必要性。来讲过课的甚至还有准军事体系的人员，如秘密警察、商业间谍、贩毒老手、妓院老板、恐怖分子和审讯专家等战斗在“法西斯主义建设”第一线的行家里手。18除了培养人才以外，天皇还支持拉拢帮会和法西斯组织，比如黑龙会和血盟团，让他们以暗杀和政变来诱导民意，清除反对派。
黑龙会创立于1901年，是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中心和日本浪人的大本营，势力之大，超过其他任何一家团体。当时成立日本内阁，没有黑龙会大佬头山满的同意，谁也行不通。黑龙会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也曾大显身手。之后与日本军方的合作日趋紧密，配合军队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
血盟团是日本右翼恐怖组织，由法西斯僧人井上日召发起，主要成员是学生和农村青年。井上日召曾在中国搞过特务活动，20世纪20年代和老朋友大川博士一起回到日本。他和他的门徒企图以暗杀的方式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法西斯制度。“美元套利陷阱”牵扯的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和三井总裁团琢磨，都死在血盟团的枪下。
有了这些组织的暗中配合，天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运用“乾坤大挪移”幕后操纵日本政局，屡屡使出阴谋、暗杀和战争手段，打得政党势力灰飞烟灭，财阀资本家俯首帖耳，国际社会哑口无言，把皇权紧紧握在手中。他的成就已经远超大正，直追明治。
“这样就结束了日本民选政府的实验。犬养毅的被害，有效地使政友会销声匿迹。此后13年内，虽然日本人仍继续定期投票选举，但他们的选票毫无意义——最多不过是对当时公开化了的问题，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看法而已。在随后的岁月中，既然财阀已甘心成为国家整军尚武的机器上的轮齿，那么裕仁从他的皇祖列宗处承袭的军事计划可能遭遇的阻力，唯有来自陆军的‘军国主义分子’。
当最后一枚手榴弹爆炸后，烟消雾散；最后一辆出租汽车开到秘密警察大楼前停下来；西园寺公望最后虚张声势的恫吓伎俩被裕仁镇下去之后，死者共计不过4人。一年之后，希特勒夺取政权时，还得刺杀政敌51人，并纵火焚烧了德国国会。希特勒的名字于是立即在全世界成为魔鬼的同义词；而裕仁在他的这场‘三重阴谋’的大政变后，却仍未被人识破——依旧是在宗教色彩的戒律掩盖下的神秘人物，表面看来仍然完全是一个正人君子的典范。他占了当皇帝的便宜，他可以凭借上千年搞阴谋的经验。”191936年2月26日，当1000多名日本下级军官和士兵高呼推财阀统治、打倒贪污腐化的官僚政客而血洗东京时，震惊世界的“二二六”兵变将敢于对抗天皇的势力彻底打垮了。
西园寺公望本在被刺杀之列，但最后政变士兵“突发善心”放过了他。此时的西园寺公望彻底明白了，这是一种来自最高层的最严厉的警告，他根本不是裕仁天皇的对手，宪政不可能制约天皇，金权也难以战胜皇权！
从此，日本打开了世界大战的潘多拉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