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火器（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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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yao：
当时的发射药已经使用粒状火yao，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yao，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占75.75%)，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占13.65%)已经基本达到黑火yao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
明朝火器种类：
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军事机构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品种颇多，形式复杂的管形火器(火枪、火炮)。如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著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京军三大营的标准装备——线膛枪(直线膛)，葡萄牙人于1637年向明政府进献了线膛枪，神机营火器专家用后称赞该枪射程远，精度高，装填方便，上表请示大量仿制并装备京军三大营；大汉奸吴三桂作大明山海关守将时，曾制作过大口径铁芯铜炮，集铁坚、铜韧于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小的创举，这炮至今有一门陈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说明几十年间明朝火器技术发展之快，但可惜国家将亡，没有批量装备。另外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也相当精良，样式、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明朝自制铁火铳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而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十里相当于现代五公里多，相当远了，曾经对这个数据产生过怀疑，但是西方的同类型火炮的性能证明了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当时西欧各国已有领海这一概念，当时的领海是以海岸火炮的射程来定的，16世纪末期的领海是三海里，约合五点五公里）。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铁骑的最强武器。当时的战法为：将后金的骑兵诱入城头红夷大炮射程，然后用开花弹集火射击，效果非常显著，连努尔哈赤都被炸死。很长时间内，后金骑兵不敢进攻装备有红夷大炮的宁远、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
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明朝开花弹：
明代开花弹被广泛使用于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在此摘录一条新闻：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日前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２０多枚明朝早期地雷，据称，这是我国首次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１１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径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yao和引爆火yao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还能倒出里边的火yao。火yao均为黑色，其中有一枚较大的火yao为土灰色，且部分火yao呈米粒大小的颗粒状。
据新华社，出土地雷的内蒙古托克托县（古代称之为东胜州）地处黄河岸边的山梁台地，起着雄踞高地、扼守黄河的重要作用。当时这里水陆交通便利，边界贸易繁荣。元朝末年，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公元１３６８年元大都被明军攻破后，为了荡平北部元军，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该城出土的地雷正是这时明军攻城用的武器，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
明朝的“地雷”？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当时的地雷是先在敌人的必经之道上挖一大坑，埋入火yao，上面覆以碎石，以盘香引爆。这些所谓“地雷”根本就是开花弹！“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就是证据，他们挖到的是一个火炮的弹药库！“ 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１１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径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
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这些数据也表明了开花弹的本质，试想，地雷需要两种规格，并且铸造精度在一毫米以内？只有火炮才要求炮弹有如此的精度，因为大家知道：如果炮弹大于火炮口径就无法发射，而小于火炮口径会造成火yao气体泄漏，射程和精度都无法保证。感谢这些数据让我们知道当时那里的火炮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口径为85毫米的，另一种是口径为110毫米的。从这些数据我们还知道了东西方的开花弹有一个区别：西方的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yao来引爆；而明朝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估计是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因此“信管”、“药捻”都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当时明朝军队的火炮除了装备开花弹，还装备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和霰弹。实心弹是由铁或者铅铸造而成，少量是用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是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直接命中的话非死即残，但努尔哈赤并没有肢体断裂，因此可以排除是被实心弹打死的。再看霰弹，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构成，射击时可以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是霰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努尔哈赤是不会将军营设在离城墙如此接近的地方的，所以霰弹也可以排除。如此一来，只有开花弹是杀死努尔哈赤的“真凶”，开花弹是铁壳，可以及远，同时爆炸时威力大。推测当时的情况是一枚开花弹落在努尔哈赤附近爆炸，他被弹片和冲击波击成重伤，不治身亡。
明朝火枪：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如果不是明朝末期，政治上实在极度腐败，外加连摊上三个“倒霉”皇帝，满清焉有入主中原之理！
中国把创制成功的火绳枪，称之为“鸟铳”，《武备志》说：“后手不弃把，点火则不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形枪托形似鸟喙而被称为“鸟嘴铳”，也有人称其为鸟枪，成为当时明军战斗中的“利器”。明军装备的鸟铳射程可达 120米，枪管用熟铁制作，底部有火孔与火yao池（放引火yao）相连，池上覆盖有铜盖，可以遮挡风雨，搠杖（通条）插在枪管下的木托上，用于填送弹药，枪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于取开擦洗枪管。
大约在同时，鲁密国(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国进贡火绳枪，中国古代著名火器专家赵世祯，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知增强国防力量、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决心研制出精良的火器装备官军，卫国保民，于大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鲁密国进贡的番鸟铳，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泡泡语：比较早的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
赵世祯唯恐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就登门求教朵思麻，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并自己出资(赵世祯时任从七品衔的中书舍人)召集工匠进行试制，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创制了比鸟嘴铳射程更远的火绳枪，称之为“鲁密铳”。这种铳加长了枪管(4尺5寸)，重量略大于鸟铳(6—8斤)，射程远(150 米)，威力大，在结构上更优于鸟嘴铳。故《武备志》说：“鸟铣：唯鲁密铳最远最毒”。同时还研制出当时最新式的火器“掣电铳”和“迅雷铳”，前者兼具西洋铳和佛郎机的优点，后者并有鸟铳和三眼铳的长处。万历三十年六月，赵士祯研制的火器通过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门官员的试验。会审报告建议皇帝将赵世祯“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官员加以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
对比15—16世纪欧洲各国装备的火绳枪，在上构造和明军的火绳枪基本一致，技术参数也大致相仿，但明军的鸟铳比这些枪都要轻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绳枪——穆什克特枪，口径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弹丸重50克，射程250 米，可以保证射穿任何的铠甲，虽然明军的鸟铳威力比不上这种枪，但比起机动性和轻便性却是穆什克特枪远远不及的。
15世纪初期，欧洲战场上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的青铜炮，不久又出现了轮式火炮，采用颗粒火yao，法国于15世纪中期首先铸造铁炮，并很快使这一技术传遍欧洲；公元16世纪前后德国纽伦堡地区生产出一种直线式线膛的火绳枪——“毛瑟枪”，由于“膛线”一词的英文译音是“来复”，所以线膛枪也称“来复枪”，这种带有膛线的来复枪射击精度大大超过了滑膛枪。
从17世纪起，欧洲枪炮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法国人发明了具有防风防雨性能的燧发枪，它的出现标志着纯机械式点火时代技术的结束。燧发枪的基本结构如同打火枪，即利用击锤上的燧石撞击产生火花，引燃火yao。以其射速快、重量轻、射程远等多种优越性，逐渐将火绳枪废弃；瑞典人则划时代地把弹丸和发射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装填时将纸筒撕破(咬破)，把发射药和弹丸一块装入枪膛中去，既简化了装填过程，又保证了发射药的定量装填，它预示了一种新型的定装枪弹的出现。
由于这些欧洲先进火器优于中国火器，明政府在自己研究不出来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的花钱从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波加罗在澳门兴建的铸炮厂引进火器技术，进行大量仿制，并用于实战，在实战中取得巨大收益，进而批量装备军队。《中国军事史·兵器卷》记载明朝后期明军的火炮用精铁铸造，在技术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数量则稳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里，舰炮也达到 4里以上，开始采用了爆炸弹丸、分装弹药、后膛装填、有射表、瞄准具等等，种类上覆盖大中小口径，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满清后期的丢人史：
满清后期，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都闹了笑话，说明了当时满清的愚昧和无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算是满清能叫得出名的几个还懂一点军械和洋务的，其中更有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是能代表满清军事科技的最高见地的人物，可他们居然联合在一起闹了一出笑话……
鸦片战争时满清当时的火器专家丁拱辰不知开花弹为何物；
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西式开花弹；
李鸿章居然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
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县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这就是当时满清的军事科技水准，不败给洋人可能吗？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满清统治多年下的左宗棠也无知到了可怜的地步，明朝的开花弹并非引进，而是自行开发的，由于满清当时已经没有了丝毫创新能力，所以才会误认为只要是先进东西就是泊来品。
西方的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yao来引爆；而明朝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估计是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因此“信管”、“药捻”都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
左宗棠的哀叹十分令人同情：“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不过他错得更可怜，“利器”（开花弹）不是“入中国三百年”，而根本就是明朝已经发明了的东西，后金头努儿哈赤就是被开花弹打死的。
火yao：
当时的发射药已经使用粒状火yao，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yao，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占75.75%)，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占13.65%)已经基本达到黑火yao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
明朝火器种类：
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军事机构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品种颇多，形式复杂的管形火器(火枪、火炮)。如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著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京军三大营的标准装备——线膛枪(直线膛)，葡萄牙人于1637年向明政府进献了线膛枪，神机营火器专家用后称赞该枪射程远，精度高，装填方便，上表请示大量仿制并装备京军三大营；大汉奸吴三桂作大明山海关守将时，曾制作过大口径铁芯铜炮，集铁坚、铜韧于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小的创举，这炮至今有一门陈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说明几十年间明朝火器技术发展之快，但可惜国家将亡，没有批量装备。另外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也相当精良，样式、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明朝自制铁火铳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而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十里相当于现代五公里多，相当远了，曾经对这个数据产生过怀疑，但是西方的同类型火炮的性能证明了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当时西欧各国已有领海这一概念，当时的领海是以海岸火炮的射程来定的，16世纪末期的领海是三海里，约合五点五公里）。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铁骑的最强武器。当时的战法为：将后金的骑兵诱入城头红夷大炮射程，然后用开花弹集火射击，效果非常显著，连努尔哈赤都被炸死。很长时间内，后金骑兵不敢进攻装备有红夷大炮的宁远、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
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明朝开花弹：
明代开花弹被广泛使用于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在此摘录一条新闻：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日前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２０多枚明朝早期地雷，据称，这是我国首次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１１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径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yao和引爆火yao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还能倒出里边的火yao。火yao均为黑色，其中有一枚较大的火yao为土灰色，且部分火yao呈米粒大小的颗粒状。
据新华社，出土地雷的内蒙古托克托县（古代称之为东胜州）地处黄河岸边的山梁台地，起着雄踞高地、扼守黄河的重要作用。当时这里水陆交通便利，边界贸易繁荣。元朝末年，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公元１３６８年元大都被明军攻破后，为了荡平北部元军，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该城出土的地雷正是这时明军攻城用的武器，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
明朝的“地雷”？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当时的地雷是先在敌人的必经之道上挖一大坑，埋入火yao，上面覆以碎石，以盘香引爆。这些所谓“地雷”根本就是开花弹！“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就是证据，他们挖到的是一个火炮的弹药库！“ 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１１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径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
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这些数据也表明了开花弹的本质，试想，地雷需要两种规格，并且铸造精度在一毫米以内？只有火炮才要求炮弹有如此的精度，因为大家知道：如果炮弹大于火炮口径就无法发射，而小于火炮口径会造成火yao气体泄漏，射程和精度都无法保证。感谢这些数据让我们知道当时那里的火炮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口径为85毫米的，另一种是口径为110毫米的。从这些数据我们还知道了东西方的开花弹有一个区别：西方的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yao来引爆；而明朝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估计是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因此“信管”、“药捻”都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当时明朝军队的火炮除了装备开花弹，还装备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和霰弹。实心弹是由铁或者铅铸造而成，少量是用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是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直接命中的话非死即残，但努尔哈赤并没有肢体断裂，因此可以排除是被实心弹打死的。再看霰弹，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构成，射击时可以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是霰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努尔哈赤是不会将军营设在离城墙如此接近的地方的，所以霰弹也可以排除。如此一来，只有开花弹是杀死努尔哈赤的“真凶”，开花弹是铁壳，可以及远，同时爆炸时威力大。推测当时的情况是一枚开花弹落在努尔哈赤附近爆炸，他被弹片和冲击波击成重伤，不治身亡。
明朝火枪：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如果不是明朝末期，政治上实在极度腐败，外加连摊上三个“倒霉”皇帝，满清焉有入主中原之理！
中国把创制成功的火绳枪，称之为“鸟铳”，《武备志》说：“后手不弃把，点火则不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形枪托形似鸟喙而被称为“鸟嘴铳”，也有人称其为鸟枪，成为当时明军战斗中的“利器”。明军装备的鸟铳射程可达 120米，枪管用熟铁制作，底部有火孔与火yao池（放引火yao）相连，池上覆盖有铜盖，可以遮挡风雨，搠杖（通条）插在枪管下的木托上，用于填送弹药，枪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于取开擦洗枪管。
大约在同时，鲁密国(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国进贡火绳枪，中国古代著名火器专家赵世祯，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知增强国防力量、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决心研制出精良的火器装备官军，卫国保民，于大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鲁密国进贡的番鸟铳，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泡泡语：比较早的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
赵世祯唯恐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就登门求教朵思麻，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并自己出资(赵世祯时任从七品衔的中书舍人)召集工匠进行试制，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创制了比鸟嘴铳射程更远的火绳枪，称之为“鲁密铳”。这种铳加长了枪管(4尺5寸)，重量略大于鸟铳(6—8斤)，射程远(150 米)，威力大，在结构上更优于鸟嘴铳。故《武备志》说：“鸟铣：唯鲁密铳最远最毒”。同时还研制出当时最新式的火器“掣电铳”和“迅雷铳”，前者兼具西洋铳和佛郎机的优点，后者并有鸟铳和三眼铳的长处。万历三十年六月，赵士祯研制的火器通过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门官员的试验。会审报告建议皇帝将赵世祯“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官员加以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
对比15—16世纪欧洲各国装备的火绳枪，在上构造和明军的火绳枪基本一致，技术参数也大致相仿，但明军的鸟铳比这些枪都要轻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绳枪——穆什克特枪，口径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弹丸重50克，射程250 米，可以保证射穿任何的铠甲，虽然明军的鸟铳威力比不上这种枪，但比起机动性和轻便性却是穆什克特枪远远不及的。
15世纪初期，欧洲战场上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的青铜炮，不久又出现了轮式火炮，采用颗粒火yao，法国于15世纪中期首先铸造铁炮，并很快使这一技术传遍欧洲；公元16世纪前后德国纽伦堡地区生产出一种直线式线膛的火绳枪——“毛瑟枪”，由于“膛线”一词的英文译音是“来复”，所以线膛枪也称“来复枪”，这种带有膛线的来复枪射击精度大大超过了滑膛枪。
从17世纪起，欧洲枪炮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法国人发明了具有防风防雨性能的燧发枪，它的出现标志着纯机械式点火时代技术的结束。燧发枪的基本结构如同打火枪，即利用击锤上的燧石撞击产生火花，引燃火yao。以其射速快、重量轻、射程远等多种优越性，逐渐将火绳枪废弃；瑞典人则划时代地把弹丸和发射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装填时将纸筒撕破(咬破)，把发射药和弹丸一块装入枪膛中去，既简化了装填过程，又保证了发射药的定量装填，它预示了一种新型的定装枪弹的出现。
由于这些欧洲先进火器优于中国火器，明政府在自己研究不出来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的花钱从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波加罗在澳门兴建的铸炮厂引进火器技术，进行大量仿制，并用于实战，在实战中取得巨大收益，进而批量装备军队。《中国军事史·兵器卷》记载明朝后期明军的火炮用精铁铸造，在技术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数量则稳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里，舰炮也达到 4里以上，开始采用了爆炸弹丸、分装弹药、后膛装填、有射表、瞄准具等等，种类上覆盖大中小口径，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满清后期的丢人史：
满清后期，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都闹了笑话，说明了当时满清的愚昧和无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算是满清能叫得出名的几个还懂一点军械和洋务的，其中更有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是能代表满清军事科技的最高见地的人物，可他们居然联合在一起闹了一出笑话……
鸦片战争时满清当时的火器专家丁拱辰不知开花弹为何物；
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西式开花弹；
李鸿章居然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
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县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这就是当时满清的军事科技水准，不败给洋人可能吗？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满清统治多年下的左宗棠也无知到了可怜的地步，明朝的开花弹并非引进，而是自行开发的，由于满清当时已经没有了丝毫创新能力，所以才会误认为只要是先进东西就是泊来品。
西方的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yao来引爆；而明朝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估计是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因此“信管”、“药捻”都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
左宗棠的哀叹十分令人同情：“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不过他错得更可怜，“利器”（开花弹）不是“入中国三百年”，而根本就是明朝已经发明了的东西，后金头努儿哈赤就是被开花弹打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