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善良的姐姐和霸道的外甥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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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除了父母之外，就要数大姐一家最惦记我了。大姐——我习惯喊她兴祯姐姐，她是我伯父的女儿。
我父亲就弟兄两人，伯父程先德比我父亲大6岁，生于1904年农历正月十八日。父亲13岁时，弟兄俩从老家广安出来，到重庆长安兵工厂学徒，以后都在重庆成了家，并把祖父母接到身边。祖父母和伯父母去世后，父亲一直把大姐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当时，生活虽然苦些，但一家人在一起处得非常融洽。
等到我们几兄妹出生后，大姐也把我们当亲弟弟妹妹对待，亲得不得了。其实，大姐和我母亲同岁（1926年生），整整比我大22岁。我上面有一个哥哥，大我5岁，一个姐姐，大我两岁，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在大姐面前，我们绝对是小弟小妹。小时候，大姐真没少疼过我们。
1949年重庆还没解放，大姐23岁时，自己做主选了人家准备婚嫁。不善言语的父亲担心自己的侄女受委屈，尽管内心不太愿意，还是尊重了大姐的选择。从此，大姐有了自己的家庭。当年冬天，大姐的大女儿冬明出生了，我的这个大外甥女只比我小1岁。两年后，大姐又有了二女儿小明。1952年在我4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迁往山西长治居住，大姐一家仍留在重庆。从此，我们两家分开了。
以后五六年里，我们两家分别都添了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我家成了姊妹七个，大姐家，不知觉中我有了四个外甥女和一个外甥。以后十多年时间，两家书信往来音讯不断，一直保持着联系。父亲偶尔出差到重庆，总住在大姐家；母亲回老家探亲，大姐一家一定要把母亲接过去热情款待。那个年代，两家经济条件虽然并不宽裕，但大姐家和我们家一样，用今天的话都可以称得上一个和谐家庭。
大姐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义务担当街道居委会小“干部”几十年，至今还被人尊称为“程代表”然尔，我的这些外甥女们却个个伶牙俐齿，吃不得半点亏。
其实，大姐夫这人挺不错的，除了不问家务、爱好一口酒之外，剩下的全是优点。烟从来不沾，一生乐善好施，光下雨天站在自家门口主动“借”给陌生过路人的斗笠草帽雨伞，已不计其数，而且二三十年来一直乐此不彼。自己有点好东西好吃的，总忘不了左邻右舍。好人好报，姐夫享年87岁，前些年去世时，满口牙齿一颗没掉。事实证明，大姐当初的选择以及父亲当时的默许都是正确的。
说了这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我将近20岁以后，才慢慢知道的。
1967年9月下旬，时隔15年，已经19岁的我在高二时（如果不是学校停课，应该是高中毕业了），从长沙辗转来到重庆。按着信封的地址，找到了朝天门附近新城门街17号大姐家，自报家门后，大姐和姐夫认出了我这个已经是大小伙子的弟弟。于是我就在大姐家不足20平米的一间小屋里挤着住下了。全家加上我八口人，三张床（一大两小，我独占一张小床，大姐家7口人如何挤，我就不管了）。
从此，我结识了我的大外甥女冬明及其弟妹们。并在以后的频繁交往中，逐步加深了印象和了解。分别十多年后，那种血溶于水的浓浓亲情依旧，由于属同龄人，我们还自然而然地建立了长达40年之久的挚友之情。
我这一生，除了父母之外，就要数大姐一家最惦记我了。大姐——我习惯喊她兴祯姐姐，她是我伯父的女儿。
我父亲就弟兄两人，伯父程先德比我父亲大6岁，生于1904年农历正月十八日。父亲13岁时，弟兄俩从老家广安出来，到重庆长安兵工厂学徒，以后都在重庆成了家，并把祖父母接到身边。祖父母和伯父母去世后，父亲一直把大姐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当时，生活虽然苦些，但一家人在一起处得非常融洽。
等到我们几兄妹出生后，大姐也把我们当亲弟弟妹妹对待，亲得不得了。其实，大姐和我母亲同岁（1926年生），整整比我大22岁。我上面有一个哥哥，大我5岁，一个姐姐，大我两岁，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在大姐面前，我们绝对是小弟小妹。小时候，大姐真没少疼过我们。
1949年重庆还没解放，大姐23岁时，自己做主选了人家准备婚嫁。不善言语的父亲担心自己的侄女受委屈，尽管内心不太愿意，还是尊重了大姐的选择。从此，大姐有了自己的家庭。当年冬天，大姐的大女儿冬明出生了，我的这个大外甥女只比我小1岁。两年后，大姐又有了二女儿小明。1952年在我4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迁往山西长治居住，大姐一家仍留在重庆。从此，我们两家分开了。
以后五六年里，我们两家分别都添了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我家成了姊妹七个，大姐家，不知觉中我有了四个外甥女和一个外甥。以后十多年时间，两家书信往来音讯不断，一直保持着联系。父亲偶尔出差到重庆，总住在大姐家；母亲回老家探亲，大姐一家一定要把母亲接过去热情款待。那个年代，两家经济条件虽然并不宽裕，但大姐家和我们家一样，用今天的话都可以称得上一个和谐家庭。
大姐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义务担当街道居委会小“干部”几十年，至今还被人尊称为“程代表”然尔，我的这些外甥女们却个个伶牙俐齿，吃不得半点亏。
其实，大姐夫这人挺不错的，除了不问家务、爱好一口酒之外，剩下的全是优点。烟从来不沾，一生乐善好施，光下雨天站在自家门口主动“借”给陌生过路人的斗笠草帽雨伞，已不计其数，而且二三十年来一直乐此不彼。自己有点好东西好吃的，总忘不了左邻右舍。好人好报，姐夫享年87岁，前些年去世时，满口牙齿一颗没掉。事实证明，大姐当初的选择以及父亲当时的默许都是正确的。
说了这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我将近20岁以后，才慢慢知道的。
1967年9月下旬，时隔15年，已经19岁的我在高二时（如果不是学校停课，应该是高中毕业了），从长沙辗转来到重庆。按着信封的地址，找到了朝天门附近新城门街17号大姐家，自报家门后，大姐和姐夫认出了我这个已经是大小伙子的弟弟。于是我就在大姐家不足20平米的一间小屋里挤着住下了。全家加上我八口人，三张床（一大两小，我独占一张小床，大姐家7口人如何挤，我就不管了）。
从此，我结识了我的大外甥女冬明及其弟妹们。并在以后的频繁交往中，逐步加深了印象和了解。分别十多年后，那种血溶于水的浓浓亲情依旧，由于属同龄人，我们还自然而然地建立了长达40年之久的挚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