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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世奇与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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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家研究dna,上推亿年,据然一个非洲的黑女人,是整个人类的母亲,那么不管姓刘姓王,姓陈姓李,达尔文达芬奇,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叔伯姑姨。后来人类变得生分了,人与人要争斗,国与国要打仗。一个人要与另一个人相遇,还要看缘份,靠运气。与陈大导演见上一面,我真要越过上亿个人头,还要经历一场大战。

    1977年我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被分配在上海漆器雕刻厂。这个时期,就是红袖添香小说大赛所说的“青葱时代”

    我没有去找“青葱”恋爱,而是投入了1978年的全国艺术类高考。因为是各艺术院校独立招生,我同时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上海师大美术系,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我开始了车轮大战,手上的画笔好象赵子龙的银枪,舞得雨打梨花相似,风雨不透,血透战袍,冲出重围。四次复试,四次体检验血,上百cc的血没了,,却长出三头六臂,精神为之大振。

    我的工艺美校同班同学姜建忠,突然来我家告诉我,不好了,上面有指示,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可以参加高考,必须按国家规定两年以后报考对口专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一听,好似头顶浇了一壶滚烫的开水,好险没一屁股坐下去,把亭子间里装“黄金”的木头马桶坐散架了。

    “上面”怎么能这样,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正在努力报效“上面”怎么可以这样糊弄我们,真是气煞人也。我与建忠串联了许多同学,去上海市高校招生办公室上访,结果真的看到了“上面”的文件:中专毕业须工作二年才能报考对口专业。有同学执笔,写了一封上访信,收信人是当时的文化部长王镇,诉说我们经过所有考试过程在先,教育部文件发在之后,这不公平。同学们都签了名,我犹豫不决,迟不落笔,有广东家庭出生的同学数了一下,正好17个,加上我凑成十八,讨个吉利,大家起哄,逼着我签名,我不得已签下大名:达世奇。

    我们的信石沉大海,自然,我的车轮大战也白辛苦一场。可是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录取通知书,原来天子脚下,是“上面”的“上面”气魄就是不同反响。

    我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哪里知道,上海招生办可是炸开了锅。几乎所有的同学,不管平时与我相处如何,认不认识,都挤在招生办大吵,一定要拽着我的大腿,要么与我一起鸡犬升天,要么一起坠落地狱,莘莘学子,报国之心,壮哉!但是我行我素,还是去电影学院报到。电影学院的老师与我谈话,给我看了刚收到的电报,一份来自上海市招生办,指出我不符合入学资格;另一封来自我档案的所属工厂:漆器雕刻厂,揭露我从未见过面的,远在新疆的姑父,是一个国民党投诚部队的营级副官,属历史反革命。上海的“上面”太多了,上海的“下面”都要倒霉。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安慰我:“不用怕,这儿是北京。我们这届美术系的新生与你一样,大多数是各省市工艺美校的毕业生,我们电影学院的院长是文化部的副部长,我们明天就去文化部教育司去拿调令,有了调令,上海必须放人。”

    第二天下午,负责招生的老师从文化部回来了。他问我,我是否与一些人写了给文化部长的上访信?我大吃一惊,点头称是。他说,王镇部长在信上批示:“与轻工业部协商解决”信转交到轻工业部,轻工业部的副部长在信上批示:“根据国家规定,两年以后报考对口专业”现在有两个部长的批示和签名,否定了上访信的诉求,文化部教育司没人敢动。如果我的签名在中间不在末尾,他们就当是疏忽,没留意到我的名字,我达世奇就不在二位部长批示范围之内,他们可以批出了调令。而我的名字又太特别,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可能视而不见,因此我只能被退还原籍。

    我用力地紧抓着自己的头发,差一点没把头皮扯下来。

    一封上访信,有我的签名,又有二位部长批示否定,和他们的亲笔签名,现在想来,这既是命运的转折又是历史的文物,应该把它找出来拿去拍卖。如果那时候流行点击率,一定超过现在十倍。

    我垂头丧气地在电影学院的饭厅里排队买饭,前面有一人,个高,纤瘦。我与他搭话,因为我要走了,能多相识一个电影学院的同届新生校友,会多一份温暖。我把我的遭遇告诉他,他对我说,他是导演系的新生,也是上海人,可能与我的命运相同,也要离开电影学院,因为他有视网膜脱落症,不适合干导演这一行,现在正在做最后的医疗检查。我们莘莘相惜,共同哀叹自己的遭遇,埋怨被命运之神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在电影学院学生宿舍里,躺在有“达世奇”三个字标签的床上睡了最后一觉,第二天醒来,地球照样转动,太阳照常升起。这一天的晚上,我要坐火车,离开这里的伤心地,到另一个心伤地:上海,这个让我一签成名的地方,去受“上面”的折磨和“下面”的嘲笑。

    中午,我到电影学院的饭厅去吃“最后的午餐”我很想再见那个导演系的老乡,与他道别。我在饭厅里排对,这次,站在我前面的,又是高个,但却壮实,见我探头看他,很大方的和我打招呼:“你好。”他与我交谈起来。我听说他也是导演系的新生,就象他打听另一位,来自上海,有视网膜脱落症的。他说:“我的视网膜没有脱落,不是我。”我苦笑一下,告诉他我的遭遇。他惊讶地说:“哦,原来你就是达世奇啊,我听说了,事情还闹得挺大,你的名字都上部里去了,可以拍故事片了。”他伸出手来,友善地自我介绍:“我叫陈k哥,来,握握手吧。”我感到他的手厚实有力,又不失柔韧温暖,是个有福之人。

    后来,又越过了上亿个人头,碰到一位绝代佳人。

    1979年,我与建忠双双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这回是参军入伍,不属于教育部招生委员会管,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对建忠说,这个世界,不一定是有德者据之,但一定是有才者据之。

    1983年我从军艺毕业,为响应邓小平裁军的号召,我转入地方,成为上海电视台的美术编辑,负责一本杂志:“电视剧艺术”经常混迹于俊男美女之中,为了杂志封面到处猎艳。

    我经常去的地方,是上海戏剧学院。在一年级女生宿舍里,一群美女围着我,我见到一个小巧精致的姑娘,惊为天人。我决定为杂志开辟一个新的专栏:“新星窗”专门刊登有可能成为未来明星的年轻美女,她,就是我这个“窗”的开山之作。我找来了摄影师,在镜头前放了一快玻璃,透过玻璃看到美女和一片白色的背景,我用水彩在玻璃上画起来。画完了,我对摄影师做了个手势:“action!”“咔嚓”照片拍出来了,美女昂首挺胸,背景抽象水墨淡彩,气象万千,就好象屈原站在河边上,准备跳下去之前要发一番感慨。我在照片下面注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一年级女生———陈虹,我大概是她在镜头下的第一位“导演”

    照片印在杂志上,杂志致今还保留。我太太看见了,对我说:“你那个时候还是帅哥,为什么不去追她?”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算了吧,还是留给咱们的陈大导演吧。”

    “如果你不在上访信里签名,你就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美术系,然后学了张艺谋,转行做导演,你就变成达大导演了,这二陈故事可能要改写。”太太思索了一会,又说:“不过谁知道,你做了画家,去追陈虹,五百年以后,可能没人提起陈k哥了,而陈虹跟了你,或者被你画了肖像,送进了法国卢浮宫,挂在蒙娜丽莎的旁边,被罩上玻璃罩子,天天受人瞻仰,不是可以留芳百世了吗?”

    “不要搞我,追陈虹?我知道自己的斤两,让鸡蛋往石头上撞?,撞得我视网膜脱落了怎么办?,画画都不行了,还谈什么卢浮宫?还是现在这样好,我们俩可以到处潇洒旅游,说不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街头垃圾箱里,捡到一个旧的画布和一堆旧颜料,然后回上海给你画肖像,正好调色油没了,向邻居小饭店要了一小碗。五百年后,考古学家研究了画布颜料和风格,认为与达芬奇相似,并证明达芬奇经常向邻街的小饭馆要油,所以油的含量中有炸土豆,鸡,猪排,牛肉丸子和鱼的混和成分,是重复使用,质量胜过地沟油,因此确认该幅肖像是达芬奇的真迹,挂在卢浮宫蒙娜丽莎的旁边。”

    “是啊,你说得不错,”太太接过我的话题笑着说:“后来考古学家研究这个画中的女子,怎么会有中国妇女的外貌特征呢?,是不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意大利,又与达芬奇相遇了呢?”

    “谁知道,命在旦夕之间,运在倾刻一瞬,一个小小的签名,决定命运五百年,谁能预料?谁敢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