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2002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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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文字排列，并且挂出，如同将要上演的舞台布景。——
一
在离开这些熟悉的文字之后我又重新捡起它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把它们按我的方式排列组合，用意识流类的自恋式的铺陈，用各种符号隔开，呈现，一遍接一遍，不厌其烦的表达我重复的生活，思想和状态。
二
大理。
紫云口。
同事拉着我的手，在成山如海似的对联和福字门匾灯笼炮仗里跟个孩子样的欣喜，红彤彤的喜气，身边穿流急促满溢着幸福和温暖的人群，天晴得可爱之极，笑容灿烂而明朗，孩子们在我们脚边穿梭，打闹游戏，缠着年轻的母亲要新衣。
人们琐碎的忙碌，眼里，笑里，嘴角，上扬的眉毛，伸展的胳膊，匆匆的步履，琐碎着，忙碌着，却是快活着，张扬着，再多的疲惫，在多的辛酸就等着这一天的冲洗。
我站在人们往来往返的拐角，无动于衷。
烟灰色大衣，拉高的套头毛衣，被风吹得凌乱不堪的短发，开裂的嘴唇，手带里急促连续响动的手机，热而湿的模糊视线的液体。
三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轻易的爱上，然后厌倦，既而离开。
一种曾经爱上并为之痴迷的文字；一些为了这种文字爱上的人，男人或者女人；一个可以供我放纵但最终容纳不下我的空间；一段感情；一场恋爱；一副达利的画，在空寂沙漠里互相相爱着的两片面包；一本虹影的书，这个精灵般思维跳动的女人在意象上的刻苦的经营。
我轻易的感动，轻易的被诱惑，于是沉落，于是模仿，于是爱上。
最终离开。
用一种决然的，义务反顾的姿势。
四
我还没找到我流浪的目标。
但我至少决定了流浪的姿态。
五
忽然想起迁徙。忽然想起六月。忽然想起盛夏的果实。
写那些文字的时候我还很年轻，站在风里，俯瞰着脚下这个驱逐了我的城市，对自己说，除了眼泪我没有留下什么，除了伤害我没有带着什么。跟着我的，只有离开家的时候父亲买给我的朱红色的旅行箱，手腕上一串红水晶的链子，还有蹲在我脚边的，一只叫乖乖的长毛的两只眼睛不一样颜色的波斯猫。
后来那只旅行箱被我丢在储藏室里，一年后我把它拖出来的时候已经被鼠患破烂不堪，里面还找到一把绸扇，好多年以前还没剪断头发的那个女孩子编了两股辫子，拿着它在学校的舞台上踩着节拍跳螃蟹调，轻盈的身子，灿烂的笑容，花花的坎肩褂子。
后来那串红水晶的链子在一次酒醉后遗失。连同一起遗失的还有一本壳子是灰色的笔记本，边缘已经泛黄，里面做书签用的是一片写满各种符号的纸。前者是无意的，后者可能是故意的。
后来那只猫死得很惨。在飞驰的车轮底下。
六
同事买回来一大抱福字和对联，各式各样的，粘在玻璃门上，办公室外，窗户上，到处喜气洋洋。
喜气刺痛了我的眼睛。
忽然畏惧这种叫做春节的日子，畏惧任何一个叫做节日的日子。
七
1999年的春节，在冷而干燥的风里我提着朱红色的旅行箱走出车站，父亲说，我只能为你安排开始，结果如何，靠你自己去争取。空寂的停车场里，从四面反弹回来的只有我的皮鞋踏在地上的撞击，还有在空气中我厚重的呼吸。我在脖子上围着母亲的围巾，那块米色的围巾通常用来搭配她最好的那条两件套的冬裙，后来我在这个城市给她买了块厚厚的俄罗斯方巾，她说搭在肩上能裹住整个的身子，很暖和。
2000年的春节，千僖，广场上狂欢的人群，互相的拥抱，亲吻，在深蓝色的帷幕上盛开大朵大朵缤纷绚烂光彩夺目的礼花，哨声鞭炮声喧喳的笑声喊声尖叫声，人群里我摔开旁边男人的胳膊，跌跌撞撞跑开，抱住一部磁卡机，拨通那个烂熟的号码，在电流中我说，结束吧。后来似乎流了很多泪，顺着电话流下来，打湿了地面；后来他们说在电话下面找到我，已经睡熟，眼角的湿润还没有干透；后来我很认真的回想，可是一切都很模糊。
2001年的春节，换上白色套头的毛衣和黑底红格的蓬裙，脖子上系着和裙子同色的围巾。吃完饭，坐在电视面前看春节联欢会。忽然想拨电话，那边有我血脉相连的亲人。接通，没有人接，继续拨，占线，再拨，线路忙，忽然之间泪流满面。
2002年的春节，一个人，确定了流浪的姿势，却不知道流浪的目标。
八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觉很累。
九
这些文字已经跟我有了一些距离，当我恢复这种状态的时候它们已经不如以前一样得心应手。我脱离开这种意识，只因为我已经厌倦这种重复的表白。在失语之后，我试图把自己的文字显得更高明，显出它们的另一个台阶，我丢掉了那种内心独白或者心理叙述内卷式的水仙花情结的大段大段的给文字造成的文体包袱，以为可以轻松上路，确实，我轻松上路。
十
没有人知道我会写字，除了那些必须的文件和报告。
或者有一天，当我身边一个熟悉的朋友来到这里的，看到这些文字，他或者她，在看过每一个字以后叹一口气会说，这个写字的女人，真像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十一
写字对于我，已经是一种习惯，打伞的唯一呈现方式。
打伞，das sein，存在。
2002/2/4
——我将文字排列，并且挂出，如同将要上演的舞台布景。——
一
在离开这些熟悉的文字之后我又重新捡起它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把它们按我的方式排列组合，用意识流类的自恋式的铺陈，用各种符号隔开，呈现，一遍接一遍，不厌其烦的表达我重复的生活，思想和状态。
二
大理。
紫云口。
同事拉着我的手，在成山如海似的对联和福字门匾灯笼炮仗里跟个孩子样的欣喜，红彤彤的喜气，身边穿流急促满溢着幸福和温暖的人群，天晴得可爱之极，笑容灿烂而明朗，孩子们在我们脚边穿梭，打闹游戏，缠着年轻的母亲要新衣。
人们琐碎的忙碌，眼里，笑里，嘴角，上扬的眉毛，伸展的胳膊，匆匆的步履，琐碎着，忙碌着，却是快活着，张扬着，再多的疲惫，在多的辛酸就等着这一天的冲洗。
我站在人们往来往返的拐角，无动于衷。
烟灰色大衣，拉高的套头毛衣，被风吹得凌乱不堪的短发，开裂的嘴唇，手带里急促连续响动的手机，热而湿的模糊视线的液体。
三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轻易的爱上，然后厌倦，既而离开。
一种曾经爱上并为之痴迷的文字；一些为了这种文字爱上的人，男人或者女人；一个可以供我放纵但最终容纳不下我的空间；一段感情；一场恋爱；一副达利的画，在空寂沙漠里互相相爱着的两片面包；一本虹影的书，这个精灵般思维跳动的女人在意象上的刻苦的经营。
我轻易的感动，轻易的被诱惑，于是沉落，于是模仿，于是爱上。
最终离开。
用一种决然的，义务反顾的姿势。
四
我还没找到我流浪的目标。
但我至少决定了流浪的姿态。
五
忽然想起迁徙。忽然想起六月。忽然想起盛夏的果实。
写那些文字的时候我还很年轻，站在风里，俯瞰着脚下这个驱逐了我的城市，对自己说，除了眼泪我没有留下什么，除了伤害我没有带着什么。跟着我的，只有离开家的时候父亲买给我的朱红色的旅行箱，手腕上一串红水晶的链子，还有蹲在我脚边的，一只叫乖乖的长毛的两只眼睛不一样颜色的波斯猫。
后来那只旅行箱被我丢在储藏室里，一年后我把它拖出来的时候已经被鼠患破烂不堪，里面还找到一把绸扇，好多年以前还没剪断头发的那个女孩子编了两股辫子，拿着它在学校的舞台上踩着节拍跳螃蟹调，轻盈的身子，灿烂的笑容，花花的坎肩褂子。
后来那串红水晶的链子在一次酒醉后遗失。连同一起遗失的还有一本壳子是灰色的笔记本，边缘已经泛黄，里面做书签用的是一片写满各种符号的纸。前者是无意的，后者可能是故意的。
后来那只猫死得很惨。在飞驰的车轮底下。
六
同事买回来一大抱福字和对联，各式各样的，粘在玻璃门上，办公室外，窗户上，到处喜气洋洋。
喜气刺痛了我的眼睛。
忽然畏惧这种叫做春节的日子，畏惧任何一个叫做节日的日子。
七
1999年的春节，在冷而干燥的风里我提着朱红色的旅行箱走出车站，父亲说，我只能为你安排开始，结果如何，靠你自己去争取。空寂的停车场里，从四面反弹回来的只有我的皮鞋踏在地上的撞击，还有在空气中我厚重的呼吸。我在脖子上围着母亲的围巾，那块米色的围巾通常用来搭配她最好的那条两件套的冬裙，后来我在这个城市给她买了块厚厚的俄罗斯方巾，她说搭在肩上能裹住整个的身子，很暖和。
2000年的春节，千僖，广场上狂欢的人群，互相的拥抱，亲吻，在深蓝色的帷幕上盛开大朵大朵缤纷绚烂光彩夺目的礼花，哨声鞭炮声喧喳的笑声喊声尖叫声，人群里我摔开旁边男人的胳膊，跌跌撞撞跑开，抱住一部磁卡机，拨通那个烂熟的号码，在电流中我说，结束吧。后来似乎流了很多泪，顺着电话流下来，打湿了地面；后来他们说在电话下面找到我，已经睡熟，眼角的湿润还没有干透；后来我很认真的回想，可是一切都很模糊。
2001年的春节，换上白色套头的毛衣和黑底红格的蓬裙，脖子上系着和裙子同色的围巾。吃完饭，坐在电视面前看春节联欢会。忽然想拨电话，那边有我血脉相连的亲人。接通，没有人接，继续拨，占线，再拨，线路忙，忽然之间泪流满面。
2002年的春节，一个人，确定了流浪的姿势，却不知道流浪的目标。
八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觉很累。
九
这些文字已经跟我有了一些距离，当我恢复这种状态的时候它们已经不如以前一样得心应手。我脱离开这种意识，只因为我已经厌倦这种重复的表白。在失语之后，我试图把自己的文字显得更高明，显出它们的另一个台阶，我丢掉了那种内心独白或者心理叙述内卷式的水仙花情结的大段大段的给文字造成的文体包袱，以为可以轻松上路，确实，我轻松上路。
十
没有人知道我会写字，除了那些必须的文件和报告。
或者有一天，当我身边一个熟悉的朋友来到这里的，看到这些文字，他或者她，在看过每一个字以后叹一口气会说，这个写字的女人，真像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十一
写字对于我，已经是一种习惯，打伞的唯一呈现方式。
打伞，das sein，存在。
20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