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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消除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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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作家龙应台与儿子安德烈,一个在台北工作,一个在欧洲读书,当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时,他们之间有了座无形的墙。于是,母子俩用3年时间互相通信交流沟通,终于进入了对方的生活、世界和心灵。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14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18岁的青年。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18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不可思议地他竟然真的写了3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了30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着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18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18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烦恼十九

    mm: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坐下来给你写信,最近出了两个状况,让我很心烦。

    第一个,上封信你问我,碰到一个你不赞成的人,而他偏偏掌权,譬如说他是决定你成绩的老师,这种矛盾怎么处理?现在就发生了。我们这一班有一半人都到美国去做过交换学生,我也在美国读过一年,所以我们的英文水准比一般没去留学的德国学生要高很多,而他还是照他一贯的方法教学,我简直学不到任何东西。最让我生气的是,我发现他对英文的文学作品根本没有解析的能力,常常不知所云。英文课就变成了我们最不需要动任何脑筋的课。

    我是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反叛”的。我在他的课上睡觉,而且拒绝交作业。讨论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提出他完全无法招架的问题。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他竟然说我在“嗑药”(吸毒)。导师来找我谈话。连同学都以为是真的了。

    mm,我“反叛权威”对还是不对?现在,我得到什么?他很快就要退休,而我,得到一个烂分数,外送一个“嗑药”的名誉。

    我知道反抗权威会有后果,也想过闭嘴做他的乖学生,但是我还是用消极“罢课”去抵制他,我的理性毕竟败给了我的情绪。而现在,他给我这么多麻烦,我的好胜心又被挑起,我想: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英文成绩扳回来。这样,他是不是会开始理解我反对他是因为他教学太烂?

    这第二个“麻烦”嘛,你大概已经等了19年,等我来告诉你——没错,女孩子。

    两年前,当我很多好朋友都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对女生一点没兴趣,因为我有太多其他的兴趣。但是自从在美国有了一个女朋友以后,(哈,没告诉过你——你就当我忘了说吧?)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坠入”其中,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失恋。有时候我在想,怎么老是被人甩了,搞不好我有问题?(开玩笑的。老妈别紧张。)

    上个礼拜,我又失恋了。寒假里,她遇见了一个荷兰男孩,就跟他好了。我很难受,当然我的自尊被伤害了,虽然我的理智告诉我:没关系,我爱的其实是另一个女孩,她只不过是一个假想的替身。但是感情上就是放不下,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其实她并不清楚我对她的感情,她以为我们是“好朋友”我应该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我们的“友谊”还是只管我自己“疗伤”跟她断掉?

    这看起来与我跟英文老师的冲突没有关联,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我应该诚实地袒露自己的感情,还是隐藏它?对英文老师这个权威,我似乎应该避免坦诚而接受他的权威,因为表露不满,我会受伤。对这个女孩,我又似乎应该坦诚,否则我们的“友谊”就被放在一个紧绷的钢丝索上,让谎言和虚假充斥。

    面对第一个难题,我需要智能;面对第二个难题,我需要勇气。然而,我觉得我两个都不够。

    多难啊,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有那么多人要“应付”——不,事实上,是在接下来的“一生”中,我有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应付”我觉得自己很笨拙。

    我这些“倾诉”会不会让你觉得,像是好莱坞的巨星们在抱怨钱太多、太有名,所以生活很“惨”?可是,生命往往就被那微不足道的事情给决定了

    安德烈

    2005。1。30

    阳光照亮你的路

    安德烈:

    如果有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弹弓,站在高处对着你。你要反击,是站在那低处呢,还是先站到高处再说?

    你会说,不对,mm,照你这个逻辑,人民也不要抵抗暴政了,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抢到高处。而且,跟极权合作的人,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这是在“迂回作战”想办法站到高处去,再为人民说话,再造福社会。可是还没造福社会,那人已经先享尽了权力的好处。

    你的反驳我将无法响应。安德烈,这个世界里,见风转舵的投机者绝对是大多数。所以你说的“勇气”和“智能”永远是稀有的品质。更何况“暴虎冯河”的勇气和“谋定而后动”的勇气,有时候很难辨别。

    安德烈,你不是惟一一个必须思考怎么去“应付”那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少年,你的英文老师对你所造成的难题,只是一个小小的训练吧。譬如说,在你决定上课睡觉、不写作业之前,你是否思考过,用什么语言才能够和他沟通?又或者,什么形式的“反叛”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或者灾难?你想要达到什么?你的逻辑是什么?

    两星期前,我买了两棵一般大小的水仙球根,一棵放在玻璃窗边,一棵放在餐桌上,都用清水供着。窗边那棵还像一盆青葱,桌上的那棵,屋内稍暖,却已经开出了香气迷迷的花朵。

    你愿意和我谈感情的事,我觉得“受宠若惊”是的,我等了19年,等你告诉我:mm,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女孩。

    我一点也不觉得你的烦恼是“好莱坞明星”的“无病呻吟”事实上,接到你的信,我一整天都在一种牵挂的情绪中。你说,使人生平添烦恼的往往是一些芝麻小事,你把失恋和打翻牛奶弄湿了衣服相提并论,安德烈,你自我嘲讽的本领令我惊异,但是,不要假装“酷”吧。任何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爱情受到挫折都是很“伤”的事,更何况是一个19岁的人。如果你容许我坦诚的话,我觉得你此刻一定极端苦恼,而毕业大考就在眼前。我牵挂,因为我知道我无法给你任何安慰。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的德国少年是否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和你一样,在法兰克福成长,他的故居我也带你去过。23岁的歌德爱上了一个已经订婚的少女,带给他极深的痛苦。痛苦转化为文字艺术,他的痛苦得到升华,可是很多其他的年轻人,紧紧抱着他的书,穿上“维特式”的衣服,纷纷去自杀了。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歌德在维兹拉小城第一次见到夏绿蒂,一个清纯静美的女孩,一身飘飘的白衣白裙,胸前别着绯红色的蝴蝶结,令他倾倒。为了取悦于夏绿蒂,他驾马车走了10公里的路,去给夏绿蒂生病的女友送一个橘子。爱而不能爱,或者爱而得不到爱,少年歌德的痛苦,你现在是否更有体会了呢?可是我想说的是,传说40年后,文名满天下的歌德在魏玛见到了夏绿蒂,她已经变成一个身材粗壮而形容憔悴的老妇。而在此之前,歌德不断地恋爱,不断地失恋,不断地创作。23岁初恋时那当下的痛苦,若把人生的镜头拉长来看,就不那么绝对了。

    你是否也能想象:在你遇到自己将来终身的伴侣之前,你恐怕要恋爱10次,受伤20次?所以每一次的受伤,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受一次伤,就在人生的课表上打一个勾,面对下一堂课。歌德所做的,大概除了打勾之外,还坐下来写心得报告——所有的作品,难道不是他人生的作业?从少年期的维特的烦恼到老年期的浮士德,安德烈,你有没有想过,都是他痛苦的沉思,沉思的倾诉?

    你是否应该跟这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坦白或者遮掩自己的感情?我大概不必告诉你,想必你亦不期待我告诉你。我愿意和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心得报告”那就是,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可是,我不能不意识到,我的任何话,一定都是废话。因为,清纯静美,白衣白裙别上一朵粉红的蝴蝶结——谁抵挡得住“美”的袭击?对美的迷恋可以打败任何智者自以为是的心得报告。我只能让你,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

    mm

    2005。2。8

    21岁的世界观

    mm:

    你给我的10个“专访安德烈”问题里,你问我“你对于男女平等怎么看?”这个问题够“落后”因为“男女平等”是德国70年代的问题,最关键最艰苦的仗都在那个时候打过了。我是21世纪的人了。

    所以我就挑了下面几个还有一点意思的问题,答复你。

    问题一:你最尊敬的世界人物是谁?为何尊敬他?

    我记得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影响世界的人”书里的人物,有耶稣、穆罕默德、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巴赫、莎士比亚、苏格拉底、孔子等等。朋友和我就开始辩论,这些人物的历史定位,有多少可信度?

    有很多人,不管是耶稣还是孔子,都影响了人类,但是,你怎么可能把他们的重要性拿来评比?这本地摊上的廉价书,把穆罕默德放在耶稣前面,理由是,穆罕默德靠一己之力去传播了信仰,而耶稣依靠了圣徒彼得的帮忙。笑死人,能这样来评分吗?再说,你又怎么把莎士比亚和孔子来比对呢?

    你现在大概猜到我要怎么接招你的问题了。我如果回答你一个名字或者一组名字,那么我就犯了这个“评比”的谬误,因为不同历史和不同环境下的影响是不能评比的。

    我可以说“披头士”很了不起,但你马上可以反驳:没有巴哈,就没有披头士。如果我选巴赫,你又可以说,没有bartolomeocristofori发明钢琴,哪里有巴赫。

    mm,假如你对我的答复不满意,一定要我说出一两个名字,那我只好说,我真“尊敬”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要忍受我这样的儿子。我对他们一鞠躬。

    问题二:你自认为是一个“自由派”、“保守派”还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公民?

    我自认是个“自由派”但是,这些政治标签和光谱,都是相对的吧。

    每一次德国有选举的时候,一个电视台就会举办网络问答,提出很多问题,然后,从你选择同意或反对的总分,去分析你属于“保守”还是“自由”党派。我发现,几乎每一次,我的答案总结果都会把我归类到德国的自由党去。可是,我对德国自由党的支持,又向来不会超过60分,意思就是说,我的总倾向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对于自由党的很多施政理念,不认同的地方在40%上下。

    很多人投票给某一个政党,只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投那个党,有了“党性”我投票则是看每一个议题每一个政党所持的态度和它提出的政策。所以,每一次投票,我的选择是会变的。你可以说我是自由、保守、甚至于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批评我善变,但是,我绝不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人。

    问题三:你最同情什么?

    这个问题有意思。无法表达自己的人——不论是由于贫穷,或是由于不自由,或者单单因为自己心灵的封闭,而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我最同情。

    这个世界有许多的邪恶,你简直就不知道谁最值得你同情:非洲饥饿的小孩吗?某些伊斯兰世界里受压迫的妇女吗?被邪恶的政权所囚禁的异议份子吗?而这些人共有一个特征:他们都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法过自己要过的人生。最核心的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权利被剥夺了。

    对他们我有很深的同情,可是,我又同时必须马上招认:太多的邪恶和太多的灾难,使我麻痹。发现自己麻痹的同时,我又有罪恶感。譬如你一面吃披萨,一面看电视新闻吧。然后,你看见荧幕上饥饿的儿童,一个5岁大小的非洲孩子,挺着鼓一样的水肿肚子,眼睛四周粘满了黑麻麻的苍蝇。

    你还吃得下那块油油的披萨吗?你会干脆就把电视给关了?

    我就是把电视给关了的那种人。

    给河马刷牙

    安德烈:

    我注意到,你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将来想做什么”所以跟我胡诌一通。

    是你们这个年代的人,对于未来太自信,所以,不屑于像我这一代人年轻时一样,讲究勤勤恳恳,如履薄冰,还是,其实你们对于未来太没信心,太害怕,所以,假装出一种嘲讽和狂妄的姿态,来闪避我的追问?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装潇洒了。今天的青年人对于未来,潇洒得起来吗?你看看联合国2005年的青年失业率数字:

    香港15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是9。7%,台湾是10。59%。你这个年龄的人的失业率,远远超过平均的失业率。巴黎有些区,青年人有40%出了校门找不到工作。

    然后,如果把青年自杀率也一并考虑进来,恐怕天下做父母的都要坐立难安了。自杀,已经是美国15到24岁青年人的死因第一位。在台湾,也逐渐升高,是意外事故之后第二死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青年是最高的自杀群。

    你刻意闪避我的问题,是因为21岁的你,还在读大学的你,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了吗?

    我们20岁的时候,70年代,正是大多数国家经济要起飞的时候。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眼睛却望向开阔的天空,觉得未来天大地大,什么都可能。后来也真的是,魔术一般,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渔民的女儿,成了名医;面摊小贩的儿子,做了国际律师;码头工人的女儿,变成大学教授;蕉农的儿子,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但我们真的是“灰姑娘”的一代人啊,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辚辚开走,发出真实的声音。

    你记得提摩吧?他从小爱画画,在气氛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会儿学做木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但是,当年他失业时只有18岁,今年他41岁了,仍旧失业,所以和母亲住在一起。

    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小孩。提摩自己还过着小孩的生活。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

    我担不担心我的安德烈——将来变成提摩?

    我记得我们那晚在阳台上的谈话。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夜晚,海浪扑岸的声音,一阵一阵的。猎猎的风,撩着玉兰的阔叶,哗哗作响。在清晨3点的时候,一只蟋蟀,天地间就那么一只孤独的蟋蟀,开始幽幽地唱起来。

    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坐在阳台的椅子里,背对着大海。清晨3点,你点起烟。

    朋友看见你在我面前点烟,会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意思是——他他他,怎么会在母亲面前抽烟?你你你,又怎么会容许儿子在你面前抽烟?

    我认真地想过这问题。

    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味。我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肺癌。

    可是,我的儿子21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我要如何“不准许”呢?我只能说,你得尊重共处一室的人,所以,请你不在室内抽烟。其他,我还有什么管控能力?

    我看着你点烟,翘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我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是,我发现心在对我说,mm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个人。他就是一个“别人”

    我心里默念了三遍。

    安德烈,青年成长是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奶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可也不容易啊。

    “你哪里‘平庸’了?”我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我看你是的,安德烈,我有点惊讶。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你捻熄了烟,在那无星无月只有海浪声的阳台上,突然安静下来。

    然后你说“你会失望吗?”

    你的语音轻轻的。这样的凌晨和黑夜,是灵魂特别清醒的时候,还没换上白天的各种伪装。

    我忘了跟你怎么说的——很文艺腔地说我不会失望,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高兴因为我爱你?或者很不以为然地跟你争辩“平庸”的哲学?或者很认真地试图说服你你并不平庸只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安德烈,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同样的,抽烟不抽烟,你也得对自己去解释吧。

    mm

    2006。12。1

    摘自: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安德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