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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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耳是在初三时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毕业班中考前的冲刺阶段。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晚自习之后,教室停了电,同学们却不约而同地点起蜡烛,开始挑灯夜战,一直熬到次日凌晨,才回宿舍草草就寝,其中也有一个我。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刻苦,对我来说,略胜于无,数理化还是没有丝毫长进,中考一塌糊涂。天知道当时那一个个深夜的枯坐,在属于自己的那一根根蜡烛旁边,我到底在钻研什么。好像老僧入定一般,只是坐在那里,一次又一次锲而不舍地从头开始。善始善终,是我一贯的毛病。在课本中遇到的每一个难点,都能让我停滞不前,从未想到跳过不懂的部分去学习新的内容,总是原地踏步,反复琢磨,后面的章节却永远都是新鲜的。这也成了我成年后对待所有挫折的态度。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有句老话,叫三岁看大;还有一句民谚,叫狗改不了吃屎。
营养不良,休息不好,在我身上产生的直接恶果,就是突然有一天,两只耳朵好像被分别塞进了两只蝉儿,撒了欢地叫唤,叫起来就不再停下,通常合唱,偶尔二重奏,虽然并不太响,却为天籁之声增添了无谓的聒噪。后来看医生知道,那叫耳鸣,当然他指的是右耳。因为左耳的症状不同,叫神经性耳聋。我知道,左耳是我亲手弄聋的。
案发当天下午,课间休息,苦闷不堪,我趴在课桌上,把右耳贴在桌面上,用左手在旁边拍了桌面两下,意想不到的效果发生了,右耳不再鸣叫,一切恢复正常!一种莫名其妙的惊喜,劈头盖脸地降临到身上,你没有理由不傻。于是我如法炮制,又把左耳贴在桌面上,用右手拍了桌面几下,这次意想不到的后果发生了,就像淋浴时一只耳朵突然进了水一样,一种质地坚实的寂静瞬间灌满了左耳,它聋了!它聋了!它聋了
从那天下午开始,我的左耳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偶尔费劲地谛听,好像只是在意识深处泛起一连串轻微的蝉鸣。
那个周末,爸带我到人民医院就诊。人到中年的“耳鼻喉科”医生拿小锤一样的器械,在我的头部不断地来回敲击,问我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听不到。于是他说,聋了。事前我满怀的幻想,顷刻间烟消云散,真想大哭一场。就像一个孩子小心翼翼搭起的积木,被人突然粗暴地推倒了。我的左耳就这样被判了死刑。爸问,还能治好吗?医生说,可能性,有是有,就是神经性的,不好治。于是他选择了另外的治疗方案,先治我的鼻炎。他说我的耳聋也可能是由鼻炎所致,鼻腔中不干净的液体在睡觉时会灌入耳朵。我和爸的医学知识加一块约等于零,只能任由他的摆布。
他为我做了鼻腔穿刺。恐惧,一如和死亡的对峙。鼻孔被撑开,两个棉球在我的两声哼哼中,轻描淡写地塞进鼻孔深处。我从未想过鼻孔中可以这样塞进东西,也不知道那两个棉球到底塞到哪里去了,就像跳进了水帘洞似的。正琢磨间,棉球又被取出来,原来刚刚上了麻药。十几厘米钢针一样的器械,在我惊魂未定的时刻,缓缓刺进我右边的鼻孔,听到“砰”地一声,穿透了鼻腔内的软骨,一如矿工的掘进。钢针中空,中间有一根细针抽出,注射器中的药水随后由此注入,鼻腔中的脏东西从左边鼻孔和嘴里一股股涌出,很苦,我吐了。不一会儿,左边鼻孔受到了相同的待遇。
一根从未见过的又细又长的钢针呈现在面前,它扎进了我的左耳,并在我的满腹狐疑中,往耳鼓里注入了药水。一种尖细的疼痛,来自从未想过的地方,我担心耳膜会被穿破。回到家里,爸脱掉裤子,发现大腿被我掐出了血。
医生交代,下个星期再来。害怕极了,我抱定决心不再前往。即使没出一周内的一次感冒,让那次穿刺前功尽弃。后来鼻炎加重,鼻子里奇痒难当,跟爸去另一家康复医院做了激光手术。在一阵发臭的轻烟之中,烙铁般的激光束烙死了糜烂的鼻腔细胞,鼻炎从此痊愈,对左耳却于事无补。
病重乱投医,各种治疗方案应运而生。城里电线杆上贴的野广告说,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有个专治耳聋的大夫医术高明,爸打算带我去看看。妈又听人说村西头的“何仙姑”更为灵验,先带我去看了“何仙姑”“何仙姑”说身体上的病我看不好,最好还是看医生,咱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我先给他化一碗香水,喝喝看。于是一阵鬼哭狼嚎之后,握一把檀香在茶杯下熏了,让我把杯中的茶水喝下,又往我左耳里面吹了一阵仙气。一种怪味在嘴里咂摸着,妈送上两盒香烟“何仙姑”说再买点狗脑子吃吃看。
狗脑子无比恶心地吃了,也无效。爸带我去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寻访野医。四十多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内,一个表情暧昧的女人,正坐在里屋接受那个岁数不大一脸络腮胡子的大夫面授机宜。见我们入内,女人面带羞涩地离去。那里耳聋和性病一块儿治。我多了个心眼儿,猜那女人或许是只“鸡”爸也多看了那女人两眼,我回家就给妈说了。介绍了我的症状,大夫开始滔滔不绝地宣传:咱专看那些大医院里看不了的疑难杂症,实话跟你说,大医院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名声吗?我也就是宣传不到位,咱这可是祖传秘方啊。说着同样拿起一个小锤一样的器械,在我头上敲打起来,他倒是挺专业,和大医院里一样动家伙。只好满怀虔诚,悉听尊便。他钻到里屋里从一只皮箱中各抓了几包药塞给我们。让回家熬了喝,一百多块钱。药我喝了三天,依然无效,便又放弃了。
看中央台的新闻,看到美国新发明了一种晶体,说是植入耳聋患者的耳朵里就能恢复听觉。我安慰爸妈,说等着吧,等咱以后有了钱直接安个美国晶体就行了,别费那么大劲儿了,劳民伤财的。
从此,我不再接受任何治疗,开始我“一只耳”的生涯,真正体会到了左耳存在的价值:聋子的耳朵——摆设。妈的,我也算个残疾人了。我逆来顺受,觉得一只耳朵总比一只眼睛一条腿一条胳膊一个肾一个睾丸好吧,好像这人身上最低限度的残疾就是聋掉一只耳朵了,我知足了。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只耳”给生活带来的另外的麻烦才刚刚开头。
我的话开始多起来,开始变得口无遮拦。好朋友觉得我心直口快,是个有血性的汉子;我的大嘴巴伤及的无辜却一致认为,我这人尖酸刻薄,不宜交往。我真是哭笑不得,没有人理解我。他们不知道这和我的身体结构有关,我自从失去一只耳朵的听觉之后,话才空前多起来的。原本有人说过,上帝让我们长两只耳朵一张嘴就是为了让我们多听少说。现在倒好,我只剩下一只耳朵一张嘴,所以听到多少就会说出多少,肚里根本存不住话。任何人的秘密在我的肚子里都是席不暇暖,待不了一顿饭的工夫,非一吐为快不可。终于有一天,有人开始叫我长舌妇。有什么办法呢?这和身体结构有关,就像女人特容易空虚一样。我不是没有试着闭嘴,可总也忍不住啊,打死我我也要说
最可怕的是走在路上,我硕果仅存的一只右耳无法辨别方向,后面车辆的喇叭声我无法判断来自左边还是右边,险些酿成车祸无数。
最烦有人和我的左耳说悄悄话了。与人同行,或一起就座时,我会主动地选择左边的位置,无论尊卑。最尴尬的是女友说我一点都不爱护她。我们一块压马路时,她怪我一直走在路的外侧,把她搁在最危险的地方,一直都没有试图保护她的意思。我一直保着密,怕她跟我吹喽。有一次,她和我还是吵了一架。那天我们在一起亲热,她趴在我左耳上说了一句话,我哼哼哈哈地点头说了声是的。她开始追打我,质问我,她到底是谁,老实交代,要不我们没完。原来她怪我亲热时热情不够,问我是不是背着她有别人。当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更可乐的是,一次在一个饭局上,和一个并不熟识的朋友窃窃私语拉家常,他一言我一语地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后来成为交心的朋友,拉起那次亲密无间的对话,大家抚掌而笑。原来他的右耳也和我的左耳一样报废了
失去一只耳朵,我至少少听到一半别人的好话和坏话。我对奉承之辞和揶揄之言从此不以为意,因为有一半的话我是听不到的。哈哈,这倒是意外收获。
难得糊涂的人生,从此由我的左耳预定了轨迹。在这里为我的左耳作个传,祭奠那从此失去了的一半的声音。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虚模假式的人际交往圈子里,有一只耳朵也就够了。一些废话不听也罢,对自己的伤害之辞更不用全部放在心上,都是没肝没肺的家伙,大家都没句实话,听不听的也没多大意义。只要有一张嘴,能可着劲儿地贫就行了,这可是个诉说的年代,还有谁在倾听
我的左耳是在初三时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毕业班中考前的冲刺阶段。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晚自习之后,教室停了电,同学们却不约而同地点起蜡烛,开始挑灯夜战,一直熬到次日凌晨,才回宿舍草草就寝,其中也有一个我。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刻苦,对我来说,略胜于无,数理化还是没有丝毫长进,中考一塌糊涂。天知道当时那一个个深夜的枯坐,在属于自己的那一根根蜡烛旁边,我到底在钻研什么。好像老僧入定一般,只是坐在那里,一次又一次锲而不舍地从头开始。善始善终,是我一贯的毛病。在课本中遇到的每一个难点,都能让我停滞不前,从未想到跳过不懂的部分去学习新的内容,总是原地踏步,反复琢磨,后面的章节却永远都是新鲜的。这也成了我成年后对待所有挫折的态度。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有句老话,叫三岁看大;还有一句民谚,叫狗改不了吃屎。
营养不良,休息不好,在我身上产生的直接恶果,就是突然有一天,两只耳朵好像被分别塞进了两只蝉儿,撒了欢地叫唤,叫起来就不再停下,通常合唱,偶尔二重奏,虽然并不太响,却为天籁之声增添了无谓的聒噪。后来看医生知道,那叫耳鸣,当然他指的是右耳。因为左耳的症状不同,叫神经性耳聋。我知道,左耳是我亲手弄聋的。
案发当天下午,课间休息,苦闷不堪,我趴在课桌上,把右耳贴在桌面上,用左手在旁边拍了桌面两下,意想不到的效果发生了,右耳不再鸣叫,一切恢复正常!一种莫名其妙的惊喜,劈头盖脸地降临到身上,你没有理由不傻。于是我如法炮制,又把左耳贴在桌面上,用右手拍了桌面几下,这次意想不到的后果发生了,就像淋浴时一只耳朵突然进了水一样,一种质地坚实的寂静瞬间灌满了左耳,它聋了!它聋了!它聋了
从那天下午开始,我的左耳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偶尔费劲地谛听,好像只是在意识深处泛起一连串轻微的蝉鸣。
那个周末,爸带我到人民医院就诊。人到中年的“耳鼻喉科”医生拿小锤一样的器械,在我的头部不断地来回敲击,问我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听不到。于是他说,聋了。事前我满怀的幻想,顷刻间烟消云散,真想大哭一场。就像一个孩子小心翼翼搭起的积木,被人突然粗暴地推倒了。我的左耳就这样被判了死刑。爸问,还能治好吗?医生说,可能性,有是有,就是神经性的,不好治。于是他选择了另外的治疗方案,先治我的鼻炎。他说我的耳聋也可能是由鼻炎所致,鼻腔中不干净的液体在睡觉时会灌入耳朵。我和爸的医学知识加一块约等于零,只能任由他的摆布。
他为我做了鼻腔穿刺。恐惧,一如和死亡的对峙。鼻孔被撑开,两个棉球在我的两声哼哼中,轻描淡写地塞进鼻孔深处。我从未想过鼻孔中可以这样塞进东西,也不知道那两个棉球到底塞到哪里去了,就像跳进了水帘洞似的。正琢磨间,棉球又被取出来,原来刚刚上了麻药。十几厘米钢针一样的器械,在我惊魂未定的时刻,缓缓刺进我右边的鼻孔,听到“砰”地一声,穿透了鼻腔内的软骨,一如矿工的掘进。钢针中空,中间有一根细针抽出,注射器中的药水随后由此注入,鼻腔中的脏东西从左边鼻孔和嘴里一股股涌出,很苦,我吐了。不一会儿,左边鼻孔受到了相同的待遇。
一根从未见过的又细又长的钢针呈现在面前,它扎进了我的左耳,并在我的满腹狐疑中,往耳鼓里注入了药水。一种尖细的疼痛,来自从未想过的地方,我担心耳膜会被穿破。回到家里,爸脱掉裤子,发现大腿被我掐出了血。
医生交代,下个星期再来。害怕极了,我抱定决心不再前往。即使没出一周内的一次感冒,让那次穿刺前功尽弃。后来鼻炎加重,鼻子里奇痒难当,跟爸去另一家康复医院做了激光手术。在一阵发臭的轻烟之中,烙铁般的激光束烙死了糜烂的鼻腔细胞,鼻炎从此痊愈,对左耳却于事无补。
病重乱投医,各种治疗方案应运而生。城里电线杆上贴的野广告说,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有个专治耳聋的大夫医术高明,爸打算带我去看看。妈又听人说村西头的“何仙姑”更为灵验,先带我去看了“何仙姑”“何仙姑”说身体上的病我看不好,最好还是看医生,咱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我先给他化一碗香水,喝喝看。于是一阵鬼哭狼嚎之后,握一把檀香在茶杯下熏了,让我把杯中的茶水喝下,又往我左耳里面吹了一阵仙气。一种怪味在嘴里咂摸着,妈送上两盒香烟“何仙姑”说再买点狗脑子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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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话开始多起来,开始变得口无遮拦。好朋友觉得我心直口快,是个有血性的汉子;我的大嘴巴伤及的无辜却一致认为,我这人尖酸刻薄,不宜交往。我真是哭笑不得,没有人理解我。他们不知道这和我的身体结构有关,我自从失去一只耳朵的听觉之后,话才空前多起来的。原本有人说过,上帝让我们长两只耳朵一张嘴就是为了让我们多听少说。现在倒好,我只剩下一只耳朵一张嘴,所以听到多少就会说出多少,肚里根本存不住话。任何人的秘密在我的肚子里都是席不暇暖,待不了一顿饭的工夫,非一吐为快不可。终于有一天,有人开始叫我长舌妇。有什么办法呢?这和身体结构有关,就像女人特容易空虚一样。我不是没有试着闭嘴,可总也忍不住啊,打死我我也要说
最可怕的是走在路上,我硕果仅存的一只右耳无法辨别方向,后面车辆的喇叭声我无法判断来自左边还是右边,险些酿成车祸无数。
最烦有人和我的左耳说悄悄话了。与人同行,或一起就座时,我会主动地选择左边的位置,无论尊卑。最尴尬的是女友说我一点都不爱护她。我们一块压马路时,她怪我一直走在路的外侧,把她搁在最危险的地方,一直都没有试图保护她的意思。我一直保着密,怕她跟我吹喽。有一次,她和我还是吵了一架。那天我们在一起亲热,她趴在我左耳上说了一句话,我哼哼哈哈地点头说了声是的。她开始追打我,质问我,她到底是谁,老实交代,要不我们没完。原来她怪我亲热时热情不够,问我是不是背着她有别人。当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更可乐的是,一次在一个饭局上,和一个并不熟识的朋友窃窃私语拉家常,他一言我一语地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后来成为交心的朋友,拉起那次亲密无间的对话,大家抚掌而笑。原来他的右耳也和我的左耳一样报废了
失去一只耳朵,我至少少听到一半别人的好话和坏话。我对奉承之辞和揶揄之言从此不以为意,因为有一半的话我是听不到的。哈哈,这倒是意外收获。
难得糊涂的人生,从此由我的左耳预定了轨迹。在这里为我的左耳作个传,祭奠那从此失去了的一半的声音。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虚模假式的人际交往圈子里,有一只耳朵也就够了。一些废话不听也罢,对自己的伤害之辞更不用全部放在心上,都是没肝没肺的家伙,大家都没句实话,听不听的也没多大意义。只要有一张嘴,能可着劲儿地贫就行了,这可是个诉说的年代,还有谁在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