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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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被抽调到这个小院办公，已经两个多月了。
小院不小，有一亩地的样子。小院中间，坐落着一栋二层尖顶小楼，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乳黄色的墙皮已经有点儿陈旧和斑驳，雨雪在那里留下了一道道曲曲弯弯的痕迹，好像天书，让人费解。
围着小楼，栽种了一圈半人高的冬青树，枝叶都被修剪的整整齐齐。靠院墙的地方，生长着一棵高高大大的梧桐树，最高的树梢已经探到了小楼顶层阁楼的窗口。
刚来的时候，还是初秋。梧桐树的枝叶依然茂密，深棕、暗绿的叶片在风中摇曳着，演示着生命的不同周期。梧桐树的东面，是一棵树干碗口粗、呈黑灰色、树叉分成v字型、挂满了黄色叶片的大樱桃树。听打扫卫生的物业人员说，樱桃树因为没有嫁接过，从来就没有结过果儿。
一条残旧的水泥小径静静地在冬青和树木中延伸，消失在小楼的拐角处。那儿，有一个空空如也的水泥桩搭建的棚架。偶尔有一两只麻雀停留在那儿，左顾右看，似在寻找往日的一架葱绿，寻找无果，扑楞一下竞相飞走，转眼就无影无踪了。
与周围植物茂密的院落相比，小院还是显得空荡和寂寥了一些。尽管如此，每当有人从小院门前走过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从灰色大门的缝隙里往里望一眼。因为，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都知道，这个小院，当年曾住着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
白如冰这个名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父母在饭桌上提起过。那时，正值“文革”期间。有一次，哥领着我出去玩儿，曾指着一个门口有兵站岗的深宅大院告诉我，那里面住着一个大官。后来问爸妈，被告知，那里住着白如冰。再后来，在城市建设中，那个深宅大院被拆除，听人说，白如冰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如冰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话题和视野。
没想到，多年后，我会走进白如冰当年曾生活过的小楼办公。当我踏进这个小院，伴随着脚步声在小径上回响，有关他的那些点滴记忆就在脑海中由模糊到清晰，又从清晰到模糊。楼还在，人已空，不觉让人感慨。
工作之余，从网上搜索了许多有关白如冰的资料，渐渐地，白如冰在遥远的地方出现，茕茕孑立，他的身后，花非花，树非树，光影迷离。
1912年3月13日，白如冰出生在陕西清涧县高杰村乡袁家沟村。袁家沟，群山环抱，沟壑纵横，一道山梁横卧村中，把村子分成南北走向的两条沟。在两沟离沟口不远的对应位置，各有一股清泉流出。风水先生说这座山梁是一条龙山，那两股泉正是龙的两个眼睛。
风水先生或许没有想到，在这个卧龙之形的小山村里，会先后走出白如冰、白栋才、白治民、白恩培四位省委书记。不仅如此，在这个小山村的一座土窑洞里，毛泽东曾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展示了一代伟人雄视千古，气吞山河的豪迈气魄。
袁家沟的乡亲却不会忘记，1932年腊月的一天。那天，北风凛冽。突然，一声喊叫打破了袁家沟的寂静：“磨磨军（地方方言，即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地方军阀）来啦——”不一会儿，蜂拥而来的磨磨军把袁家沟前前后后包围了起来，此行，他们的目的是来抓年仅20岁的中共袁家沟支部书记白如冰。听到乡亲们报信，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的白如冰，凭借熟悉的地形，一拐一拐地从西沟跑到东沟，翻山逃出了敌人的追捕。从袁家沟走后的第二年，白如冰参与了红2支队的创建准备工作，9月复任清涧东区区委书记；1934年1月，白如冰等人在解家沟杀豪绅衙役9人，揭开了清涧革命新的一页。
之后，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白如冰先后在地方、军队担任了要职，直至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994年4月8日，在济南，82岁的白如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窗外，冬去春来，檐下的燕子昵昵哝哝，庭前的梧桐树正绿意萌生。
读着这些资料，我在内心勾画着无数场景：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解放战争的艰苦卓绝，土地改革的轰轰烈烈，镇压反革命的坚决严厉，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如火如荼，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混乱在这些交叠的画面中，我看到了无数人，冒着战火的硝烟，冲锋陷阵，热血飞溅；无数人，投身国家的重建，废寝忘食，任劳任怨；无数人，面对“文革”的浩劫和灵魂的拷问，交出了或卑鄙，或高尚，或懦弱，或勇敢的不同答卷
白如冰在晚年曾撰有回忆录风雨八十年，我虽没看过这本书，但是，我相信，一个经历了无数风雨和艰难曲折的老人，在撰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在回顾战争年代与和平岁月所经历的人和事的时候，面对的一定是自己最真实的灵魂和情感，咀嚼的是一定很多时候无法说与别人，即使说了别人也不能完全理解的苦辣酸甜。
对于白如冰以及那一代人，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简单的判断他们一生的功过都是不客观的、不正确的。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是跟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行为，都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如果说，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中的某些人，迷惘了，懦弱了，消沉了，逃避了，那也不应该过多的指责。毕竟，人性弱点是与生俱来的，要想完全克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说，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中的某些人，呈现了悲剧的色彩，那也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多的，是时代的悲剧。
对于白如冰和那一代人来说，很多人从踏上革命征途的那天起，就把自己当成了党的人，就把解放劳苦大众作为己任，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仅此，他们的生命就有了价值，有了份量。这种份量，使得他们无论何时，无论功多少，过几何，都能如一块路碑，一方界石，给人精神的指引，灵魂的震撼，生命的思考，方向的校正。仅此，他们就值得我们缅怀、铭记。
坐在曾落满春花秋月、锁住无数似水年华的小院一角，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突然发现，树上的梧桐叶已经都变成了金黄色，让人联想到了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在最寒冷的季节，片片黄叶如一面面旗帜，送出了最温暖的呼唤。它们，可是在呼唤小院的主人回家？
自被抽调到这个小院办公，已经两个多月了。
小院不小，有一亩地的样子。小院中间，坐落着一栋二层尖顶小楼，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乳黄色的墙皮已经有点儿陈旧和斑驳，雨雪在那里留下了一道道曲曲弯弯的痕迹，好像天书，让人费解。
围着小楼，栽种了一圈半人高的冬青树，枝叶都被修剪的整整齐齐。靠院墙的地方，生长着一棵高高大大的梧桐树，最高的树梢已经探到了小楼顶层阁楼的窗口。
刚来的时候，还是初秋。梧桐树的枝叶依然茂密，深棕、暗绿的叶片在风中摇曳着，演示着生命的不同周期。梧桐树的东面，是一棵树干碗口粗、呈黑灰色、树叉分成v字型、挂满了黄色叶片的大樱桃树。听打扫卫生的物业人员说，樱桃树因为没有嫁接过，从来就没有结过果儿。
一条残旧的水泥小径静静地在冬青和树木中延伸，消失在小楼的拐角处。那儿，有一个空空如也的水泥桩搭建的棚架。偶尔有一两只麻雀停留在那儿，左顾右看，似在寻找往日的一架葱绿，寻找无果，扑楞一下竞相飞走，转眼就无影无踪了。
与周围植物茂密的院落相比，小院还是显得空荡和寂寥了一些。尽管如此，每当有人从小院门前走过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从灰色大门的缝隙里往里望一眼。因为，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都知道，这个小院，当年曾住着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
白如冰这个名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父母在饭桌上提起过。那时，正值“文革”期间。有一次，哥领着我出去玩儿，曾指着一个门口有兵站岗的深宅大院告诉我，那里面住着一个大官。后来问爸妈，被告知，那里住着白如冰。再后来，在城市建设中，那个深宅大院被拆除，听人说，白如冰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如冰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话题和视野。
没想到，多年后，我会走进白如冰当年曾生活过的小楼办公。当我踏进这个小院，伴随着脚步声在小径上回响，有关他的那些点滴记忆就在脑海中由模糊到清晰，又从清晰到模糊。楼还在，人已空，不觉让人感慨。
工作之余，从网上搜索了许多有关白如冰的资料，渐渐地，白如冰在遥远的地方出现，茕茕孑立，他的身后，花非花，树非树，光影迷离。
1912年3月13日，白如冰出生在陕西清涧县高杰村乡袁家沟村。袁家沟，群山环抱，沟壑纵横，一道山梁横卧村中，把村子分成南北走向的两条沟。在两沟离沟口不远的对应位置，各有一股清泉流出。风水先生说这座山梁是一条龙山，那两股泉正是龙的两个眼睛。
风水先生或许没有想到，在这个卧龙之形的小山村里，会先后走出白如冰、白栋才、白治民、白恩培四位省委书记。不仅如此，在这个小山村的一座土窑洞里，毛泽东曾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展示了一代伟人雄视千古，气吞山河的豪迈气魄。
袁家沟的乡亲却不会忘记，1932年腊月的一天。那天，北风凛冽。突然，一声喊叫打破了袁家沟的寂静：“磨磨军（地方方言，即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地方军阀）来啦——”不一会儿，蜂拥而来的磨磨军把袁家沟前前后后包围了起来，此行，他们的目的是来抓年仅20岁的中共袁家沟支部书记白如冰。听到乡亲们报信，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的白如冰，凭借熟悉的地形，一拐一拐地从西沟跑到东沟，翻山逃出了敌人的追捕。从袁家沟走后的第二年，白如冰参与了红2支队的创建准备工作，9月复任清涧东区区委书记；1934年1月，白如冰等人在解家沟杀豪绅衙役9人，揭开了清涧革命新的一页。
之后，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白如冰先后在地方、军队担任了要职，直至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994年4月8日，在济南，82岁的白如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窗外，冬去春来，檐下的燕子昵昵哝哝，庭前的梧桐树正绿意萌生。
读着这些资料，我在内心勾画着无数场景：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解放战争的艰苦卓绝，土地改革的轰轰烈烈，镇压反革命的坚决严厉，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如火如荼，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混乱在这些交叠的画面中，我看到了无数人，冒着战火的硝烟，冲锋陷阵，热血飞溅；无数人，投身国家的重建，废寝忘食，任劳任怨；无数人，面对“文革”的浩劫和灵魂的拷问，交出了或卑鄙，或高尚，或懦弱，或勇敢的不同答卷
白如冰在晚年曾撰有回忆录风雨八十年，我虽没看过这本书，但是，我相信，一个经历了无数风雨和艰难曲折的老人，在撰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在回顾战争年代与和平岁月所经历的人和事的时候，面对的一定是自己最真实的灵魂和情感，咀嚼的是一定很多时候无法说与别人，即使说了别人也不能完全理解的苦辣酸甜。
对于白如冰以及那一代人，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简单的判断他们一生的功过都是不客观的、不正确的。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是跟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行为，都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如果说，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中的某些人，迷惘了，懦弱了，消沉了，逃避了，那也不应该过多的指责。毕竟，人性弱点是与生俱来的，要想完全克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说，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中的某些人，呈现了悲剧的色彩，那也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多的，是时代的悲剧。
对于白如冰和那一代人来说，很多人从踏上革命征途的那天起，就把自己当成了党的人，就把解放劳苦大众作为己任，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仅此，他们的生命就有了价值，有了份量。这种份量，使得他们无论何时，无论功多少，过几何，都能如一块路碑，一方界石，给人精神的指引，灵魂的震撼，生命的思考，方向的校正。仅此，他们就值得我们缅怀、铭记。
坐在曾落满春花秋月、锁住无数似水年华的小院一角，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突然发现，树上的梧桐叶已经都变成了金黄色，让人联想到了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在最寒冷的季节，片片黄叶如一面面旗帜，送出了最温暖的呼唤。它们，可是在呼唤小院的主人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