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四度军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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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仿佛是从大学开始的。
我带着最初的梦想来到这里，经历了人格的分裂和整合、情感的萌动和纠缠、青春的飞扬和逝去，揣着恨与爱、怨怼与留恋离开这里。坐着送我来报到的那辆车离开，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试着不去翻动四年来繁杂的记忆，无论这记忆是愁云惨淡或色彩斑斓。可当我身处条件优越的办公室，却时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破旧的教学楼、拥挤的学生公寓，回想起图书馆前落英缤纷的西府海棠、服务楼后开得喧嚣的一树桃花，回想起在我面前缓缓飘落的梧桐树叶我这才明白我失去了什么。没有了谆谆教诲，没有了书馨墨香，我已站在象牙塔外。
刻意遗忘正因为铭心刻骨，不愿回首恰因为牵肠挂肚。四年的时光足以给一个人打上一个学府的烙印，足以给一个人骄傲一生的资本。我记得四年来或悲或喜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记得我来报到的那天，热浪袭人、阳光强烈。
师友杂忆
提起母校，我首先想起的不是一桩桩大事小情，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讲台上是一群富于人格魅力的老师，一群让我敬佩乃至崇拜的老师。
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做老师，希望可以像李永军老师那样条分缕析，可以像舒国滢老师那样静水流深，可以像张守东老师那样才华横溢，可以像姜晓敏老师那样博闻强志，可以像刘长敏老师那样帅，可以像孙懿华老师那样可爱我无法用列举穷尽我钟爱的老师，因为那么多老师都非常优秀。
有些老师是偶然邂逅的，却让人“一见钟情”
大一的时候，我挎着书包在教学楼乱逛，看到一间教室后面站着三三两两的人，于是推门而入。只见讲台上站着一位中年人，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夹克衫，一手夹着粉笔很从容地讲课。他的学者风度一下就吸引了我，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老师啊。我站着听完了半节课。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舒国滢，我买了他的文集在法律的边缘，他的文字和他的气质一样淡泊宁静。听说他还会吹笛子，我喜欢他的诗人气质。
大三，我始终不能确定听哪个老师的合同法，索性一个课堂一个课堂听下来再作定夺。我爬到d段四楼，在门口窥见一位帅气的女老师倚在讲桌上神采飞扬地讲课，她做了课件可她不局限于课件，因为她可以不用教案滔滔不绝地讲。我第一次见到一位女老师讲课时这样随意。她叫王玉梅。我喜欢她的潇洒不羁。
更巧的是，大二上学期，我慕名去听一位老师的刑法，没想到却等到一名代课老师。我看他有些面熟，就听台下议论纷纷：“这不是曲新久吗，经常上今日说法的那个”他没电视上那么严肃，还爱插科打诨，但依然保持着学人的严谨。我喜欢他的深入浅出。
有些老师早已声名远播，第一节课教室就被旁听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这些老师中讲课风格最对我胃口的莫过于李永军老师。虽然他不认识我，我也没和他交谈过，可我庆幸能找到一位如此适合我的老师。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简明扼要。和我理想中的授课方式一模一样，深知他的语速和我记笔记的速度都相当吻合，李老师在合同法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可他从不把问题复杂化，他很清楚自己教的是本科生，他的任务只是把学生领进法学的殿堂。
我为了听他的课经常早早地就搬上小板凳坐在前排，午饭只啃一个馒头。有一次没挤进教室，就在墙外听了一节课。不独是我，听他课的学生，人人如此，届届如此。第二年、第三年，每次我经过他的课堂，都会被越来越浩大的声势震撼。一个下雨天，阶教挤满了人，大厅摆满了伞，我心想，肯定是李老师的课，老师做到这个份上实在难得。
有些老师却像一盅老汤，入口平常，但越熬越香。
选修中国法律思想史时，我并不知道姜晓敏是谁。她貌不惊人，也没什么名气，可慢慢地大家都被她的学识打动，听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她的课在早上头两节，很多学生迟到，她一边讲，学生一边哗啦啦地进教室，可她从不发火，依然慢条斯理地描述从古到今一个个思想家。她爱穿一身运动服，扎一个简单的马尾，仿佛刚晨练回来，还微微喘着气，一片纸也不带地走进来，拿起粉笔就开讲，那些拗口的古语一写就是一黑板。
同学曾感慨，做老师就要像姜老师这样。她肯定是羡慕姜老师的修养，欣赏她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
讲台下则是一群聪明机敏、出类拔萃的学生。
我记得那些让我仰慕的学长。
陈文炯是我在学生会的顶头上司，他曾荣获全国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他在辩场上语言凌厉、咄咄逼人，生活里很沉稳，语速不快，一边想一边说，不了解他的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优秀的辩手，而实际上，他是天生的辩手，一上辩场就思维敏捷、光芒四射。
另一位给我深刻印象的辩手是张天任。他是我教练的教练，身上有一种思辨的气质、逻辑的力量，他的辩论方式诚恳而儒雅，重在以理服人。他给我辅导辩论时，我觉得一个年级就是一重天，面对一位大三的师兄，我只能仰望。
值得我仰望的学长那么多，或者口若悬河，或者才气逼人，或者品学兼优，或者他们是我的榜样，他们的出众成就了一个学府的出众。
我也记得那些给我欢乐的好友。
dingle是我的下铺，为人很随和，既热心又冷酷，性情中人。这样的人真实，对朋友厚道，值得信赖。她经常说自己是坏人，可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很善良。
我珍惜她的每一句忠告。尽管她的真话有时让人恼羞成怒，可这个年代能对你说真话的朋友太少了。她会一边骂我不会照顾自己，一边给我准备热宝；一边说我傻，一边教我如何做事。
能成为朋友总是因为有一些共同点。我和她都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都缺乏实现梦想的毅力，于是我们成了考研战友。考研二人组理所当然地全军覆没了，而考研的那段日子却让人难以忘怀。
dingle说她喜欢晚上回寝室时走在路上的感觉，一天学习的动力就在于此。她坚持走安静的林荫道，不走热闹的服务楼。那时候，白天热闹的校园忽然变得恬静，偶尔空气很湿润，呼吸是一种享受。远处的军都山影影绰绰，校园里的杨树叶子沙沙作响。我们走得很慢，胡吹神侃，很严肃地谈一些空泛的道理，而后大笑收场。我们都知道自己是只会空谈的懒虫。那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想着苦难的一天结束了，可以休息了。
如今没人陪我走林荫道了，也没人和我斗嘴了，日子冷清得很。有个朋友天天骂我气我，也挺好。
还有四儿，我喜欢看你和dingle掐来掐去，看你们俩做完傻事不知如何收场。看着你们可爱的样子我很伤心，没有你们的日子我该怎么办；莺莺，又聪明又可爱的学习超人，我们都自称文艺青年，总有那么多共同话题；落落，大一元旦的时候，寝室只剩我们俩，可那个元旦过得很温暖
这些良师益友告诉我优秀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优秀也成就了一个大学的优秀。我为你们而骄傲。
独自行走
以前的我是那样向往北京，那么迫切地想成为首都人民，于是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对很有希望考上的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不作考虑，却选择了一所学科设置单一的学校。这样抉择只因为它在北京。
几个月后，我揣着录取通知书，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北京。当年的我还是那样心高气傲，本想像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喊“曼哈顿，我来了”那样喊一声“北京，我来了”没想到一出西客站就被一座座高楼、一条条大道压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就是北京，它有着今朝京城的气派，也有着昔日皇城的铺张。它让你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在这座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都市面前，我唯有沉默。
上了大学，面对突如其来又令人恐慌的自由，我不知所措。于是我尝试用旅行去排遣。在周末，带上一本履行手册、一张地图，溜出校园，去触摸北京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我喜欢这种感觉，背包走天涯的感觉“天地间有我在行走”的感觉。
一个秋日的清晨，我背上行囊出发。北京城尚未完全苏醒，车辆和行人都很少，街上冷清、静谧。地坛公园传来咿咿呀呀的胡琴声，票友们在切磋技艺；景山公园的歪脖子树下，一群老太太在跳扇子舞；什刹海旁老爷子们在等着鱼儿上钩。这就是清晨的北京。我，一个局外人的贸然出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在这幅北京人怡然自得的图景中显得突兀和格格不入。在他们讶异的目光里，我知趣地离开了。
我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有时不肯搭车宁愿步行，以便欣赏深秋的美景。北京的秋天真美，天空蓝得澄澈，空气异常清新。有人说，北京的秋天像华丽的马车行驶在空荡荡的石板路上。形容得真好。想知道什么叫秋高气爽，就来北京吧。
我的身影出现在各种景点：博物馆、名人故居、名胜古迹。
在科技馆，我羡慕北京的孩子能享受到如此生动的科普教育；在电信博物馆，我为它设备的齐全、资料的翔实而激动不已。
我喜欢郭沫若故居里的那棵柿子树，树上结满了柿子，柿子上挂着霜，而树下那座雕像上郭老的笑容格外安详；我喜欢宋庆龄故居里爬满了藤蔓的葡萄架和独自摇曳的秋千，它们让我觉得那座花园很亲切；我喜欢老舍先生住过的那所小院，简朴、不张扬，一如这位人民艺术家的为人。
我近乎偏执地想要探访北京的每一个角落，试图以这种方式了解北京，同时也让北京接纳我。
北京像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
故宫、天坛、钟楼展示给我一个古典的北京。
故宫金碧辉煌的建筑，天坛郁郁葱葱的花草都让我心醉，然而我更沉迷于有些冷峻、有些粗粝的钟楼。
钟楼保留着历史原貌，没有做过多的修缮。虽砖石破损、杂草丛生，可我喜欢枯草里、砖石间渗透出的“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的历史沧桑感。楼梯窄且陡，让人生出几分敬畏。拾级而上，登楼远眺，看到的是一片片破旧的民居，看到的是一个苍老的北京，老得已经跑不动的北京。
地铁、商业街、高架桥则展示给我一个时尚的北京。
我爱站在天桥上看车水马龙、高楼大厦，这时我才能明显感到自己身在大都会；我爱坐上地铁看神色匆匆的人们，看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灯箱，爱随着人流漫无目的地行走。复兴门换乘站总是摩肩接踵，军博站入口处总是有很大的风。我还爱去新东安看电影，去东方新天地逛街，只看不买，逛着逛着就在巨大的购物广场里迷了路。
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是动感、前卫的北京，焕发着青青光彩的北京。
我就这样一个人走着，从正义路走到东交民巷，从琉璃厂走到大栅栏；走过清晨黄昏，走过风霜雨雪。
去古观象台的那天风特别大，天空阴沉。寒风吹得脑瓜疼，我很想要一顶帽子，可周围什么也没有。阴霾的天空下，神秘的浑天仪显得更加诡异。我望着天空，觉得自己有些孤单。我累了，这段旅程该告一段落了。
回去的路上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
从那个秋天以后，我融入了这座城市，也把这座城市放在了自己的心上。
我以为我把足迹布满整个城市就能属于这座城市，最后才沮丧地发现，偌大一座城竟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齐化门的芥末堆，前门的卤煮火烧，簋街的麻小我还没吃腻；紫竹院的草坪，西直门的日落，王府井的夜色我还没看烦；北京的市声、鸽哨我还没听够呢，居然就要离开了。不是离开一座城，而是离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离开自己的过往。或者说，是这座城正在远离我，因为我的心，还留在那里
北京离开了我，我很想念它。
诗书滋味
刚上大学的时候，急于读书却不知读什么。四处抄书单，不管适不适合自己。
大一下学期，法制史研究所的刘广安教授给我们班上课。他是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大。像他这种身份本是无需给本科生代课的，可他主动要求来昌平。除了打破教材纵向体系分专题讲课的“博导气魄”他还给我们列了一份书单。也许刘老师本人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份书单给我今后的书海生涯指明了航向。
这份书单包括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费孝通散文等书籍。刘老师还分别为它们附加了言浅意深、言简意赅之类的他自己的评语。
这份书单我认认真真地抄下来，一本本找来看。黄仁宇让历史变得鲜活，冯友兰让哲学变得平易，费孝通帮你看清社会的本质。这些名家共同的特点便是深入浅出，深奥复杂的道理都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娓娓道来，而且不故弄玄虚，一个问题不讲明白决不罢休。冯友兰用几大段文字解释何为“顿悟”费孝通用扔进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比喻世态炎凉。这些例子每次回想起来都倍感生动有趣，而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令人终生难忘。
这不仅是一份书单，它向我敞开了一扇门，通向知识宝库的大门，通向大师心灵的大门，通向学术殿堂的大门。在它的引领下我又读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美学四讲等书籍，这些有思想的书使我的大学生活不致于虚度，也渐渐把我塑造成一个有思想的人，这些思想必将使我受益终生。
与刘老师同时开设法制史课程的还有张守东老师。他是一位喜欢古典音乐志趣高雅的才子。讲课时句句经典，我只好狂记笔记，一句话也不肯落下。他向我们推荐了三篇论文。分别是季卫东的法治秩序的建构，梁治平的法辩，方流芳的公司词义考。如果说刘老师推荐的书让我更靠近真理，张老师推荐的论文则让我感受到了思想之美、理性之美。季卫东老师的论文讲程序的重要性，梁治平老师从文化角度分析法的变迁，方流芳老师另辟蹊径从语言学入手剖析制度的成因。三篇文章思想之深刻自不待言，语言之优美却大大超乎我的想像。印象中的论文都是枯燥无味的，而这三篇文章的语言却给人带来阅读的享受。这些文字当然不是文学那样充斥着形容比喻的感性语言，而是法学独有的逻辑之美、思辨之美。逻辑的力量和思想的重量让那些文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记得当时为这几篇文章做了好多读书卡片，抄到手软。
两年后，方老师来为本科生授课。我怀着仰慕之情前去听讲，到那儿才发现，能容纳四百人的阶四居然一个人也挤不进去了。
龙卫球老师说，择书不如撞书。没有老师指点的日子里，我经常游荡在图书馆的流通部、阅览室，还有读者服务部。遇到投缘的书便拿来看，随性至极。
流通部是后来在大家的争取下才开架借阅的。开架的那天我急匆匆地跑进图书馆，也不找书，只是在书架间走来走去。看着一排排自己可以随意取阅的书籍，闻着书中散发的淡淡墨香，我感到一股由衷的属于读书人的幸福。
去阅览室更多是为了消遣。一般是蹭大众电影看，这本当年很火的杂志，现在市面上好像很难买到。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或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评论，我会忍不住拍桌子，结局往往是差点被轰出阅览室。
有一天晚上抱了一摞三联生活周刊，只看“生活圆桌”一边看一边乐，把上自习的事忘到九霄云外。
买书的话，就去读者服务部。不用出校门还打折。书店不大，可书都是适合学生口味的，学术味很浓，不用像在大书店那样大海捞针。来服务部翻书是我们的一种休闲方式，大部分学生只看不买，只为看看书市上有什么新书好书。我在这家书店翻完了海子的诗，那一段时间一天去好几次，一次站好久，站得脚疼。
离校前我又去了一趟服务部，三联出的钱穆、黄仁宇那两套书，学校出的王泽鉴的一系列书还安安静静地摆放在书架上，因为一直有人买，四年都没下架。我在老板诧异的目光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些书，又摸了摸暗红色的书架，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
在学校看累了就进城去看。一大早就去，去三联。在故宫角楼倒车，下了5路也不着急换车，习惯围着故宫跑一会儿。北京的冬天很冷，大清早更甚。可朝阳映照下的角楼的美令我亢奋，不由自主就跑了起来。向着冬天冰凉却耀眼的太阳跑，心情像清晨的空气一样干干净净。
书店规模不大不小，既能满足读者需要，又容易找到想要的书。店里放着轻音乐，角落里、楼梯两侧坐满了看书的人。这里新书的折旧率一定很高，可三联似乎也不介意，仿佛兼作书吧是三联的特色。更令我惊诧的是，店里备有供读者坐下看书的皮制的小板凳。我想三联比之其他书店就是胜在这宽容的气度上吧。我在这里读完了杨振宁文录。
四年下来，借的书还了，买的书送的送、卖的卖，所剩无几。只攒下了一袋子读书卡片。就因为这一袋子读书卡片，我看世界的眼光从此不同。
读书人不孤单。寂寞的时候，常常想起三联的招贴上的那句话：
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
我不想美化自己的大学生活，大学生活的图画里也有大块颓废、迷茫的色彩；我也不想把自己的过去描述得诗情画意，毕竟在大学里也有那么多不愉快，对大学放任自流的培养方式也有诸多不满。急于逃离自己拥有的生活，逃离后又急于去怀念总是透着文人的懦弱。我只想记录自己真实的经历，没想到提起笔来还是只有勇气写下温暖明亮的片段。
每个人对自己的过去都充满了复杂的感情。时光无法逆转，因此往事不堪回首。毕业典礼上，组织者播放了我们入学时的录像，看着四年前的自己，许多人都哭了。
我们对母校的感情和对自己大学生活的感情一样，深厚而复杂。在学校时，没有人佩带校徽，提起学校总是有那么多怨言，可我们一直在心底用一种含蓄而神圣的方式默念着它的名字：弘中华国志，通政情法意，求大道学术。
毕业了，我们以母校为荣，以法大人作为呼朋引伴的标签，以法大人的身份寻求归属感。
有人说，文学是用珍贵如金的文字保存一份又一份个人记忆。我不敢奢谈文学，只想用很个人的文字保存一份珍贵如金的记忆，以此来纪念我那永远逝去的大学生活。
人的一生仿佛是从大学开始的。
我带着最初的梦想来到这里，经历了人格的分裂和整合、情感的萌动和纠缠、青春的飞扬和逝去，揣着恨与爱、怨怼与留恋离开这里。坐着送我来报到的那辆车离开，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试着不去翻动四年来繁杂的记忆，无论这记忆是愁云惨淡或色彩斑斓。可当我身处条件优越的办公室，却时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破旧的教学楼、拥挤的学生公寓，回想起图书馆前落英缤纷的西府海棠、服务楼后开得喧嚣的一树桃花，回想起在我面前缓缓飘落的梧桐树叶我这才明白我失去了什么。没有了谆谆教诲，没有了书馨墨香，我已站在象牙塔外。
刻意遗忘正因为铭心刻骨，不愿回首恰因为牵肠挂肚。四年的时光足以给一个人打上一个学府的烙印，足以给一个人骄傲一生的资本。我记得四年来或悲或喜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记得我来报到的那天，热浪袭人、阳光强烈。
师友杂忆
提起母校，我首先想起的不是一桩桩大事小情，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讲台上是一群富于人格魅力的老师，一群让我敬佩乃至崇拜的老师。
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做老师，希望可以像李永军老师那样条分缕析，可以像舒国滢老师那样静水流深，可以像张守东老师那样才华横溢，可以像姜晓敏老师那样博闻强志，可以像刘长敏老师那样帅，可以像孙懿华老师那样可爱我无法用列举穷尽我钟爱的老师，因为那么多老师都非常优秀。
有些老师是偶然邂逅的，却让人“一见钟情”
大一的时候，我挎着书包在教学楼乱逛，看到一间教室后面站着三三两两的人，于是推门而入。只见讲台上站着一位中年人，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夹克衫，一手夹着粉笔很从容地讲课。他的学者风度一下就吸引了我，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老师啊。我站着听完了半节课。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舒国滢，我买了他的文集在法律的边缘，他的文字和他的气质一样淡泊宁静。听说他还会吹笛子，我喜欢他的诗人气质。
大三，我始终不能确定听哪个老师的合同法，索性一个课堂一个课堂听下来再作定夺。我爬到d段四楼，在门口窥见一位帅气的女老师倚在讲桌上神采飞扬地讲课，她做了课件可她不局限于课件，因为她可以不用教案滔滔不绝地讲。我第一次见到一位女老师讲课时这样随意。她叫王玉梅。我喜欢她的潇洒不羁。
更巧的是，大二上学期，我慕名去听一位老师的刑法，没想到却等到一名代课老师。我看他有些面熟，就听台下议论纷纷：“这不是曲新久吗，经常上今日说法的那个”他没电视上那么严肃，还爱插科打诨，但依然保持着学人的严谨。我喜欢他的深入浅出。
有些老师早已声名远播，第一节课教室就被旁听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这些老师中讲课风格最对我胃口的莫过于李永军老师。虽然他不认识我，我也没和他交谈过，可我庆幸能找到一位如此适合我的老师。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简明扼要。和我理想中的授课方式一模一样，深知他的语速和我记笔记的速度都相当吻合，李老师在合同法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可他从不把问题复杂化，他很清楚自己教的是本科生，他的任务只是把学生领进法学的殿堂。
我为了听他的课经常早早地就搬上小板凳坐在前排，午饭只啃一个馒头。有一次没挤进教室，就在墙外听了一节课。不独是我，听他课的学生，人人如此，届届如此。第二年、第三年，每次我经过他的课堂，都会被越来越浩大的声势震撼。一个下雨天，阶教挤满了人，大厅摆满了伞，我心想，肯定是李老师的课，老师做到这个份上实在难得。
有些老师却像一盅老汤，入口平常，但越熬越香。
选修中国法律思想史时，我并不知道姜晓敏是谁。她貌不惊人，也没什么名气，可慢慢地大家都被她的学识打动，听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她的课在早上头两节，很多学生迟到，她一边讲，学生一边哗啦啦地进教室，可她从不发火，依然慢条斯理地描述从古到今一个个思想家。她爱穿一身运动服，扎一个简单的马尾，仿佛刚晨练回来，还微微喘着气，一片纸也不带地走进来，拿起粉笔就开讲，那些拗口的古语一写就是一黑板。
同学曾感慨，做老师就要像姜老师这样。她肯定是羡慕姜老师的修养，欣赏她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
讲台下则是一群聪明机敏、出类拔萃的学生。
我记得那些让我仰慕的学长。
陈文炯是我在学生会的顶头上司，他曾荣获全国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他在辩场上语言凌厉、咄咄逼人，生活里很沉稳，语速不快，一边想一边说，不了解他的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优秀的辩手，而实际上，他是天生的辩手，一上辩场就思维敏捷、光芒四射。
另一位给我深刻印象的辩手是张天任。他是我教练的教练，身上有一种思辨的气质、逻辑的力量，他的辩论方式诚恳而儒雅，重在以理服人。他给我辅导辩论时，我觉得一个年级就是一重天，面对一位大三的师兄，我只能仰望。
值得我仰望的学长那么多，或者口若悬河，或者才气逼人，或者品学兼优，或者他们是我的榜样，他们的出众成就了一个学府的出众。
我也记得那些给我欢乐的好友。
dingle是我的下铺，为人很随和，既热心又冷酷，性情中人。这样的人真实，对朋友厚道，值得信赖。她经常说自己是坏人，可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很善良。
我珍惜她的每一句忠告。尽管她的真话有时让人恼羞成怒，可这个年代能对你说真话的朋友太少了。她会一边骂我不会照顾自己，一边给我准备热宝；一边说我傻，一边教我如何做事。
能成为朋友总是因为有一些共同点。我和她都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都缺乏实现梦想的毅力，于是我们成了考研战友。考研二人组理所当然地全军覆没了，而考研的那段日子却让人难以忘怀。
dingle说她喜欢晚上回寝室时走在路上的感觉，一天学习的动力就在于此。她坚持走安静的林荫道，不走热闹的服务楼。那时候，白天热闹的校园忽然变得恬静，偶尔空气很湿润，呼吸是一种享受。远处的军都山影影绰绰，校园里的杨树叶子沙沙作响。我们走得很慢，胡吹神侃，很严肃地谈一些空泛的道理，而后大笑收场。我们都知道自己是只会空谈的懒虫。那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想着苦难的一天结束了，可以休息了。
如今没人陪我走林荫道了，也没人和我斗嘴了，日子冷清得很。有个朋友天天骂我气我，也挺好。
还有四儿，我喜欢看你和dingle掐来掐去，看你们俩做完傻事不知如何收场。看着你们可爱的样子我很伤心，没有你们的日子我该怎么办；莺莺，又聪明又可爱的学习超人，我们都自称文艺青年，总有那么多共同话题；落落，大一元旦的时候，寝室只剩我们俩，可那个元旦过得很温暖
这些良师益友告诉我优秀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优秀也成就了一个大学的优秀。我为你们而骄傲。
独自行走
以前的我是那样向往北京，那么迫切地想成为首都人民，于是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对很有希望考上的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不作考虑，却选择了一所学科设置单一的学校。这样抉择只因为它在北京。
几个月后，我揣着录取通知书，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北京。当年的我还是那样心高气傲，本想像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喊“曼哈顿，我来了”那样喊一声“北京，我来了”没想到一出西客站就被一座座高楼、一条条大道压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就是北京，它有着今朝京城的气派，也有着昔日皇城的铺张。它让你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在这座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都市面前，我唯有沉默。
上了大学，面对突如其来又令人恐慌的自由，我不知所措。于是我尝试用旅行去排遣。在周末，带上一本履行手册、一张地图，溜出校园，去触摸北京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我喜欢这种感觉，背包走天涯的感觉“天地间有我在行走”的感觉。
一个秋日的清晨，我背上行囊出发。北京城尚未完全苏醒，车辆和行人都很少，街上冷清、静谧。地坛公园传来咿咿呀呀的胡琴声，票友们在切磋技艺；景山公园的歪脖子树下，一群老太太在跳扇子舞；什刹海旁老爷子们在等着鱼儿上钩。这就是清晨的北京。我，一个局外人的贸然出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在这幅北京人怡然自得的图景中显得突兀和格格不入。在他们讶异的目光里，我知趣地离开了。
我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有时不肯搭车宁愿步行，以便欣赏深秋的美景。北京的秋天真美，天空蓝得澄澈，空气异常清新。有人说，北京的秋天像华丽的马车行驶在空荡荡的石板路上。形容得真好。想知道什么叫秋高气爽，就来北京吧。
我的身影出现在各种景点：博物馆、名人故居、名胜古迹。
在科技馆，我羡慕北京的孩子能享受到如此生动的科普教育；在电信博物馆，我为它设备的齐全、资料的翔实而激动不已。
我喜欢郭沫若故居里的那棵柿子树，树上结满了柿子，柿子上挂着霜，而树下那座雕像上郭老的笑容格外安详；我喜欢宋庆龄故居里爬满了藤蔓的葡萄架和独自摇曳的秋千，它们让我觉得那座花园很亲切；我喜欢老舍先生住过的那所小院，简朴、不张扬，一如这位人民艺术家的为人。
我近乎偏执地想要探访北京的每一个角落，试图以这种方式了解北京，同时也让北京接纳我。
北京像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
故宫、天坛、钟楼展示给我一个古典的北京。
故宫金碧辉煌的建筑，天坛郁郁葱葱的花草都让我心醉，然而我更沉迷于有些冷峻、有些粗粝的钟楼。
钟楼保留着历史原貌，没有做过多的修缮。虽砖石破损、杂草丛生，可我喜欢枯草里、砖石间渗透出的“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的历史沧桑感。楼梯窄且陡，让人生出几分敬畏。拾级而上，登楼远眺，看到的是一片片破旧的民居，看到的是一个苍老的北京，老得已经跑不动的北京。
地铁、商业街、高架桥则展示给我一个时尚的北京。
我爱站在天桥上看车水马龙、高楼大厦，这时我才能明显感到自己身在大都会；我爱坐上地铁看神色匆匆的人们，看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灯箱，爱随着人流漫无目的地行走。复兴门换乘站总是摩肩接踵，军博站入口处总是有很大的风。我还爱去新东安看电影，去东方新天地逛街，只看不买，逛着逛着就在巨大的购物广场里迷了路。
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是动感、前卫的北京，焕发着青青光彩的北京。
我就这样一个人走着，从正义路走到东交民巷，从琉璃厂走到大栅栏；走过清晨黄昏，走过风霜雨雪。
去古观象台的那天风特别大，天空阴沉。寒风吹得脑瓜疼，我很想要一顶帽子，可周围什么也没有。阴霾的天空下，神秘的浑天仪显得更加诡异。我望着天空，觉得自己有些孤单。我累了，这段旅程该告一段落了。
回去的路上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
从那个秋天以后，我融入了这座城市，也把这座城市放在了自己的心上。
我以为我把足迹布满整个城市就能属于这座城市，最后才沮丧地发现，偌大一座城竟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齐化门的芥末堆，前门的卤煮火烧，簋街的麻小我还没吃腻；紫竹院的草坪，西直门的日落，王府井的夜色我还没看烦；北京的市声、鸽哨我还没听够呢，居然就要离开了。不是离开一座城，而是离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离开自己的过往。或者说，是这座城正在远离我，因为我的心，还留在那里
北京离开了我，我很想念它。
诗书滋味
刚上大学的时候，急于读书却不知读什么。四处抄书单，不管适不适合自己。
大一下学期，法制史研究所的刘广安教授给我们班上课。他是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大。像他这种身份本是无需给本科生代课的，可他主动要求来昌平。除了打破教材纵向体系分专题讲课的“博导气魄”他还给我们列了一份书单。也许刘老师本人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份书单给我今后的书海生涯指明了航向。
这份书单包括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费孝通散文等书籍。刘老师还分别为它们附加了言浅意深、言简意赅之类的他自己的评语。
这份书单我认认真真地抄下来，一本本找来看。黄仁宇让历史变得鲜活，冯友兰让哲学变得平易，费孝通帮你看清社会的本质。这些名家共同的特点便是深入浅出，深奥复杂的道理都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娓娓道来，而且不故弄玄虚，一个问题不讲明白决不罢休。冯友兰用几大段文字解释何为“顿悟”费孝通用扔进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比喻世态炎凉。这些例子每次回想起来都倍感生动有趣，而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令人终生难忘。
这不仅是一份书单，它向我敞开了一扇门，通向知识宝库的大门，通向大师心灵的大门，通向学术殿堂的大门。在它的引领下我又读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美学四讲等书籍，这些有思想的书使我的大学生活不致于虚度，也渐渐把我塑造成一个有思想的人，这些思想必将使我受益终生。
与刘老师同时开设法制史课程的还有张守东老师。他是一位喜欢古典音乐志趣高雅的才子。讲课时句句经典，我只好狂记笔记，一句话也不肯落下。他向我们推荐了三篇论文。分别是季卫东的法治秩序的建构，梁治平的法辩，方流芳的公司词义考。如果说刘老师推荐的书让我更靠近真理，张老师推荐的论文则让我感受到了思想之美、理性之美。季卫东老师的论文讲程序的重要性，梁治平老师从文化角度分析法的变迁，方流芳老师另辟蹊径从语言学入手剖析制度的成因。三篇文章思想之深刻自不待言，语言之优美却大大超乎我的想像。印象中的论文都是枯燥无味的，而这三篇文章的语言却给人带来阅读的享受。这些文字当然不是文学那样充斥着形容比喻的感性语言，而是法学独有的逻辑之美、思辨之美。逻辑的力量和思想的重量让那些文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记得当时为这几篇文章做了好多读书卡片，抄到手软。
两年后，方老师来为本科生授课。我怀着仰慕之情前去听讲，到那儿才发现，能容纳四百人的阶四居然一个人也挤不进去了。
龙卫球老师说，择书不如撞书。没有老师指点的日子里，我经常游荡在图书馆的流通部、阅览室，还有读者服务部。遇到投缘的书便拿来看，随性至极。
流通部是后来在大家的争取下才开架借阅的。开架的那天我急匆匆地跑进图书馆，也不找书，只是在书架间走来走去。看着一排排自己可以随意取阅的书籍，闻着书中散发的淡淡墨香，我感到一股由衷的属于读书人的幸福。
去阅览室更多是为了消遣。一般是蹭大众电影看，这本当年很火的杂志，现在市面上好像很难买到。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或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评论，我会忍不住拍桌子，结局往往是差点被轰出阅览室。
有一天晚上抱了一摞三联生活周刊，只看“生活圆桌”一边看一边乐，把上自习的事忘到九霄云外。
买书的话，就去读者服务部。不用出校门还打折。书店不大，可书都是适合学生口味的，学术味很浓，不用像在大书店那样大海捞针。来服务部翻书是我们的一种休闲方式，大部分学生只看不买，只为看看书市上有什么新书好书。我在这家书店翻完了海子的诗，那一段时间一天去好几次，一次站好久，站得脚疼。
离校前我又去了一趟服务部，三联出的钱穆、黄仁宇那两套书，学校出的王泽鉴的一系列书还安安静静地摆放在书架上，因为一直有人买，四年都没下架。我在老板诧异的目光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些书，又摸了摸暗红色的书架，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
在学校看累了就进城去看。一大早就去，去三联。在故宫角楼倒车，下了5路也不着急换车，习惯围着故宫跑一会儿。北京的冬天很冷，大清早更甚。可朝阳映照下的角楼的美令我亢奋，不由自主就跑了起来。向着冬天冰凉却耀眼的太阳跑，心情像清晨的空气一样干干净净。
书店规模不大不小，既能满足读者需要，又容易找到想要的书。店里放着轻音乐，角落里、楼梯两侧坐满了看书的人。这里新书的折旧率一定很高，可三联似乎也不介意，仿佛兼作书吧是三联的特色。更令我惊诧的是，店里备有供读者坐下看书的皮制的小板凳。我想三联比之其他书店就是胜在这宽容的气度上吧。我在这里读完了杨振宁文录。
四年下来，借的书还了，买的书送的送、卖的卖，所剩无几。只攒下了一袋子读书卡片。就因为这一袋子读书卡片，我看世界的眼光从此不同。
读书人不孤单。寂寞的时候，常常想起三联的招贴上的那句话：
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
我不想美化自己的大学生活，大学生活的图画里也有大块颓废、迷茫的色彩；我也不想把自己的过去描述得诗情画意，毕竟在大学里也有那么多不愉快，对大学放任自流的培养方式也有诸多不满。急于逃离自己拥有的生活，逃离后又急于去怀念总是透着文人的懦弱。我只想记录自己真实的经历，没想到提起笔来还是只有勇气写下温暖明亮的片段。
每个人对自己的过去都充满了复杂的感情。时光无法逆转，因此往事不堪回首。毕业典礼上，组织者播放了我们入学时的录像，看着四年前的自己，许多人都哭了。
我们对母校的感情和对自己大学生活的感情一样，深厚而复杂。在学校时，没有人佩带校徽，提起学校总是有那么多怨言，可我们一直在心底用一种含蓄而神圣的方式默念着它的名字：弘中华国志，通政情法意，求大道学术。
毕业了，我们以母校为荣，以法大人作为呼朋引伴的标签，以法大人的身份寻求归属感。
有人说，文学是用珍贵如金的文字保存一份又一份个人记忆。我不敢奢谈文学，只想用很个人的文字保存一份珍贵如金的记忆，以此来纪念我那永远逝去的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