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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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一气读完，大呼过瘾。波澜壮阔的历史使人心胸开阔。作品很有文人气，读故事的同时还能学到不少文化常识。作者被人称为曾国藩的隔代知己，对曾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只是他对曾太宽容，明明是凶恶毒辣、横征暴敛却一笔带过，对曾的苦衷倒大书特书。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则完全站在曾的一边，到第二部才有所改变，将双方都写得有血有肉，评价比较客观，这是作品的成功之处。从小说中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其人其事值得一一评析。
修身
曾国藩是个很苦的人，其信条是“不为圣贤，则为禽兽”他不贪图享乐，不收受贿赂，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因为他深知“世无艰难，何来人杰”“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所以他不畏困难“坚忍维持”以期“有后日之振”他常严厉责备自己的懒惰、卑琐，其严于律己的精神值得借鉴。
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庭也是如此。他常用家书形式不厌其烦地教育兄弟、儿子为人处世、读书治学之道。在大家庭中他是家长，是家法的执行者。他决不会让曾家作出有没祖先声名之事。
治学
担当学术界领袖也是曾的一大事业。他是个带兵打仗的文人，战火纷飞时仍不忘读书作文。从经典中他吸取作官、为人的营养，这些经典也成为他的归宿。他说：“杀人攻城得来的荣耀，毕竟是短暂的，这中间有太多的偶然性，家族传之长久的兴旺靠的是礼义诗书。”这话怕不全是虚伪之辞。道学的影响使他在做事时总要拷问这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这让他谨小慎微，有野心而不敢反。他有再强大的势力再显赫的声威，在皇上、皇太后面前也会浑身冒汗、手脚冰凉，在紫禁城里他有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这种负担终使他“囿于一家一姓之小节，忘了国家百姓之大义”
做官
曾国藩有其宏伟的政治理想，也精通为官之道。但他的野心被他的道德遏制，所以他只能位极人臣，而不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他想扭转所辖地区的风尚，实现大清之中兴，可根基已坏，挽救也是徒劳。他在黑暗的官僚体制中如鱼得水，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体制。
他赖以生存的清朝官场给人的感受只四个字：触目惊心。为升官发财不惜借用别人的脑袋；为稳定军心不惜杀人如麻。只为一个“权”字，学生可以参劾，朋友可以出卖，甚至父子相害，手足相残。宦海风高浪急，非大智大勇者不能渡过。在这种环境下求发展，必须看透官场上的潜规则，必须既有能耐又有技巧，无能耐不可立功业，无技巧不可稳根基。朝廷不是不信任汉人吗，我就提拔一个满族将领让你放心；军队要发展，却受到地方官的掣肘，强龙不压地头蛇，当妥协处则妥协。政治家身处惊险艰难之非常境况，须斗智斗勇。心慈手软便会被拉下马，许多时候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政治舞台上利益是永远的主题，善人、恶人一旦登上这个舞台就得唱这出戏，不唱即有被后来者赶下台之虞。用常人的道德衡量他们常常让人困惑。太有良心善心的人难成政治家。他们即便有悲悯之心，也不得不压抑，压抑久了便会麻木。初次杀人还心惊肉跳，干得多了就觉得自然而然。
曾国藩无论是做千军统帅，还是做封疆大吏都自有一套。治军他明白恩威并重之关键，讲究“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对待部属他懂得“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奖励功臣以鼓舞士气“优恤死者以激励生者”而他最大的才能莫过于识人用人，小到康福这样的侍从，大到彭玉麟这样的将领，只要是人才便笼络来为我所用。正是这些幕僚使儒士曾国藩立下赫赫战功。有人讥笑曾国藩无才无能，岂不知“识人用人是一切才能中的最大才能”曾看人五官气概便知真假邪正，这功夫真叫人叹为观止。
他对官场上的各种手段驾轻就熟，既拉关系、找靠山又与各派都保持一定距离；他了解奉承的力量，常对人有出格之颂，因为赞扬什么时候都不会让当事人觉得过分，哪怕嘴上谦虚或面上鄙夷、愠怒，心里仍美滋滋的；他会“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这些前人的智慧被他巧妙地利用，可谓技艺纯熟。
为人
曾国藩始终把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次之，故而他个人不贪财色，为的是立大功成大业以光耀门楣；为的是不辱个人清名。不贪并不等于不想贪，因此他对其弟将大箱金银搬回家中不加阻拦。他不贪不能说明他是好官，那些贪官是谋私利，但他们只为眼前利益，见识浅薄；曾也是谋私利，为了家族与个人的荣誉而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让其弟做活死人，隐姓埋名几十年。曾国藩是大人物，要贪也是大手笔，他与蝇营狗苟之辈，只有高下之别，无好坏之分。再者，人性复杂，岂能用好坏来概括。
他表面的温和更让人心生敬畏，更说明城府之深。虚伪、毒辣是他，有情有意也是他。他已经完全融入了角色，高超的演技、激情的演出使他自己都难辨真伪。伪装久了，假面具变成了真面目，真真假假实在不易分清了。狠毒或仁慈都是技巧，难说对错。他的仁慈不是高尚而是高明。再说何为对错？一切评价标准都是功利的，与我无益即是错。大家都在自保，有些人没有曾毒辣，不是觉悟高，而是能耐不够。曾的自保不过积极了些。
曾国藩还要求自己“多用理智，少用感情”追求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惊雷响于后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可当攻克金陵的捷报传来，他还是晕了过去。他为气度压抑了个性。
或许我们需要寻找平衡。在虚伪与坦诚之间找平衡：至伪则奸诈，为人所弃；至诚则愚痴，为人所笑。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找平衡：太感性，则万事不成；太理性，人生便失去兴味。在公与私之间找平衡：公而忘私，于己不仁；假公济私，又非君子所为所谓中庸之道，即是平衡。此道娴熟，便可臻至善之境。
功过
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下道。”太平天国被消灭后，没有了强劲的对手，曾的生命也黯淡无光了。人是需要对手的。其实打下金陵后退居荷叶塘，曾国藩的晚年断不至于如此悲惨。都知道天下事应见好就收，可真到那时，不是贪恋富贵不愿收，就是大势所趋收不得，最后只落得一世功名付诸流水，岂不悲哉！
于垂老之际，曾才悟到一切皆天数，人生皆由命定，世人皆上苍控制的棋子。城府极深、精明过人，到头来赢得了什么？位高权重、封妻荫子又如何？还不是解甲归田，耕读为业，而不经过这些血雨腥风、明争暗斗也能如此，原来奋斗一生又回到了起点！
曾国藩看到了生前的悲惨，却没料到身后的骂名，他只知为朝廷卖命，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忠诚会成为后人批驳的对象。他用尽全力“拖延了无可挽回的趋势，寂寞的归结于无情的灰飞烟灭”因有悖于民族大义、历史潮流“还无从得人宽宥，而免于后世的指责”人生无常，功名易失。一代枭雄就这样在凄凉与疑惑中归于沉寂。
三部一气读完，大呼过瘾。波澜壮阔的历史使人心胸开阔。作品很有文人气，读故事的同时还能学到不少文化常识。作者被人称为曾国藩的隔代知己，对曾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只是他对曾太宽容，明明是凶恶毒辣、横征暴敛却一笔带过，对曾的苦衷倒大书特书。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则完全站在曾的一边，到第二部才有所改变，将双方都写得有血有肉，评价比较客观，这是作品的成功之处。从小说中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其人其事值得一一评析。
修身
曾国藩是个很苦的人，其信条是“不为圣贤，则为禽兽”他不贪图享乐，不收受贿赂，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因为他深知“世无艰难，何来人杰”“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所以他不畏困难“坚忍维持”以期“有后日之振”他常严厉责备自己的懒惰、卑琐，其严于律己的精神值得借鉴。
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庭也是如此。他常用家书形式不厌其烦地教育兄弟、儿子为人处世、读书治学之道。在大家庭中他是家长，是家法的执行者。他决不会让曾家作出有没祖先声名之事。
治学
担当学术界领袖也是曾的一大事业。他是个带兵打仗的文人，战火纷飞时仍不忘读书作文。从经典中他吸取作官、为人的营养，这些经典也成为他的归宿。他说：“杀人攻城得来的荣耀，毕竟是短暂的，这中间有太多的偶然性，家族传之长久的兴旺靠的是礼义诗书。”这话怕不全是虚伪之辞。道学的影响使他在做事时总要拷问这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这让他谨小慎微，有野心而不敢反。他有再强大的势力再显赫的声威，在皇上、皇太后面前也会浑身冒汗、手脚冰凉，在紫禁城里他有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这种负担终使他“囿于一家一姓之小节，忘了国家百姓之大义”
做官
曾国藩有其宏伟的政治理想，也精通为官之道。但他的野心被他的道德遏制，所以他只能位极人臣，而不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他想扭转所辖地区的风尚，实现大清之中兴，可根基已坏，挽救也是徒劳。他在黑暗的官僚体制中如鱼得水，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体制。
他赖以生存的清朝官场给人的感受只四个字：触目惊心。为升官发财不惜借用别人的脑袋；为稳定军心不惜杀人如麻。只为一个“权”字，学生可以参劾，朋友可以出卖，甚至父子相害，手足相残。宦海风高浪急，非大智大勇者不能渡过。在这种环境下求发展，必须看透官场上的潜规则，必须既有能耐又有技巧，无能耐不可立功业，无技巧不可稳根基。朝廷不是不信任汉人吗，我就提拔一个满族将领让你放心；军队要发展，却受到地方官的掣肘，强龙不压地头蛇，当妥协处则妥协。政治家身处惊险艰难之非常境况，须斗智斗勇。心慈手软便会被拉下马，许多时候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政治舞台上利益是永远的主题，善人、恶人一旦登上这个舞台就得唱这出戏，不唱即有被后来者赶下台之虞。用常人的道德衡量他们常常让人困惑。太有良心善心的人难成政治家。他们即便有悲悯之心，也不得不压抑，压抑久了便会麻木。初次杀人还心惊肉跳，干得多了就觉得自然而然。
曾国藩无论是做千军统帅，还是做封疆大吏都自有一套。治军他明白恩威并重之关键，讲究“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对待部属他懂得“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奖励功臣以鼓舞士气“优恤死者以激励生者”而他最大的才能莫过于识人用人，小到康福这样的侍从，大到彭玉麟这样的将领，只要是人才便笼络来为我所用。正是这些幕僚使儒士曾国藩立下赫赫战功。有人讥笑曾国藩无才无能，岂不知“识人用人是一切才能中的最大才能”曾看人五官气概便知真假邪正，这功夫真叫人叹为观止。
他对官场上的各种手段驾轻就熟，既拉关系、找靠山又与各派都保持一定距离；他了解奉承的力量，常对人有出格之颂，因为赞扬什么时候都不会让当事人觉得过分，哪怕嘴上谦虚或面上鄙夷、愠怒，心里仍美滋滋的；他会“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这些前人的智慧被他巧妙地利用，可谓技艺纯熟。
为人
曾国藩始终把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次之，故而他个人不贪财色，为的是立大功成大业以光耀门楣；为的是不辱个人清名。不贪并不等于不想贪，因此他对其弟将大箱金银搬回家中不加阻拦。他不贪不能说明他是好官，那些贪官是谋私利，但他们只为眼前利益，见识浅薄；曾也是谋私利，为了家族与个人的荣誉而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让其弟做活死人，隐姓埋名几十年。曾国藩是大人物，要贪也是大手笔，他与蝇营狗苟之辈，只有高下之别，无好坏之分。再者，人性复杂，岂能用好坏来概括。
他表面的温和更让人心生敬畏，更说明城府之深。虚伪、毒辣是他，有情有意也是他。他已经完全融入了角色，高超的演技、激情的演出使他自己都难辨真伪。伪装久了，假面具变成了真面目，真真假假实在不易分清了。狠毒或仁慈都是技巧，难说对错。他的仁慈不是高尚而是高明。再说何为对错？一切评价标准都是功利的，与我无益即是错。大家都在自保，有些人没有曾毒辣，不是觉悟高，而是能耐不够。曾的自保不过积极了些。
曾国藩还要求自己“多用理智，少用感情”追求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惊雷响于后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可当攻克金陵的捷报传来，他还是晕了过去。他为气度压抑了个性。
或许我们需要寻找平衡。在虚伪与坦诚之间找平衡：至伪则奸诈，为人所弃；至诚则愚痴，为人所笑。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找平衡：太感性，则万事不成；太理性，人生便失去兴味。在公与私之间找平衡：公而忘私，于己不仁；假公济私，又非君子所为所谓中庸之道，即是平衡。此道娴熟，便可臻至善之境。
功过
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下道。”太平天国被消灭后，没有了强劲的对手，曾的生命也黯淡无光了。人是需要对手的。其实打下金陵后退居荷叶塘，曾国藩的晚年断不至于如此悲惨。都知道天下事应见好就收，可真到那时，不是贪恋富贵不愿收，就是大势所趋收不得，最后只落得一世功名付诸流水，岂不悲哉！
于垂老之际，曾才悟到一切皆天数，人生皆由命定，世人皆上苍控制的棋子。城府极深、精明过人，到头来赢得了什么？位高权重、封妻荫子又如何？还不是解甲归田，耕读为业，而不经过这些血雨腥风、明争暗斗也能如此，原来奋斗一生又回到了起点！
曾国藩看到了生前的悲惨，却没料到身后的骂名，他只知为朝廷卖命，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忠诚会成为后人批驳的对象。他用尽全力“拖延了无可挽回的趋势，寂寞的归结于无情的灰飞烟灭”因有悖于民族大义、历史潮流“还无从得人宽宥，而免于后世的指责”人生无常，功名易失。一代枭雄就这样在凄凉与疑惑中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