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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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那个爹的短篇小说，小说发表以后，有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小子是不是已经山穷水尽再没有写的了，把你家的底底帮帮全给抖露出来了？连我爱人也问，你爹是不是喜堂老汉？因为我爱人跟我结婚时，我爹在三年前就埋进了我们老家那个叫黄坡的黄土圪洞里，还有，我爱人的老家跟我的老家是南辕北辙，一家在南同蒲，一家在北同蒲，相距虽不甚远，但也有四五百里，她对我爹的了解几乎是零。今天，我所以要写这篇小说，并非要辟谣什么的，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真正的父亲。
我父亲跟我那个爹中的喜堂老汉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喜堂老汉身上并没有我父亲的一点影子，而我父亲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都同喜堂老汉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父亲复姓司马，单名谨，就是谨小慎微的谨，可是，我始终弄不明白父亲是主观上没有做到谨小慎微还是客观上就不懂得谨小慎微，反正父亲在他那不算长也不算短的七十二年岁月中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决不属于那种谨小慎微的人。父亲的字为光耀，其实跟许许多多的凡夫俗子们一样，想光宗耀祖，也跟原新加坡的总理的名字一模一样。很可惜，父亲的一生虽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经历过一个个坎坷磨难，但既没有光了祖，更没有耀了宗，即使做点小买卖，大多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要写父亲，就不能不写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你那爷可是个有本事的人。父亲说起他父亲来，两只眼睛立刻放射出充满敬畏的光芒。你爷爷在咱们这一代可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父亲说话时目光炯炯，红扑扑的脸上泛着光亮。你爷爷二十来岁就在归化城的金货铺里当上了掌柜，回来时坐的是轿子！可以想像，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的十八世纪末，从千里之外坐着八人大轿回家的爷爷该是多么威风多么荣耀！那身份确实也不同凡响，大约相当于现在有职有权的高干抑或腰缠万贯的款爷吧！
爷爷跟平常的人没有什么两样.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脖子，穿着缎子做的袍子，梳着长长的辫子，头上戴个瓜皮帽，绷着脸，好像一个私塾先生。其实，我根本没见过爷爷，就连后他多少年而去的奶奶我也没见过，前边提到的有关爷爷的尊容只是我从一张发了黄的照片上看到的。据说爷爷在我父亲九岁上就去世了，四十多岁的我是父亲四十八岁那年生的，这么一算，那照片最少也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那时候，咱们村就数咱们家的房子多，土地多，骡马多。父亲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声音里似乎含有一种很惋惜的意思。
父亲所指的那时候，大概是他小的时候。因为在他长大成人之后，那房那地那成群的骡马逐年减少，还没等到土改，我们家已经成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无产阶级了。
我们家那时候究竟有多少地，我没有问过父亲，父亲也没有详细讲过，或者是父亲讲过我没在意没记在心上。对于他，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有一块在村东头叫做“狼叫”的地方。那是块坡地，不大，大约三四亩的样子。所以能记住那块地，是因为地的东头有一大一小两座坟，小时候父亲在清明节时领着我和哥哥去上过坟，烧过纸，父亲指着那个大点的土堆说，这是你前头那个娘的坟，那个是你那个娘生的娃娃，是你们的哥。父亲跟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一脸的平静，仿佛在讲一段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
记忆犹新倒是那处曾经标志着我们家兴盛荣衰的大院，后来院子的主人的儿子跟我是同学，我不止一次去过那里。因为以前是我们家的，所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院里的一草一木也就分外地留意。不过，我看到那院子的时候，它已经面目全非，犹如一个流落风尘的弱女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正面石头砌的窑洞外面用白灰抹的墙已斑斑驳驳，像老年斑或者孕妇脸上的蝴蝶斑；两边的厢房也破破烂烂，中间的过道早已不见踪影。那处院子不在村子的中间，而是在村子最后面的缓坡上，如今，那儿的住户十有八九已迁到村前的平地里，留下的只是残垣破壁，院子没了墙，窑洞缺了门，连树也没剩下几棵，那情景，像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后的圆明园遗址。
我母亲是大同人，我小的时候曾经跟母亲在那儿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那是离大同几十里远的郊区，现在归口泉区管辖。几十年过去了，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件是和我六舅叫颀儿的儿子在比赛捅窗户纸时把好几间房子用麻纸糊的窗户都给捅成了黑窟窿，没留下一眼囫囵的；第二件事是我从一个带水井的菜园子里抱回两抱白菜，没得到夸奖反倒挨了一顿批评，原因是那白菜上有许多绿色的虫子；第三件是我跑着过马路时给绊倒在地，一辆飞驰的摩托车从我的当腰碾过竟没伤着我一点皮，我从地上爬起来就飞快地跑回家中。
今年八十有五的母亲当年嫁给我父亲时大约二十五六岁。那时候，父亲正在那儿做买卖，据说也就是卖点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横挑鼻子竖挑眼挑了七八年的母亲究竟看中了父亲的什么，义无反顾头也不回从条件优越的大同来到了原平。那时候原平不叫原平，就是人们常说的“吃谷面窝窝”的崞县。母亲一走就是六十年，再也没有回去。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做些小买卖，比如村里酿的烧酒，生老病死的骡马牛驴肉，自己地里种的葵花籽，农村上坟烧的五色纸，等等。但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做的买卖十有八九都要赔钱。长大成人之后我才明白，父亲做买卖所以赔钱，原因并不完全归结于他自身的素质，像货不对路卖不出去，不得不减价，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卖得不如花得快，到头来别说赚钱，连本钱也吃到自己的肚里去了。于是，我们家常常坐着来讨债的人，有的说几句好话就打发走了，有的则不吃这一套，一坐半天，吃上喝上数落上，父亲还得赔着笑脸，逢年过节，为了避开这令人难堪的局面，父亲只得效仿电影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到外面躲几天债。
至今我也不甚明白，智商并不低的父亲何以落到“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窘境？父亲读书不多，但在村里还算有点文化的人，父亲的字写得不错，打起算盘来劈里啪啦，满像那么一回事儿，说起话来干脆利索头头是道又不乏幽默，可就是活得不如意不如人。好在父亲是乐观豁达的人，在人前该说就说该笑就笑，要搁在那些心胸狭窄的人身上，不寻短见才怪呢！
小时候，父亲常常让我给他搔痒。在我家，我是兄妹四个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不管干什么，我总要加点附加条件，比如，搔一次痒给一毛钱，扫一次院给二毛钱，而父亲总是笑呵呵地答应我，也有讨价还价的时候。不过这钱往往是赊帐，等几天或者几个月才能兑现，原因很简单，家里没钱，要是有钱，父亲并不是舍不得，只要父亲答应了，或迟或早大多都会兑现。
父亲的背上有好几处伤疤，那疤红红的，亮亮的。这刀疤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五个刀疤是父亲当村长时让日本人用刺刀捅的。这刀疤没有给父亲带来什么荣誉什么奖赏，倒是这伪村长的头衔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变成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父亲的头上戴了整整八年，一直陪他进入坟墓。
父亲当村长不是因为父亲想当村长，而是因为一句话。不像现在当干部要进行选举进行考察要有文凭要有票子要有后台等等。那天本来不该当村长的父亲看到原来的村长倚仗权势欺负人时就站出来抱打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原来的村长火了，说：你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是这个村的村长还是你是这个村的村长？刚直不阿脾气不好的父亲一听这话火气不打一处来，当下回敬那村长说：你当村长应该给老百姓做主，为全村人说话办事，咱们村的人出上钱掏上粮喂下你这条狗是让你看门，可不是让你咬人。那村长听了此话后气得暴跳如雷骂道：你他妈的你算球不长算蛋不圆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老子想当jī巴这个烂村长？你要有胆量有本事是你老人揍下的，今天就把这个村长让给你！父亲当下就说：你小子不要脱了裤子讹人，不要说是个烂村长，就是县长省长老子也敢当当！也是父亲的命不好该当出事，父亲说那句话时是一个夏天的中午，大半个村的人正端着碗在外面吃饭，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就是这天下午三点来钟，村里来了五个日本人催粮，不知道原来的村长跟日本人说了些什么，反正日本人在那个雨天径直来到我家，把我父亲拉到大街上用三八大盖坚固耐用的枪托子使劲打了十几下，又用明晃晃的刺刀在父亲的背上噌噌噌留下五个红色的窟窿走了，鲜红的血把雨水染成了红的。听村里的人说，父亲的骨头真硬，硬得像三国演义里刮骨疗毒的关羽关云长，日本人的白花花的刺刀进去红彤彤的刺刀出来父亲连眉头也没皱一下。我到现在也不相信这话，父亲是凡体肉胎又不是铜打铁铸的，日本人明晃晃的刺刀捅在身上鲜血哗哗直流他能没一点反应？何况日本人用刺刀捅父亲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在那一瞬间用手蒙上了眼睛，有谁敢站在跟前并且还能看到当时父亲的眼睛一眨不眨？事实上父亲当时痛得钻心痛得要命痛得差点背过气去。记得有一年夏天下过大雨后，父亲在村前的阳武河里捞洪水冲下来的山柴时，让蝎子给蜇了一下，那天他痛得一夜没睡，像一只陀螺在院里圪转，从下午转到天明。小日本的刺刀捅到爹的背上时，他用牙咬着嘴唇，头上的汗如同喷泉滋滋地往外冒，可他忍着硬是没下软蛋。也是命不该绝，没几天，父亲背上的刀伤竟奇迹般地好了，那五个刀疤宛若五朵梅花盛开在父亲的背上，以至于在那个许许多多的人失去理智的年代里，有人异想天开地猜测父亲背上那五朵灿烂的梅花是不是什么座山雕的联络图？或者是同台湾的特务组织进行联系的暗号？父亲是不是像黄盖那样用苦肉计骗取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成为里通外国的特工人员？父亲背上那五朵灿烂的梅花不仅让他吃尽了苦头，也让他的子女们“沾光”不少。哥哥尽管身体挺棒，壮得像一头牛，就因为父亲的历史不清白而未能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我则为此没有戴上那枚闪闪发光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在我们那个村子以及与我们那个村子毗邻的村子里，凡认识我父亲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就是性子直，脾气不好。人们说父亲脾气不好的主要理由就是父亲曾经用菜刀砍过人。很可惜，挨父亲菜刀砍的既不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小日本，也不是围剿红军专打内战的蒋匪军，更不是企图反攻大陆的台湾特务，而是村里的一个生产队长。
那是一九六三年的事，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记不清，也没去查阅过去的皇历。但我记得那一天是农历的三月初三，也即天上的王母娘娘召集各路神仙开水陆大会的日子。
事情发生在那天的中午。那天我正在跟我住同一条巷子的朋友家中帮他家收拾西房，我当小工，我的任务是用安着长长的木柄的大勺子把用蒲、胶泥、沙子和好的泥倒在大师傅的泥托子上。我们正干着，天上沙沙下起了雨。雨不大，但来得很突然，更奇怪的是当时天上没有一丝乌云。雨一来，所遥人都忙着用席子把盛满泥的大铁锅苫好。雨其实没下多久，最多不过十来分钟，我们正准备吃饭，有人跑进来告诉我说：快回去吧，你家里出了大事。那时我只是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一年前高小毕业后没上成中学，便回到村里劳动。我没能上成中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差。写到这儿我由不住想多说几句。六二年高小毕业后我报考中学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范亭中学”第二志愿才是“原平中学”其实，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这么填的。范亭中学是当时的名牌学校，有南有“康杰”北有“范亭”之说，是以国民党爱国将领范亭的名字命名的。我考学校那会儿，家里很穷。那天，我们参加考试的三十多个学生跟着老师徒步从学校走到考场，走了近三个小时，那天我的书包里除了用的文具之外，就是前一天母亲给烙的几个莜面饼子。不怕大家笑话，我考学校用的三块钱的报名费，还是老师主动借给我的，而这不够今天的孩子们一天买冰糕的三块钱，我后来用了几年的时间才还上。那天考完试之后，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询问，你这道题是怎么做的，他那个句子是如何造的，因此，谁考得怎么样彼此都很清楚。当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们都公认我是最有希望考上范亭中学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学校打听，校长告诉我，你准备去上学吧，我已经看到你的通知书了。我们的校长又是我们那个学区的联合校长，据说参加了这次判卷工作。既然是他亲眼所见，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更何况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啊！我把我考上学校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亲和母亲是喜忧参半，不过，父亲还是铁了心要供我念书，至于靠什么来支付我上学的费用只有天知道，而母亲则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实际上也没有甚，就是把一身半旧的土布衣服洗干净，缝补好，重新染了一遍，整整齐齐叠在一起。又过了几天，范亭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不过，那上面写着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我的一位同桌好友。凭心而论，那位同学的成绩也不错，但跟我还有一定的距离，另外，考完试我们在一块对题的时候，他错得比我多，究竟是什么原因把我的名字换成了他的名字，至今仍然是个谜。村里人共同的说法是那位同学的父亲起了作用。他父亲在县里当着大干部。那一年的中学特别难考，我们一个班参加考试的有三十多个人，而考上范亭中学的仅仅一个。听到这个消息后，父亲急得眼也红了，也不多说话，只是蹲在地下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终于，急红了眼的父亲把未抽完的一锅烟嘭嘭地磕掉，旱烟袋往裤带上一别站起来就往外走。母亲挡住父亲问，你要去哪儿？父亲一把推开母亲，边走边说：告那狗日的们去，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也不知道父亲是没有去告还是没有告中，反正我上学的希望是成了泡影，事后，父亲对我说，怨爹没本事，耽误了俺娃，俺娃再争口气，明年再考一次，咱哪儿也不去，就去范亭中学！
我连饭也没顾上吃，慌慌张张从朋友家中跑出来，远远就看见了我家的街门口堆满了人。见我回来了，人们停止了交谈，并且主动地给我让出了一条路，许许多多的人的目光刷地都集中在我的身上，那年我刚刚十二岁。十二岁的我傻乎乎地不懂得害怕不明白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但从人们惊恐的目光和鲜红的血迹中，我意识到家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父亲用菜刀砍伤了人。
六十三岁的父亲用菜刀砍伤了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生产队长。
父亲用菜刀砍伤那人后跑了。
六年之后的一个中午，已经六十九岁的父亲背负行囊步履蹒跚独自行走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上，我们并不知道那天是释放父亲的日子。父亲说他给家里写过信，但我们没有收到，可我还是在那个中午从家中出来跨过那条冻得铁板似的阳武河，朝火车站走去，在施家野庄同火车站的交界处，我看到一个缓缓滚动的灰色的球。凭直觉我便断定那是父亲，我飞快地向那个灰色的球跑去。果然，是穿一身灰衣的父亲背着一块灰色的被子。我从父亲的背上接过那床铺盖搁在自己的身上，看着父亲那张衰老了许多的面孔，我哭了。然而父亲却没有哭，甚至是笑呵呵地说，哭什么，这不好好的，记住，男人的眼里应该冒火，只有女人的眼里才会流水。
父亲砍伤人的当天先跑到离我们村几里的一个亲戚家借了几块钱便乘火车到了在太原工作的叔叔家。公安局的人也不是白吃干饭的，没几天便把畏罪潜逃的父亲追捕归案。父亲被判了六年徒刑，我至今还记得那张判决书是一张劣质的十六开的用蓝色油墨印的，大意是：司马谨不务正业，在家聚众赌博，故意破坏春耕生产，更为严重的是用菜刀砍伤制止赌博的生产队长xx
父亲聚众赌博不假。其实，那时候聚众赌博的人远远不止父亲一人，而且，这种聚众赌博往往出于一种无奈，可不像现时已成为一种消遣，成为一种时髦。六三年，人们的生活稍有好转，但饥饿仍然像魔鬼一样威胁着许许多多的人。父亲所以聚众赌博是因为家中没有其他办法，父亲想通过这种手段来赚几个钱买点粮食，好让全家人平平安安度过春荒。我这么说绝没有为父亲开脱罪责的意思，不管有千条理由万种借口，聚众赌博是错误的，拿菜刀砍人更是错上加错，尽管主观上没有那种愿望，但客观上影响了春耕，事实上形成了“破坏生产”
对判决有争议的是“制止赌博的生产队长”这九个字，村里的人都明白，那个生产队长是附近闻名遐迩的赌棍，他之所以那么积极地去“制止”赌博并非出于保护春耕的目的，而是同我父亲一样想把在我家打麻将的人叫到他家去赌！那个时候，谁家比谁家也强不了多少，而且他们家的人更多，负担更重。
据目击者和当时在桌子上打麻将的人讲，那个生产队长当天喝过酒，也就是说，当时他已经失去理智。当他第一次闯进家中把麻将扬在院里之后，父亲和玩麻将的人们谁也没有吭气，但也没有离去，等生产队长走了之后，几个人耐心地把撒在院里的麻将一块一块拣了回来，重新投入了战斗。如果生产队长不再卷土重来或者父亲他们就此收摊也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情。问题是双方都没有这样做。生产队长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次闯了进来，手里扬麻将，嘴里还骂骂咧咧，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没处发的父亲，终于果断地从风匣板下面抽出了菜刀，毫不犹豫地向生产队长的头颅砍了过去，一连砍了十几刀。我想生产队长之所以没有丧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那口菜刀太钝且上面有好几个豁口；二是父亲年纪大了，毕竟是年岁不饶人啊。也有人把生产队长能活下来的原因归功于抢救得及时和大夫的技术高明，不管是哪种原因起了作用，反正没有多久，生产队长便频频出现在村里的大街上。凑巧的是，生产队长的儿子以及那个大夫的儿子都曾经是我的同班同桌的同学。
父亲穿着那身铁灰色的洋布衣服在一九六九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回到了村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嘴里的新名词多了，跟人说话也和气多了，这功劳完全归功于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成功的改造政策和农场领导谆谆的教导。
父亲的身体很好，回来之后几乎天天上地参加劳动，如果有事总要向生产队的领导请假。父亲在地里常常跟人们谈起监狱里的事，当然，绝对是正面宣传，里面的生活如何如何好，纪律怎么怎么严，等等。六十三岁的父亲在进人花甲之年后竟然学会了做鞋。父亲纳的鞋底那才叫绝，那鞋底简直成了工艺品，针脚十分均匀，真是横看是行，竖看也是行，用两只手握住鞋底的两头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扳成弓形。父亲纳鞋底跟村里的女人们不一样，不是单纯地用手，而是借助于木头夹板，父亲把鞋底夹在两块板子中间，用锥子扎一下，拿针穿一下，既省力气又节约时间，在人们的一片赞扬声中，飞针引线，颇为得意。每当有人夸他的手时，接近古稀之年仍然耳不聋眼不花纳鞋底不用戴眼镜的父亲的面部生动得很，上上下下写满了得意，那样子同一个孩子没有多大区别。父亲给集体干活时很卖力气，有时竟同年轻人们比试。在我们老家，撒羊粪是最苦重的活儿，可父亲跟年轻人一样挑起了箩头，一担就是一天。那天晚上回到家，父亲连饭也没吃水也没喝，躺在炕上哼哼呀呀叫个不停，我劝他以后再别逞这个能，谁知父亲霍地坐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尖好一顿训斥：年年轻轻就是这种思想，以后可得好好学习老三篇，认真改造世界观，像林副统帅一样，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当真正的革命派。说完又躺在炕上哼唧起来，一直哼到半夜我睡着以后。第二天，我说给他请个假，没想到他不领这个情，反而瞪了我一眼：革命战士轻伤不下火线，我既没病又没伤为什么要请假？说着担起了箩头一拐一拐走了。
这篇小说开始写得很顺利，前边的七千多字只用了三个小时。没想写到这里给卡了壳。原因是我记不起父亲和村里当时的支部书记发生争执时说了一句什么话，而这句话至关重要，可我想了一个下午又半个晚上还是没想起来，无奈，只好求助于父亲。临睡前，我默默地向父亲祈祷，希望父亲帮助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第二天醒来，我的脑子里依然是一片空白。穿衣服中间，妻醒了，妻睁开朦胧的双眼，跟我说，你猜我梦见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妻说我梦见了你的父亲。我以为她开玩笑，便说，你知道我父亲长得什么样子？妻说，你父亲中等个子，胖乎乎的，白胡白鬓白头发，长的络腮胡，走起路来有点像企鹅。妻子说得很像。父亲的腿有点罗圈，走起路来左右摇摆，确实跟企鹅有点相似。妻子还告诉我，好像父亲还特意叮咛他跟刘什么争执是因为一句没有共产党就妻子的话唤醒了我的记忆，没等妻子说完，我飞快地穿好了衣服，把自己关进了书房，写出了以下的文字。
父亲从劳改农场回来之后，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要到大队去看全村仅有的三份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邮递员图省事，常常把报纸搁在大队门口的代销店里。代销店的代销员姓刘，叫刘大头，还是个党员，年纪有四十来岁。那天，父亲照例又去了代销店，父亲拿着一张报纸，在那个冬天的早晨里倚在代销店外边的柜台上，一边看一边念叨：没有共产党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风不偏不倚窜进了父亲正张开的口中，噎得父亲打了个喷嚏，念拉了后半句那一个平时无关紧要现在无比重要的“没”字。那会儿，眼前再没有别人，父亲当时也没在意，看了一会儿就回了家。
晚上刚吃过饭，大队的高音喇叭就叫了起来，通信员在喇叭里喊：全体党员团员基干民兵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大队开会。前边说过，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我未能成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但因为我学毛选学得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出席过公社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且参加过县里的讲用会，大队破例吸收我为基干民兵，允许我参加每天早上的民兵训练和青年突击队。听到喇叭里的通知，我正要出门，大队的通信员来了，通信员跟父亲说，司马大哥，大队让你马上去学校开会。我父亲一听让他去开会。简直有点受宠若惊，边穿鞋边用袖子擦汗，嘴里忙不迭地说好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我和父亲其实都很傻很笨，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大队要开什么会，为什么还要让父亲这样的人去参加，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而是刚刚才释放了二年的劳改员。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在小刀般割得人生痛的朔风中疾步来到学校的教室里。父亲还没进门就让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一边一个给扭了进去，这时我才注意到教室的正面贴着一块块白纸，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分子司马谨批判大会。从那天起，父亲成了“双料”的反革命，成了村里批判的重点对象，成了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教育的反面教材.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活靶子”从那天开始，我也被清理出基干民兵的队伍。
那天的批判会开得很严肃。批判会由在我们村蹲点的工作组的老程主持，主要发言人是代销店的刘大头。刘大头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上台揭发了我父亲当伪村长时用村里人的钱去孝敬日本人和勾子军，给他们吃肉给他们喝酒，解放后也不向政府坦白交待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从劳改队出来后，假装积极，蒙蔽和欺骗广大革命群众，但是，纸里是包不住火的，狐狸的尾巴终于又露了出来：司马谨今天竟公开叫嚣“没有共产党就有新中国”其反革命气焰是何等嚣张！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要把反革命分子司马谨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说完之后，就带头呼起了口号，那响亮的口号声震得教室嗡嗡响，震得人的耳膜隐约作痛，那口号声穿过门窗穿透墙壁，在寒夜里经久不息地飘荡
批判会结束后，我搀着父亲慢慢地向家中走去。几年来，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同情过父亲。对于父亲，我原来的怨气让强烈的同情心给融化了。在凛冽的寒风中，与其说是搀扶，倒不如说是背着更确切些。在近四个小时的批判会上，父亲一言不发，既没有解释也未做分辩，他昂头挺胸，很平静很认真很仔细很坦然地听着刘大头的批判发言，那一双大眼睛透出两束灼人的光，那目光穿透刘大头的身躯，射向他的心脏，让前年患肺癌死去的刘大头不寒而栗。去年我回老家后听说他身患绝症就去家里看他，躺在炕上不能起坐的刘大头没想到我会去看他，混浊的老泪在刀条般的老脸上乱窜，讪讪地跟我解释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批判会。我劝他好好养病，别把这些事放在心上，那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候人都患了病，都变成了非人，不能全怪你。
父亲回到家中之后，让我睡在他身边，用从来也没有过的非常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三件事：第一件是刘大头的父亲就是我父亲的前任村长，这家伙是个心狠手毒奸诈贪婪的人，他从老百姓口袋里搜刮上钱财，一部分应付了日本人和勾子军，另一部分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里，父亲一气之下当了村长就等于断了他的财路，他能甘心吗？他怀疑日本人用刺刀捅他就是这家伙捣的鬼。第二件是那天念报纸时让风给呛了一口，他也记不清念没念那个“没”字，即使没念也不是有意的，更不是要反对共产党。刘大头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一方面向工作组显示自己的积极，另一方面是为了报复，这就叫一箭双雕。事实上刘大头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他没几天就当上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爹那几年把你爷爷留下的家产都踢腾完了，也没给你们留下一点，爹对不住你。不过，请你相信，爹没有胡花过一分，这些钱打发你奶奶用去一部分，你姑姑出嫁花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爹给了一个当兵的，他跟咱们家还沾点亲，听说去了台湾，也不知到现在还在不在人世。那时候他说他是筹集资金购买军火，准备成立抗日游击队，爹给他说得动了心，就糊里糊涂把几百块大洋给了人家。父亲说到这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爹对不住你们，让你们跟上爹少吃没穿不说，还得没完没了“窜房檐”爹唉了一声，眼泪如同溪水淌进了布满白色胡须的脸庞。
父亲在二十多年前说过的话，我至今铭记在心，这些话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包括我的妻子和儿女。我相信父亲的话，作为父亲惟一的儿子，我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去对他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更何况他早已作古。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极少能见到他愁眉不展的样子，有时候母亲为无粮或者无钱而叨叨时，父亲总是打趣地说，你就会说没有，你就不会说个有字？亲眼目睹父亲发愁或者气愤的样子，在与父亲相处的二十二年中（其中有六年父亲是在劳改农场度过的）仅有过三次，一次是父亲得知我考上中学而被别人顶了，另一次是父亲因为念报纸被批判时，最后一次是母亲生我妹妹时生了一天一夜还没生下来。我们村依山傍水，村后是黄土丘陵，村前有一条长流不息的小河，全村不到七百人，人均四亩水地五亩坡地，是远近闻名的“十八村水地”之一。按说，天旱有水地，雨涝有坡地，村里的农民应该是不愁吃不愁穿，可从我记事起到七二年参加工作离开那里，村子里的人们没过过几天好光景。到春天，村里有一多半人圪夹着口袋到外村投亲戚找朋友借粮食度日月。春天借粗粮，夏天还细粮，或者春天借一斗，秋天还一斗五升，就这还得跟人家说好话，还得领人家的情。到了冬天，因为买不起煤，许多人便成群结队口袋里揣几个窝头在鸡叫了头遍后就陆陆续续朝三十多里的马投崖走去。
有一次，父亲背着山柴在过“十八盘”的时候让风给刮下十几丈深的悬崖，也是命不该绝，正好落在了半山中间的树丛中，只是脸上和腿上擦破点皮。谈起这件事。父亲好像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幽默故事，父亲说，他正走得有点累了，一股大风吹来，他感到忽忽悠悠飞向天空，刚飞了没多大功夫，忽然又觉得身子往下坠，睁眼一看，下面是十几丈深的沟，当时确实有点怕，就在这时，如来佛伸出了一只大手把他救了下来，要不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那天阎王爷就给咱结算了伙食了。
父亲有一张很富态的脸，已进入古稀之年，脸上仍然有红似白，说话干脆响亮，遇事反应敏捷。一九七二年农历三月初三晨，七十二岁的父亲穿得整整齐齐，高高兴兴离开了家，父亲是坐一辆毛驴拉的平车去崞阳镇的，那辆车是给队里去拉化肥的。中午父亲没有回来，我们也没往其他地方想，父亲走时坐拉化肥的车，回米时也应该坐拉化肥的车，既然拉化肥的车没有回来，父亲没有回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下午，我正在官道上刨粪，那个用来沤粪的坑很大，里面放着切碎的玉米秆和高粱秆再加上发酵用的生骡马粪以及一层一层黄土，我们十几个人正在干活，听到大队的高音喇叭里喊我的名字。我放下手中的铁叉子去了大队，通信员对我说，从原平来了电话，你爹病死在医院里，让你们用平车去拉。
父亲是从崞阳镇去的原平，父亲去原平的目的是去找我的姑表兄。那时候，姑表兄在县里一个局当着干部，听说父亲刚到县革委的门口还没找到我的姑表兄就感到心口疼得很厉害。一个认识姑表兄的人用自行车把他推到医院，那个小护士得知是姑表兄的舅父后很痛快地给父亲打了一针。这一针打过之后，父亲便从地狱走进了天堂，了却了自己平凡而充满艰辛的一生，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当我们赶着平车到了医院，奔波劳累了一生的父亲已经在那间充满温馨的白色的房子里静静地躺了五六个小时，父亲太累了，因此睡得挺死，任我们怎么哭喊他都不答应。
父亲是个农民，但他却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把自己的归宿选择在离家四十多里的县城最好的医院里。或许父亲那天就有预感，否则他为什么刻意打扮一番穿上了惟一的一身新衣服，临走时照着镜子把满脸的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
父亲走了，走得不明不白，走得无声无息，走得干干净净，父亲选择这种方式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他痛苦的样子。
父亲走了，走得心平气和，走得无牵无挂，走得匆匆忙忙，什么也没有留下，包括一个字，一句话。
父亲去世大约四个多月，靠在煤矿当工人的哥哥的拉引和在公社担任副书记的表姐夫的帮助.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早晨，一辆带篷布的大卡车把我从原平拉到了太原的西山，从那天起，我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工人。
父亲去世之后，一直伴随他经过了八个春秋的反革命帽子也埋进了黄土之中，每当我填写履历表出身那一栏时，我由衷地感谢我的父亲。要不是父亲把他的父亲留下的那二十多间房子和成百亩土地卖得干干净净，家庭成分这栏里决不是现在的“贫农”而是多少人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地主”仅此一点，我不光感激父亲，并且打心眼里佩服父亲。从这一点上讲，父亲可谓高瞻远瞩，不同凡响，有一双能看到未来的慧眼！父亲是“小事糊涂大事清楚”是个极明白的人。对于父亲同我说的那三件事，前两件我深信不疑，对第三件是半信半疑，父亲并非地下党员，哪会有那么高的觉悟？父亲走了。父亲走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费解的谜。
二十三年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一位文友从南方寄来一本书，那是一本回忆录，装帧得很精致，是台湾一个出版社出版的。文友在书中附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本书的作者同你一样也是个原平人，一九四九年从大陆去了台湾。因为是老乡写的，我便看得更加仔细一点。在书的前言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大约是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当时在国民党的二战区当兵，那天我们路过原平的一个村庄，因为时间太久，我记不清那个村子的名字，只记得村前有一条小河。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在那里我意外地认识了一个人。闲谈之中，他得知我和他沾点亲，对我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在交谈中，他流露出对日本人强烈的不满。我顺口编了一个故事，我说我是个地下党员，所以打入国民党的队伍就是要争取爱国士兵起义，建立一支自己的抗日队伍，如果能筹集到钱的话，就购置一批军火。想不到他竟相信了我话，把五百块现大洋给了我。当我正准备带上钱要溜的时候，被我们连长发现了，当然那钱归了连长，连长便放了我一条生路。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的良心常常受到谴责，我欺骗了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现在，我多么想加倍还这笔良心账，在有生之年了结这日夜困扰着我的心愿，可我又忘了那个村子的名字，忘了给我钱的那个人的名字，五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他还在不在人间
我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的那件事。
我相信作者说的是真话，我没有理由去怀疑一个八旬老人的忏悔，不过我也无法断定他在书中所说的那个善良正直的人就是我父亲。父亲已经去了，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证实这件事的真实与否无论是对于死去的父亲还是对于我们都没有多少意义，多少价值。我相信父亲不会为此而责备我。即使这件事真是他干的，他也不会去宣传和张扬，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
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那个爹的短篇小说，小说发表以后，有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小子是不是已经山穷水尽再没有写的了，把你家的底底帮帮全给抖露出来了？连我爱人也问，你爹是不是喜堂老汉？因为我爱人跟我结婚时，我爹在三年前就埋进了我们老家那个叫黄坡的黄土圪洞里，还有，我爱人的老家跟我的老家是南辕北辙，一家在南同蒲，一家在北同蒲，相距虽不甚远，但也有四五百里，她对我爹的了解几乎是零。今天，我所以要写这篇小说，并非要辟谣什么的，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真正的父亲。
我父亲跟我那个爹中的喜堂老汉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喜堂老汉身上并没有我父亲的一点影子，而我父亲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都同喜堂老汉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父亲复姓司马，单名谨，就是谨小慎微的谨，可是，我始终弄不明白父亲是主观上没有做到谨小慎微还是客观上就不懂得谨小慎微，反正父亲在他那不算长也不算短的七十二年岁月中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决不属于那种谨小慎微的人。父亲的字为光耀，其实跟许许多多的凡夫俗子们一样，想光宗耀祖，也跟原新加坡的总理的名字一模一样。很可惜，父亲的一生虽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经历过一个个坎坷磨难，但既没有光了祖，更没有耀了宗，即使做点小买卖，大多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要写父亲，就不能不写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你那爷可是个有本事的人。父亲说起他父亲来，两只眼睛立刻放射出充满敬畏的光芒。你爷爷在咱们这一代可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父亲说话时目光炯炯，红扑扑的脸上泛着光亮。你爷爷二十来岁就在归化城的金货铺里当上了掌柜，回来时坐的是轿子！可以想像，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的十八世纪末，从千里之外坐着八人大轿回家的爷爷该是多么威风多么荣耀！那身份确实也不同凡响，大约相当于现在有职有权的高干抑或腰缠万贯的款爷吧！
爷爷跟平常的人没有什么两样.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脖子，穿着缎子做的袍子，梳着长长的辫子，头上戴个瓜皮帽，绷着脸，好像一个私塾先生。其实，我根本没见过爷爷，就连后他多少年而去的奶奶我也没见过，前边提到的有关爷爷的尊容只是我从一张发了黄的照片上看到的。据说爷爷在我父亲九岁上就去世了，四十多岁的我是父亲四十八岁那年生的，这么一算，那照片最少也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那时候，咱们村就数咱们家的房子多，土地多，骡马多。父亲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声音里似乎含有一种很惋惜的意思。
父亲所指的那时候，大概是他小的时候。因为在他长大成人之后，那房那地那成群的骡马逐年减少，还没等到土改，我们家已经成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无产阶级了。
我们家那时候究竟有多少地，我没有问过父亲，父亲也没有详细讲过，或者是父亲讲过我没在意没记在心上。对于他，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有一块在村东头叫做“狼叫”的地方。那是块坡地，不大，大约三四亩的样子。所以能记住那块地，是因为地的东头有一大一小两座坟，小时候父亲在清明节时领着我和哥哥去上过坟，烧过纸，父亲指着那个大点的土堆说，这是你前头那个娘的坟，那个是你那个娘生的娃娃，是你们的哥。父亲跟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一脸的平静，仿佛在讲一段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
记忆犹新倒是那处曾经标志着我们家兴盛荣衰的大院，后来院子的主人的儿子跟我是同学，我不止一次去过那里。因为以前是我们家的，所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院里的一草一木也就分外地留意。不过，我看到那院子的时候，它已经面目全非，犹如一个流落风尘的弱女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正面石头砌的窑洞外面用白灰抹的墙已斑斑驳驳，像老年斑或者孕妇脸上的蝴蝶斑；两边的厢房也破破烂烂，中间的过道早已不见踪影。那处院子不在村子的中间，而是在村子最后面的缓坡上，如今，那儿的住户十有八九已迁到村前的平地里，留下的只是残垣破壁，院子没了墙，窑洞缺了门，连树也没剩下几棵，那情景，像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后的圆明园遗址。
我母亲是大同人，我小的时候曾经跟母亲在那儿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那是离大同几十里远的郊区，现在归口泉区管辖。几十年过去了，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件是和我六舅叫颀儿的儿子在比赛捅窗户纸时把好几间房子用麻纸糊的窗户都给捅成了黑窟窿，没留下一眼囫囵的；第二件事是我从一个带水井的菜园子里抱回两抱白菜，没得到夸奖反倒挨了一顿批评，原因是那白菜上有许多绿色的虫子；第三件是我跑着过马路时给绊倒在地，一辆飞驰的摩托车从我的当腰碾过竟没伤着我一点皮，我从地上爬起来就飞快地跑回家中。
今年八十有五的母亲当年嫁给我父亲时大约二十五六岁。那时候，父亲正在那儿做买卖，据说也就是卖点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横挑鼻子竖挑眼挑了七八年的母亲究竟看中了父亲的什么，义无反顾头也不回从条件优越的大同来到了原平。那时候原平不叫原平，就是人们常说的“吃谷面窝窝”的崞县。母亲一走就是六十年，再也没有回去。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做些小买卖，比如村里酿的烧酒，生老病死的骡马牛驴肉，自己地里种的葵花籽，农村上坟烧的五色纸，等等。但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做的买卖十有八九都要赔钱。长大成人之后我才明白，父亲做买卖所以赔钱，原因并不完全归结于他自身的素质，像货不对路卖不出去，不得不减价，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卖得不如花得快，到头来别说赚钱，连本钱也吃到自己的肚里去了。于是，我们家常常坐着来讨债的人，有的说几句好话就打发走了，有的则不吃这一套，一坐半天，吃上喝上数落上，父亲还得赔着笑脸，逢年过节，为了避开这令人难堪的局面，父亲只得效仿电影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到外面躲几天债。
至今我也不甚明白，智商并不低的父亲何以落到“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窘境？父亲读书不多，但在村里还算有点文化的人，父亲的字写得不错，打起算盘来劈里啪啦，满像那么一回事儿，说起话来干脆利索头头是道又不乏幽默，可就是活得不如意不如人。好在父亲是乐观豁达的人，在人前该说就说该笑就笑，要搁在那些心胸狭窄的人身上，不寻短见才怪呢！
小时候，父亲常常让我给他搔痒。在我家，我是兄妹四个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不管干什么，我总要加点附加条件，比如，搔一次痒给一毛钱，扫一次院给二毛钱，而父亲总是笑呵呵地答应我，也有讨价还价的时候。不过这钱往往是赊帐，等几天或者几个月才能兑现，原因很简单，家里没钱，要是有钱，父亲并不是舍不得，只要父亲答应了，或迟或早大多都会兑现。
父亲的背上有好几处伤疤，那疤红红的，亮亮的。这刀疤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五个刀疤是父亲当村长时让日本人用刺刀捅的。这刀疤没有给父亲带来什么荣誉什么奖赏，倒是这伪村长的头衔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变成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父亲的头上戴了整整八年，一直陪他进入坟墓。
父亲当村长不是因为父亲想当村长，而是因为一句话。不像现在当干部要进行选举进行考察要有文凭要有票子要有后台等等。那天本来不该当村长的父亲看到原来的村长倚仗权势欺负人时就站出来抱打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原来的村长火了，说：你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是这个村的村长还是你是这个村的村长？刚直不阿脾气不好的父亲一听这话火气不打一处来，当下回敬那村长说：你当村长应该给老百姓做主，为全村人说话办事，咱们村的人出上钱掏上粮喂下你这条狗是让你看门，可不是让你咬人。那村长听了此话后气得暴跳如雷骂道：你他妈的你算球不长算蛋不圆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老子想当jī巴这个烂村长？你要有胆量有本事是你老人揍下的，今天就把这个村长让给你！父亲当下就说：你小子不要脱了裤子讹人，不要说是个烂村长，就是县长省长老子也敢当当！也是父亲的命不好该当出事，父亲说那句话时是一个夏天的中午，大半个村的人正端着碗在外面吃饭，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就是这天下午三点来钟，村里来了五个日本人催粮，不知道原来的村长跟日本人说了些什么，反正日本人在那个雨天径直来到我家，把我父亲拉到大街上用三八大盖坚固耐用的枪托子使劲打了十几下，又用明晃晃的刺刀在父亲的背上噌噌噌留下五个红色的窟窿走了，鲜红的血把雨水染成了红的。听村里的人说，父亲的骨头真硬，硬得像三国演义里刮骨疗毒的关羽关云长，日本人的白花花的刺刀进去红彤彤的刺刀出来父亲连眉头也没皱一下。我到现在也不相信这话，父亲是凡体肉胎又不是铜打铁铸的，日本人明晃晃的刺刀捅在身上鲜血哗哗直流他能没一点反应？何况日本人用刺刀捅父亲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在那一瞬间用手蒙上了眼睛，有谁敢站在跟前并且还能看到当时父亲的眼睛一眨不眨？事实上父亲当时痛得钻心痛得要命痛得差点背过气去。记得有一年夏天下过大雨后，父亲在村前的阳武河里捞洪水冲下来的山柴时，让蝎子给蜇了一下，那天他痛得一夜没睡，像一只陀螺在院里圪转，从下午转到天明。小日本的刺刀捅到爹的背上时，他用牙咬着嘴唇，头上的汗如同喷泉滋滋地往外冒，可他忍着硬是没下软蛋。也是命不该绝，没几天，父亲背上的刀伤竟奇迹般地好了，那五个刀疤宛若五朵梅花盛开在父亲的背上，以至于在那个许许多多的人失去理智的年代里，有人异想天开地猜测父亲背上那五朵灿烂的梅花是不是什么座山雕的联络图？或者是同台湾的特务组织进行联系的暗号？父亲是不是像黄盖那样用苦肉计骗取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成为里通外国的特工人员？父亲背上那五朵灿烂的梅花不仅让他吃尽了苦头，也让他的子女们“沾光”不少。哥哥尽管身体挺棒，壮得像一头牛，就因为父亲的历史不清白而未能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我则为此没有戴上那枚闪闪发光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在我们那个村子以及与我们那个村子毗邻的村子里，凡认识我父亲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就是性子直，脾气不好。人们说父亲脾气不好的主要理由就是父亲曾经用菜刀砍过人。很可惜，挨父亲菜刀砍的既不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小日本，也不是围剿红军专打内战的蒋匪军，更不是企图反攻大陆的台湾特务，而是村里的一个生产队长。
那是一九六三年的事，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记不清，也没去查阅过去的皇历。但我记得那一天是农历的三月初三，也即天上的王母娘娘召集各路神仙开水陆大会的日子。
事情发生在那天的中午。那天我正在跟我住同一条巷子的朋友家中帮他家收拾西房，我当小工，我的任务是用安着长长的木柄的大勺子把用蒲、胶泥、沙子和好的泥倒在大师傅的泥托子上。我们正干着，天上沙沙下起了雨。雨不大，但来得很突然，更奇怪的是当时天上没有一丝乌云。雨一来，所遥人都忙着用席子把盛满泥的大铁锅苫好。雨其实没下多久，最多不过十来分钟，我们正准备吃饭，有人跑进来告诉我说：快回去吧，你家里出了大事。那时我只是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一年前高小毕业后没上成中学，便回到村里劳动。我没能上成中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差。写到这儿我由不住想多说几句。六二年高小毕业后我报考中学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范亭中学”第二志愿才是“原平中学”其实，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这么填的。范亭中学是当时的名牌学校，有南有“康杰”北有“范亭”之说，是以国民党爱国将领范亭的名字命名的。我考学校那会儿，家里很穷。那天，我们参加考试的三十多个学生跟着老师徒步从学校走到考场，走了近三个小时，那天我的书包里除了用的文具之外，就是前一天母亲给烙的几个莜面饼子。不怕大家笑话，我考学校用的三块钱的报名费，还是老师主动借给我的，而这不够今天的孩子们一天买冰糕的三块钱，我后来用了几年的时间才还上。那天考完试之后，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询问，你这道题是怎么做的，他那个句子是如何造的，因此，谁考得怎么样彼此都很清楚。当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们都公认我是最有希望考上范亭中学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学校打听，校长告诉我，你准备去上学吧，我已经看到你的通知书了。我们的校长又是我们那个学区的联合校长，据说参加了这次判卷工作。既然是他亲眼所见，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更何况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啊！我把我考上学校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亲和母亲是喜忧参半，不过，父亲还是铁了心要供我念书，至于靠什么来支付我上学的费用只有天知道，而母亲则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实际上也没有甚，就是把一身半旧的土布衣服洗干净，缝补好，重新染了一遍，整整齐齐叠在一起。又过了几天，范亭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不过，那上面写着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我的一位同桌好友。凭心而论，那位同学的成绩也不错，但跟我还有一定的距离，另外，考完试我们在一块对题的时候，他错得比我多，究竟是什么原因把我的名字换成了他的名字，至今仍然是个谜。村里人共同的说法是那位同学的父亲起了作用。他父亲在县里当着大干部。那一年的中学特别难考，我们一个班参加考试的有三十多个人，而考上范亭中学的仅仅一个。听到这个消息后，父亲急得眼也红了，也不多说话，只是蹲在地下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终于，急红了眼的父亲把未抽完的一锅烟嘭嘭地磕掉，旱烟袋往裤带上一别站起来就往外走。母亲挡住父亲问，你要去哪儿？父亲一把推开母亲，边走边说：告那狗日的们去，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也不知道父亲是没有去告还是没有告中，反正我上学的希望是成了泡影，事后，父亲对我说，怨爹没本事，耽误了俺娃，俺娃再争口气，明年再考一次，咱哪儿也不去，就去范亭中学！
我连饭也没顾上吃，慌慌张张从朋友家中跑出来，远远就看见了我家的街门口堆满了人。见我回来了，人们停止了交谈，并且主动地给我让出了一条路，许许多多的人的目光刷地都集中在我的身上，那年我刚刚十二岁。十二岁的我傻乎乎地不懂得害怕不明白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但从人们惊恐的目光和鲜红的血迹中，我意识到家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父亲用菜刀砍伤了人。
六十三岁的父亲用菜刀砍伤了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生产队长。
父亲用菜刀砍伤那人后跑了。
六年之后的一个中午，已经六十九岁的父亲背负行囊步履蹒跚独自行走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上，我们并不知道那天是释放父亲的日子。父亲说他给家里写过信，但我们没有收到，可我还是在那个中午从家中出来跨过那条冻得铁板似的阳武河，朝火车站走去，在施家野庄同火车站的交界处，我看到一个缓缓滚动的灰色的球。凭直觉我便断定那是父亲，我飞快地向那个灰色的球跑去。果然，是穿一身灰衣的父亲背着一块灰色的被子。我从父亲的背上接过那床铺盖搁在自己的身上，看着父亲那张衰老了许多的面孔，我哭了。然而父亲却没有哭，甚至是笑呵呵地说，哭什么，这不好好的，记住，男人的眼里应该冒火，只有女人的眼里才会流水。
父亲砍伤人的当天先跑到离我们村几里的一个亲戚家借了几块钱便乘火车到了在太原工作的叔叔家。公安局的人也不是白吃干饭的，没几天便把畏罪潜逃的父亲追捕归案。父亲被判了六年徒刑，我至今还记得那张判决书是一张劣质的十六开的用蓝色油墨印的，大意是：司马谨不务正业，在家聚众赌博，故意破坏春耕生产，更为严重的是用菜刀砍伤制止赌博的生产队长xx
父亲聚众赌博不假。其实，那时候聚众赌博的人远远不止父亲一人，而且，这种聚众赌博往往出于一种无奈，可不像现时已成为一种消遣，成为一种时髦。六三年，人们的生活稍有好转，但饥饿仍然像魔鬼一样威胁着许许多多的人。父亲所以聚众赌博是因为家中没有其他办法，父亲想通过这种手段来赚几个钱买点粮食，好让全家人平平安安度过春荒。我这么说绝没有为父亲开脱罪责的意思，不管有千条理由万种借口，聚众赌博是错误的，拿菜刀砍人更是错上加错，尽管主观上没有那种愿望，但客观上影响了春耕，事实上形成了“破坏生产”
对判决有争议的是“制止赌博的生产队长”这九个字，村里的人都明白，那个生产队长是附近闻名遐迩的赌棍，他之所以那么积极地去“制止”赌博并非出于保护春耕的目的，而是同我父亲一样想把在我家打麻将的人叫到他家去赌！那个时候，谁家比谁家也强不了多少，而且他们家的人更多，负担更重。
据目击者和当时在桌子上打麻将的人讲，那个生产队长当天喝过酒，也就是说，当时他已经失去理智。当他第一次闯进家中把麻将扬在院里之后，父亲和玩麻将的人们谁也没有吭气，但也没有离去，等生产队长走了之后，几个人耐心地把撒在院里的麻将一块一块拣了回来，重新投入了战斗。如果生产队长不再卷土重来或者父亲他们就此收摊也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情。问题是双方都没有这样做。生产队长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次闯了进来，手里扬麻将，嘴里还骂骂咧咧，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没处发的父亲，终于果断地从风匣板下面抽出了菜刀，毫不犹豫地向生产队长的头颅砍了过去，一连砍了十几刀。我想生产队长之所以没有丧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那口菜刀太钝且上面有好几个豁口；二是父亲年纪大了，毕竟是年岁不饶人啊。也有人把生产队长能活下来的原因归功于抢救得及时和大夫的技术高明，不管是哪种原因起了作用，反正没有多久，生产队长便频频出现在村里的大街上。凑巧的是，生产队长的儿子以及那个大夫的儿子都曾经是我的同班同桌的同学。
父亲穿着那身铁灰色的洋布衣服在一九六九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回到了村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嘴里的新名词多了，跟人说话也和气多了，这功劳完全归功于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成功的改造政策和农场领导谆谆的教导。
父亲的身体很好，回来之后几乎天天上地参加劳动，如果有事总要向生产队的领导请假。父亲在地里常常跟人们谈起监狱里的事，当然，绝对是正面宣传，里面的生活如何如何好，纪律怎么怎么严，等等。六十三岁的父亲在进人花甲之年后竟然学会了做鞋。父亲纳的鞋底那才叫绝，那鞋底简直成了工艺品，针脚十分均匀，真是横看是行，竖看也是行，用两只手握住鞋底的两头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扳成弓形。父亲纳鞋底跟村里的女人们不一样，不是单纯地用手，而是借助于木头夹板，父亲把鞋底夹在两块板子中间，用锥子扎一下，拿针穿一下，既省力气又节约时间，在人们的一片赞扬声中，飞针引线，颇为得意。每当有人夸他的手时，接近古稀之年仍然耳不聋眼不花纳鞋底不用戴眼镜的父亲的面部生动得很，上上下下写满了得意，那样子同一个孩子没有多大区别。父亲给集体干活时很卖力气，有时竟同年轻人们比试。在我们老家，撒羊粪是最苦重的活儿，可父亲跟年轻人一样挑起了箩头，一担就是一天。那天晚上回到家，父亲连饭也没吃水也没喝，躺在炕上哼哼呀呀叫个不停，我劝他以后再别逞这个能，谁知父亲霍地坐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尖好一顿训斥：年年轻轻就是这种思想，以后可得好好学习老三篇，认真改造世界观，像林副统帅一样，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当真正的革命派。说完又躺在炕上哼唧起来，一直哼到半夜我睡着以后。第二天，我说给他请个假，没想到他不领这个情，反而瞪了我一眼：革命战士轻伤不下火线，我既没病又没伤为什么要请假？说着担起了箩头一拐一拐走了。
这篇小说开始写得很顺利，前边的七千多字只用了三个小时。没想写到这里给卡了壳。原因是我记不起父亲和村里当时的支部书记发生争执时说了一句什么话，而这句话至关重要，可我想了一个下午又半个晚上还是没想起来，无奈，只好求助于父亲。临睡前，我默默地向父亲祈祷，希望父亲帮助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第二天醒来，我的脑子里依然是一片空白。穿衣服中间，妻醒了，妻睁开朦胧的双眼，跟我说，你猜我梦见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妻说我梦见了你的父亲。我以为她开玩笑，便说，你知道我父亲长得什么样子？妻说，你父亲中等个子，胖乎乎的，白胡白鬓白头发，长的络腮胡，走起路来有点像企鹅。妻子说得很像。父亲的腿有点罗圈，走起路来左右摇摆，确实跟企鹅有点相似。妻子还告诉我，好像父亲还特意叮咛他跟刘什么争执是因为一句没有共产党就妻子的话唤醒了我的记忆，没等妻子说完，我飞快地穿好了衣服，把自己关进了书房，写出了以下的文字。
父亲从劳改农场回来之后，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要到大队去看全村仅有的三份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邮递员图省事，常常把报纸搁在大队门口的代销店里。代销店的代销员姓刘，叫刘大头，还是个党员，年纪有四十来岁。那天，父亲照例又去了代销店，父亲拿着一张报纸，在那个冬天的早晨里倚在代销店外边的柜台上，一边看一边念叨：没有共产党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风不偏不倚窜进了父亲正张开的口中，噎得父亲打了个喷嚏，念拉了后半句那一个平时无关紧要现在无比重要的“没”字。那会儿，眼前再没有别人，父亲当时也没在意，看了一会儿就回了家。
晚上刚吃过饭，大队的高音喇叭就叫了起来，通信员在喇叭里喊：全体党员团员基干民兵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大队开会。前边说过，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我未能成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但因为我学毛选学得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出席过公社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且参加过县里的讲用会，大队破例吸收我为基干民兵，允许我参加每天早上的民兵训练和青年突击队。听到喇叭里的通知，我正要出门，大队的通信员来了，通信员跟父亲说，司马大哥，大队让你马上去学校开会。我父亲一听让他去开会。简直有点受宠若惊，边穿鞋边用袖子擦汗，嘴里忙不迭地说好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我和父亲其实都很傻很笨，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大队要开什么会，为什么还要让父亲这样的人去参加，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而是刚刚才释放了二年的劳改员。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在小刀般割得人生痛的朔风中疾步来到学校的教室里。父亲还没进门就让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一边一个给扭了进去，这时我才注意到教室的正面贴着一块块白纸，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分子司马谨批判大会。从那天起，父亲成了“双料”的反革命，成了村里批判的重点对象，成了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教育的反面教材.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活靶子”从那天开始，我也被清理出基干民兵的队伍。
那天的批判会开得很严肃。批判会由在我们村蹲点的工作组的老程主持，主要发言人是代销店的刘大头。刘大头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上台揭发了我父亲当伪村长时用村里人的钱去孝敬日本人和勾子军，给他们吃肉给他们喝酒，解放后也不向政府坦白交待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从劳改队出来后，假装积极，蒙蔽和欺骗广大革命群众，但是，纸里是包不住火的，狐狸的尾巴终于又露了出来：司马谨今天竟公开叫嚣“没有共产党就有新中国”其反革命气焰是何等嚣张！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要把反革命分子司马谨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说完之后，就带头呼起了口号，那响亮的口号声震得教室嗡嗡响，震得人的耳膜隐约作痛，那口号声穿过门窗穿透墙壁，在寒夜里经久不息地飘荡
批判会结束后，我搀着父亲慢慢地向家中走去。几年来，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同情过父亲。对于父亲，我原来的怨气让强烈的同情心给融化了。在凛冽的寒风中，与其说是搀扶，倒不如说是背着更确切些。在近四个小时的批判会上，父亲一言不发，既没有解释也未做分辩，他昂头挺胸，很平静很认真很仔细很坦然地听着刘大头的批判发言，那一双大眼睛透出两束灼人的光，那目光穿透刘大头的身躯，射向他的心脏，让前年患肺癌死去的刘大头不寒而栗。去年我回老家后听说他身患绝症就去家里看他，躺在炕上不能起坐的刘大头没想到我会去看他，混浊的老泪在刀条般的老脸上乱窜，讪讪地跟我解释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批判会。我劝他好好养病，别把这些事放在心上，那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候人都患了病，都变成了非人，不能全怪你。
父亲回到家中之后，让我睡在他身边，用从来也没有过的非常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三件事：第一件是刘大头的父亲就是我父亲的前任村长，这家伙是个心狠手毒奸诈贪婪的人，他从老百姓口袋里搜刮上钱财，一部分应付了日本人和勾子军，另一部分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里，父亲一气之下当了村长就等于断了他的财路，他能甘心吗？他怀疑日本人用刺刀捅他就是这家伙捣的鬼。第二件是那天念报纸时让风给呛了一口，他也记不清念没念那个“没”字，即使没念也不是有意的，更不是要反对共产党。刘大头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一方面向工作组显示自己的积极，另一方面是为了报复，这就叫一箭双雕。事实上刘大头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他没几天就当上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爹那几年把你爷爷留下的家产都踢腾完了，也没给你们留下一点，爹对不住你。不过，请你相信，爹没有胡花过一分，这些钱打发你奶奶用去一部分，你姑姑出嫁花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爹给了一个当兵的，他跟咱们家还沾点亲，听说去了台湾，也不知到现在还在不在人世。那时候他说他是筹集资金购买军火，准备成立抗日游击队，爹给他说得动了心，就糊里糊涂把几百块大洋给了人家。父亲说到这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爹对不住你们，让你们跟上爹少吃没穿不说，还得没完没了“窜房檐”爹唉了一声，眼泪如同溪水淌进了布满白色胡须的脸庞。
父亲在二十多年前说过的话，我至今铭记在心，这些话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包括我的妻子和儿女。我相信父亲的话，作为父亲惟一的儿子，我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去对他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更何况他早已作古。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极少能见到他愁眉不展的样子，有时候母亲为无粮或者无钱而叨叨时，父亲总是打趣地说，你就会说没有，你就不会说个有字？亲眼目睹父亲发愁或者气愤的样子，在与父亲相处的二十二年中（其中有六年父亲是在劳改农场度过的）仅有过三次，一次是父亲得知我考上中学而被别人顶了，另一次是父亲因为念报纸被批判时，最后一次是母亲生我妹妹时生了一天一夜还没生下来。我们村依山傍水，村后是黄土丘陵，村前有一条长流不息的小河，全村不到七百人，人均四亩水地五亩坡地，是远近闻名的“十八村水地”之一。按说，天旱有水地，雨涝有坡地，村里的农民应该是不愁吃不愁穿，可从我记事起到七二年参加工作离开那里，村子里的人们没过过几天好光景。到春天，村里有一多半人圪夹着口袋到外村投亲戚找朋友借粮食度日月。春天借粗粮，夏天还细粮，或者春天借一斗，秋天还一斗五升，就这还得跟人家说好话，还得领人家的情。到了冬天，因为买不起煤，许多人便成群结队口袋里揣几个窝头在鸡叫了头遍后就陆陆续续朝三十多里的马投崖走去。
有一次，父亲背着山柴在过“十八盘”的时候让风给刮下十几丈深的悬崖，也是命不该绝，正好落在了半山中间的树丛中，只是脸上和腿上擦破点皮。谈起这件事。父亲好像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幽默故事，父亲说，他正走得有点累了，一股大风吹来，他感到忽忽悠悠飞向天空，刚飞了没多大功夫，忽然又觉得身子往下坠，睁眼一看，下面是十几丈深的沟，当时确实有点怕，就在这时，如来佛伸出了一只大手把他救了下来，要不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那天阎王爷就给咱结算了伙食了。
父亲有一张很富态的脸，已进入古稀之年，脸上仍然有红似白，说话干脆响亮，遇事反应敏捷。一九七二年农历三月初三晨，七十二岁的父亲穿得整整齐齐，高高兴兴离开了家，父亲是坐一辆毛驴拉的平车去崞阳镇的，那辆车是给队里去拉化肥的。中午父亲没有回来，我们也没往其他地方想，父亲走时坐拉化肥的车，回米时也应该坐拉化肥的车，既然拉化肥的车没有回来，父亲没有回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下午，我正在官道上刨粪，那个用来沤粪的坑很大，里面放着切碎的玉米秆和高粱秆再加上发酵用的生骡马粪以及一层一层黄土，我们十几个人正在干活，听到大队的高音喇叭里喊我的名字。我放下手中的铁叉子去了大队，通信员对我说，从原平来了电话，你爹病死在医院里，让你们用平车去拉。
父亲是从崞阳镇去的原平，父亲去原平的目的是去找我的姑表兄。那时候，姑表兄在县里一个局当着干部，听说父亲刚到县革委的门口还没找到我的姑表兄就感到心口疼得很厉害。一个认识姑表兄的人用自行车把他推到医院，那个小护士得知是姑表兄的舅父后很痛快地给父亲打了一针。这一针打过之后，父亲便从地狱走进了天堂，了却了自己平凡而充满艰辛的一生，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当我们赶着平车到了医院，奔波劳累了一生的父亲已经在那间充满温馨的白色的房子里静静地躺了五六个小时，父亲太累了，因此睡得挺死，任我们怎么哭喊他都不答应。
父亲是个农民，但他却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把自己的归宿选择在离家四十多里的县城最好的医院里。或许父亲那天就有预感，否则他为什么刻意打扮一番穿上了惟一的一身新衣服，临走时照着镜子把满脸的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
父亲走了，走得不明不白，走得无声无息，走得干干净净，父亲选择这种方式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他痛苦的样子。
父亲走了，走得心平气和，走得无牵无挂，走得匆匆忙忙，什么也没有留下，包括一个字，一句话。
父亲去世大约四个多月，靠在煤矿当工人的哥哥的拉引和在公社担任副书记的表姐夫的帮助.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早晨，一辆带篷布的大卡车把我从原平拉到了太原的西山，从那天起，我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工人。
父亲去世之后，一直伴随他经过了八个春秋的反革命帽子也埋进了黄土之中，每当我填写履历表出身那一栏时，我由衷地感谢我的父亲。要不是父亲把他的父亲留下的那二十多间房子和成百亩土地卖得干干净净，家庭成分这栏里决不是现在的“贫农”而是多少人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地主”仅此一点，我不光感激父亲，并且打心眼里佩服父亲。从这一点上讲，父亲可谓高瞻远瞩，不同凡响，有一双能看到未来的慧眼！父亲是“小事糊涂大事清楚”是个极明白的人。对于父亲同我说的那三件事，前两件我深信不疑，对第三件是半信半疑，父亲并非地下党员，哪会有那么高的觉悟？父亲走了。父亲走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费解的谜。
二十三年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一位文友从南方寄来一本书，那是一本回忆录，装帧得很精致，是台湾一个出版社出版的。文友在书中附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本书的作者同你一样也是个原平人，一九四九年从大陆去了台湾。因为是老乡写的，我便看得更加仔细一点。在书的前言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大约是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当时在国民党的二战区当兵，那天我们路过原平的一个村庄，因为时间太久，我记不清那个村子的名字，只记得村前有一条小河。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在那里我意外地认识了一个人。闲谈之中，他得知我和他沾点亲，对我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在交谈中，他流露出对日本人强烈的不满。我顺口编了一个故事，我说我是个地下党员，所以打入国民党的队伍就是要争取爱国士兵起义，建立一支自己的抗日队伍，如果能筹集到钱的话，就购置一批军火。想不到他竟相信了我话，把五百块现大洋给了我。当我正准备带上钱要溜的时候，被我们连长发现了，当然那钱归了连长，连长便放了我一条生路。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的良心常常受到谴责，我欺骗了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现在，我多么想加倍还这笔良心账，在有生之年了结这日夜困扰着我的心愿，可我又忘了那个村子的名字，忘了给我钱的那个人的名字，五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他还在不在人间
我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的那件事。
我相信作者说的是真话，我没有理由去怀疑一个八旬老人的忏悔，不过我也无法断定他在书中所说的那个善良正直的人就是我父亲。父亲已经去了，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证实这件事的真实与否无论是对于死去的父亲还是对于我们都没有多少意义，多少价值。我相信父亲不会为此而责备我。即使这件事真是他干的，他也不会去宣传和张扬，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