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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糯糍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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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季节如此让人留恋,真的意想不到。在一个周末的清晨,阳光探进窗户,被玻璃过滤得没有了一丝温度,我绻缩在温暖的被窝里,或闭目或睁眼,思考若干关于赖在被窝睡懒觉的理由与好处。这时候我竟然想,做一个农夫其实也挺不错,他们不必像我们城里人这样,为一个懒觉而挑选日子,他们天天都是好日子,可以把懒觉贯穿于整个漫长的冬季,或许,只有农夫才能真正品味到冬天的美味

    这样想着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拉了拉身上盖着的被子。被子吻过我的嘴唇的时刻,我闻到了棉絮的气息,胃里就发出难过的声音,似是对食物的求救,于是不禁偷笑,似乎感觉身上的被子已经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不再是温暖的被子,而变成为一块温暖可口的麻糍,既可盖身又可一口口啃噬的新型被子。我这样想象并非身体躺平思维特别活跃之故,而是因为这个季节是麻糍飘香的时节,这个季节偏偏又是人最爱睡懒觉的时节,那么思维自然就在两者之间找到了结合点。

    我的曾经深受其教诲的老师们,他们大多已然作古,他们的音容笑貌我已无从捡拾,留下记忆的,竟是他们的一个比喻,一个关于麻糍与被子的绝妙比喻。他们总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拿一个冬天里的比喻来训斥冬天里不听话的学生。

    这个比喻听起来都香,想起来也美,叫“麻糍被”

    冬天了,我们流着鼻涕坐在教室里的时候,已懒得把手伸出来用于翻动课本和握笔写字。老师在夏天的时候已经交待过,上课要把手放到桌子上叠好,要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那时候记忆并不差,可我们还是踏进冬天就忘了夏天。于是脖子上围围巾的老师就停下他的课,那个“麻糍被”的故事就顺着他嘴里的热气喷散出来了。

    老师说:“你们听过懒汉的故事没有?”我们笑逐颜开地,以为老师要讲动人的故事了,比如精美的石头会唱歌,于是齐声回答:“没有。”老师说:“有个懒汉,家里穷得连棉被也没有,冬天到了,懒汉就做了一张大大的麻糍当被子,他一个冬天懒睡在床上,睡得饿了,就啃一口身上的麻糍。”我们在底下窃窃地笑,心里想这个懒汉可真会想法子。老师接着说:“懒汉啃完嘴边的麻糍,没几天就饿死了。”我们愕然,怎么会这么快就饿死?老师问:“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不敢回答说不知道,尽管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老师揭开了老底,说:“这个懒汉懒得出奇,他竟然懒得用手去把那块麻糍被往上拉拉,他啃不到嘴边的麻糍,就睡在麻糍被下饿死了。”说完这话,老师把眼光聚集在那位双手插进衣袋的学生脸蛋上,时间就刹那间停滞不前。我们很快领悟了其中的深意,一个个正襟危坐,成了有手有脚的正常人。

    整个冬天,从小学到中学“麻糍被”三个字成了课堂里老师的高频用词,就像夏天里老师用“悬梁刺股”四个字那般频繁与活跃。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围绕麻糍,对老师讲的故事想入非非,比如替这个懒汉惋惜不止,倘是我,如果因懒惰非得饿死,那也需等到把被子般大的麻糍啃完了才饿死;比如我还想象,那么大的一块麻糍盖在身上,饿死是假的,冻死才是真的;比如我又想象,这个懒汉难道就不会尿急

    这种想象真是无理,因为前提是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虚假的。老师在冬天打这个比喻,让我极怀疑他或她的动机的单纯,麻糍的故事除了教训学生,是不是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这层意思在我肚里是早就滋长了,我一直在盘算着,盘算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麻糍呢?这样盘算的时候,心里别提有多糯糍糍了。

    我总是敬佩自己小时候的预测很灵验。我常常预测村里快要放电影了,不几日就真的放了场电影,现在我预测村里快要搡麻糍了,不几日村里果真就传出喜讯,说真的要搡麻糍了。

    “搡”这个字用在“麻糍”前面是最合适不过了,就像我穿破的衣服再留给弟弟穿,他依然合身那样。所以我们从来不说做麻糍,而习惯于叫搡麻糍。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也这样叫,反正在我们村里,这句土语找到了它最中意的汉字。

    搡,其实一贯地被挂在我们农村孩子的嘴巴上,也始终悬挂在大人的口头。除了搡麻糍、搡年糕,会在特定的时节里被人说起,平时我们说得最多的便是“搡拳头”更具体展开的说法便是:搡一记拳头,搡二记拳头,搡三记拳头我真庆幸,这个说法后来竟在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里也找到了,那么据此证明,搡拳头一定也是国语。

    搡的感觉说起来还真有那么一点点爽。

    也是在这样的季节,人们对阳光的追求竟到了贪婪和自私的境地。村里人闲得无事可做,就只好走出屋子晒太阳,或蹲,或站,或坐,依靠着一堵沙墙,在那儿一字儿排列,嘴里吐一些有气无力的话出来。我后来读书读到鲁迅小说笔下的阿q、王胡也在这样的季节里晒太阳,所不同的是,阿q更会见机行事,他会一边捉虱子一边晒太阳。而我们村里人大体是说一些电影里的情节,或者道听途说的笑话。这样的场面真是其乐融融的,问题往往出在孩子们身上,他们不像阿q王胡那样比虱子大小,他们是为了争夺自已眼前那一米阳光的权利。因为有人挡住了自己正独享的温柔的阳光,便口出脏话,继尔落脚在“搡拳头”的行动。事情总是按这样的套路进行:

    “走开,你把我的太阳挡住了。”

    “这太阳又不是你的,我偏不走开。”

    “到底走不走开?”

    “就是不走开,你想怎样?”

    “我数到三,你再不走开,我就搡你一顿拳头。”

    “一二三”

    那人要是真的不从别人面前走开,就会有一只拳头从某只裤袋里钻出,迅速地落他背部非关键的部位,也许只有他们两人听得到低沉的“扑”声。这样的拳头搡下去,因为没有夹裹实质性的愤怒,也就发不出巨响,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棉花堆里似的悄然无声。动拳头的感觉不到痛,挨拳头的也感觉不到痛,因为这个季节里人们已经把自己裹得像粽子一样厚实了,更何况,搡的动作里,还拖泥带水地沾染着推的意味,所以难怪有“推搡”这个词。

    所以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搡一记拳头,其实于双方而言,都有些糯糍糍的感觉。

    轮番不停地搡拳头,那就是一场邻里之战了。这种搡的形式,确如搡麻糍一般,动作不间断,被搡者便成了一块糯糍糍的麻糍。

    因为弱而糯,因为糯而弱,这样的人被“搡麻糍”在农村里也就成为“老实人好欺负”的代名词。

    做孩子那会儿,我也跟着别人说那句口头禅——“搡你一顿麻糍”以此威胁过众多比我年小和羸弱的孩子。

    终于等到搡麻糍的时候了。

    村里人列数了较多的理由,说服了生产队长。他们说,去年这个时候早就搡麻糍了;他们说,隔壁村里已经搡过麻糍了;他们还说今年的糯稻早就晒燥了。生产队长与会计一商量,终于择定了搡麻糍的日子。

    这样的消息让我激动,就差掉泪了。虽然这时还没把麻糍搡出来,可我平淡的口水里已经渗进它的细腻与圆滑。

    搡麻糍选择在晚饭后的夜里,择一个家门口有大道地、屋里有八仙桌的人家为场地。石臼,我们叫做掏臼,终于又被人们从屋檐下移动出来,现在它已被洗得通体干净,露出了石头的本色,石臼底下垫着厚厚的稻草,为的是搡麻糍的时候与地面发生震荡。一截粗壮的木头做成的搡斗,已经用了几年,与糯米粉发生了无数次亲密的接触,已变成黝黑而浑圆,现在它安祥地躺在石臼里,正等待男人用力将它抡起。一根电线从屋里拉出,像丝瓜一样吊到一棵树上,上面结着一个五百支光的大灯泡,这样的电灯泡总是引得我们的多次瞩目。糯米粉在灶台上被蒸得热气腾腾,热气从屋里飘出,在人们的脸庞上掠过,现在正往空中飘荡。村里人已经塞满了里里外外,他们的肚皮都没有吃得很饱,但看上去他们都神采奕奕和幸福美好。

    “来了,来了。”人群开始惊呼。原来,糯米粉已经蒸熟。它率领着阵阵热气,扑通一声倒进了石臼。

    “我先上。”一个男人捋起衣袖,再呸地一声,用口水搓湿双手,然后用力抓起搡斗,举过头顶,对准石臼,拚命搡下“嘭”的一声,好像是地底下传来沉闷的响声,这样的声音全村人都听得到了。石臼边上坐着另一个男人,在搡斗陷入粉团的刹那,他快速麻利地用蘸了清水的双手捋一把搡斗,搡斗再次干净利落地提前,他又呼哧呼哧地把散开的粉团扭作一起,等待搡斗的再次搡击。如是接连不断,开始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搡麻糍的过程。其间总有男人相互轮换,力大的多搡几次,力小的少搡几次,直把粉团搡得起韧为止。

    屋里已经摆好了姿势,一个晒箕,上面撒了炒麦粉,还有几把裁缝用过的剪刀。

    搡好的粉团从石臼里抱出来,人们欢呼雀跃,如同战场上凯旋归来。几个内行人围着晒箕,耐心地拉扯粉团,把它挤压成晒箕般大的薄而又平的麻糍。表面又涂了炒麦粉,等待着方方正正地一块块裁剪下来。

    第一蒸麻糍就这样一块块剪下来了,剪下来的麻糍一块块地塞进了人们的嘴巴,人们啧啧称好,说糯的糯的,说韧的韧的,说咽下喉咙的时候还挺痒痒呢。这一蒸麻糍是吃着生产队的,因为吃公家,所以人们也吃得格外香甜和欢声笑语。

    接下来搡的麻糍都是有户主的了,有一户人家搡一蒸的,也有两户人家拼起来搡一蒸的。“嘭嘭”的声音延伸至深更半夜,那个五百支光的电灯泡一直照得黎明前来。

    “嘭,嘭,嘭”许多年后的今天,阳光依旧美好,冬季依旧寒冷。但这个季节显得无比落寞,我总怀疑自己身上丢了件什么。猛然间想起这样的往事,心底竟冒出童年时候的阵阵喜悦。搡麻糍,这件简单的农事,在远逝的岁月里,与这个冰冷的冬季粘在了一起,一起粘连的,还有那些事关麻糍的比喻,事关麻糍的故事。细细回想,它们便汩汩地汇聚成记忆的河流,咀嚼往事,跟当年咀嚼麻糍似的,都挺可口。

    是啊,这个季节,一旦品尝起来,总还是那么糯糍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