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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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会不自觉地想起，1989年6月28日的那个午后：
太阳没遮拦的直射下来，地面升腾起一股热浪。
中师毕业了，我和同学们在彼此泪眼婆娑中互道别离后，便踏上了由驻马店发往泌阳的客车。
我们将行礼包往车前面的修理盖上一放，就围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不顾满脸汗水，慷慨激昂地谈起各自的理想来。
车上坐的大多是同校毕业的学生，想到自己终于可以踏上工作岗位，一展抱负，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车轮滚滚，热浪滚滚，我们激动的热情也越来越趋向高潮。
“下碑寺站到了，下车的同志请注意！”“下碑寺站到了，下车的同志请注意！”奇怪了，售票员在和谁较劲儿？像是生气了似的。我们的热情被浇下去，暂时平息了讨论。
“刘荣花，你的包被人掂跑了！”忽然，一个同学惊慌地喊。“你别吓唬人了，谁会中你的小鬼计？”我仍然没有从刚才的兴奋中回过神来，只以为同学在开玩笑。
“不骗你，刚刚一个带着竹篓的人，下车了，又回头把你的灰提包掂走了。”
“什么？！”我这才警觉起来，蹿到前面一看，果然，灰提包没了。
那是我来驻上学时，我哥给我买的，平时它就是我的百宝箱，那里面可装着我的所有“家产”啊！
这当儿，车已起动，顺着下碑寺街头的高坡滑行了几百米。
“停车！停车！”眼看着我的眼泪就要倾盆而下，同学们一下子站了起来。
司机师傅把车顺到路边停了下来，几个要好一点的同学都一起下来，飞一样地向刚才下车的地点跑去。
哪里还有什么踪影？午后的太阳把地面晒得白哗哗的，正直向北的街道静静的，没有一个人走动。车站附近几个摆摊的，用大雨伞罩着，谁也不愿露出头来。我们一连问了几家，都说没看见，没注意
怎么办？包里装着我的毕业证，派遣证，户口和粮食关系证明，如果包丢了，十年寒窗岂不白读了？
这可不行，必须得找！几个同学又向车站四周，挨户寻问，用尽了礼貌用语，仍然毫无结果。看看半小时过去了，一点线索都找不到，总不能让一车的人一直等下去（谢天谢地，要不是全车人都对一个学生产生同情，我想他们早就不依了）。
“要不，让别人先走，咱们去找派出所吧。”贺芳劝道。贺芳，即章贺芳，和我同班同学，比我大一岁，却仿佛成熟得多，总是能在别人无助的时候，出谋献策，会让你觉得一时间就有了主心骨。
主意一出，其它同学回到车上，先回去了，我们便去找派出所。
在好心人的指引下，我们沿街向北走了大约150米，再向西一拐。就到了一个大门朝南的四合院儿。现在想来，那个院是比较简陋的，两排低矮的瓦屋，静默地立着；几棵碗口粗的白杨树，在微风的吹抚下，哗哗啦啦地诉说着小院的宁静。正是午休的好时候，我们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儿人活动的影子。
“有人吗？”贺芳姐咳了一声，壮壮胆儿，大声喊道。
“怎么了？”“吱”的一声，前排的东边第二个门开了，出来一位男子，三十岁模样，中等身材，稍有些胖，揉着一双惺忪的眼睛，轻声问。
“快说！”贺芳姐捅我一下，暗示道。
“我的包被人家掂跑了。里面装着”
真是话没出口先有情啊，想到自己很可能顷刻之间一无所有，我简直泣不成声了。
那位大哥见状，把我们让到屋里，让我们慢慢说。我们这才看到，屋里床上坐起来一位大姐，身材高大，面色温和。我的心踏实了很多。
等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清，大姐立即催促刚才这位大哥去调查、追击。
民警就是有办法，不一会儿就在街上摸清了线索：是北山口的一个鸡蛋贩子带走了。有了去向，大哥马不停蹄，找了一辆摩托车就追击去了。
这边，大姐不住地安慰我，她让贺芳姐先在这儿等着，自己找了一辆自行车，带着我也顺路向北山方向寻去。一路上大姐不停地讯问我情况，也讲讲自己的事，以此来缓解我的紧张。
通过交谈我了解到：大姐叫胡歌，大哥叫张毛，他们新婚不久，大姐身体不适。
我这才从自己的伤心中抽出神来观察大姐。她面色很白，但显得流露出病态的憔悴；；她身材比我高半截，但瘦削而单薄，带着我，每登一步都非常吃力；额上的汗珠一个劲儿地往下滚。我已经完全被感动了。
“姐姐，站这儿等着吧！”“再往前走走吧，这样可以让你少着急。”“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不用感谢，要是找到了，回家给你妈说说，演一场电影。”
约摸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哥终于骑着摩托回来了，而且摩托车后面还有我的灰提包！
时隔二十年，我已描述不清当时高兴的样子，以及向大哥、大姐说了些什么感激的话。只记得大哥的脸已成了紫红色，他把包往地上一放就跑到院里的轧井边喝水去了；只知道当我们再乘车回到泌阳县城时，天已经黑了。那晚我就住在了贺芳的家；那晚我们向章伯伯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在下碑寺的感动。第二天，我们在章伯伯的提醒下，找到县公安局的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记得，领导又让我们写了书面材料，说是要在会上公开表扬。
不知道大哥、大姐有没有得到公开表扬。我的妈妈也终因家底贫寒而没有演上电影。不过妈妈的话我会一直记得：永远都不能忘了人家的大恩！
二十年了，我的脑海中总是时常映现那感人的一幕：炎热的午后，一个陌生的街头，一条曲折而绵长的山路，一对年轻的夫妇在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奔波，其中一位忍着妊娠期的不适，带着一个伤心而又感激的我！
大哥、大姐：二十年了，你们的面部特征我无法一一描述，但你们的音容笑貌，你们的身材、背影我都清晰地记得，虽然我尚未找寻到机会与你们谋面，但张毛、胡歌，这两个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今天，我已经从教二十年整了。二十年来有一种精神在鼓舞着我：好好干，操好心。我也用实际行动，默默地为身边的人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以此来报答两位恩人。
我时常会不自觉地想起，1989年6月28日的那个午后：
太阳没遮拦的直射下来，地面升腾起一股热浪。
中师毕业了，我和同学们在彼此泪眼婆娑中互道别离后，便踏上了由驻马店发往泌阳的客车。
我们将行礼包往车前面的修理盖上一放，就围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不顾满脸汗水，慷慨激昂地谈起各自的理想来。
车上坐的大多是同校毕业的学生，想到自己终于可以踏上工作岗位，一展抱负，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车轮滚滚，热浪滚滚，我们激动的热情也越来越趋向高潮。
“下碑寺站到了，下车的同志请注意！”“下碑寺站到了，下车的同志请注意！”奇怪了，售票员在和谁较劲儿？像是生气了似的。我们的热情被浇下去，暂时平息了讨论。
“刘荣花，你的包被人掂跑了！”忽然，一个同学惊慌地喊。“你别吓唬人了，谁会中你的小鬼计？”我仍然没有从刚才的兴奋中回过神来，只以为同学在开玩笑。
“不骗你，刚刚一个带着竹篓的人，下车了，又回头把你的灰提包掂走了。”
“什么？！”我这才警觉起来，蹿到前面一看，果然，灰提包没了。
那是我来驻上学时，我哥给我买的，平时它就是我的百宝箱，那里面可装着我的所有“家产”啊！
这当儿，车已起动，顺着下碑寺街头的高坡滑行了几百米。
“停车！停车！”眼看着我的眼泪就要倾盆而下，同学们一下子站了起来。
司机师傅把车顺到路边停了下来，几个要好一点的同学都一起下来，飞一样地向刚才下车的地点跑去。
哪里还有什么踪影？午后的太阳把地面晒得白哗哗的，正直向北的街道静静的，没有一个人走动。车站附近几个摆摊的，用大雨伞罩着，谁也不愿露出头来。我们一连问了几家，都说没看见，没注意
怎么办？包里装着我的毕业证，派遣证，户口和粮食关系证明，如果包丢了，十年寒窗岂不白读了？
这可不行，必须得找！几个同学又向车站四周，挨户寻问，用尽了礼貌用语，仍然毫无结果。看看半小时过去了，一点线索都找不到，总不能让一车的人一直等下去（谢天谢地，要不是全车人都对一个学生产生同情，我想他们早就不依了）。
“要不，让别人先走，咱们去找派出所吧。”贺芳劝道。贺芳，即章贺芳，和我同班同学，比我大一岁，却仿佛成熟得多，总是能在别人无助的时候，出谋献策，会让你觉得一时间就有了主心骨。
主意一出，其它同学回到车上，先回去了，我们便去找派出所。
在好心人的指引下，我们沿街向北走了大约150米，再向西一拐。就到了一个大门朝南的四合院儿。现在想来，那个院是比较简陋的，两排低矮的瓦屋，静默地立着；几棵碗口粗的白杨树，在微风的吹抚下，哗哗啦啦地诉说着小院的宁静。正是午休的好时候，我们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儿人活动的影子。
“有人吗？”贺芳姐咳了一声，壮壮胆儿，大声喊道。
“怎么了？”“吱”的一声，前排的东边第二个门开了，出来一位男子，三十岁模样，中等身材，稍有些胖，揉着一双惺忪的眼睛，轻声问。
“快说！”贺芳姐捅我一下，暗示道。
“我的包被人家掂跑了。里面装着”
真是话没出口先有情啊，想到自己很可能顷刻之间一无所有，我简直泣不成声了。
那位大哥见状，把我们让到屋里，让我们慢慢说。我们这才看到，屋里床上坐起来一位大姐，身材高大，面色温和。我的心踏实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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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就是有办法，不一会儿就在街上摸清了线索：是北山口的一个鸡蛋贩子带走了。有了去向，大哥马不停蹄，找了一辆摩托车就追击去了。
这边，大姐不住地安慰我，她让贺芳姐先在这儿等着，自己找了一辆自行车，带着我也顺路向北山方向寻去。一路上大姐不停地讯问我情况，也讲讲自己的事，以此来缓解我的紧张。
通过交谈我了解到：大姐叫胡歌，大哥叫张毛，他们新婚不久，大姐身体不适。
我这才从自己的伤心中抽出神来观察大姐。她面色很白，但显得流露出病态的憔悴；；她身材比我高半截，但瘦削而单薄，带着我，每登一步都非常吃力；额上的汗珠一个劲儿地往下滚。我已经完全被感动了。
“姐姐，站这儿等着吧！”“再往前走走吧，这样可以让你少着急。”“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不用感谢，要是找到了，回家给你妈说说，演一场电影。”
约摸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哥终于骑着摩托回来了，而且摩托车后面还有我的灰提包！
时隔二十年，我已描述不清当时高兴的样子，以及向大哥、大姐说了些什么感激的话。只记得大哥的脸已成了紫红色，他把包往地上一放就跑到院里的轧井边喝水去了；只知道当我们再乘车回到泌阳县城时，天已经黑了。那晚我就住在了贺芳的家；那晚我们向章伯伯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在下碑寺的感动。第二天，我们在章伯伯的提醒下，找到县公安局的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记得，领导又让我们写了书面材料，说是要在会上公开表扬。
不知道大哥、大姐有没有得到公开表扬。我的妈妈也终因家底贫寒而没有演上电影。不过妈妈的话我会一直记得：永远都不能忘了人家的大恩！
二十年了，我的脑海中总是时常映现那感人的一幕：炎热的午后，一个陌生的街头，一条曲折而绵长的山路，一对年轻的夫妇在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奔波，其中一位忍着妊娠期的不适，带着一个伤心而又感激的我！
大哥、大姐：二十年了，你们的面部特征我无法一一描述，但你们的音容笑貌，你们的身材、背影我都清晰地记得，虽然我尚未找寻到机会与你们谋面，但张毛、胡歌，这两个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今天，我已经从教二十年整了。二十年来有一种精神在鼓舞着我：好好干，操好心。我也用实际行动，默默地为身边的人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以此来报答两位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