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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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作为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我带着满腔热情和一生的梦想走进了西北大学这座西北地区历史最个悠久的学府，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至今难忘。时值毕业二十周年，写点文字，作为纪念。
我学文科
我学文科其实是偶然的事，本来是重点中学重点班的尖子学生，可因为一篇作文让我在高考前改变了注意。记得我写了一篇农村人给乡干部送礼的作文，结果班主任王颜章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批评我抄了别人的小说，虽然这样同学对有看法，可我心里却乐呵呵的，说明我的作文“上档次”了。这篇作文竟让我想入非非，做起了作家梦来（最终还是没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眼看着快要预考（当时高考要先预考，预考上的才能参加高考）了，我和同桌张丰收一商量，硬是改报了文科。可想而知，这一年虽然预考过了（这已经不容易了），可高考还是没有考上（那时候考大学比现在难多了），又补习一年，考入了西大中文系。
丰收比我小4岁，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早我一年上了西大物理系，大学毕业被保送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上了硕士研究生，接着又上了兰大的博士生，后来去了法国几年，破格升了研究员（教授），二十九岁就开始带博士生了，三十几又带博士后。西大有个笑话，说丰收在校的老师后来也成了他的学生（博士后），是真是假我没有核实，多年都没见丰收了，只是偶而通通电话，他现在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忙的要命，四、五年前见他的时候已经变成秃顶了，我问他是不是研究核物理让辐射成这样了，他笑着狠狠地砸了我一拳。
伙食
好多中学同学都在西安上学，那时候互联网还没诞生啊，课余最多是看看电影，同学聚会或者到周边去旅游。饭菜是聚会必谈的话题，大家星期天互相到各学校串门子、吃饭，记得南郊几所学校的饭都吃遍了。后来发现还是西大的饭好，花样多、油水大，而且便宜。
西大的饭菜的确便宜，排骨、酱爆肉、小酥肉一份才两毛五，一份猪头肉两毛钱，一个馒头二分钱。而且，国庆、元旦通宵免费吃饭，呵呵，全是好东西啊！一个月国家给十九块五的助学金，两块钱交班费、十二块买饭票、菜票，看病、上学都是免费的，剩下的钱加上家里每月寄来的二、三十块钱就用于买书、买衣服。有时候菜票花不完就到商店买东西，外边的人喜欢要学生的菜票，因为学校的饭菜便宜。
西大的饭菜有时候也出问题。那是个星期天，晚上学校放电影，什么片子我忘了，正看的时候，电影场一片呕吐声，不一会救护车拉着警报满校园跑。原来下午第一食堂的猪头肉有问题，呵呵，那天我只吃了一点，没事。这事弄的很大，公安部门都动了。第二天我们年级乙班的王瑛还假装报社记者要就此事采访张岂之校长，着实把张校长吓了一跳。
旅游
旅游其实也是中文系写作和现代汉语课的实践课。不过，在校四年，出去旅游除了去天水坐过火车和中巴车，其他全是大卡车或者骑自行车。
第一次大一时候九月份去乾陵，坐的是老“解放”第二次是十一月坐“东风”去翠华山，已经进入深秋，车虽然开的不算快，但还是感觉到刺骨的冷了，大家一路唱着踏浪驱赶寒冷。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本来已经和系上谈好去洛阳，两个班的同学全都去了火车站，可不知道怎么的硬是被学校拦了回来，这是惟一一次没能外出。
四年时间游遍了西安周围。路程最远的一次是先坐火车去天水，然后包了三辆中巴去麦积山，天水道北一个不怎么样的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这次是以现代汉语课调查方言实习的名义去的，每人每天还有一块六毛钱的差旅费补助呢！钱我没有给大家发，后来做毕业纪念册用了。因为这次超花了学校的钱，最后我差点都没法离校。
老师的笑话
中文系学生虽然自由散漫，但在语言上特别会抠字眼儿，而且老师讲课不好会被赶走的，这是张岂之校长上任后的新举措。
记得有一个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的英语老师给我们英语快班讲课，每次必讲的都是一个小偷在公交车上偷了一个老太婆被抓住的英语故事。结果时间一长，学生都不愿上他的课了。有一天上英语课，老师进教室一看学生只有一个认识，教室坐的全是其他上自习的学生，这个老师后来硬是被赶走了。四年我们赶走了三、四个水平很差的老师。
我们上课最爱听的是讲现代文学的周健老师讲徐志摩等现代作家（诗人）的私生活了，她虽然一口福建话，但时间长了还是能听懂的。教当代文学课的蒙万夫老师一口兴平粗话，但是大家爱听，据说蒙老师后来因喝酒死在了家里的卫生间。教西方文学的杨昌龙老师谈起法国女郎和巴黎时尚来，唾沫星子乱溅，好像他和法国女郎共过舞似的。最好笑的是当时的系党总支书记（还是不要说她的姓名了）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常常把“裸体”念成“ke体”还有一个讲当代文化作品选的老师经常把“驰骋”念成“驰聘（骋）”好像中文系这类白字先生有好几个，据说后来大多竟然还当上了教授、副教授。
游行
象全国许多综合大学一样，西大学生的正义感以及关心政治、忧国忧民的蒙胧意识还是很强的。记得第一次是一个学校子弟把一个研究生打了，于是全校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挑着血衣服去省政府静坐，李庆伟省长不得不出来接见了学生，后来这个子弟受到了处罚。
第二次声势浩大，大概是1986年，主题是抵制日货。据说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北大学联合搞的，后来形成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记得当时学校贴满了大字报，好像罢课了几天，学生宿舍每个窗户都有学生敲着脸盆。后来有一、两千人集体从学校西门出去游行，连警察也不敢挡，当时我看到警察拿着步话机喊：“学生进城了！”先是到省政府静坐，后来又去交大、西工大、师大等学校声援，走了整整一天时间，有几万人，西安的交通整个处于瘫痪状态。好在，警察没有动学生。
听说因为后来发生了更大的事（这里不便说了），每年一到敏感时间，西大都成为被重点监控的对象。好象现在没这事了，学生也不太关心政治了。
卖书与买书
我们班有几个购书狂，我就是其中之一，每个礼拜天都要去书店。那时候西安最大的是钟楼书店，书全是几毛钱、一块钱左右一本的。但我们还是觉得贵了些，所以常去南院门的古旧书店，这个书店好东西很多，现在依然经营的很好。几年下来，光书就买了好几千块的（相当于现在几万呢），不过我一般只买外国和中国古代、现代文学名著，基本上全买了。还有一些另类哲学家的书，如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叔本华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弗尔巴哈的哲学集等。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尽管还只是萌芽状态。毕业那年，我联合了两个同学想挣点钱，所以经常去系上看有没有出版社发来的信件。后来发现了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的尼采的书的征订单，当时国内还没有公开发行尼采的书。我抓住这个机会，三个人凑了四百多块，进了一批尼采的瞧，这个人、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等，卖书是有学问的，我当时用红广告色在一张整开的黄纸上写着“论女人”的广告语，结果吸引了许多学生和老师来买，有的老师不好意，还托学生代买。这中间还发生了个小插曲，有一天我们去师大卖书，跟师大管市容的黑狗子还打了一架。不过，这次效果不错，三天每人挣了快二百块，相当于当时本科大学毕业生三个月的工资呢！这也算是一次社会实践吧。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就这么过来了，有高兴的事，也有伤感的事，每遇到毕业五、十周年这种活动，大家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似的。
今年我们毕业二十周年了，现在是物是人非，有的同学还不到四十就在电视台的工作室为自己画上人生的句号，其他人还在奋争。
人生就是这样，生命最后会在奋争中消失的
二十年前，作为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我带着满腔热情和一生的梦想走进了西北大学这座西北地区历史最个悠久的学府，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至今难忘。时值毕业二十周年，写点文字，作为纪念。
我学文科
我学文科其实是偶然的事，本来是重点中学重点班的尖子学生，可因为一篇作文让我在高考前改变了注意。记得我写了一篇农村人给乡干部送礼的作文，结果班主任王颜章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批评我抄了别人的小说，虽然这样同学对有看法，可我心里却乐呵呵的，说明我的作文“上档次”了。这篇作文竟让我想入非非，做起了作家梦来（最终还是没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眼看着快要预考（当时高考要先预考，预考上的才能参加高考）了，我和同桌张丰收一商量，硬是改报了文科。可想而知，这一年虽然预考过了（这已经不容易了），可高考还是没有考上（那时候考大学比现在难多了），又补习一年，考入了西大中文系。
丰收比我小4岁，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早我一年上了西大物理系，大学毕业被保送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上了硕士研究生，接着又上了兰大的博士生，后来去了法国几年，破格升了研究员（教授），二十九岁就开始带博士生了，三十几又带博士后。西大有个笑话，说丰收在校的老师后来也成了他的学生（博士后），是真是假我没有核实，多年都没见丰收了，只是偶而通通电话，他现在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忙的要命，四、五年前见他的时候已经变成秃顶了，我问他是不是研究核物理让辐射成这样了，他笑着狠狠地砸了我一拳。
伙食
好多中学同学都在西安上学，那时候互联网还没诞生啊，课余最多是看看电影，同学聚会或者到周边去旅游。饭菜是聚会必谈的话题，大家星期天互相到各学校串门子、吃饭，记得南郊几所学校的饭都吃遍了。后来发现还是西大的饭好，花样多、油水大，而且便宜。
西大的饭菜的确便宜，排骨、酱爆肉、小酥肉一份才两毛五，一份猪头肉两毛钱，一个馒头二分钱。而且，国庆、元旦通宵免费吃饭，呵呵，全是好东西啊！一个月国家给十九块五的助学金，两块钱交班费、十二块买饭票、菜票，看病、上学都是免费的，剩下的钱加上家里每月寄来的二、三十块钱就用于买书、买衣服。有时候菜票花不完就到商店买东西，外边的人喜欢要学生的菜票，因为学校的饭菜便宜。
西大的饭菜有时候也出问题。那是个星期天，晚上学校放电影，什么片子我忘了，正看的时候，电影场一片呕吐声，不一会救护车拉着警报满校园跑。原来下午第一食堂的猪头肉有问题，呵呵，那天我只吃了一点，没事。这事弄的很大，公安部门都动了。第二天我们年级乙班的王瑛还假装报社记者要就此事采访张岂之校长，着实把张校长吓了一跳。
旅游
旅游其实也是中文系写作和现代汉语课的实践课。不过，在校四年，出去旅游除了去天水坐过火车和中巴车，其他全是大卡车或者骑自行车。
第一次大一时候九月份去乾陵，坐的是老“解放”第二次是十一月坐“东风”去翠华山，已经进入深秋，车虽然开的不算快，但还是感觉到刺骨的冷了，大家一路唱着踏浪驱赶寒冷。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本来已经和系上谈好去洛阳，两个班的同学全都去了火车站，可不知道怎么的硬是被学校拦了回来，这是惟一一次没能外出。
四年时间游遍了西安周围。路程最远的一次是先坐火车去天水，然后包了三辆中巴去麦积山，天水道北一个不怎么样的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这次是以现代汉语课调查方言实习的名义去的，每人每天还有一块六毛钱的差旅费补助呢！钱我没有给大家发，后来做毕业纪念册用了。因为这次超花了学校的钱，最后我差点都没法离校。
老师的笑话
中文系学生虽然自由散漫，但在语言上特别会抠字眼儿，而且老师讲课不好会被赶走的，这是张岂之校长上任后的新举措。
记得有一个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的英语老师给我们英语快班讲课，每次必讲的都是一个小偷在公交车上偷了一个老太婆被抓住的英语故事。结果时间一长，学生都不愿上他的课了。有一天上英语课，老师进教室一看学生只有一个认识，教室坐的全是其他上自习的学生，这个老师后来硬是被赶走了。四年我们赶走了三、四个水平很差的老师。
我们上课最爱听的是讲现代文学的周健老师讲徐志摩等现代作家（诗人）的私生活了，她虽然一口福建话，但时间长了还是能听懂的。教当代文学课的蒙万夫老师一口兴平粗话，但是大家爱听，据说蒙老师后来因喝酒死在了家里的卫生间。教西方文学的杨昌龙老师谈起法国女郎和巴黎时尚来，唾沫星子乱溅，好像他和法国女郎共过舞似的。最好笑的是当时的系党总支书记（还是不要说她的姓名了）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常常把“裸体”念成“ke体”还有一个讲当代文化作品选的老师经常把“驰骋”念成“驰聘（骋）”好像中文系这类白字先生有好几个，据说后来大多竟然还当上了教授、副教授。
游行
象全国许多综合大学一样，西大学生的正义感以及关心政治、忧国忧民的蒙胧意识还是很强的。记得第一次是一个学校子弟把一个研究生打了，于是全校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挑着血衣服去省政府静坐，李庆伟省长不得不出来接见了学生，后来这个子弟受到了处罚。
第二次声势浩大，大概是1986年，主题是抵制日货。据说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北大学联合搞的，后来形成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记得当时学校贴满了大字报，好像罢课了几天，学生宿舍每个窗户都有学生敲着脸盆。后来有一、两千人集体从学校西门出去游行，连警察也不敢挡，当时我看到警察拿着步话机喊：“学生进城了！”先是到省政府静坐，后来又去交大、西工大、师大等学校声援，走了整整一天时间，有几万人，西安的交通整个处于瘫痪状态。好在，警察没有动学生。
听说因为后来发生了更大的事（这里不便说了），每年一到敏感时间，西大都成为被重点监控的对象。好象现在没这事了，学生也不太关心政治了。
卖书与买书
我们班有几个购书狂，我就是其中之一，每个礼拜天都要去书店。那时候西安最大的是钟楼书店，书全是几毛钱、一块钱左右一本的。但我们还是觉得贵了些，所以常去南院门的古旧书店，这个书店好东西很多，现在依然经营的很好。几年下来，光书就买了好几千块的（相当于现在几万呢），不过我一般只买外国和中国古代、现代文学名著，基本上全买了。还有一些另类哲学家的书，如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叔本华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弗尔巴哈的哲学集等。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尽管还只是萌芽状态。毕业那年，我联合了两个同学想挣点钱，所以经常去系上看有没有出版社发来的信件。后来发现了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的尼采的书的征订单，当时国内还没有公开发行尼采的书。我抓住这个机会，三个人凑了四百多块，进了一批尼采的瞧，这个人、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等，卖书是有学问的，我当时用红广告色在一张整开的黄纸上写着“论女人”的广告语，结果吸引了许多学生和老师来买，有的老师不好意，还托学生代买。这中间还发生了个小插曲，有一天我们去师大卖书，跟师大管市容的黑狗子还打了一架。不过，这次效果不错，三天每人挣了快二百块，相当于当时本科大学毕业生三个月的工资呢！这也算是一次社会实践吧。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就这么过来了，有高兴的事，也有伤感的事，每遇到毕业五、十周年这种活动，大家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似的。
今年我们毕业二十周年了，现在是物是人非，有的同学还不到四十就在电视台的工作室为自己画上人生的句号，其他人还在奋争。
人生就是这样，生命最后会在奋争中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