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一零 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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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和冯保到天津走了一遭以后，仍然没能请得李彦直进京。高拱甚是不悦，幸而内阁之中由他主持，外无兵患，内有余财，倒也不至于出什么乱子。
这时已近隆庆九年元月，北风如刀，沿途积雪。按惯例，宰执权臣致仕之后都以尽快离京为佳——这是为了避免皇帝的猜忌。只是如今皇帝已成摆设，徐阶执掌天下垂十载，他若以过冬为名在京师暂留也不会有人敢来管他。
但徐阶却在致仕的当天就让家人收拾打点，一切就绪后马上南下，徐璠早为乃父特造了一顶八轮大车，车长两丈，宽一丈二尺，便如一座移动的房子一般，沿着官道缓缓南行。
李彦直听说，早调了一队骑兵护送，又让蒋逸凡传出风声，跟沿途州县打了招呼，沿途州县官吏听到消息便都知徐阶与李彦直交情仍在，不敢以失势大臣相目。
过通州后，徐璠问要不要入天津去见见李彦直，徐阶道：“我走得这么急，就是躲着他，还说什么去见他！再说老师跑去见学生，天下也没这道理。”
李彦直也没来，只是让蒋逸凡代自己相迎于道，徐阶也托病不见。
高拱对张居正道：“徐华亭就是怕事！他是怕镇海公已有操莽之意，既不想和镇海公对着干，又担心镇海公所谋不能长久，不愿承担青史骂名，所以把一切都推干净了！”
张居正笑笑而已，高拱心想他乃徐阶的学生，缄口不言恩师之过，也是一种口德，就不再说徐阶的坏话了。
这一日李彦直却派了蒋逸凡来，又附上书信，说自己在天津病足，行动不便，想请高拱与张居正往天津一叙，共商天下大事。
高拱这时已是首辅，在京城压天子，统百官，威权一日重似一日，见李彦直凯旋而不即刻回京，内心已有不满，这时再听了李彦直要他前往天津的建议，心头大恼，心想：“我高拱是你的私臣么！要首辅大学士到天津去议事，这成何体统！”但对李彦直的人终究还不好把脾气发绝了，只是对蒋逸凡道：“自古从来没有中相就边将的礼！我居中枢，须臾离开不得。”
蒋逸凡道：“京津之间路途也不远，若有什么日常事情，可请李阁老（李春芳）于内阁行权，也就是了。如今内阁有四位大学士，若有三位一聚，在哪里哪里就是中枢。”
高拱却如何肯走？如今他和李彦直是在博弈，谁动身了去就谁吃亏，主动者马上就矮了一截，以后也不用争了！只对蒋逸凡道：“我身居三台，为百官魁首，如何离得京师？倒是镇海公那边，归国以后迟迟不回京师交还虎符，如今物议已起，为镇海公万世声名计，蒋同知，你还是多多劝谏为是。”
蒋逸凡无法，只好返天津回报，李彦直哼了一声道：“我请肃卿来，便是仍然有心与他共谋大事，他却不领我的好意！说什么百官魁首、不敢擅离——若不是干系国体的大事，我会请他来么？”
风启道：“高阁老未必不知，只是他心中多半已另有一套打算，所以与我们保持距离。”
张管家在旁道：“姑爷，要不就换一个首辅吧！这姓高的不听话。”
这句话真是狂得可以！李彦直横了他一眼，道：“这是国家大事，你还是先回避吧。”张管家大感惶恐，急忙退下，李彦直才喃喃道：“换一个首辅！虽然不是做不到，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高拱可不是个傀儡首辅，他手中掌握着相当强大的政治实力与声望，李彦直要在规则之内出牌还未必就能赢他，若要全盘不顾现有政坛规则，那除非是蛮来——但那样势必引来天下人的反对，代价太大，而且也非必胜。
这时陈羽霆已经奉命北上，李彦直便等他两天，待第三日陈羽霆抵津，便问他主意，陈羽霆道：“其实现在的政制就挺好，高阁老的行动也没什么差错，不如三舍你便进京吧。若有因革之事，最好还是与高阁老和衷共处，事情会更加顺利。”
这话却不中的李彦直耳，这时在身边的都是他的心腹，便毫不遮掩，面责陈羽霆道：“迂腐！你这话终究是迂腐！就制度改革言，我今日若让了这一步，往后就别想碰固有礼制分毫了，更别提什么因革！就利益格局言，哼！就算天下政局保持平衡，十年二十年后，我辈势力也必一日削似一日，到了咱们儿子那一代时，再想翻转局面也不能够了！”
蒋逸凡道：“那三舍打算怎么办？真如张管家所说，换一个首辅？”
“换？怎么换？”李彦直道：“高拱就是看准了我不愿意天下陷入混乱，进入五代武夫逐鹿之局，所以才会来和我讨价还价。但我们若不动兵蛮来的话，这首辅如何换得了他？”
眼下大明帝位缺失，首辅之上就再没人能制约他了，言官虽能弹劾，但按照惯例，言官弹劾是由皇帝来实行惩处，如今皇帝没有实权，所有奏章收到之后都转内阁，也就是落到高拱手中让他处理，让高拱处理高拱，如何倾得倒他？
所以高拱要退位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如徐阶一般，叫他自己退位，这一条高拱近期内显然不干，第二是李彦直发动兵变，拥军入城——这一条李彦直又不愿做！
陈羽霆道：“自蒙古南侵以后，虽无明文规定，但凡有国家大事宰相不能决者，均召六部公卿、言官御使、公侯驸马、翰林学士会聚廷议，廷议所决，首辅亦不能改。咱们若要换掉高拱，不妨召开廷议，论处此事。”
风启却道：“廷议既可倾高拱，也可倾我们！若是我们主张召开廷议，论处大事，高拱却提出要三舍罢兵下野，那时候我们是听从，还是不听从？”
听从，那就是李派势力在这场角力中宣告失败，后果对李派来说极其严重；不听从，那就是抗命不遵，唯武力是从，将会彻底摧毁掉自蒙古南侵以来，徐阶与李彦直共同秉政后逐步创建的政治秩序，对国家来说后果不堪设想。这两个结局都不是李派所愿意看到的。
李彦直想了一想，道：“廷议是当召开的，不过召开之前，先试试各方的态度吧。”
便口述，让蒋逸凡拟了一封书信，与高拱笔论大事，这封信后来收入李彦直的文集当中，名为《报高阁老书》，信中先言自己远征日本，水土不服，回到天津后竟而得病——这是阐述自己无法马上回北京的原因。跟着说自己在养病期间静思国事，颇有新悟，因删繁就简，列成条目，写在信中，与高拱商讨正误。
陈羽霆读到这里暗暗赞赏蒋逸凡的文才，心想他如此立言，将来此信内容若是传播开去，外界反应得太过激烈的话，李彦直仍有回旋的余地。
李彦直口述断断续续，思维到处才发言，蒋逸凡下笔却有如流水，风启却听得暗暗惊心，道：“三舍，这信发出去，若高拱将之泄露，只怕会成为他攻击你的口实！”
李彦直却笑道：“我就是要让外界听到一点风声，看看他们的反应，再作定夺！”
这次却让陈羽霆送了信去。蒋逸凡和陈羽霆在李派内部职司不同，两人的性子也不同，高拱见是蒋逸凡来，心里便有三分防范，因蒋逸凡是个出色的使者，擅长纵横权变之术，陈羽霆却是一个能吏，有书生意气，由他前来，乃是李彦直向高拱表示自己有相忍为国的诚意与胸襟。
高拱打开书信，细细阅读，见此信不涉半点私情，通篇讨论的都是国事，信中主体部分以为，大明如今虽国势蒸蒸日上，却有三大弊足为百年以后之隐忧：
“其一，科举取士以儒家经书为限，既无夫子在世时六艺兼考的气象，亦不能容纳海外传入之新学，范围过窄，复以朱学之是非为是非，使士人之中人只知死记硬背，不能开发其智力，使士人中之智者缄口不言心中之真想法，使士人中之狂狷备受打压，此皆非养士之道。”
他认为应该逐步拓宽科举考试的科目，将对四书五经的考试作为一种一项，而容纳诸家各派，不但要考义理，还要考技艺，就是海外的天文、数学、物理等新学问，也要逐步列入考核范围。
考虑到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经典技艺，李彦直又建议实行多途取士，让有不同能力的人都有晋身之阶，实行真正的“科举”——即分科举才也。他甚至预言在未来全国可以同时出现多个状元，如儒经状元、武学状元、物理状元、数学状元、刑名状元等等。
这些新举子、新进士中举以后量才录用，分派到各个系统观政考察，“尤其工部系统需通物理、工虞、数学、地理诸术，户部系统需通数学、商学诸术，刑部系统需通刑名，兵部系统需通兵法、武艺。”以锻炼其入仕的能力。
高拱看到这里，手已经颤抖起来，再继续看下去，只见李彦直讨论的第二件事情，却是有关朱明皇朝的“祖宗家法”。
朱明皇朝不合时宜的祖宗家法甚多，如保护皇室的规矩，如宗人府的规矩，如限制人口流动的规矩，如压制商人的规矩等等，这十几年来在开明派的冲击之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旧法虽然现实中已不实行，王侯势力亦已凋零，但作为“祖宗成法”却仍顽固地存在于《大明律》与各处乡约之中，朱元璋与历代皇帝的口头训示至今也还具有法律效力，而新现象与新力量虽已产生，却无明文加以保护。
李彦直因此建议，对这些不合时宜的陈旧规矩都应该召开廷议，一并革除，同时确立起新的规矩来，形成明文，铭刻于鼎器之上，以因应种种新的形势。
高拱读到此处，汗流浃背，心道：“李哲真是要变天了！真是要变天了！若是如此施为，怕是比王莽、王安石更加的祸乱天下！”他虽然也赞成改革，但他的改革只是要微调，并不是要做出如此彻底的革命！
然而再读下去，他才发现最厉害的还在后头！
李彦直讲的“第三事”，竟是要改革当前的官制！而且他要改的还不是细微末节，而是三个最敏感的重症所在：
第一是要改革财权的审计制度，即引入新的统计方法，对全国财政与土地进行一轮新的梳理；
第二是改革司法，要把地方上的政务权与司法权分离开来，在县令之外另设法官，专管一县之法务；
第三条改革内容则是涉及到中央内阁的成员的遴选，原来明朝的内阁制度虽然已行百年之久，却仍是约定俗成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内阁大学士在名份上仍然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已，部分人能够权倾朝野全靠权谋，自蒙古南侵以来，内阁的权力大到无以复加，但也没有明确的成文法确保其地位，李彦直认为天下要想长治久安，就得形成内阁首辅新的、成文的任命制度、任命限期和监督体系，并建议将如何监督大学士也提上议事日程。
这封书信读完后竟渗满了高拱的汗水，其实李彦直所提议的这些变革，在民间——尤其是东南沿海已有相当的现实积累。
比如“科举改革条”，自开海以来，东南的学术便蓬勃发展，对各种新学在开明士子中都十分风行，只是因不列入科举条目，研究这些学问的新秀们不免被老学究们批评为“不务正业”。
又比如财权审计与县级政务法务分立，在大明的新疆土如大员、南洋等地，市舶司总署所在的上海，都已经在实行了。
大明的制度与立法远远赶不上现实的变化，即便如徐阶、高拱等顶级官僚，对这些已经产生的变革也讳莫高深，中央官员对李彦直影响下东南的政务变化、财权变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做，不敢说，以免触动整个大明的立国根基。
至于内阁成员的遴选，首辅大臣的去就，更是因循着“规矩”，而不敢明确地提出要将这些官场现状变成明文法实行起来。这两任的首辅徐阶、高拱架空了皇帝，在许多士大夫心中仍然是一种“变态”而非“常态”，皇帝在成文体制上和士民的心里仍然是权力的最高象征，人心既存此念，则只要一起变化，朱明皇帝的权力随时都会复辟，而且一定会来得猛烈非常！
但李彦直这时却要戳破这层窗户纸！要告诉全天下首辅执掌国政乃是“常态”，而非“变态”，这便几乎要在义理上推翻朱明皇朝的合法性了。
高拱读罢此信，竟然产生了要赶紧将此信烧掉的冲动，但他还是忍了下来，对于李彦直的提议，他心中充满了矛盾。
他毕竟有着为国为民之心，从这封信中他看到李彦直的思路毕竟比自己还要开阔得多，他看到了李彦直在国事面前的诚心，看到了这个国家若按照镇海公的建策进行改革，或许会变得更加美好。
但他又毕竟是一个旧派官僚，对于这些新变化感到害怕，不只是害怕自己会在这场新的变化中失去权势，更是害怕国家会在这场大变化中陷入混乱，甚是四分五裂，就如大汉皇朝一般，经过王莽的胡乱改制以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前途去路，究竟该何去何从？高拱心中没有答案。
张居正、李春芳在旁边处理政务，偶尔抬头瞥了他一眼，却都不过来打扰。高拱忽然脑中灵光一闪：“是了，我何不如此？”原来他忽然想起，何不将这封信的内容散播开去，这个念头一动之后，他便越想越觉得可行，越想越觉得是一招妙招。他已预料到这封信的内容一旦传出，势必会在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
若是朝野拥护李彦直的建议，那高拱就不妨顺势而行，既益国事，亦可收此大功，毕竟高拱心中也不是一定要和李彦直作对，如果合作而对国家、对自己都更加有利的话，那么合作也无妨。当然，若是朝野对李彦直的提议口诛笔伐，那高拱也可借着这股力量将李彦直倾倒，不过他已决定，即便倾倒了李彦直，对这封《报高阁老书》中的部分内容还是可以缓缓实行的。
他微微一点头，便招呼张居正李春芳道：“叔大，你们且来瞧瞧，镇海公提出了好大的谋国之略呢！”
张居正和李春芳对望了一眼，站起身来，从高拱手中接过那封沾满了高首辅汗水的书信，一人拿着一边观看。
两人都有一目十行之才，只扫了两眼，李春芳便吓得差点跳了起来，放脱了信惊道：“这……这……镇海公竟作如此惊人之论！这……这……”(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qidian.，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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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近隆庆九年元月，北风如刀，沿途积雪。按惯例，宰执权臣致仕之后都以尽快离京为佳——这是为了避免皇帝的猜忌。只是如今皇帝已成摆设，徐阶执掌天下垂十载，他若以过冬为名在京师暂留也不会有人敢来管他。
但徐阶却在致仕的当天就让家人收拾打点，一切就绪后马上南下，徐璠早为乃父特造了一顶八轮大车，车长两丈，宽一丈二尺，便如一座移动的房子一般，沿着官道缓缓南行。
李彦直听说，早调了一队骑兵护送，又让蒋逸凡传出风声，跟沿途州县打了招呼，沿途州县官吏听到消息便都知徐阶与李彦直交情仍在，不敢以失势大臣相目。
过通州后，徐璠问要不要入天津去见见李彦直，徐阶道：“我走得这么急，就是躲着他，还说什么去见他！再说老师跑去见学生，天下也没这道理。”
李彦直也没来，只是让蒋逸凡代自己相迎于道，徐阶也托病不见。
高拱对张居正道：“徐华亭就是怕事！他是怕镇海公已有操莽之意，既不想和镇海公对着干，又担心镇海公所谋不能长久，不愿承担青史骂名，所以把一切都推干净了！”
张居正笑笑而已，高拱心想他乃徐阶的学生，缄口不言恩师之过，也是一种口德，就不再说徐阶的坏话了。
这一日李彦直却派了蒋逸凡来，又附上书信，说自己在天津病足，行动不便，想请高拱与张居正往天津一叙，共商天下大事。
高拱这时已是首辅，在京城压天子，统百官，威权一日重似一日，见李彦直凯旋而不即刻回京，内心已有不满，这时再听了李彦直要他前往天津的建议，心头大恼，心想：“我高拱是你的私臣么！要首辅大学士到天津去议事，这成何体统！”但对李彦直的人终究还不好把脾气发绝了，只是对蒋逸凡道：“自古从来没有中相就边将的礼！我居中枢，须臾离开不得。”
蒋逸凡道：“京津之间路途也不远，若有什么日常事情，可请李阁老（李春芳）于内阁行权，也就是了。如今内阁有四位大学士，若有三位一聚，在哪里哪里就是中枢。”
高拱却如何肯走？如今他和李彦直是在博弈，谁动身了去就谁吃亏，主动者马上就矮了一截，以后也不用争了！只对蒋逸凡道：“我身居三台，为百官魁首，如何离得京师？倒是镇海公那边，归国以后迟迟不回京师交还虎符，如今物议已起，为镇海公万世声名计，蒋同知，你还是多多劝谏为是。”
蒋逸凡无法，只好返天津回报，李彦直哼了一声道：“我请肃卿来，便是仍然有心与他共谋大事，他却不领我的好意！说什么百官魁首、不敢擅离——若不是干系国体的大事，我会请他来么？”
风启道：“高阁老未必不知，只是他心中多半已另有一套打算，所以与我们保持距离。”
张管家在旁道：“姑爷，要不就换一个首辅吧！这姓高的不听话。”
这句话真是狂得可以！李彦直横了他一眼，道：“这是国家大事，你还是先回避吧。”张管家大感惶恐，急忙退下，李彦直才喃喃道：“换一个首辅！虽然不是做不到，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高拱可不是个傀儡首辅，他手中掌握着相当强大的政治实力与声望，李彦直要在规则之内出牌还未必就能赢他，若要全盘不顾现有政坛规则，那除非是蛮来——但那样势必引来天下人的反对，代价太大，而且也非必胜。
这时陈羽霆已经奉命北上，李彦直便等他两天，待第三日陈羽霆抵津，便问他主意，陈羽霆道：“其实现在的政制就挺好，高阁老的行动也没什么差错，不如三舍你便进京吧。若有因革之事，最好还是与高阁老和衷共处，事情会更加顺利。”
这话却不中的李彦直耳，这时在身边的都是他的心腹，便毫不遮掩，面责陈羽霆道：“迂腐！你这话终究是迂腐！就制度改革言，我今日若让了这一步，往后就别想碰固有礼制分毫了，更别提什么因革！就利益格局言，哼！就算天下政局保持平衡，十年二十年后，我辈势力也必一日削似一日，到了咱们儿子那一代时，再想翻转局面也不能够了！”
蒋逸凡道：“那三舍打算怎么办？真如张管家所说，换一个首辅？”
“换？怎么换？”李彦直道：“高拱就是看准了我不愿意天下陷入混乱，进入五代武夫逐鹿之局，所以才会来和我讨价还价。但我们若不动兵蛮来的话，这首辅如何换得了他？”
眼下大明帝位缺失，首辅之上就再没人能制约他了，言官虽能弹劾，但按照惯例，言官弹劾是由皇帝来实行惩处，如今皇帝没有实权，所有奏章收到之后都转内阁，也就是落到高拱手中让他处理，让高拱处理高拱，如何倾得倒他？
所以高拱要退位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如徐阶一般，叫他自己退位，这一条高拱近期内显然不干，第二是李彦直发动兵变，拥军入城——这一条李彦直又不愿做！
陈羽霆道：“自蒙古南侵以后，虽无明文规定，但凡有国家大事宰相不能决者，均召六部公卿、言官御使、公侯驸马、翰林学士会聚廷议，廷议所决，首辅亦不能改。咱们若要换掉高拱，不妨召开廷议，论处此事。”
风启却道：“廷议既可倾高拱，也可倾我们！若是我们主张召开廷议，论处大事，高拱却提出要三舍罢兵下野，那时候我们是听从，还是不听从？”
听从，那就是李派势力在这场角力中宣告失败，后果对李派来说极其严重；不听从，那就是抗命不遵，唯武力是从，将会彻底摧毁掉自蒙古南侵以来，徐阶与李彦直共同秉政后逐步创建的政治秩序，对国家来说后果不堪设想。这两个结局都不是李派所愿意看到的。
李彦直想了一想，道：“廷议是当召开的，不过召开之前，先试试各方的态度吧。”
便口述，让蒋逸凡拟了一封书信，与高拱笔论大事，这封信后来收入李彦直的文集当中，名为《报高阁老书》，信中先言自己远征日本，水土不服，回到天津后竟而得病——这是阐述自己无法马上回北京的原因。跟着说自己在养病期间静思国事，颇有新悟，因删繁就简，列成条目，写在信中，与高拱商讨正误。
陈羽霆读到这里暗暗赞赏蒋逸凡的文才，心想他如此立言，将来此信内容若是传播开去，外界反应得太过激烈的话，李彦直仍有回旋的余地。
李彦直口述断断续续，思维到处才发言，蒋逸凡下笔却有如流水，风启却听得暗暗惊心，道：“三舍，这信发出去，若高拱将之泄露，只怕会成为他攻击你的口实！”
李彦直却笑道：“我就是要让外界听到一点风声，看看他们的反应，再作定夺！”
这次却让陈羽霆送了信去。蒋逸凡和陈羽霆在李派内部职司不同，两人的性子也不同，高拱见是蒋逸凡来，心里便有三分防范，因蒋逸凡是个出色的使者，擅长纵横权变之术，陈羽霆却是一个能吏，有书生意气，由他前来，乃是李彦直向高拱表示自己有相忍为国的诚意与胸襟。
高拱打开书信，细细阅读，见此信不涉半点私情，通篇讨论的都是国事，信中主体部分以为，大明如今虽国势蒸蒸日上，却有三大弊足为百年以后之隐忧：
“其一，科举取士以儒家经书为限，既无夫子在世时六艺兼考的气象，亦不能容纳海外传入之新学，范围过窄，复以朱学之是非为是非，使士人之中人只知死记硬背，不能开发其智力，使士人中之智者缄口不言心中之真想法，使士人中之狂狷备受打压，此皆非养士之道。”
他认为应该逐步拓宽科举考试的科目，将对四书五经的考试作为一种一项，而容纳诸家各派，不但要考义理，还要考技艺，就是海外的天文、数学、物理等新学问，也要逐步列入考核范围。
考虑到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经典技艺，李彦直又建议实行多途取士，让有不同能力的人都有晋身之阶，实行真正的“科举”——即分科举才也。他甚至预言在未来全国可以同时出现多个状元，如儒经状元、武学状元、物理状元、数学状元、刑名状元等等。
这些新举子、新进士中举以后量才录用，分派到各个系统观政考察，“尤其工部系统需通物理、工虞、数学、地理诸术，户部系统需通数学、商学诸术，刑部系统需通刑名，兵部系统需通兵法、武艺。”以锻炼其入仕的能力。
高拱看到这里，手已经颤抖起来，再继续看下去，只见李彦直讨论的第二件事情，却是有关朱明皇朝的“祖宗家法”。
朱明皇朝不合时宜的祖宗家法甚多，如保护皇室的规矩，如宗人府的规矩，如限制人口流动的规矩，如压制商人的规矩等等，这十几年来在开明派的冲击之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旧法虽然现实中已不实行，王侯势力亦已凋零，但作为“祖宗成法”却仍顽固地存在于《大明律》与各处乡约之中，朱元璋与历代皇帝的口头训示至今也还具有法律效力，而新现象与新力量虽已产生，却无明文加以保护。
李彦直因此建议，对这些不合时宜的陈旧规矩都应该召开廷议，一并革除，同时确立起新的规矩来，形成明文，铭刻于鼎器之上，以因应种种新的形势。
高拱读到此处，汗流浃背，心道：“李哲真是要变天了！真是要变天了！若是如此施为，怕是比王莽、王安石更加的祸乱天下！”他虽然也赞成改革，但他的改革只是要微调，并不是要做出如此彻底的革命！
然而再读下去，他才发现最厉害的还在后头！
李彦直讲的“第三事”，竟是要改革当前的官制！而且他要改的还不是细微末节，而是三个最敏感的重症所在：
第一是要改革财权的审计制度，即引入新的统计方法，对全国财政与土地进行一轮新的梳理；
第二是改革司法，要把地方上的政务权与司法权分离开来，在县令之外另设法官，专管一县之法务；
第三条改革内容则是涉及到中央内阁的成员的遴选，原来明朝的内阁制度虽然已行百年之久，却仍是约定俗成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内阁大学士在名份上仍然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已，部分人能够权倾朝野全靠权谋，自蒙古南侵以来，内阁的权力大到无以复加，但也没有明确的成文法确保其地位，李彦直认为天下要想长治久安，就得形成内阁首辅新的、成文的任命制度、任命限期和监督体系，并建议将如何监督大学士也提上议事日程。
这封书信读完后竟渗满了高拱的汗水，其实李彦直所提议的这些变革，在民间——尤其是东南沿海已有相当的现实积累。
比如“科举改革条”，自开海以来，东南的学术便蓬勃发展，对各种新学在开明士子中都十分风行，只是因不列入科举条目，研究这些学问的新秀们不免被老学究们批评为“不务正业”。
又比如财权审计与县级政务法务分立，在大明的新疆土如大员、南洋等地，市舶司总署所在的上海，都已经在实行了。
大明的制度与立法远远赶不上现实的变化，即便如徐阶、高拱等顶级官僚，对这些已经产生的变革也讳莫高深，中央官员对李彦直影响下东南的政务变化、财权变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做，不敢说，以免触动整个大明的立国根基。
至于内阁成员的遴选，首辅大臣的去就，更是因循着“规矩”，而不敢明确地提出要将这些官场现状变成明文法实行起来。这两任的首辅徐阶、高拱架空了皇帝，在许多士大夫心中仍然是一种“变态”而非“常态”，皇帝在成文体制上和士民的心里仍然是权力的最高象征，人心既存此念，则只要一起变化，朱明皇帝的权力随时都会复辟，而且一定会来得猛烈非常！
但李彦直这时却要戳破这层窗户纸！要告诉全天下首辅执掌国政乃是“常态”，而非“变态”，这便几乎要在义理上推翻朱明皇朝的合法性了。
高拱读罢此信，竟然产生了要赶紧将此信烧掉的冲动，但他还是忍了下来，对于李彦直的提议，他心中充满了矛盾。
他毕竟有着为国为民之心，从这封信中他看到李彦直的思路毕竟比自己还要开阔得多，他看到了李彦直在国事面前的诚心，看到了这个国家若按照镇海公的建策进行改革，或许会变得更加美好。
但他又毕竟是一个旧派官僚，对于这些新变化感到害怕，不只是害怕自己会在这场新的变化中失去权势，更是害怕国家会在这场大变化中陷入混乱，甚是四分五裂，就如大汉皇朝一般，经过王莽的胡乱改制以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前途去路，究竟该何去何从？高拱心中没有答案。
张居正、李春芳在旁边处理政务，偶尔抬头瞥了他一眼，却都不过来打扰。高拱忽然脑中灵光一闪：“是了，我何不如此？”原来他忽然想起，何不将这封信的内容散播开去，这个念头一动之后，他便越想越觉得可行，越想越觉得是一招妙招。他已预料到这封信的内容一旦传出，势必会在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
若是朝野拥护李彦直的建议，那高拱就不妨顺势而行，既益国事，亦可收此大功，毕竟高拱心中也不是一定要和李彦直作对，如果合作而对国家、对自己都更加有利的话，那么合作也无妨。当然，若是朝野对李彦直的提议口诛笔伐，那高拱也可借着这股力量将李彦直倾倒，不过他已决定，即便倾倒了李彦直，对这封《报高阁老书》中的部分内容还是可以缓缓实行的。
他微微一点头，便招呼张居正李春芳道：“叔大，你们且来瞧瞧，镇海公提出了好大的谋国之略呢！”
张居正和李春芳对望了一眼，站起身来，从高拱手中接过那封沾满了高首辅汗水的书信，一人拿着一边观看。
两人都有一目十行之才，只扫了两眼，李春芳便吓得差点跳了起来，放脱了信惊道：“这……这……镇海公竟作如此惊人之论！这……这……”(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qidian.，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