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愤而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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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会去请示谁呢，也可能是袁世凯，也可能是准备把袁世凯推成皇帝的那批人。(手机阅读本章节请登陆 \\\。)无论怎样说，出现这种怪事总是有根源的。
要说袁世凯没有心思当皇帝，可能没有几个人相信。历史上，实力比袁世凯差的人都能成功上位，而袁也确实上位当过“皇帝”何况现在袁手上握有差不多二十万大军呢。
只是，袁世凯是否知道，他要成为皇帝的路是多么的难走，他将遇到多么强大的反弹与阻击！
如果袁世凯不顾民意，一意孤行，陈华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对袁氏进行人道毁灭。
陈华对政治不太熟悉，也不喜欢玩政治。对于所谓国体问题，英国可以搞君主立宪，日本也可以搞君主立宪，惟独华夏不能搞。理由非常简单，华夏人对皇帝骨子里有一种奴性，华夏要走向新生，走向现代化，必须消除这种奴性心理。
蔡锷是云南代表团的团长，云南代表团与四川代表团的座位相邻，在四川代表团表示出愤慨之后，蔡锷本想声援四川代表团的，但此前蔡锷并未想到会议上会讨论“君主立宪”这个问题，打了蔡锷一个措手不及，所以，蔡锷虽然心中不快，但也只得继续忍下去。因为，这种表态的事，一个代表团必须先统一思想，否则会议就会越开越乱。
至于四川代表团里，也有立宪派的代表，譬如蒲殿俊和罗纶，但是，在上北京之前陈华专门给他们陈说了利害。再加上立宪派的初衷是敦促清廷立宪，现在清廷没了，自然失去了“君主立宪”之土壤，两人也接受了陈华的劝说。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与陈华“共事”差不多一年了，他们对陈华的治世“理念”也比较赞同，对四川“反正”之后的快速发展也看在眼里。
说到底，旧时代的人物除了他们的局限性外，要说报国之心报国之志并不会比新时代的人差。
郑树林的“路见不平一声吼”确实起到了一点作用，会场上关于君主立宪的声音似乎低了一些。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立宪派代表张謇在赵秉钧走后却率先向四川代表团开炮：“既然是事关国体的代表大会，你们四川代表团为何如此霸道，不许别的代表团讨论？”
紧接着，汤化龙也质问四川代表团“国体乃一国之大事，事关国民福祉，怎么能轻率决定或否定某种国体？”
“是啊，难道你们四川人还不准我们说话了？”会场上有人跟着起哄。
客观地说，清廷刚刚退位，人们心中还残存着皇帝时期的习惯思维，没有皇帝总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另外，列强中对华夏伤害最深，亦即在华夏人心目中最强大的国家恰恰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再加上立宪党人在国民心目中的影响甚巨，所以这时“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还相当有市场。
朱庆澜一看不对，立即站起来反驳道：“各位，四川代表团表达自己的主张，难道错了吗？”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会场依然热闹。一个小时后，赵秉钧姗姗来迟“赵省长，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会议主席团进行了讨论，认为各省代表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是代表的权利，所以，我们不能制止他们的议论。”
“难道要妥协？”赵尔丰此时将目光盯在郑树林身上，此时，需要郑树林拿主意。
“我们退场。”郑树林说了一句，带头向会场会走去。赵尔丰、张澜、蒲殿俊、罗纶等依次出场。
至于郑树林是否喧宾夺主，谁也没有注意。四川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四川代表的退场意味着这次会议如何开都不会是一个圆满的会议了。
对这一幕，后来研究历史的人也觉得是一团迷雾。因为，由于四川代表团的强硬立场，让一些在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之间摇摆的人迅速作出了选择，从而壮大了共和派的力量，会议最终的走向与四川代表团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么，四川代表团就白白地为这次会议牺牲了？
只有袁世凯及其特别的亲信才知道，四川代表团并没有白白牺牲，他们的退场及会议主持人的有意为难，让陈华在未来的政治活动中更显霸气，同时也加速了北洋集团和其他军阀集团的覆灭。而其中很有一些人，本来有可能从这一社会变更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也因为这次没有支持四川代表团而遭到了无情的清洗。
而这也是袁世凯晚年极为后悔的事情之一。确实，这次四川代表团“退场”就是袁世凯授意的，陈华不来北京，陈华实力特别强大，袁世凯要试一试陈华的态度，同时也想分化或为难一下四川代表团，但是，袁世凯压根没想到，四川的代表会如此齐心，又如此硬气，说退场就退场，而退场的当天就包火车南下汉口然后乘船回四川去了。就连袁世凯后来想请四川代表团吃一顿饭化解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令袁世凯郁闷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就在四川代表团退场的第二天，在成都出版的华夏日报就发表了一篇通讯，详细解说了北京“全国代表大会”的丑闻，虽然没有直接点袁世凯的名，但谁都知道是袁世凯在操控着会议议程。
与通讯同时发出的，还有一篇要进步不要倒退的社评。社评言辞激烈地评论了立宪派人那种“老子死了又去找一个老子”的奴性嘴脸，这种把国民的幸福建立在某一个皇帝身上的主张，注定会遭到历史的唾弃，这种没有皇帝就仿佛天塌下来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状态表明立宪派人实际上是一群有人格缺陷的心理疾病患者！
社评还奉劝那种幻想皇袍加身的人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华夏的天一定是四万万华夏民众共同的天，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天；华夏的未来必将由四万万民众决定，而不是小数野心家、机会主义分子、软骨病患者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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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袁世凯没有心思当皇帝，可能没有几个人相信。历史上，实力比袁世凯差的人都能成功上位，而袁也确实上位当过“皇帝”何况现在袁手上握有差不多二十万大军呢。
只是，袁世凯是否知道，他要成为皇帝的路是多么的难走，他将遇到多么强大的反弹与阻击！
如果袁世凯不顾民意，一意孤行，陈华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对袁氏进行人道毁灭。
陈华对政治不太熟悉，也不喜欢玩政治。对于所谓国体问题，英国可以搞君主立宪，日本也可以搞君主立宪，惟独华夏不能搞。理由非常简单，华夏人对皇帝骨子里有一种奴性，华夏要走向新生，走向现代化，必须消除这种奴性心理。
蔡锷是云南代表团的团长，云南代表团与四川代表团的座位相邻，在四川代表团表示出愤慨之后，蔡锷本想声援四川代表团的，但此前蔡锷并未想到会议上会讨论“君主立宪”这个问题，打了蔡锷一个措手不及，所以，蔡锷虽然心中不快，但也只得继续忍下去。因为，这种表态的事，一个代表团必须先统一思想，否则会议就会越开越乱。
至于四川代表团里，也有立宪派的代表，譬如蒲殿俊和罗纶，但是，在上北京之前陈华专门给他们陈说了利害。再加上立宪派的初衷是敦促清廷立宪，现在清廷没了，自然失去了“君主立宪”之土壤，两人也接受了陈华的劝说。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与陈华“共事”差不多一年了，他们对陈华的治世“理念”也比较赞同，对四川“反正”之后的快速发展也看在眼里。
说到底，旧时代的人物除了他们的局限性外，要说报国之心报国之志并不会比新时代的人差。
郑树林的“路见不平一声吼”确实起到了一点作用，会场上关于君主立宪的声音似乎低了一些。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立宪派代表张謇在赵秉钧走后却率先向四川代表团开炮：“既然是事关国体的代表大会，你们四川代表团为何如此霸道，不许别的代表团讨论？”
紧接着，汤化龙也质问四川代表团“国体乃一国之大事，事关国民福祉，怎么能轻率决定或否定某种国体？”
“是啊，难道你们四川人还不准我们说话了？”会场上有人跟着起哄。
客观地说，清廷刚刚退位，人们心中还残存着皇帝时期的习惯思维，没有皇帝总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另外，列强中对华夏伤害最深，亦即在华夏人心目中最强大的国家恰恰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再加上立宪党人在国民心目中的影响甚巨，所以这时“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还相当有市场。
朱庆澜一看不对，立即站起来反驳道：“各位，四川代表团表达自己的主张，难道错了吗？”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会场依然热闹。一个小时后，赵秉钧姗姗来迟“赵省长，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会议主席团进行了讨论，认为各省代表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是代表的权利，所以，我们不能制止他们的议论。”
“难道要妥协？”赵尔丰此时将目光盯在郑树林身上，此时，需要郑树林拿主意。
“我们退场。”郑树林说了一句，带头向会场会走去。赵尔丰、张澜、蒲殿俊、罗纶等依次出场。
至于郑树林是否喧宾夺主，谁也没有注意。四川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四川代表的退场意味着这次会议如何开都不会是一个圆满的会议了。
对这一幕，后来研究历史的人也觉得是一团迷雾。因为，由于四川代表团的强硬立场，让一些在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之间摇摆的人迅速作出了选择，从而壮大了共和派的力量，会议最终的走向与四川代表团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么，四川代表团就白白地为这次会议牺牲了？
只有袁世凯及其特别的亲信才知道，四川代表团并没有白白牺牲，他们的退场及会议主持人的有意为难，让陈华在未来的政治活动中更显霸气，同时也加速了北洋集团和其他军阀集团的覆灭。而其中很有一些人，本来有可能从这一社会变更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也因为这次没有支持四川代表团而遭到了无情的清洗。
而这也是袁世凯晚年极为后悔的事情之一。确实，这次四川代表团“退场”就是袁世凯授意的，陈华不来北京，陈华实力特别强大，袁世凯要试一试陈华的态度，同时也想分化或为难一下四川代表团，但是，袁世凯压根没想到，四川的代表会如此齐心，又如此硬气，说退场就退场，而退场的当天就包火车南下汉口然后乘船回四川去了。就连袁世凯后来想请四川代表团吃一顿饭化解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令袁世凯郁闷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就在四川代表团退场的第二天，在成都出版的华夏日报就发表了一篇通讯，详细解说了北京“全国代表大会”的丑闻，虽然没有直接点袁世凯的名，但谁都知道是袁世凯在操控着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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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还奉劝那种幻想皇袍加身的人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华夏的天一定是四万万华夏民众共同的天，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天；华夏的未来必将由四万万民众决定，而不是小数野心家、机会主义分子、软骨病患者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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