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个佛教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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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教发展的轨迹来看，苏轼生活的年代，佛教开始由盛转向了衰。当然，这种衰落是在广义的角度上讲的，事实上苏轼生活的仍是一个禅佛之风盛行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广泛涉猎佛禅典籍，与禅师僧徒多有往来，加之一生命运多舛，屡遭磨难，故希冀以佛禅智慧来消解内心的苦闷，来超越人生的困境。于是，在苏轼的创作和思想轨迹中，保存了很深的佛禅意识，甚至有时正是这种禅佛式的生命顿悟，使得苏轼在充满迷雾的人生道路上能看清自己的方向。
首先，在空遁意识与人生如梦感慨中，苏轼走过了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磨难。
早在嘉佑六年所作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苏轼就用“雪泥鸿爪”的譬喻写出了人生的变幻莫测、虚幻渺茫。此后妻子与父亲相继亡故，加之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转任地方，在仕途和个人生活中屡遭变故，此种感受愈来愈强烈。后来“乌台诗案”几遭亡命的惨痛经历更使他体会到人生的空幻与虚无。李泽厚曾在美的历程指出：“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其实苏的创作中也多有这种人生空遁之感，如“君臣一梦，今古空名”(行香子•过七里滩)“乐事回头一笑空”(采桑子•润洲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黄州中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身外傥来都是梦，醉里无何即是乡”(十拍子•暮秋)，兹不赘举。此种思想意识在苏轼诗文中亦复不少，诗如“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次韵王廷老退居见寄)，文如“梦不异觉，觉不异梦，梦即是觉，觉即是梦”(梦斋铭)，等等。
检讨苏轼“人生如梦与空遁意识”思想的根源，则庄子齐物论与佛教金刚经均有这样的说法。但庄子讲“如梦”目的在于否定儒家的人生价值追求，如：“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可知庄子对人生本身还是肯定的。而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则从根本上认为人生是虚幻的。联系苏轼的文学创作“梦即是觉，觉即是梦”在句型句意上完全是佛教用语“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翻版，其胜相院经藏记言“譬如梦中人，未尝知是梦，即知是梦已，所梦即变灰，见我不见梦，因以我为觉，不知真觉者，觉梦两无有。”及晚年作六观堂赞曰：“佛言如梦，非想非因。梦中常觉，孰为形神”均言梦，梦即空，故“人生如梦”空幻无实，文词互证，则可推知苏轼“人生如梦与悲剧意识”思想已经超越了庄子的人生观而以大乘般若空观为其内在理据。
其次，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影响下，苏轼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更能随遇而安。这里头对禅佛的认识和禅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乌台狱后，苏轼痛定思痛，他寓居佛寺之中，研读佛教典藉“盖归诚佛僧，求一洗之”(黄州安国寺记)。在佛禅思想的浸润下，在对忧患人生的反思中，苏轼形成了坦然面对现实苦难的人生哲学，即随遇而安，超然物外。
元丰五年三月七日，苏轼途中遇雨，遂借题发挥赋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晴。
词中“风雨”象征人生的坎坷忧患，在“风雨”来临之际“何妨吟啸且徐行”任凭风狂雨啸，一心坦然，随缘任运“一蓑烟雨任平生”而在风雨过后，回首反思这一段经历，则风雨晴晦俱为外界之变化，只要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余何”(百步洪)，虽处优患之中却坦然超脱，安闲自在。哲宗元祐元年，友人王定国南迁归，苏轼问其侍儿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苏轼因而赋词一首：“试问领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虽是戏谑之言，其中亦有苏轼真意存焉，苏轼尝云：“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年觉痛人”(钱道人有诗云直须主人翁作两绝戏之)“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和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次韵)，可兹为证。
晚年贬谪惠州，苏轼寄信友人：“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与程正辅提刑二十四首)，可知淡看人生荣辱，努力保持随遇而安的超然乐观心态，正是苏轼面对政治迫害时一贯之作法。苏轼能达此人生境界佛禅思想功莫大焉，苏子自云：“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尔”(与滕达道二十三首)。此处所提之“道”与“理”当指佛禅智慧，有诗为证：“得酒相逢乐，无心所遇安”(送范景仁归洛中)“无心”即无念无往“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余何”对境无心，不以外物萦怀，故能随所遇而安。可见正为参透禅宗生灭无住之理，理得而后心安。故于外物纷然变幻之际，自己饱受坎坷浮沉之时内心洞达空明，无有滞碍，而能神闲气定，超然乐处。哲宗元符二年，苏轼贬谪海南，其减字木兰花词云：“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描写海岛绚烂青光，洋溢着词人的喜悦之情，正是苏轼随遇而安、乐观旷达心态的绝好体现。
苏轼对禅佛思想的接受持一种分析的态度，他不深究佛学义理，而是“取其粗浅假说”即把握其基本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人格思想。禅佛思想不仅影响了苏轼的社会行为，也影响了他的文学活动，其词中诸如彻悟的人生感受、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等表现主题，以及空灵澄澈的意境等，都反映着佛老思想的影响、浸润。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儒释道杂糅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禅佛思想的接受不是盲目的。他学佛的目的，并非为了穷究其义理，以期“出生死，超三乘”而是“期于静而达”是“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至于“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他便自称“不识也”
总之，苏轼是要攫取禅佛思想的内在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思想境界。他在禅佛思想实用入世方面做得很好，然而，他有不痴迷其中。苏轼的佛禅思想是有他自己的人生色彩在的，这种思想的形成也对他的整个人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佛教发展的轨迹来看，苏轼生活的年代，佛教开始由盛转向了衰。当然，这种衰落是在广义的角度上讲的，事实上苏轼生活的仍是一个禅佛之风盛行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广泛涉猎佛禅典籍，与禅师僧徒多有往来，加之一生命运多舛，屡遭磨难，故希冀以佛禅智慧来消解内心的苦闷，来超越人生的困境。于是，在苏轼的创作和思想轨迹中，保存了很深的佛禅意识，甚至有时正是这种禅佛式的生命顿悟，使得苏轼在充满迷雾的人生道路上能看清自己的方向。
首先，在空遁意识与人生如梦感慨中，苏轼走过了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磨难。
早在嘉佑六年所作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苏轼就用“雪泥鸿爪”的譬喻写出了人生的变幻莫测、虚幻渺茫。此后妻子与父亲相继亡故，加之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转任地方，在仕途和个人生活中屡遭变故，此种感受愈来愈强烈。后来“乌台诗案”几遭亡命的惨痛经历更使他体会到人生的空幻与虚无。李泽厚曾在美的历程指出：“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其实苏的创作中也多有这种人生空遁之感，如“君臣一梦，今古空名”(行香子•过七里滩)“乐事回头一笑空”(采桑子•润洲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黄州中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身外傥来都是梦，醉里无何即是乡”(十拍子•暮秋)，兹不赘举。此种思想意识在苏轼诗文中亦复不少，诗如“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次韵王廷老退居见寄)，文如“梦不异觉，觉不异梦，梦即是觉，觉即是梦”(梦斋铭)，等等。
检讨苏轼“人生如梦与空遁意识”思想的根源，则庄子齐物论与佛教金刚经均有这样的说法。但庄子讲“如梦”目的在于否定儒家的人生价值追求，如：“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可知庄子对人生本身还是肯定的。而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则从根本上认为人生是虚幻的。联系苏轼的文学创作“梦即是觉，觉即是梦”在句型句意上完全是佛教用语“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翻版，其胜相院经藏记言“譬如梦中人，未尝知是梦，即知是梦已，所梦即变灰，见我不见梦，因以我为觉，不知真觉者，觉梦两无有。”及晚年作六观堂赞曰：“佛言如梦，非想非因。梦中常觉，孰为形神”均言梦，梦即空，故“人生如梦”空幻无实，文词互证，则可推知苏轼“人生如梦与悲剧意识”思想已经超越了庄子的人生观而以大乘般若空观为其内在理据。
其次，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影响下，苏轼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更能随遇而安。这里头对禅佛的认识和禅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乌台狱后，苏轼痛定思痛，他寓居佛寺之中，研读佛教典藉“盖归诚佛僧，求一洗之”(黄州安国寺记)。在佛禅思想的浸润下，在对忧患人生的反思中，苏轼形成了坦然面对现实苦难的人生哲学，即随遇而安，超然物外。
元丰五年三月七日，苏轼途中遇雨，遂借题发挥赋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晴。
词中“风雨”象征人生的坎坷忧患，在“风雨”来临之际“何妨吟啸且徐行”任凭风狂雨啸，一心坦然，随缘任运“一蓑烟雨任平生”而在风雨过后，回首反思这一段经历，则风雨晴晦俱为外界之变化，只要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余何”(百步洪)，虽处优患之中却坦然超脱，安闲自在。哲宗元祐元年，友人王定国南迁归，苏轼问其侍儿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苏轼因而赋词一首：“试问领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虽是戏谑之言，其中亦有苏轼真意存焉，苏轼尝云：“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年觉痛人”(钱道人有诗云直须主人翁作两绝戏之)“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和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次韵)，可兹为证。
晚年贬谪惠州，苏轼寄信友人：“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与程正辅提刑二十四首)，可知淡看人生荣辱，努力保持随遇而安的超然乐观心态，正是苏轼面对政治迫害时一贯之作法。苏轼能达此人生境界佛禅思想功莫大焉，苏子自云：“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尔”(与滕达道二十三首)。此处所提之“道”与“理”当指佛禅智慧，有诗为证：“得酒相逢乐，无心所遇安”(送范景仁归洛中)“无心”即无念无往“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余何”对境无心，不以外物萦怀，故能随所遇而安。可见正为参透禅宗生灭无住之理，理得而后心安。故于外物纷然变幻之际，自己饱受坎坷浮沉之时内心洞达空明，无有滞碍，而能神闲气定，超然乐处。哲宗元符二年，苏轼贬谪海南，其减字木兰花词云：“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描写海岛绚烂青光，洋溢着词人的喜悦之情，正是苏轼随遇而安、乐观旷达心态的绝好体现。
苏轼对禅佛思想的接受持一种分析的态度，他不深究佛学义理，而是“取其粗浅假说”即把握其基本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人格思想。禅佛思想不仅影响了苏轼的社会行为，也影响了他的文学活动，其词中诸如彻悟的人生感受、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等表现主题，以及空灵澄澈的意境等，都反映着佛老思想的影响、浸润。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儒释道杂糅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禅佛思想的接受不是盲目的。他学佛的目的，并非为了穷究其义理，以期“出生死，超三乘”而是“期于静而达”是“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至于“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他便自称“不识也”
总之，苏轼是要攫取禅佛思想的内在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思想境界。他在禅佛思想实用入世方面做得很好，然而，他有不痴迷其中。苏轼的佛禅思想是有他自己的人生色彩在的，这种思想的形成也对他的整个人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