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背后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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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却不是社会进步与否、民主和文明高低的标识。一直有许多人都是这么认为和界定着，当时，却没有这么深想。其实，现在看来，这样的主题与分析，还是挺有道理的。
然而，2010年中的几起不太显眼的文字消息，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打碎了一种为了文字而快乐的心态：
第一则：2010年8月19日，55岁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从北京家中带走。所谓“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遗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第二则：2010年9月26日下午，袁磊在办公室被东莞市厚街公安分局三屯派出所民警带走。罪名是小说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所谓“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的小说叫在东莞，这是从2009年6月份开始花了近四个月完成了描写东莞酒店行业的网络小说，他以“天涯蓝药师”为网名在天涯连载。
中国的文字狱是历史有名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说几乎绝迹。然而，它的突然幽灵一般的出现，却让人在大惊失色的同时，不能不问，这是不是新形式的文字狱？与国外的持有自由态度进行创作的写作者相比，中国文字的写作人，需要承担的东西、需要担心的事情，甚至需要背后长眼的事情太多了。即使，在你静心写作的时候，在你激情四射诗意盎然之际，你会转身之间，突然发现你的背后，已经站着一位警察，你将会以扰乱社会罪或其它这样那样的罪名被逮走，或是主动去说明白事情，这样的生活和写作环境，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生活呀。难怪我的几个文字朋友，突然之间改了行，不再写文字和写书了，而是去跟着名家学习书法和绘画去了。
这一突如其来的想法，让我这个喜欢以文字为戏耍对象者，以文字的尽情游走人，不禁之间，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以言语获罪者，在我们的身边比比皆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但是，以文字而获罪的事情，却白纸黑字，铁如山，罪狱难逃，让我们胆战心惊。文字对社会的影响、对他人的影响，在这个信息化泛滥成灾的时代，尽管很广阔起来，可却并不如所言及的那样广泛。谁能安下心来读完一篇哪怕只有1000字的文章，除非是读者感兴趣的主题、与自己有关的文章，否则，就是读过了，也不会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相对于执法者而言，对文字的惩罚是有正当的原因和充足的道理的。我们不否认文德败坏者的存在，而且这些以文字为生、祸害社会青年道德法律的家伙，还为数还不少。但是，我们得承认，因为文字而人生、因为人生而文字，让文字能够脱离专制而独立自主，毕竟是一种对人类的推动，是对独立人生的推动、对自由思想的推动、对进步社会的推动，也是对人类道德完善的推动。
中国有着庞大的数以千计的媒介，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以及流行的网络系统，这些媒体的出现与发展都为写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客观而言，中国官方的思想禁锢程度在弱化，在一个讲究温和的政府执政时期，正在一点点地放开了禁锢的范围，很少能遇到有因语言而获罪、因文字而受罚的情形。但是，上述的两个消息，就让写作人如梗在喉，思想的恐怖和不痛快的感觉挥之不去。尤其是随着网络的普及，文字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成本很低、门槛儿不高的新兴职业。我曾在著名的红袖添香、榕树下、起点等大型文学网站中欣喜地看到，文字的变化和观念的不断更新，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生活理念，而且也成为中国众多年轻人或操字为生的文字人，在当代竞争的环境中获求一种谋生的方式。求生与谋生的需要，为了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获得知名权等，也使得文字以独立的形象和资格，时时超越着政府最底限的规范和社会对文字规定的最基本的写作原则。
然而，在没有造成虚假恶果、没有违背真实原则、没有危害社会安全和人民生活的前提下，一个作家的私人房间或写作的书房，能够被检查者随意地撬门而入，或是在网络上异地以法律的名义，违法地翻动写作材料或逮捕写关押写作者，除了让文字获罪，让作家在野蛮对待之中蒙羞之外，毕竟不是一件民主、文明的行为，是与社会大的环境、文明的进步、历史的前进行为大相径庭的事情。
前苏联尽管对政府的宣传采取了高压的政策，但是，对非主流的、甚至是违反规定逆向写实的写作者，也采取了极为容忍的态度。如对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对日瓦戈医生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等等明里暗里的反抗者，都能采取容忍的、比较宽容的态度，只是将这些主流思想的对抗者逐出国门。起码在生命的意义上，不会让他们被暗杀、被车祸或被躲猫猫而消失。这在人文意义上，给了这些世界级的作家一个体面的、能够苟且偷安地活下去的权利和机会，同样，给在一定程度上留给了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一个等待平反公正和翻身昭雪的机会。
我们呼唤公开的、宽松的、甚至是宽容的社会环境，包括对写作者人格与思想的宽容，这样的态度非常重要。因为，追求真理的角度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反对者都是错误的思想和观点，并不是所有的统治政策或言论都是正确的主义或理论，任何的理论和思想体系都是有一定的偏缺和误区的。允许不同意见的人士提出他们的意见，甚至是反对的声音，这对社会可能造不成什么危害，相反，只会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健康、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带来积极的影响和医疗作用。
自古以来，从事中国式写字的事业者们，尽管在做着对历史的前进与总结、对人类进步有着巨大贡献的事情。但是，他们只能是一些单枪匹马的弱小的个体写字户，都是在做一件出力而不讨好的事情，甚至是做一件很不让统治者喜欢、痛快和高兴的事情。然而，历史毕竟进入了当代的文明民主社会阶段，在物质文明取得在丰裕成果的前提下，政治文明、民主的进程等等精神的要求，也在物质文明的积极推动下，在范围与程度上都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只有在法治体系和法律机制的保障下，创造出和维护好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才是文字写作者和思想工作者的前提保障。
在每一个写作者背后，都安排一名人民警察，每一个网络的旁边，都设有专门进行网络监督的警察，这毕竟是不现实的，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大众要求的逆流。如果一个作家或者写作者，连最基本的创作自由与权利都无法等到保障，除了对政府产生一种极大的讽刺外，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哀啊。如果，我们不去批评，不去阻止，甚至是放任它们横行霸道，将来有一天早晨，这种带有强制诲辱人格的遭遇，带着一阵阵杂乱而坚硬的敲门声，很有可能会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作家、每一个普通写字人的头上。
这才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历史大倒退。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进步，这不庸置疑。当我们潮水一样产量的文化作品，脱离现实生活，不敢直面生活，不能反映矛盾，充斥了全部的宣传领域时。可能，除了媚众的思想之外，惧怕报复或灾祸，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让我们天天看到的戏说朝代、穿越时代、隔代爱情、历史演义之类的作品，主宰我们的民众生活，影响我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中，混乱历史真相大白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我们都相信，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民能够当家做主，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且，各种思想与思潮并存的形势已经确立，民主的建设，已经不再需要在每一个写作者的背后，都站着一名背手而立的文化警察。
文字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却不是社会进步与否、民主和文明高低的标识。一直有许多人都是这么认为和界定着，当时，却没有这么深想。其实，现在看来，这样的主题与分析，还是挺有道理的。
然而，2010年中的几起不太显眼的文字消息，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打碎了一种为了文字而快乐的心态：
第一则：2010年8月19日，55岁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从北京家中带走。所谓“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遗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第二则：2010年9月26日下午，袁磊在办公室被东莞市厚街公安分局三屯派出所民警带走。罪名是小说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所谓“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的小说叫在东莞，这是从2009年6月份开始花了近四个月完成了描写东莞酒店行业的网络小说，他以“天涯蓝药师”为网名在天涯连载。
中国的文字狱是历史有名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说几乎绝迹。然而，它的突然幽灵一般的出现，却让人在大惊失色的同时，不能不问，这是不是新形式的文字狱？与国外的持有自由态度进行创作的写作者相比，中国文字的写作人，需要承担的东西、需要担心的事情，甚至需要背后长眼的事情太多了。即使，在你静心写作的时候，在你激情四射诗意盎然之际，你会转身之间，突然发现你的背后，已经站着一位警察，你将会以扰乱社会罪或其它这样那样的罪名被逮走，或是主动去说明白事情，这样的生活和写作环境，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生活呀。难怪我的几个文字朋友，突然之间改了行，不再写文字和写书了，而是去跟着名家学习书法和绘画去了。
这一突如其来的想法，让我这个喜欢以文字为戏耍对象者，以文字的尽情游走人，不禁之间，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以言语获罪者，在我们的身边比比皆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但是，以文字而获罪的事情，却白纸黑字，铁如山，罪狱难逃，让我们胆战心惊。文字对社会的影响、对他人的影响，在这个信息化泛滥成灾的时代，尽管很广阔起来，可却并不如所言及的那样广泛。谁能安下心来读完一篇哪怕只有1000字的文章，除非是读者感兴趣的主题、与自己有关的文章，否则，就是读过了，也不会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相对于执法者而言，对文字的惩罚是有正当的原因和充足的道理的。我们不否认文德败坏者的存在，而且这些以文字为生、祸害社会青年道德法律的家伙，还为数还不少。但是，我们得承认，因为文字而人生、因为人生而文字，让文字能够脱离专制而独立自主，毕竟是一种对人类的推动，是对独立人生的推动、对自由思想的推动、对进步社会的推动，也是对人类道德完善的推动。
中国有着庞大的数以千计的媒介，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以及流行的网络系统，这些媒体的出现与发展都为写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客观而言，中国官方的思想禁锢程度在弱化，在一个讲究温和的政府执政时期，正在一点点地放开了禁锢的范围，很少能遇到有因语言而获罪、因文字而受罚的情形。但是，上述的两个消息，就让写作人如梗在喉，思想的恐怖和不痛快的感觉挥之不去。尤其是随着网络的普及，文字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成本很低、门槛儿不高的新兴职业。我曾在著名的红袖添香、榕树下、起点等大型文学网站中欣喜地看到，文字的变化和观念的不断更新，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生活理念，而且也成为中国众多年轻人或操字为生的文字人，在当代竞争的环境中获求一种谋生的方式。求生与谋生的需要，为了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获得知名权等，也使得文字以独立的形象和资格，时时超越着政府最底限的规范和社会对文字规定的最基本的写作原则。
然而，在没有造成虚假恶果、没有违背真实原则、没有危害社会安全和人民生活的前提下，一个作家的私人房间或写作的书房，能够被检查者随意地撬门而入，或是在网络上异地以法律的名义，违法地翻动写作材料或逮捕写关押写作者，除了让文字获罪，让作家在野蛮对待之中蒙羞之外，毕竟不是一件民主、文明的行为，是与社会大的环境、文明的进步、历史的前进行为大相径庭的事情。
前苏联尽管对政府的宣传采取了高压的政策，但是，对非主流的、甚至是违反规定逆向写实的写作者，也采取了极为容忍的态度。如对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对日瓦戈医生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等等明里暗里的反抗者，都能采取容忍的、比较宽容的态度，只是将这些主流思想的对抗者逐出国门。起码在生命的意义上，不会让他们被暗杀、被车祸或被躲猫猫而消失。这在人文意义上，给了这些世界级的作家一个体面的、能够苟且偷安地活下去的权利和机会，同样，给在一定程度上留给了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一个等待平反公正和翻身昭雪的机会。
我们呼唤公开的、宽松的、甚至是宽容的社会环境，包括对写作者人格与思想的宽容，这样的态度非常重要。因为，追求真理的角度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反对者都是错误的思想和观点，并不是所有的统治政策或言论都是正确的主义或理论，任何的理论和思想体系都是有一定的偏缺和误区的。允许不同意见的人士提出他们的意见，甚至是反对的声音，这对社会可能造不成什么危害，相反，只会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健康、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带来积极的影响和医疗作用。
自古以来，从事中国式写字的事业者们，尽管在做着对历史的前进与总结、对人类进步有着巨大贡献的事情。但是，他们只能是一些单枪匹马的弱小的个体写字户，都是在做一件出力而不讨好的事情，甚至是做一件很不让统治者喜欢、痛快和高兴的事情。然而，历史毕竟进入了当代的文明民主社会阶段，在物质文明取得在丰裕成果的前提下，政治文明、民主的进程等等精神的要求，也在物质文明的积极推动下，在范围与程度上都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只有在法治体系和法律机制的保障下，创造出和维护好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才是文字写作者和思想工作者的前提保障。
在每一个写作者背后，都安排一名人民警察，每一个网络的旁边，都设有专门进行网络监督的警察，这毕竟是不现实的，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大众要求的逆流。如果一个作家或者写作者，连最基本的创作自由与权利都无法等到保障，除了对政府产生一种极大的讽刺外，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哀啊。如果，我们不去批评，不去阻止，甚至是放任它们横行霸道，将来有一天早晨，这种带有强制诲辱人格的遭遇，带着一阵阵杂乱而坚硬的敲门声，很有可能会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作家、每一个普通写字人的头上。
这才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历史大倒退。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进步，这不庸置疑。当我们潮水一样产量的文化作品，脱离现实生活，不敢直面生活，不能反映矛盾，充斥了全部的宣传领域时。可能，除了媚众的思想之外，惧怕报复或灾祸，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让我们天天看到的戏说朝代、穿越时代、隔代爱情、历史演义之类的作品，主宰我们的民众生活，影响我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中，混乱历史真相大白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我们都相信，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民能够当家做主，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且，各种思想与思潮并存的形势已经确立，民主的建设，已经不再需要在每一个写作者的背后，都站着一名背手而立的文化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