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永远无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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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有人对我说，世界上的有些事可以弥补，有些事是永远不能弥补的，因为永远没有了机会。直到母亲去世，我才对这话有了痛彻肺腑的感悟，但真的是已没有了任何机会去弥补我对母亲的爱，只留下了女儿对母亲深深的理解和永久的心痛。
作为女人，一个女人生活的轨迹，世代女人生活的轨迹，母亲走过，我正在走着，我明白了其实以前我并不完全懂得母亲，或只是随着自己的成长，阶段性的、部分的、自以为是的以为懂得母亲。直到母亲去世后，随着一年又一年对她的追忆，随着自己与母亲脚印的步步重合，才深入骨髓地理解了母亲，才知道自己以前并不懂得她的寂寞和心痛。
母亲原籍在山东烟台地区乳山县，那是一个山丘起伏绿郁葱葱的山村，村口有一条蜿蜒崎岖清澈见底的小河。母亲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52年参军去了新疆。母亲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最后连白骨都埋在了那黄沙戈壁
我看过母亲穿着列宁装款式军装的照片，满脸的青春，灿烂的笑容，神气着呢。听母亲说，她们进疆的时候没有火车，连汽车也只坐到乌鲁木齐，可母亲部队的目标是天山以南的边陲重镇，还有1500公里的路程全凭两条腿走，茫茫戈壁沙滩，没有公路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清水，风一刮起来卷得戈壁滩的石头砸得人生疼，一脚踩下去土能埋到脚脖子。
到达南疆这个小城镇不久，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母亲和姐妹们哼唱着沂蒙山小调，在司令部大院凉晒着洗干净的被褥，这个时候我母亲看到我父亲走进大院，看到她们这群女兵，我父亲头也不敢抬就急匆匆地进了司令部的大门。
母亲个子不高，淡淡的眉毛下面长着一双含笑的眼睛，黑幽幽的眸子亮闪闪地会说话，她站在离父亲最近的位置，母亲边和姐妹们说笑着便往父亲这边瞥了一眼。就这一眼，定下了她和父亲的一世情缘。
父亲来司令部就是挑选老婆的。父亲用手一指母亲，说，就是她。
老首长说好，叫政委和母亲谈话。
母亲低头听政委介绍着我父亲的情况，一言不发。最后母亲小声地对政委说，已经由姥姥在烟台定了亲，下了聘礼，不好再嫁的。
政委说母亲是共产党员，是党小组长，在结婚的问题上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如果不同意，就撤消母亲的党小组长职务。母亲哭了。
谈话的当天晚上，就将父亲母亲关在一间房里，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床上放着两床棉军被，门上贴了张一个大红的双喜字。简单的仪式，简单的闹房，等人们散去以后，父亲上前端详自己的新娘，却发现母亲坐在床边暗暗垂泪，父亲缩回伸出去的手，坐在小马扎上使劲地抽烟，天快亮了才开口对母亲说第一句话：你要是不愿意我就走。
母亲没有说话，母亲没有退路，愿意不愿意都由不得她。因为她还想做那个党员。
后来母亲才知道，部队招她们这些女兵就是为了给解放新疆进疆的老干部解决婚姻问题的，她们是第一批，后来又先后从山东、长沙、上海等地招了很多批女兵，后来招的女兵无论是相貌或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这些女兵在部队高层领导中引起了一场与原配的离婚大战，也有了许许多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母亲在生了我的第二年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从我记事起，母亲永远都是忙忙碌碌的，五十年代到文革期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母亲总是早出晚归，早上学习晚上加班，星期天、节假日从来没有休息过，我们早晨尚在睡梦中母亲就出了门，晚上我们睡着了母亲还未回来。
父亲和母亲这种由组织决定的婚姻是否有爱情，我不知道。但是父亲去世时，母亲才46岁，我曾多次劝母亲再找一个伴时，母亲却一直不肯，除了怕我们姐弟受苦外，母亲说再也找不到像父亲那样的好人了。这时我又觉得母亲其实是很爱父亲的。
在得知父亲患肺癌后的那一刻，母亲拿着那张诊断书手颤抖着，脸上却是淡淡的笑容，她对父亲若无其事地说只是肺炎，会治好的，她把眼泪全流在了心里。在父亲临终前的半年间，母亲想尽一切办法给父亲寻找各种偏方和特效药，想尽一切办法为父亲买他想吃的东西。记得父亲曾说想吃凤尾鱼罐头，在那个副食品匮乏的年代，母亲跑遍了全市也没有买到，最后是托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带回来的。看着父亲一盆一盆的吐血我吓得只哭，母亲仍然坚强地挺着我们全家的精神。记得从父亲去世的那天到从父亲的墓地回来，母亲没有流一滴眼泪，她镇定地缓缓的仔仔细细地给父亲擦洗、穿衣服，扶着父亲回家，送父亲上路，默默的没有一句话，但到了夜晚，母亲一个人在她和父亲曾经一起住过多年的屋里痛哭了许久许久
自父亲走后到母亲去世，整整近二十年的时间，母亲一个人孤独寂寞的度过，她的寂寞、她的心痛又有谁能够体会？尤其是我已结婚、小弟当兵、大弟还在农村的每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外面是阖家团圆、鞭炮齐鸣，母亲是独自一人冷冷清清；别人是欢欢笑笑、成双成对，母亲是身只影单寂寞无语。我要和母亲过年，但是母亲硬是让我回丈夫家，说女儿出了门年三十是要在婆家过的，我哭着不肯，母亲抚摸这我的头说，去吧，你的心意妈知道，但不能让别人说妈不懂规矩，没有家教，去吧，妈没有事的。我看到婆家烹炸炒炖、杯盏叮当的热闹更想起冷清凄凉的母亲。好不容易吃完了年夜饭，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只见冷冷清清的家里无声无息，母亲一人坐在唯一温暖的地方——火炉旁，拿着火棍默默地拨着炭灰，我忍了许久的泪水破了闸门一样一泄而出，哭着扑进母亲的怀抱，母亲紧紧的抱着我，笑着说，傻闺女，我不是好好的，哭什么
我儿子的出生后，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母亲感到了一种久违的被需要，被一个生命需要，被一个人需要，这种需要使她有了一个兴奋点，有了生命的价值，有了生活的明确目标，她生命的年轮又重新旋转起来，我儿子成了母亲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和全部感情的寄托。
我调来海南后的第二年怀疑患恶性肿瘤，要尽快动手术。因在这里无亲无故，就打电话告诉母亲，要她来照顾。母亲接到电话后，连夜收拾赶往海南，在成都机场转机时，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母亲怕误机，硬是守在候机楼值班室门口坐了一夜，就在那一夜受了凉，一直咳嗽到海南。我的病后经省医院确诊排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母亲的病情加重，咳嗽不止，胸闷，喘不上气来，我带母亲去看病，拍了片子。当医生告诉我诊断结果的可能性时，我感觉我的世界被颠覆了。
我想过母亲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想过她可能会得的种种病，但我一千个一万个没有想到，母亲也会患肺癌，一家能出两个患肺癌的病人，母亲和父亲。父亲的肿瘤长在右侧，做了手术还延活了两年；而母亲的肺部肿瘤则长在肺部左侧心脏后面的主动脉血管上，且已到了晚期，没有一个医生敢保证在此部位动手术后病人还能走下手术台
母亲迅速的瘦下来，体重从130多斤降到了80多斤，去世时只有50斤不到了。但她依然笑着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挂在我的胳膊上陪着我去菜市场，看着我洗衣做饭做这做那，就那么不转眼的看着我。从确诊到大面积的转移只有50多天的时间，她每天后背疼痛的睡不下坐不住，但当着我们姐弟的面没有哼叫一声。最后疼痛使得她腰都直不起来了，仍然脸上是笑容，母亲还常对我们说，有什么不顺心的尽管对她说，说说心里就畅快了，她说她永远是我们精神的可靠后方，是我们随时可以栖息的心灵园地。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没有等到母亲最后的时刻就先离开了她。
在离开的前夕，我就和小弟商量好，为了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刻意安排在我离开的那天装修小弟的房间。但从我收拾东西的那一刻，母亲就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目光看着我，一刻也不放松，目不转睛地看着，一直看到我出门、上车，似乎要将我印刻在她的脑中而那因为消瘦而显大的眼睛，那黑洞洞的无言的眼睛，让我终身难忘。那眼睛里，流露出多少对女儿的爱、眷恋、爱抚、希冀和依依不舍，也隐藏了多少无助、无奈和深深的失望、绝望
又一次的生离死别，肝胆寸裂的感觉。又一次的生离死别，肝胆寸裂的感觉。在离开南疆机场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的生命和灵魂都已经离我而去，飘荡在生我养我、葬着最爱我、最疼我的人的这片土地上空。
在成都机场，我似乎在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母亲留下的气息，似乎看到母亲瘦弱的身影在通道里颟跚，看到母亲依然守候在值班室门口，眼里充满了对女儿病情的焦急和牵挂我止不住地泪如雨下，失声痛哭。
在我的余生，这是我一生所犯众多错误中最为不能原谅的错误，这个错误使我终身遗憾。因为以后心灵的惨痛告诉我，工作是永远也做不完的，你也不是工作的唯一，工作离了你别人照样可以做，谁也不要太高看了自己在工作和单位乃至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而你对于你的亲人、你的父母，你真的是唯一，你可能就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勇敢地生活下去唯一的希望和目标，是他们的动力，是他们的爱，是他们活着或者离开这个世界最想时时刻刻守在身边的唯一
在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我是有感觉的。在这之前，小弟曾经借了一个手机到医院让我和母亲通话，我问母亲感觉如何，母亲用微弱的声音笑着对我断断续续地说，她很好，没有什么，要我好好工作，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一边听一边落泪。那天我的心剧烈的不同寻常的跳动，怎么样都无法平静，坐立不安，我马上给小弟打电话询问，小弟说母亲病危了。小弟还说母亲其实已经病危了很久，医生已经放弃了治疗，医生奇怪母亲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在各方面机能已经严重衰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这么久。小弟明白，我也明白，母亲是在等我。而该死的我、糊涂的我，竟没有回去，我让小弟告诉母亲，我不回去了，回去也赶不上了，不如把我回去的路费寄回给母亲好好的办丧事。小弟在当晚就将我不回去的话转告了母亲，母亲听了，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看着小弟，久久地久久地，使劲地点了一下头，就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每每想起母亲，想起我在母亲临终时所犯的一个又一个错误，就泣不成声母亲在世时，饥饿有母亲端上的热茶热饭，夜半归家有温暖的灯光，心情不好有母亲的宽慰，头痛脑热有母亲精心照料，天气变化有母亲嘘寒问暖，。。对这些，我们都泰然受之，没有及时对母亲表达心里的感激，没有对母亲说我真的十分爱你，没有想到抽出点时间来听听母亲的心声，总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懂得”母亲，总说还有机会，总在等以后以后，谁知一瞬间就全什么都没有了只留下这份歉疚、这份愧痛、这份悔恨和心里的这份痛是永远永远的了。
有的爱，真的永远无法弥补。
很久以前有人对我说，世界上的有些事可以弥补，有些事是永远不能弥补的，因为永远没有了机会。直到母亲去世，我才对这话有了痛彻肺腑的感悟，但真的是已没有了任何机会去弥补我对母亲的爱，只留下了女儿对母亲深深的理解和永久的心痛。
作为女人，一个女人生活的轨迹，世代女人生活的轨迹，母亲走过，我正在走着，我明白了其实以前我并不完全懂得母亲，或只是随着自己的成长，阶段性的、部分的、自以为是的以为懂得母亲。直到母亲去世后，随着一年又一年对她的追忆，随着自己与母亲脚印的步步重合，才深入骨髓地理解了母亲，才知道自己以前并不懂得她的寂寞和心痛。
母亲原籍在山东烟台地区乳山县，那是一个山丘起伏绿郁葱葱的山村，村口有一条蜿蜒崎岖清澈见底的小河。母亲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52年参军去了新疆。母亲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最后连白骨都埋在了那黄沙戈壁
我看过母亲穿着列宁装款式军装的照片，满脸的青春，灿烂的笑容，神气着呢。听母亲说，她们进疆的时候没有火车，连汽车也只坐到乌鲁木齐，可母亲部队的目标是天山以南的边陲重镇，还有1500公里的路程全凭两条腿走，茫茫戈壁沙滩，没有公路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清水，风一刮起来卷得戈壁滩的石头砸得人生疼，一脚踩下去土能埋到脚脖子。
到达南疆这个小城镇不久，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母亲和姐妹们哼唱着沂蒙山小调，在司令部大院凉晒着洗干净的被褥，这个时候我母亲看到我父亲走进大院，看到她们这群女兵，我父亲头也不敢抬就急匆匆地进了司令部的大门。
母亲个子不高，淡淡的眉毛下面长着一双含笑的眼睛，黑幽幽的眸子亮闪闪地会说话，她站在离父亲最近的位置，母亲边和姐妹们说笑着便往父亲这边瞥了一眼。就这一眼，定下了她和父亲的一世情缘。
父亲来司令部就是挑选老婆的。父亲用手一指母亲，说，就是她。
老首长说好，叫政委和母亲谈话。
母亲低头听政委介绍着我父亲的情况，一言不发。最后母亲小声地对政委说，已经由姥姥在烟台定了亲，下了聘礼，不好再嫁的。
政委说母亲是共产党员，是党小组长，在结婚的问题上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如果不同意，就撤消母亲的党小组长职务。母亲哭了。
谈话的当天晚上，就将父亲母亲关在一间房里，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床上放着两床棉军被，门上贴了张一个大红的双喜字。简单的仪式，简单的闹房，等人们散去以后，父亲上前端详自己的新娘，却发现母亲坐在床边暗暗垂泪，父亲缩回伸出去的手，坐在小马扎上使劲地抽烟，天快亮了才开口对母亲说第一句话：你要是不愿意我就走。
母亲没有说话，母亲没有退路，愿意不愿意都由不得她。因为她还想做那个党员。
后来母亲才知道，部队招她们这些女兵就是为了给解放新疆进疆的老干部解决婚姻问题的，她们是第一批，后来又先后从山东、长沙、上海等地招了很多批女兵，后来招的女兵无论是相貌或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这些女兵在部队高层领导中引起了一场与原配的离婚大战，也有了许许多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母亲在生了我的第二年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从我记事起，母亲永远都是忙忙碌碌的，五十年代到文革期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母亲总是早出晚归，早上学习晚上加班，星期天、节假日从来没有休息过，我们早晨尚在睡梦中母亲就出了门，晚上我们睡着了母亲还未回来。
父亲和母亲这种由组织决定的婚姻是否有爱情，我不知道。但是父亲去世时，母亲才46岁，我曾多次劝母亲再找一个伴时，母亲却一直不肯，除了怕我们姐弟受苦外，母亲说再也找不到像父亲那样的好人了。这时我又觉得母亲其实是很爱父亲的。
在得知父亲患肺癌后的那一刻，母亲拿着那张诊断书手颤抖着，脸上却是淡淡的笑容，她对父亲若无其事地说只是肺炎，会治好的，她把眼泪全流在了心里。在父亲临终前的半年间，母亲想尽一切办法给父亲寻找各种偏方和特效药，想尽一切办法为父亲买他想吃的东西。记得父亲曾说想吃凤尾鱼罐头，在那个副食品匮乏的年代，母亲跑遍了全市也没有买到，最后是托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带回来的。看着父亲一盆一盆的吐血我吓得只哭，母亲仍然坚强地挺着我们全家的精神。记得从父亲去世的那天到从父亲的墓地回来，母亲没有流一滴眼泪，她镇定地缓缓的仔仔细细地给父亲擦洗、穿衣服，扶着父亲回家，送父亲上路，默默的没有一句话，但到了夜晚，母亲一个人在她和父亲曾经一起住过多年的屋里痛哭了许久许久
自父亲走后到母亲去世，整整近二十年的时间，母亲一个人孤独寂寞的度过，她的寂寞、她的心痛又有谁能够体会？尤其是我已结婚、小弟当兵、大弟还在农村的每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外面是阖家团圆、鞭炮齐鸣，母亲是独自一人冷冷清清；别人是欢欢笑笑、成双成对，母亲是身只影单寂寞无语。我要和母亲过年，但是母亲硬是让我回丈夫家，说女儿出了门年三十是要在婆家过的，我哭着不肯，母亲抚摸这我的头说，去吧，你的心意妈知道，但不能让别人说妈不懂规矩，没有家教，去吧，妈没有事的。我看到婆家烹炸炒炖、杯盏叮当的热闹更想起冷清凄凉的母亲。好不容易吃完了年夜饭，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只见冷冷清清的家里无声无息，母亲一人坐在唯一温暖的地方——火炉旁，拿着火棍默默地拨着炭灰，我忍了许久的泪水破了闸门一样一泄而出，哭着扑进母亲的怀抱，母亲紧紧的抱着我，笑着说，傻闺女，我不是好好的，哭什么
我儿子的出生后，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母亲感到了一种久违的被需要，被一个生命需要，被一个人需要，这种需要使她有了一个兴奋点，有了生命的价值，有了生活的明确目标，她生命的年轮又重新旋转起来，我儿子成了母亲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和全部感情的寄托。
我调来海南后的第二年怀疑患恶性肿瘤，要尽快动手术。因在这里无亲无故，就打电话告诉母亲，要她来照顾。母亲接到电话后，连夜收拾赶往海南，在成都机场转机时，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母亲怕误机，硬是守在候机楼值班室门口坐了一夜，就在那一夜受了凉，一直咳嗽到海南。我的病后经省医院确诊排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母亲的病情加重，咳嗽不止，胸闷，喘不上气来，我带母亲去看病，拍了片子。当医生告诉我诊断结果的可能性时，我感觉我的世界被颠覆了。
我想过母亲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想过她可能会得的种种病，但我一千个一万个没有想到，母亲也会患肺癌，一家能出两个患肺癌的病人，母亲和父亲。父亲的肿瘤长在右侧，做了手术还延活了两年；而母亲的肺部肿瘤则长在肺部左侧心脏后面的主动脉血管上，且已到了晚期，没有一个医生敢保证在此部位动手术后病人还能走下手术台
母亲迅速的瘦下来，体重从130多斤降到了80多斤，去世时只有50斤不到了。但她依然笑着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挂在我的胳膊上陪着我去菜市场，看着我洗衣做饭做这做那，就那么不转眼的看着我。从确诊到大面积的转移只有50多天的时间，她每天后背疼痛的睡不下坐不住，但当着我们姐弟的面没有哼叫一声。最后疼痛使得她腰都直不起来了，仍然脸上是笑容，母亲还常对我们说，有什么不顺心的尽管对她说，说说心里就畅快了，她说她永远是我们精神的可靠后方，是我们随时可以栖息的心灵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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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的前夕，我就和小弟商量好，为了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刻意安排在我离开的那天装修小弟的房间。但从我收拾东西的那一刻，母亲就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目光看着我，一刻也不放松，目不转睛地看着，一直看到我出门、上车，似乎要将我印刻在她的脑中而那因为消瘦而显大的眼睛，那黑洞洞的无言的眼睛，让我终身难忘。那眼睛里，流露出多少对女儿的爱、眷恋、爱抚、希冀和依依不舍，也隐藏了多少无助、无奈和深深的失望、绝望
又一次的生离死别，肝胆寸裂的感觉。又一次的生离死别，肝胆寸裂的感觉。在离开南疆机场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的生命和灵魂都已经离我而去，飘荡在生我养我、葬着最爱我、最疼我的人的这片土地上空。
在成都机场，我似乎在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母亲留下的气息，似乎看到母亲瘦弱的身影在通道里颟跚，看到母亲依然守候在值班室门口，眼里充满了对女儿病情的焦急和牵挂我止不住地泪如雨下，失声痛哭。
在我的余生，这是我一生所犯众多错误中最为不能原谅的错误，这个错误使我终身遗憾。因为以后心灵的惨痛告诉我，工作是永远也做不完的，你也不是工作的唯一，工作离了你别人照样可以做，谁也不要太高看了自己在工作和单位乃至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而你对于你的亲人、你的父母，你真的是唯一，你可能就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勇敢地生活下去唯一的希望和目标，是他们的动力，是他们的爱，是他们活着或者离开这个世界最想时时刻刻守在身边的唯一
在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我是有感觉的。在这之前，小弟曾经借了一个手机到医院让我和母亲通话，我问母亲感觉如何，母亲用微弱的声音笑着对我断断续续地说，她很好，没有什么，要我好好工作，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一边听一边落泪。那天我的心剧烈的不同寻常的跳动，怎么样都无法平静，坐立不安，我马上给小弟打电话询问，小弟说母亲病危了。小弟还说母亲其实已经病危了很久，医生已经放弃了治疗，医生奇怪母亲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在各方面机能已经严重衰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这么久。小弟明白，我也明白，母亲是在等我。而该死的我、糊涂的我，竟没有回去，我让小弟告诉母亲，我不回去了，回去也赶不上了，不如把我回去的路费寄回给母亲好好的办丧事。小弟在当晚就将我不回去的话转告了母亲，母亲听了，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看着小弟，久久地久久地，使劲地点了一下头，就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每每想起母亲，想起我在母亲临终时所犯的一个又一个错误，就泣不成声母亲在世时，饥饿有母亲端上的热茶热饭，夜半归家有温暖的灯光，心情不好有母亲的宽慰，头痛脑热有母亲精心照料，天气变化有母亲嘘寒问暖，。。对这些，我们都泰然受之，没有及时对母亲表达心里的感激，没有对母亲说我真的十分爱你，没有想到抽出点时间来听听母亲的心声，总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懂得”母亲，总说还有机会，总在等以后以后，谁知一瞬间就全什么都没有了只留下这份歉疚、这份愧痛、这份悔恨和心里的这份痛是永远永远的了。
有的爱，真的永远无法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