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恐惧症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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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笔者要对“网络恐惧症”下一定义，确切地说，笔者所谓的“网络恐惧症”更接近于“网络成瘾恐惧症”即社会对于网络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不利影响的恐惧——它是网络被“妖魔化”的产物，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恐惧场”的压迫下，我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青少年戒除网瘾”运动。
“网瘾”往往被人们看成是与“毒瘾”一样的东西，自然，很多人就主张采取“戒毒”一样的方式来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即使用“隔离法”让他们远离网络——这种思想甚至表现在政府制定的一些法规或政策里，如，规定网吧不能接纳未成年人。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笨办法，所能起到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因为使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原因并不在网络本身，而是要到网络以外的地方去寻求——网络是一种媒介，它只有被整合到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才体现出它的各种功能与效应，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网络恐惧症”其实是成人世界对于当今社会有关青少年的各种问题的焦虑与成人自身的焦虑投射到“网络”这一“替罪羊”身上的产物。网络引入中国社会的时间还很短，相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而言，尚是陌生的、异质的新生事物，亦即还没有被有机地整合到中国的社会机体里去——正是它的陌生性与异质性，使它成为一个社会焦虑的巨大容器，通过对它的排斥或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到它的身上，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集体的社会得以保持了自身结构的某种稳定，避免了“崩溃”这一更可怕的灾难。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个人心理与社会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像发烧是一种机体自我保护的反应一样，不管个体或社会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刀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护身；水是人类与一切生命必不可少的物质，却也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与财产古人说“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但大多数事物已不能引起长时期的社会恐慌，因为这些事物已为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所熟悉，被整合到社会有机体里，成了社会有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网络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及“网络恐惧症”不但通过传统媒介，而且通过网络自身被不断地放大，从而加剧了网络引起的社会恐慌。
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症”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尤其是网络杂交的产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集体而轻个体，甚至根本没有“个体”的概念，自然也缺乏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应有的尊重。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塑造出了国民严重的奴性心理，深重的软弱无能的感觉攫住了他们，使他们只有通过制御与虐待比他们更弱小的同类，以获得某种心理补偿。所以，奴才做了主人后，往往比他原来的主人更残暴(这种残暴可以是网络游戏中虚拟的暴力)。
以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而知名的华中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的陶宏开先生，在银川向五百多未成年人和他们的家长做“心灵深呼吸”演讲时说：“网瘾问题出现在未成年人身上，根子在家庭教育的不成功、应试教育的失败和社会不良文化的影响。戒除网瘾没有灵丹妙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负起责任。”其实陶宏开先生所说的那些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作为封建专制基础的“成人本位”的社会对于青少年缺乏应有的尊重，没有把他们当成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体的“人”来看待所造成的——文化具有相当的惰性，是最难变更的东西，传统的“专制文化场”使处于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按照与它相同的自旋方向而运转。而网络具有弥散性、民主性、自主性、互动性，网络的这些特性使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成人世界压迫的、缺乏自主性的青少年们找到了做主人的或许说控制与操纵他人的感觉，使他们因压抑而蓄积的心理能量找到了一个合法的发泄口。可奴隶做了主人以后，依然是奴隶，如果他没法从主/奴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摆脱出来的话——网络这个虚拟世界的“主人”最后成了网络的奴隶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虚拟的“主人”进入网络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潜在的“网络成瘾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网络这种现代媒介破坏性的一面天生缺乏免疫力。青少年之所以比成人更容易成瘾，除了他们判断力与自制力的欠缺外，更重要的是没有受到成人世界那么多的琐事的牵绊。
此外，随着城市化浪潮而来的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导致了生存空间的日益减小。人口密度的增大并不表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加，相反，它意味着生存竞争的日益残酷与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的真诚关系的丧失。现代的都市社会里，人是孤独的，寂寞的，尽管他是群众的一分子，仍然无济于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原子化的存在方式使人们渴望交流，不管这种交流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代用品。
宁夏华兴时报一小读者曾以电子邮件方式致函报社——
“真要感谢网络！没有网络，也许我们更多的人会沉沦为罪犯或心理变态者。妈妈，我爱你，而我只能在网络上告诉您，您知道吗？我很孤独。我渴望心灵的交流，在我受伤的时候，在我渴望自由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您对我的爱。您是否知道？有时我恨您。我像个没有生命的木偶，我的一切言行都无法摆脱您为我铺设的轨道。作为一个生命，我背负着全家的希望，这个责任已经把我压垮了。”
不难发现，这位小读者的心声几乎己经将“网络成瘾症”的一切原因都浓缩进去了。医生们将某种疾病的致病机理研究清楚，是为了能对症下药，更好更快地治愈机体的疾病。从对“网络成瘾症”的机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企图以“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的“隔离法”戒除网瘾或避免网络的破坏性并非明智之举——现实也已证明这种方法收效甚微。治疗“网络成瘾症”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改良社会与文化环境，消解了产生“网络成瘾症”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方能引导青少年如何合理地使用网络，发挥网络巨大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
首先笔者要对“网络恐惧症”下一定义，确切地说，笔者所谓的“网络恐惧症”更接近于“网络成瘾恐惧症”即社会对于网络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不利影响的恐惧——它是网络被“妖魔化”的产物，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恐惧场”的压迫下，我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青少年戒除网瘾”运动。
“网瘾”往往被人们看成是与“毒瘾”一样的东西，自然，很多人就主张采取“戒毒”一样的方式来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即使用“隔离法”让他们远离网络——这种思想甚至表现在政府制定的一些法规或政策里，如，规定网吧不能接纳未成年人。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笨办法，所能起到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因为使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原因并不在网络本身，而是要到网络以外的地方去寻求——网络是一种媒介，它只有被整合到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才体现出它的各种功能与效应，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网络恐惧症”其实是成人世界对于当今社会有关青少年的各种问题的焦虑与成人自身的焦虑投射到“网络”这一“替罪羊”身上的产物。网络引入中国社会的时间还很短，相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而言，尚是陌生的、异质的新生事物，亦即还没有被有机地整合到中国的社会机体里去——正是它的陌生性与异质性，使它成为一个社会焦虑的巨大容器，通过对它的排斥或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到它的身上，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集体的社会得以保持了自身结构的某种稳定，避免了“崩溃”这一更可怕的灾难。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个人心理与社会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像发烧是一种机体自我保护的反应一样，不管个体或社会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刀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护身；水是人类与一切生命必不可少的物质，却也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与财产古人说“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但大多数事物已不能引起长时期的社会恐慌，因为这些事物已为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所熟悉，被整合到社会有机体里，成了社会有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网络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及“网络恐惧症”不但通过传统媒介，而且通过网络自身被不断地放大，从而加剧了网络引起的社会恐慌。
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症”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尤其是网络杂交的产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集体而轻个体，甚至根本没有“个体”的概念，自然也缺乏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应有的尊重。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塑造出了国民严重的奴性心理，深重的软弱无能的感觉攫住了他们，使他们只有通过制御与虐待比他们更弱小的同类，以获得某种心理补偿。所以，奴才做了主人后，往往比他原来的主人更残暴(这种残暴可以是网络游戏中虚拟的暴力)。
以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而知名的华中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的陶宏开先生，在银川向五百多未成年人和他们的家长做“心灵深呼吸”演讲时说：“网瘾问题出现在未成年人身上，根子在家庭教育的不成功、应试教育的失败和社会不良文化的影响。戒除网瘾没有灵丹妙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负起责任。”其实陶宏开先生所说的那些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作为封建专制基础的“成人本位”的社会对于青少年缺乏应有的尊重，没有把他们当成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体的“人”来看待所造成的——文化具有相当的惰性，是最难变更的东西，传统的“专制文化场”使处于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按照与它相同的自旋方向而运转。而网络具有弥散性、民主性、自主性、互动性，网络的这些特性使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成人世界压迫的、缺乏自主性的青少年们找到了做主人的或许说控制与操纵他人的感觉，使他们因压抑而蓄积的心理能量找到了一个合法的发泄口。可奴隶做了主人以后，依然是奴隶，如果他没法从主/奴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摆脱出来的话——网络这个虚拟世界的“主人”最后成了网络的奴隶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虚拟的“主人”进入网络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潜在的“网络成瘾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网络这种现代媒介破坏性的一面天生缺乏免疫力。青少年之所以比成人更容易成瘾，除了他们判断力与自制力的欠缺外，更重要的是没有受到成人世界那么多的琐事的牵绊。
此外，随着城市化浪潮而来的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导致了生存空间的日益减小。人口密度的增大并不表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加，相反，它意味着生存竞争的日益残酷与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的真诚关系的丧失。现代的都市社会里，人是孤独的，寂寞的，尽管他是群众的一分子，仍然无济于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原子化的存在方式使人们渴望交流，不管这种交流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代用品。
宁夏华兴时报一小读者曾以电子邮件方式致函报社——
“真要感谢网络！没有网络，也许我们更多的人会沉沦为罪犯或心理变态者。妈妈，我爱你，而我只能在网络上告诉您，您知道吗？我很孤独。我渴望心灵的交流，在我受伤的时候，在我渴望自由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您对我的爱。您是否知道？有时我恨您。我像个没有生命的木偶，我的一切言行都无法摆脱您为我铺设的轨道。作为一个生命，我背负着全家的希望，这个责任已经把我压垮了。”
不难发现，这位小读者的心声几乎己经将“网络成瘾症”的一切原因都浓缩进去了。医生们将某种疾病的致病机理研究清楚，是为了能对症下药，更好更快地治愈机体的疾病。从对“网络成瘾症”的机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企图以“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的“隔离法”戒除网瘾或避免网络的破坏性并非明智之举——现实也已证明这种方法收效甚微。治疗“网络成瘾症”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改良社会与文化环境，消解了产生“网络成瘾症”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方能引导青少年如何合理地使用网络，发挥网络巨大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