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不能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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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外人看来，大学教师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既清闲，又有钱，而且社会地位也不算低。特别像我，作为国内一所名牌大学里的教师，应该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感到满意了。此外，我还有一位贤良淑德且相貌也还对得起观众的妻子，儿子才两三岁，正处于小孩最可爱的时候。人家常说“有子万事足”而我却是“车子、房子、票子、妻子、儿子”“五子登科”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岂不知困扰我的正是我的职业。我，笔名宕子，文学博士，大学教授，国内小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与社会评论家，一个不管对工作还是对生活都很认真的人。和一切未能免俗的人一样，我对自己名字前面的各种头衔感到非常满意——这是我人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我的不幸在于我太认真，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太认真的人必定不幸。
且不说近年来由于扩招，学生增加了n倍，老师却并不见增加而引起工作量的成倍增长，最令我头痛的是学校规定的发表论文任务。我们学校对老师的发表论文，不但有数量的要求，而且有等级的要求——每位教师每年至少发表论文两篇，而且要求是核心期刊，却并不管你论文的质量到底如何，或你以什么手段将论文发表出来的。虽然我每年都能，甚至能超额完成论文任务，但论文却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来——有时我会因此从梦中惊醒。自然，对很多教师而言，这种要求并不算苛刻，因为他们对于当代学术界的“游戏规则”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而我所缺乏的却正是这种能力。我的论文写得特别艰难，不像那些有“捷才”的主儿，在期刊网上搜索几篇论文出来，或看一两本书，稍加整合，署上自己的大名，便是正儿八经的“学术成果”每年写两篇论文在我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对某一问题，我首先要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这是一项工作量非常大且非常烦人的工作。在一大堆的论文和一大堆的书中，你很少能找到有价值的或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当代大陆学者写的书或论文中，要寻找这些东西几乎是沙里淘金。后来，我尽量把精力放在境外的学者或国内老一辈学者身上，以减少自己在搜集材料上所浪费的时间。材料收集好了后，对材料的研究和消化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难说这一过程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古人说“感而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我的每一篇论文都要经过这一过程。除了勤奋地学习与思考，我剩下的工作只是等待，即等待“积而满”之后的灵感的到来。与一般人不同，我写论文从来不打提纲，也不打草稿，而是信笔直书，一气呵成。但我的论文往往被学术圈嘲为“不像论文”因为它并没有遵循严格的论文格式，也从来不在意措词是否足够庄重得“像论文”有了上述两个原因，每一篇论文的发表对我都像一场“魔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学生是我不幸的另一来源——其实这也是因为我做事太认真。作为教师，教学是我最重要的工作，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刚开始为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一心想把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东西传达给他们。每次课前，我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尽量将所要讲的东西讲深、讲透。可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学生们虽然觉得我知识渊博或“有水平”却对我的课颇为不满，因为他们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显然，我高估了他们的接受能力。后来，我不得不降低对他们的要求，甚至于只讲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以适应他们当前的文化水准。我觉得正是教师败坏了教育——他们从小就被老师教坏了，头脑僵化，条条框框太多。进入大学后，我要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脑”即将过去老师教给他们的所有东西全部忘掉。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要求，很少有学生能做到这一点或在意我说的话。我对他们的考试成绩往往并不很在意，可却很在乎他们写的课程论文的质量。每当审阅他们的论文的时候，我往往忍不住要破口大骂，因为大多数论文都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的“拼贴画”的风格，而且病句和错别字连篇，不堪卒读——很难想像，这是中文系本科学生写出来的文章；可当着学生的面，我却常常和颜悦色地给他们指出论文的缺点或硬伤，告诉他们如果怎样写会更好。我知道，论文的质量不高，其实也不能全怪他们，乃社会与教育的大环境使然——过分强调标准答案与语法知识的“填鸭式”的语文教学“肢解”和剥夺了他们的语言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我有一种常人觉得不可理解的观点，即小学生的文章写得比中学生好，中学生的文章写得比大学生好，理科生的文章写得比文科生好，非中文专业的文科生的文章又写得比中文专业的学生好。无他，文章的真精神在于一个字，即“诚”随着年龄的增长或端起架子刻意为文“诚”的缺失便越来越严重，文章的“精气神”也就丧失了。虽然偶尔我也能碰到一两个好一点的学生，但面对着那么多的学生的素质的普遍滑坡，我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这一现实令我常常怀疑自己作为教师的存在的意义，使我在教学工作中无法产生任何成就感。
或许，我过于追求完美了，这档子事根本算不了什么，其实现实已是够美好的了——如果我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不再吹毛求疵，我也就是个很幸福的人了。
在局外人看来，大学教师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既清闲，又有钱，而且社会地位也不算低。特别像我，作为国内一所名牌大学里的教师，应该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感到满意了。此外，我还有一位贤良淑德且相貌也还对得起观众的妻子，儿子才两三岁，正处于小孩最可爱的时候。人家常说“有子万事足”而我却是“车子、房子、票子、妻子、儿子”“五子登科”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岂不知困扰我的正是我的职业。我，笔名宕子，文学博士，大学教授，国内小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与社会评论家，一个不管对工作还是对生活都很认真的人。和一切未能免俗的人一样，我对自己名字前面的各种头衔感到非常满意——这是我人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我的不幸在于我太认真，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太认真的人必定不幸。
且不说近年来由于扩招，学生增加了n倍，老师却并不见增加而引起工作量的成倍增长，最令我头痛的是学校规定的发表论文任务。我们学校对老师的发表论文，不但有数量的要求，而且有等级的要求——每位教师每年至少发表论文两篇，而且要求是核心期刊，却并不管你论文的质量到底如何，或你以什么手段将论文发表出来的。虽然我每年都能，甚至能超额完成论文任务，但论文却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来——有时我会因此从梦中惊醒。自然，对很多教师而言，这种要求并不算苛刻，因为他们对于当代学术界的“游戏规则”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而我所缺乏的却正是这种能力。我的论文写得特别艰难，不像那些有“捷才”的主儿，在期刊网上搜索几篇论文出来，或看一两本书，稍加整合，署上自己的大名，便是正儿八经的“学术成果”每年写两篇论文在我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对某一问题，我首先要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这是一项工作量非常大且非常烦人的工作。在一大堆的论文和一大堆的书中，你很少能找到有价值的或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当代大陆学者写的书或论文中，要寻找这些东西几乎是沙里淘金。后来，我尽量把精力放在境外的学者或国内老一辈学者身上，以减少自己在搜集材料上所浪费的时间。材料收集好了后，对材料的研究和消化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难说这一过程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古人说“感而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我的每一篇论文都要经过这一过程。除了勤奋地学习与思考，我剩下的工作只是等待，即等待“积而满”之后的灵感的到来。与一般人不同，我写论文从来不打提纲，也不打草稿，而是信笔直书，一气呵成。但我的论文往往被学术圈嘲为“不像论文”因为它并没有遵循严格的论文格式，也从来不在意措词是否足够庄重得“像论文”有了上述两个原因，每一篇论文的发表对我都像一场“魔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学生是我不幸的另一来源——其实这也是因为我做事太认真。作为教师，教学是我最重要的工作，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刚开始为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一心想把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东西传达给他们。每次课前，我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尽量将所要讲的东西讲深、讲透。可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学生们虽然觉得我知识渊博或“有水平”却对我的课颇为不满，因为他们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显然，我高估了他们的接受能力。后来，我不得不降低对他们的要求，甚至于只讲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以适应他们当前的文化水准。我觉得正是教师败坏了教育——他们从小就被老师教坏了，头脑僵化，条条框框太多。进入大学后，我要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脑”即将过去老师教给他们的所有东西全部忘掉。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要求，很少有学生能做到这一点或在意我说的话。我对他们的考试成绩往往并不很在意，可却很在乎他们写的课程论文的质量。每当审阅他们的论文的时候，我往往忍不住要破口大骂，因为大多数论文都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的“拼贴画”的风格，而且病句和错别字连篇，不堪卒读——很难想像，这是中文系本科学生写出来的文章；可当着学生的面，我却常常和颜悦色地给他们指出论文的缺点或硬伤，告诉他们如果怎样写会更好。我知道，论文的质量不高，其实也不能全怪他们，乃社会与教育的大环境使然——过分强调标准答案与语法知识的“填鸭式”的语文教学“肢解”和剥夺了他们的语言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我有一种常人觉得不可理解的观点，即小学生的文章写得比中学生好，中学生的文章写得比大学生好，理科生的文章写得比文科生好，非中文专业的文科生的文章又写得比中文专业的学生好。无他，文章的真精神在于一个字，即“诚”随着年龄的增长或端起架子刻意为文“诚”的缺失便越来越严重，文章的“精气神”也就丧失了。虽然偶尔我也能碰到一两个好一点的学生，但面对着那么多的学生的素质的普遍滑坡，我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这一现实令我常常怀疑自己作为教师的存在的意义，使我在教学工作中无法产生任何成就感。
或许，我过于追求完美了，这档子事根本算不了什么，其实现实已是够美好的了——如果我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不再吹毛求疵，我也就是个很幸福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