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道德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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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的柯林伍德则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笔者看来，二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不过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当我们面对“历史”即过去发生过的人物与事件时，面对的其实是一片混沌，是人物与事件杂乱无章的堆积——如果没有一种思想，或曰“历史观”贯穿其间的话“历史”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历史。
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史蒂文森有一首名叫坛子轶事的诗：
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
放在田纳西的山顶。
凌乱的荒野
围向山峰。
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
圆圆的坛子置在地上
高高地立于空中。
它君临世界。
这只灰色无釉的坛子。
它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
与田纳西别的事物都不一样。
在一定意义上，诗中的那只坛子可以看作“思想”的隐喻，它赋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秩序，以意义，它使杂乱无章的人物与事件向自身聚积，并让它们各就各位，创造出可以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云：“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由于人们总是从自身所处的位置，即“此时此地”来观照万物的，人们观照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方式也是以“今”视“昔”因此，历史的本质是对于过去的现代重建，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只有朝代的更替，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式的循环，而社会的思想观念与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跳不出那个封闭的“历史怪圈”国人在里面打了几千年的圈子，结果发现自己仍然站在原地。
历史的发展呼唤着新的思想观念的诞生，呼唤着新人的诞生，只有装备着新的思想观念的新人，才能打破那个封闭的“历史怪圈”引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走向新的生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成立，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彻底打破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传统，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使中国从几千年的怪圈里挣脱出来，向着离心的方向运动。可从传统里挣脱出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五十多年的共和国历史与几千年的传统相比，毕竟显得太渺小——传统巨大的向心力紧紧地拖着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现代化的脚步。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全盘地抛弃传统吗？非也。传统与现代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现代就是在传统的母腹里孕育和诞生的。传统的向心力一旦消失，我们的文明就会走向混乱和无序，失去自身存在的根基。我们需要做的是“重估一切价值”即用现代的眼光重新省视过去的一切。
在2006年的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于中国传统美德的现代重构。传统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如某些学者所言，帝国时代的中国政治奉行的是“外儒内法”的政策，正是在这种历史与政治语境下，历朝历代的统治政权都自称“以德治国”故中国具有深厚的道德传统——对当代中国而言，这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又是沉重的负担，因为传统道德中有很多显然已不适合现代的社会，可在“文化惰性”或“文化惯性”的作用下，这些道德观念仍然在现代社会以种种不同的面目出现。因此，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遗产，是摆在我们面前并亟需解决的一件大事。
“八荣八耻”虽然提出了重建传统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体现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但毕竟太抽象，太概念化，不容易深入人心。为了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重建传统道德，打造合乎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现代公民素质，我们需要体现“八荣八耻”精神的，容易为民众所接受的载体，而梁展鹏先生与程效先生共同编著的长河逐浪——古今荣耻人物便比较好地承担了这一社会责任。
古人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道德倾向，或者说为作者的道德倾向所贯穿，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大部分国民都喜欢以历史人物与事件为谈资，因此，普通大众的道德观念往往就是在茶余饭后“摆龙门阵”时建构起来的。
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
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
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氏认为，小说“浅而易解”而且具有熏、浸、刺、提四种魔力，极易使读者产生心理学上所谓的“自居作用”：
“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或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或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
长河逐浪——古今荣耻人物一书选取了中国历史自上而下至今的五十个正反面人物展开评述，如编者所言，采用的是介于历史评述与文学人物传记之间的笔法，文字平实，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而且，此书在对人物与事件的评议上颇具特色——以“八荣八耻”为主线，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人物与事件投射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政治与社会语境中去观照，从而避免了大多数历史叙事者容易堕入的胜王败寇的恶趣，虽然时间跨度很大，却有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即社会主义荣辱观。
既“浅而易解”又是普通民众茶余饭后的好材料，在令人产生“自居作用”方面也并不比小说逊色，因此，不能不说，长河逐浪——古今荣耻人物一书里的历史叙事也如小说一样，具有熏、浸、刺、提的魔力，而且必将对于具有现代公民素质一代新人的不断涌现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的柯林伍德则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笔者看来，二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不过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当我们面对“历史”即过去发生过的人物与事件时，面对的其实是一片混沌，是人物与事件杂乱无章的堆积——如果没有一种思想，或曰“历史观”贯穿其间的话“历史”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历史。
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史蒂文森有一首名叫坛子轶事的诗：
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
放在田纳西的山顶。
凌乱的荒野
围向山峰。
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
圆圆的坛子置在地上
高高地立于空中。
它君临世界。
这只灰色无釉的坛子。
它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
与田纳西别的事物都不一样。
在一定意义上，诗中的那只坛子可以看作“思想”的隐喻，它赋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秩序，以意义，它使杂乱无章的人物与事件向自身聚积，并让它们各就各位，创造出可以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云：“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由于人们总是从自身所处的位置，即“此时此地”来观照万物的，人们观照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方式也是以“今”视“昔”因此，历史的本质是对于过去的现代重建，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只有朝代的更替，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式的循环，而社会的思想观念与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跳不出那个封闭的“历史怪圈”国人在里面打了几千年的圈子，结果发现自己仍然站在原地。
历史的发展呼唤着新的思想观念的诞生，呼唤着新人的诞生，只有装备着新的思想观念的新人，才能打破那个封闭的“历史怪圈”引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走向新的生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成立，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彻底打破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传统，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使中国从几千年的怪圈里挣脱出来，向着离心的方向运动。可从传统里挣脱出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五十多年的共和国历史与几千年的传统相比，毕竟显得太渺小——传统巨大的向心力紧紧地拖着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现代化的脚步。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全盘地抛弃传统吗？非也。传统与现代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现代就是在传统的母腹里孕育和诞生的。传统的向心力一旦消失，我们的文明就会走向混乱和无序，失去自身存在的根基。我们需要做的是“重估一切价值”即用现代的眼光重新省视过去的一切。
在2006年的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于中国传统美德的现代重构。传统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如某些学者所言，帝国时代的中国政治奉行的是“外儒内法”的政策，正是在这种历史与政治语境下，历朝历代的统治政权都自称“以德治国”故中国具有深厚的道德传统——对当代中国而言，这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又是沉重的负担，因为传统道德中有很多显然已不适合现代的社会，可在“文化惰性”或“文化惯性”的作用下，这些道德观念仍然在现代社会以种种不同的面目出现。因此，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遗产，是摆在我们面前并亟需解决的一件大事。
“八荣八耻”虽然提出了重建传统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体现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但毕竟太抽象，太概念化，不容易深入人心。为了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重建传统道德，打造合乎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现代公民素质，我们需要体现“八荣八耻”精神的，容易为民众所接受的载体，而梁展鹏先生与程效先生共同编著的长河逐浪——古今荣耻人物便比较好地承担了这一社会责任。
古人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道德倾向，或者说为作者的道德倾向所贯穿，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大部分国民都喜欢以历史人物与事件为谈资，因此，普通大众的道德观念往往就是在茶余饭后“摆龙门阵”时建构起来的。
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
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
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氏认为，小说“浅而易解”而且具有熏、浸、刺、提四种魔力，极易使读者产生心理学上所谓的“自居作用”：
“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或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或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
长河逐浪——古今荣耻人物一书选取了中国历史自上而下至今的五十个正反面人物展开评述，如编者所言，采用的是介于历史评述与文学人物传记之间的笔法，文字平实，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而且，此书在对人物与事件的评议上颇具特色——以“八荣八耻”为主线，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人物与事件投射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政治与社会语境中去观照，从而避免了大多数历史叙事者容易堕入的胜王败寇的恶趣，虽然时间跨度很大，却有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即社会主义荣辱观。
既“浅而易解”又是普通民众茶余饭后的好材料，在令人产生“自居作用”方面也并不比小说逊色，因此，不能不说，长河逐浪——古今荣耻人物一书里的历史叙事也如小说一样，具有熏、浸、刺、提的魔力，而且必将对于具有现代公民素质一代新人的不断涌现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