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士后是个馊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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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毕业生和企业的就业、招聘难题，北京市政协委员孙狄在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新方案的建议中提出“博士后是到了企业接着搞科研，硕士生、本科生也可以套用这种模式提高自身素质、缓解就业压力。”（1月13日济南日报）
不可否认，孙狄的提案对于因当下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及社会实践严重脱节——而引发的毕业生和企业的就业、招聘难题不失为一剂解药。因为如此这般，一来可以将该问题的解决推迟到两年后，二来通过两年的见习磨合期，毕业生获得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的缺陷，确实能缓解当前中国“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这一严重的就业、招聘问题。然而，却也不能不说，这一提议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馊主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国教育的弊端，并将这一弊端带来的不良后果和额外的培训成本都转嫁到了毕业生的身上，有违社会公平。
在谈到中国的就业难问题时，笔者曾用了“‘伪知识’滞销”这一说法，即认为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国教育的失败——学校已异化成了一个“伪知识阶层”的制造厂，造就了一大批只知“读书”而不知“用书”的“书呆子”正因为这样，才会形成“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这一毕业生就业难，企业招聘难二者伴生的局面。
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那时大学生的数目没有现在多，而且毕业后包分配，虽然学校教育大多与实践脱节，但由于他们吃的是“皇粮”工作政府包办，毕业后适应工作期间的那一段低效劳动也是由政府买单，大学生失业与“读书无用”的问题并没有表现出来；可到了市场经济阶段，特别是国家大量扩招且不包分配后，学校教育仍是沿用以前的模式，可作为人才买主且赢亏自负的用人单位却没有义务为教育的失败买单，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拒绝接收只知“读书”而不知“用书”的毕业生自然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与其养一个产生不了多大效益的闲人，倒不如让那个岗位空在那里。于是，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用人单位缺少人才，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学生面临着毕业就等于失业的困境。
孙狄委员的提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承认了当下中国教育与实践脱节这一弊端的合理性，并且要受教育者为他们自己无法选择的教育服务的低质量、低效率买单。你想想，中国高校的学费相对于人均国民收入本来就是全世界最贵的，大学生已经为读大学这一就业准备阶段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可他们在大学期间受到的教育却使他们毕业后无法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所以孙狄才会提议“为毕业生设立两年的见习期”来弥补这一学校教育的缺失。可在这两年里，他们“不算被企业正式录用，因此也不必签署正式劳动合同”“企业免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只能领取基本的生活费，而且还得让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补贴企业——这对企业几乎是不掏钱的好买卖，何乐而不为呢？可不管对毕业生本人、纳税人还是整个社会来说，无异于为在购买大学的教育服务阶段就应该获得的工作技能支付了额外成本。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毕业生和企业的就业、招聘难题的关键在于对现行教育体制与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重建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在大学生走向就业岗位以前，就基本解决“读书”与“用书”即书本知识与实践工作的磨合问题，使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最大化。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为解决毕业生和企业的就业、招聘难题，北京市政协委员孙狄在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新方案的建议中提出“博士后是到了企业接着搞科研，硕士生、本科生也可以套用这种模式提高自身素质、缓解就业压力。”（1月13日济南日报）
不可否认，孙狄的提案对于因当下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及社会实践严重脱节——而引发的毕业生和企业的就业、招聘难题不失为一剂解药。因为如此这般，一来可以将该问题的解决推迟到两年后，二来通过两年的见习磨合期，毕业生获得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的缺陷，确实能缓解当前中国“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这一严重的就业、招聘问题。然而，却也不能不说，这一提议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馊主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国教育的弊端，并将这一弊端带来的不良后果和额外的培训成本都转嫁到了毕业生的身上，有违社会公平。
在谈到中国的就业难问题时，笔者曾用了“‘伪知识’滞销”这一说法，即认为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国教育的失败——学校已异化成了一个“伪知识阶层”的制造厂，造就了一大批只知“读书”而不知“用书”的“书呆子”正因为这样，才会形成“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这一毕业生就业难，企业招聘难二者伴生的局面。
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那时大学生的数目没有现在多，而且毕业后包分配，虽然学校教育大多与实践脱节，但由于他们吃的是“皇粮”工作政府包办，毕业后适应工作期间的那一段低效劳动也是由政府买单，大学生失业与“读书无用”的问题并没有表现出来；可到了市场经济阶段，特别是国家大量扩招且不包分配后，学校教育仍是沿用以前的模式，可作为人才买主且赢亏自负的用人单位却没有义务为教育的失败买单，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拒绝接收只知“读书”而不知“用书”的毕业生自然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与其养一个产生不了多大效益的闲人，倒不如让那个岗位空在那里。于是，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用人单位缺少人才，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学生面临着毕业就等于失业的困境。
孙狄委员的提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承认了当下中国教育与实践脱节这一弊端的合理性，并且要受教育者为他们自己无法选择的教育服务的低质量、低效率买单。你想想，中国高校的学费相对于人均国民收入本来就是全世界最贵的，大学生已经为读大学这一就业准备阶段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可他们在大学期间受到的教育却使他们毕业后无法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所以孙狄才会提议“为毕业生设立两年的见习期”来弥补这一学校教育的缺失。可在这两年里，他们“不算被企业正式录用，因此也不必签署正式劳动合同”“企业免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只能领取基本的生活费，而且还得让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补贴企业——这对企业几乎是不掏钱的好买卖，何乐而不为呢？可不管对毕业生本人、纳税人还是整个社会来说，无异于为在购买大学的教育服务阶段就应该获得的工作技能支付了额外成本。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毕业生和企业的就业、招聘难题的关键在于对现行教育体制与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重建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在大学生走向就业岗位以前，就基本解决“读书”与“用书”即书本知识与实践工作的磨合问题，使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最大化。除此之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