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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不要妖魔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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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著名戒网瘾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陶宏开通过媒体呼吁“如果孩子学习带有网络游戏的教材,那么学生上网成瘾的比例很可能会迅速上升。”他表示“摩尔庄园”游戏被收录进武汉市小学教材的做法是错误的。(5月4日长江商报)

    多年以前,笔者还在华中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陶宏开教授已是“著名戒网瘾专家”了。某一天,有朋友送我一本陶教授写的有关戒网瘾的专著,我翻了翻,也就扔到了一边去了。没别的原因,只是感觉他的书太俗,并且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整本书的叙事就像搞传销一样地煽情,同样也像狂热的传销者说的话一样,让人很难证实——虽然也不能证伪。

    就拿他这次的言论来说吧“孩子学习带有网络游戏的教材”与“学生上网成瘾的比例迅速上升”到底有没有确实的关联,恐怕并非陶教授一两句话就能定论的,而是需要大量调查、统计数据的支撑,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由于网络游戏进教材至少在国内还是新生事物,陶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只怕也还没起步,然而,他却事先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结论。显然,这种“结论”只是“想当然”式的主观臆测,至多也不过是大胆的猜想,还得经过小心的求证,才能确定它的对与错。陶教授在发表这一观点的时候大约也还是有点心虚,所以他在“学生上网成瘾的比例”与“迅速上升”之间插入了“很可能会”四个字,这一来表明他确实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二来表明“孩子学习带有网络游戏的教材”与“学生上网成瘾的比例迅速上升”之间的相关性仅仅只是可能的,还需要证实。但是,陶教授的下一句话轻而易举地就将这一结论给证实了——他表示“摩尔庄园”游戏被收录进武汉市小学教材的做法是错误的。

    在陶教授得出这一结论的语境里“游戏被收录进武汉市小学教材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一命题的成立,至少得有如下两个前提:

    大前提“游戏被收录进教材将导致网络成瘾”;

    小前提“网络成瘾将对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造成危害”

    如上所述,这个大前提是未经证实的,至于小前提,确实有研究表明了网络成瘾的危害性,但必须大前提为真,我们才能推导出“游戏被收录进武汉市小学教材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一命题。由此可见,陶教授要么是信口开河,要么是头脑昏乱,逻辑不清,否则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既“可能”又“肯定”这一命题的。

    时下,很多国人——包括中国学者——关于网络的观点或看法,以及家长和有关政府部门对青少年上网问题的处理方式,其实都是建立在“网络原罪论”的基础之上的。至少在陶教授的上述言论里,我们可以发现“网络原罪论”的影子。网络是一种传播媒介,具有信息传播、娱乐、教育、宣泄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据国外专家们的实证研究,对网络(包括网络游戏)的学习或接近固然可能引起“网络成瘾”但同时,也可能产生与之相反的“脱敏效应”却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学习和接近是造成“网络成瘾”的原因。是否会“网络成瘾”其原因往往要在网络之外寻求,具体到个人,需要将他或她的情况放入“生理-心理-社会”的三维空间中去,才能比较准确地定位。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主要原因应该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语境里去寻求,甚至可以一言以蔽之——“网络成瘾”是一种“社会病症”由于现实生活的压抑、单调、乏味、不如意等等种种的不完美,往往很容易使人们到虚拟空间里去寻求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满足,或将自己的欲望投射于其上——这恐怕是“网络成瘾”最重要的原因。因此“网络脱瘾”如果一味采用“坚壁清野”式的“隔离法”让瘾君子们远离网络“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而不在产生“网络成瘾”的社会原因层面着手,肯定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所能起到的效果只怕也是非常有限的。

    “网络原罪论”其实是一种“网络恐惧症”和“网络过敏症”是人们将因当前各种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焦虑投射到网络这一新媒介之上的产物——网络成了当前种种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对“网络成瘾”原罪式的解读于真正解决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将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结果,因为它转移了人们的视线,让人们放过了导致“网络成瘾”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陶宏开认为,电脑和网络之所以会成为一门学科,是因为它是一门查资料和学习的工具,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应该教会他们“电脑是工具”但如果将网络游戏收录进教材,就会给他们传递“电脑是玩具”的信息,从而诱发他们玩游戏。对于此,笔者非常不认同。和陶教授相反,笔者倒觉得,对于小学阶段——甚至更高年龄段——的孩子,恰恰应该让他们将电脑当成是“玩具”而不是查资料和学习的“工具”中国基础教育最大的症结正在于——将学习当成一种达到某种功利主义目标的工具,却不让学生将学习当成是一种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的“游戏”和“玩具”这也正是学生们“网络成瘾”的原因之一。

    陶教授也曾说过“网瘾问题出现在未成年人身上,根子在家庭教育的不成功、应试教育的失败和社会不良文化的影响。戒除网瘾没有灵丹妙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负起责任。”遗憾的是,他在评价网络游戏进教材的问题上没有坚持和贯彻这一观点,也没有经过“大胆猜想,小心求证”这一科学的程序,从而堕入了“网络原罪论”的庸俗论调之中。

    确实,戒除网瘾没有灵丹妙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负起责任,尤其需要在社会政治语境的改良——而不是对网络的“妖魔化”——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