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如锦似玉的好年华的他或她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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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条曾经鲜活的生命带着他无法排解的痛苦与孤独离开了这个并不完美却也让人留恋的世界。死亡把痛苦留给了活着的人们——那些爱着他和关心他的人们此时眼角可能正带着泪痕，但他却再也看不见了。进入黑色的七月以来，北大研究生跳楼自杀的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没有淡去，富士康员工，2008年于哈工大毕业的年仅25岁的孙丹勇，因无法忍受单位丢失重要物品被调查的压力也跳楼自杀了——不管怎样，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见7月21日南方都市报）
他跳楼之前是否受到网上传言的“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警方——包括富士康公司——正在调查中，目前尚无定论，笔者不便多言；但我们相信——警方和富士康公司一定会还死者及其家属一个公正。如果真如网上传言的那样，死者在跳楼之前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那么，施暴者不但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谴责，还必须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上的责任；同时，富士康公司恐怕也难逃用人失察的管理上责任。
近年来，青少年和大学生（孙丹勇也是一位走出校门才一年的大学生）自杀的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已经成了民众非常关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正处于“如锦似玉的好年华”的他或她为什么会选择自杀？难道自杀才是解决人际冲突或人生困境的唯一出路吗？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在其自杀论一书里，超越种种迷惑人心的表象与诱因，给出了一个不同流俗却颇具说服力的答案——通过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各国自杀情况的实证调查与研究，他得出结论，自杀“是我们所遭受的集体病症的表现形式之一”“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所以它的毛病便传遍它的各个部分”
固然，每一次具体自杀的背后都有不同的诱因，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每个时代的自杀现象背后也必有其共通的因素。不管什么类型的自杀，都可以看成一种针对自我的暴力。在一定意义上，自杀意味着某种“能力缺失”就如孙丹勇，至少可以说，他缺乏用非暴力的手段化解人际冲突和人生困境的能力，所以才转向了指向自我的暴力（即自杀），以求从当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另一些人可能采取指向他人的暴力来化解冲突——它暗示着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或人与自然之间的沟通障碍和关系失调，是人无力解决与环境或与自我的冲突而采取的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如果孙丹勇在面对调查的时候，能与调查人员进行积极的配合和沟通——当然，前提是对方是可以沟通的——并协助对方去寻求事情的真相；或者即便遭受了冤屈且心存不甘，也完全可以寻求另一种解决这种人际冲突的途径，如工会、劳动部门，乃至诉诸法律，以还自己一个清白和一个公正。如果他能够这样，那么，这一悲剧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的人来说，孙丹勇遭遇到了这一点点小小的人生困境根本算不了什么。当代青少年和大学生的心理为什么会脆弱得像“玻璃娃娃”受不得一点点挫折呢？在笔者看来，由于学校和家庭是青少年和大学生生活于其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社会空间，而如果不包括睡觉时间，他们在学校里的时间又最长，故他们的心理脆弱首先在于——我国教育与社会生活实践的严重脱节；其次，繁重的学业压力与大部分学校“填鸭式”教育的枯燥乏味也是导致他们心理异常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青少年厌倦枯燥乏味的“填鸭式”教育，可在来自父母或社会的各种压力下却又不得不被动地忍受或接受这种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教育；另一方面，这种教育侵占和剥夺了他们与人际交流和人际接触的机会——它在青少年周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使他们异化成了受到特殊保护的“囚徒”
人的心理是一个“耗散结构”必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换才能维持自身的正常运作，否则，必然走向混乱和无序。而且，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的动物，需要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的接触和交流，才能维持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生活即教育”譬如，同学之间的小磨擦，或其他类型的人际冲突，本来是人类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恐怕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面对这种冲突。由于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促进“人的社会化”因此，健全的社会与健全的教育应该创造或提供获得这种能力的社会支持系统，使青年一代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获得大量学习和实践化解人际冲突的技能的机会，以增加他们以非暴力的手段化解冲突的能力。可在大部分国人看来，教育即是读书，读书即是教育，而之所以读书却只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这种非常功利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持下，同时为着生产和再生产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教育与生活的血肉联系被硬生生地割裂了开来。这样一来，就切断了人的心灵与外界的社会生活实践进行有效的对话与交流的通路，大部分青少年不发生或轻或重的心理障碍才怪呢。
从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青少年心理不健康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学校教育，而是整个社会都要为之负责。所以，呵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持续且持久的共同努力。当务之急，是加强对青少年的生命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使他们懂得珍爱生命，并提高他们合理应对各种心理冲突的能力——由于学校系统并未使他们获得足够的应对各种人生不确定性及人生困境的实践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就业单位应该对之予以足够的关注。但是，治本之策却是——应该发起一场社会思想与教育思想的革命，使民众从传统的过分功利的教育观念与人才观念中觉醒过来，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与教学方式，将青少年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并重建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实践的联系——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又一条曾经鲜活的生命带着他无法排解的痛苦与孤独离开了这个并不完美却也让人留恋的世界。死亡把痛苦留给了活着的人们——那些爱着他和关心他的人们此时眼角可能正带着泪痕，但他却再也看不见了。进入黑色的七月以来，北大研究生跳楼自杀的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没有淡去，富士康员工，2008年于哈工大毕业的年仅25岁的孙丹勇，因无法忍受单位丢失重要物品被调查的压力也跳楼自杀了——不管怎样，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见7月21日南方都市报）
他跳楼之前是否受到网上传言的“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警方——包括富士康公司——正在调查中，目前尚无定论，笔者不便多言；但我们相信——警方和富士康公司一定会还死者及其家属一个公正。如果真如网上传言的那样，死者在跳楼之前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那么，施暴者不但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谴责，还必须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上的责任；同时，富士康公司恐怕也难逃用人失察的管理上责任。
近年来，青少年和大学生（孙丹勇也是一位走出校门才一年的大学生）自杀的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已经成了民众非常关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正处于“如锦似玉的好年华”的他或她为什么会选择自杀？难道自杀才是解决人际冲突或人生困境的唯一出路吗？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在其自杀论一书里，超越种种迷惑人心的表象与诱因，给出了一个不同流俗却颇具说服力的答案——通过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各国自杀情况的实证调查与研究，他得出结论，自杀“是我们所遭受的集体病症的表现形式之一”“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所以它的毛病便传遍它的各个部分”
固然，每一次具体自杀的背后都有不同的诱因，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每个时代的自杀现象背后也必有其共通的因素。不管什么类型的自杀，都可以看成一种针对自我的暴力。在一定意义上，自杀意味着某种“能力缺失”就如孙丹勇，至少可以说，他缺乏用非暴力的手段化解人际冲突和人生困境的能力，所以才转向了指向自我的暴力（即自杀），以求从当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另一些人可能采取指向他人的暴力来化解冲突——它暗示着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或人与自然之间的沟通障碍和关系失调，是人无力解决与环境或与自我的冲突而采取的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如果孙丹勇在面对调查的时候，能与调查人员进行积极的配合和沟通——当然，前提是对方是可以沟通的——并协助对方去寻求事情的真相；或者即便遭受了冤屈且心存不甘，也完全可以寻求另一种解决这种人际冲突的途径，如工会、劳动部门，乃至诉诸法律，以还自己一个清白和一个公正。如果他能够这样，那么，这一悲剧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的人来说，孙丹勇遭遇到了这一点点小小的人生困境根本算不了什么。当代青少年和大学生的心理为什么会脆弱得像“玻璃娃娃”受不得一点点挫折呢？在笔者看来，由于学校和家庭是青少年和大学生生活于其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社会空间，而如果不包括睡觉时间，他们在学校里的时间又最长，故他们的心理脆弱首先在于——我国教育与社会生活实践的严重脱节；其次，繁重的学业压力与大部分学校“填鸭式”教育的枯燥乏味也是导致他们心理异常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青少年厌倦枯燥乏味的“填鸭式”教育，可在来自父母或社会的各种压力下却又不得不被动地忍受或接受这种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教育；另一方面，这种教育侵占和剥夺了他们与人际交流和人际接触的机会——它在青少年周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使他们异化成了受到特殊保护的“囚徒”
人的心理是一个“耗散结构”必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换才能维持自身的正常运作，否则，必然走向混乱和无序。而且，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的动物，需要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的接触和交流，才能维持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生活即教育”譬如，同学之间的小磨擦，或其他类型的人际冲突，本来是人类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恐怕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面对这种冲突。由于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促进“人的社会化”因此，健全的社会与健全的教育应该创造或提供获得这种能力的社会支持系统，使青年一代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获得大量学习和实践化解人际冲突的技能的机会，以增加他们以非暴力的手段化解冲突的能力。可在大部分国人看来，教育即是读书，读书即是教育，而之所以读书却只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这种非常功利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持下，同时为着生产和再生产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教育与生活的血肉联系被硬生生地割裂了开来。这样一来，就切断了人的心灵与外界的社会生活实践进行有效的对话与交流的通路，大部分青少年不发生或轻或重的心理障碍才怪呢。
从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青少年心理不健康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学校教育，而是整个社会都要为之负责。所以，呵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持续且持久的共同努力。当务之急，是加强对青少年的生命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使他们懂得珍爱生命，并提高他们合理应对各种心理冲突的能力——由于学校系统并未使他们获得足够的应对各种人生不确定性及人生困境的实践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就业单位应该对之予以足够的关注。但是，治本之策却是——应该发起一场社会思想与教育思想的革命，使民众从传统的过分功利的教育观念与人才观念中觉醒过来，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与教学方式，将青少年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并重建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实践的联系——除此之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