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丹勇事件谈网络暴民与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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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部苹果iphone手机样机丢失，富士康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孙在国外留学的同学高歌在网上发贴，一口咬定孙在跳楼前曾遭到富士康环安课课长顾钦明的“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并公布了孙生前与他的聊天记录为证。此事在网上和传统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富士康与当事人顾钦明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富士康被指为“血汗工厂”而顾钦明则被网友“人肉搜索”个人和家庭所有的资料被公布在网上，本人几天都无法回家。然而，记者拿到孙丹勇接受环安课两次调查时的监控录像却显示，事情的真相并非如网上传言的那样，顾钦明只是扯了一下孙丹勇的肩膀，未见殴打画面。（见7月23日南方都市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真相并不符合网友的心理预期——一方面，他们需要对孙丹勇跳楼自杀的真正原因求得一个合理的解释，而“被逼迫至死”则是一个不错的答案；另一方面，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期待着一些暴力的场面，这样就能为他们在网上非理性的情绪发泄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但这次他们却要失望了！
或许，他们会质疑录像的真实性，或有无经过剪辑处理。其实，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多少高明的侦破技术。首先，如果死者生前真的被殴打过，一定会在身上留下痕迹，只要让法医验伤，就能证实这一点。其次，孙丹勇被调查是发生在7月15日下午，而自杀的时间是7月16日凌晨，中间总共才十来个小时，要寻找目击证人，并调查清楚顾钦明与孙丹勇二人这十来个小时的动向，也并非难事。至于录像的真实性，恐怕谁都无法质疑，因为短时间不可能找到一个和孙丹勇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来模拟当时调查的场面；而录像是否被剪辑，也是很容易分辨的事情，因为录像里的每一个画面都对应着具体的时间，而且一般是精确到秒的，如果录像被剪辑，就会留下一个时间的空白。
如果事实证明，死者生前并未遭到殴打，则只可能有两种情况——即要么死者撒了谎，要么发贴者高歌故意制造事端。然而，至少目前的证据表明——死者生前并未被殴打。
笔者不想追问死者是否撒谎，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死者的不敬。追问和调查真相，那是公安部门及有关当事人的事情。我们姑且假设死者没有撒谎，即他生前确实遭受了“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在这种情形下，来分析高歌及其他众多网友的行为是否合理。
就高歌而言，当听到同学或朋友死亡的消息后，再联系到死者生前告诉他的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出于义愤，将帖子发到网上，对他心目中的施暴者进行谴责，并为死者寻求一个公道，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他身处国外，所听到的毕竟只是死者的一面之词，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算孙丹勇“被逼迫至死”是事实，高歌并非当事人，也非目击者，仅凭零零碎碎的聊天纪录就一口咬定顾钦明“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了孙丹勇，从而导致了后者的跳楼自杀，也未免过于冲动，有欠考虑。不错，死者需要一个公正，可被嫌疑者，同样也需要一个公正，而且也有要求被公正地对待的权力。总之，在事情的真相被调查清楚以前，不可妄下任何断语，否则，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果被嫌疑人顾钦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也自杀了，而最后的事实却证明他是无辜的，试问，高歌先生应该对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所谓的“伸张正义”建立在虚假的事实基础上，那么，所谓的“伸张正义”也就变成了“非正义”——在此意义上，不能不说，高歌的网上发贴存在行为失当的地方，正确且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将聊天纪录提供给公安部门作为旁证。
至于那些义愤填膺的网友，他们的愤怒是建立在帖子所叙述的故事之上的——对他们来说，这个故事是未经证实的“第三手资料”——他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他们倒未必在意事情的真相，他们更关注的是——故事是否契合他们的心理期待。高歌所提供的文本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所以，他们宁愿相信一切都实有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某种社会危机发生时，人们总是寻求一个确切的答案，而在信息不充分，不足以解释危机发生的原因时“替罪羊”机制便开始运作，以填补和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通常充当“替罪羊”的是边缘化的人物和边缘化的事件。就人物而言，具有某种不同于常人的特质的人与处于社会最高层与最底层的人们最容易被选作“替罪羊”再加上国人有强烈的“仇富心理”并且对富人和保安都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负面的刻板印象，故在孙丹勇事件里，被人格化的“富士康巨人”与从事名声不太好的保安职业的顾钦明很自然就被选作了“替罪羊”；就事实的选择而言，那些潜藏着被社会所压抑的欲望、不被社会所认同的情节更容易被选择，如性、暴力、死亡等等。当具备上述特征的“替罪羊”被选择好以后，下一步就是——通过某种对“替罪羊”的惩罚仪式，以象征性地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被扰乱的群体团结，并且借此社会危机事件来纾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心理焦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网络暴民”产生的心理机制。
“替罪羊”机制既是一种人类应对目前知识不可解释的事件所带来的心理焦虑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破坏性的非理性的负面情绪和人类最本能性的欲望的出口。产生寻找“替罪羊”动机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压抑和各种原因导致的信息的不充分——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寻找“替罪羊”的事件发生得越频繁，说明这个社会越压抑，禁忌越多，因此而遭受群体性的不公正对待的人也就越多。因此，减少寻找“替罪羊”事件——包括暴民和网络暴民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倡导社会的宽容、理性和诚信，拓展个人的自由空间，同时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加速社会的信息交流。
作为一位有素质的现代公民，不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都应该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尤其涉及到人命关天的事件时，更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测乱下结论。所谓“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你想想，当一群自以为真相在握、真理在握的充满了激情的人们一齐将矛头对准某一特定的目标时，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呀！因此，这种非理性的社会能量应该受到理性规则的制约，如果任由其如洪水般地泛滥，不但将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且很多无辜的人将因此而受伤——非理性的“正义行为”将制造出更多的非正义——而且，就算这群暴民们针对的目标并非无辜的，也应该由权威（如司法机关）的机构对之进行认定和裁判，否则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无序和混乱。
前不久，河南汝阳县一民警在网上发帖“人肉搜索”犯罪嫌疑人，赢得了大多数网友的支持，而笔者则撰文表示极力反对。因为，不管是否有正当的理由“人肉搜索”都是一种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严重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而且，发生在某位无辜的“嫌疑犯”身上的事件，迟早有一天可能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因为一部苹果iphone手机样机丢失，富士康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孙在国外留学的同学高歌在网上发贴，一口咬定孙在跳楼前曾遭到富士康环安课课长顾钦明的“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并公布了孙生前与他的聊天记录为证。此事在网上和传统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富士康与当事人顾钦明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富士康被指为“血汗工厂”而顾钦明则被网友“人肉搜索”个人和家庭所有的资料被公布在网上，本人几天都无法回家。然而，记者拿到孙丹勇接受环安课两次调查时的监控录像却显示，事情的真相并非如网上传言的那样，顾钦明只是扯了一下孙丹勇的肩膀，未见殴打画面。（见7月23日南方都市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真相并不符合网友的心理预期——一方面，他们需要对孙丹勇跳楼自杀的真正原因求得一个合理的解释，而“被逼迫至死”则是一个不错的答案；另一方面，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期待着一些暴力的场面，这样就能为他们在网上非理性的情绪发泄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但这次他们却要失望了！
或许，他们会质疑录像的真实性，或有无经过剪辑处理。其实，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多少高明的侦破技术。首先，如果死者生前真的被殴打过，一定会在身上留下痕迹，只要让法医验伤，就能证实这一点。其次，孙丹勇被调查是发生在7月15日下午，而自杀的时间是7月16日凌晨，中间总共才十来个小时，要寻找目击证人，并调查清楚顾钦明与孙丹勇二人这十来个小时的动向，也并非难事。至于录像的真实性，恐怕谁都无法质疑，因为短时间不可能找到一个和孙丹勇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来模拟当时调查的场面；而录像是否被剪辑，也是很容易分辨的事情，因为录像里的每一个画面都对应着具体的时间，而且一般是精确到秒的，如果录像被剪辑，就会留下一个时间的空白。
如果事实证明，死者生前并未遭到殴打，则只可能有两种情况——即要么死者撒了谎，要么发贴者高歌故意制造事端。然而，至少目前的证据表明——死者生前并未被殴打。
笔者不想追问死者是否撒谎，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死者的不敬。追问和调查真相，那是公安部门及有关当事人的事情。我们姑且假设死者没有撒谎，即他生前确实遭受了“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在这种情形下，来分析高歌及其他众多网友的行为是否合理。
就高歌而言，当听到同学或朋友死亡的消息后，再联系到死者生前告诉他的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出于义愤，将帖子发到网上，对他心目中的施暴者进行谴责，并为死者寻求一个公道，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他身处国外，所听到的毕竟只是死者的一面之词，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算孙丹勇“被逼迫至死”是事实，高歌并非当事人，也非目击者，仅凭零零碎碎的聊天纪录就一口咬定顾钦明“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了孙丹勇，从而导致了后者的跳楼自杀，也未免过于冲动，有欠考虑。不错，死者需要一个公正，可被嫌疑者，同样也需要一个公正，而且也有要求被公正地对待的权力。总之，在事情的真相被调查清楚以前，不可妄下任何断语，否则，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果被嫌疑人顾钦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也自杀了，而最后的事实却证明他是无辜的，试问，高歌先生应该对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所谓的“伸张正义”建立在虚假的事实基础上，那么，所谓的“伸张正义”也就变成了“非正义”——在此意义上，不能不说，高歌的网上发贴存在行为失当的地方，正确且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将聊天纪录提供给公安部门作为旁证。
至于那些义愤填膺的网友，他们的愤怒是建立在帖子所叙述的故事之上的——对他们来说，这个故事是未经证实的“第三手资料”——他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他们倒未必在意事情的真相，他们更关注的是——故事是否契合他们的心理期待。高歌所提供的文本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所以，他们宁愿相信一切都实有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某种社会危机发生时，人们总是寻求一个确切的答案，而在信息不充分，不足以解释危机发生的原因时“替罪羊”机制便开始运作，以填补和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通常充当“替罪羊”的是边缘化的人物和边缘化的事件。就人物而言，具有某种不同于常人的特质的人与处于社会最高层与最底层的人们最容易被选作“替罪羊”再加上国人有强烈的“仇富心理”并且对富人和保安都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负面的刻板印象，故在孙丹勇事件里，被人格化的“富士康巨人”与从事名声不太好的保安职业的顾钦明很自然就被选作了“替罪羊”；就事实的选择而言，那些潜藏着被社会所压抑的欲望、不被社会所认同的情节更容易被选择，如性、暴力、死亡等等。当具备上述特征的“替罪羊”被选择好以后，下一步就是——通过某种对“替罪羊”的惩罚仪式，以象征性地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被扰乱的群体团结，并且借此社会危机事件来纾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心理焦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网络暴民”产生的心理机制。
“替罪羊”机制既是一种人类应对目前知识不可解释的事件所带来的心理焦虑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破坏性的非理性的负面情绪和人类最本能性的欲望的出口。产生寻找“替罪羊”动机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压抑和各种原因导致的信息的不充分——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寻找“替罪羊”的事件发生得越频繁，说明这个社会越压抑，禁忌越多，因此而遭受群体性的不公正对待的人也就越多。因此，减少寻找“替罪羊”事件——包括暴民和网络暴民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倡导社会的宽容、理性和诚信，拓展个人的自由空间，同时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加速社会的信息交流。
作为一位有素质的现代公民，不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都应该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尤其涉及到人命关天的事件时，更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测乱下结论。所谓“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你想想，当一群自以为真相在握、真理在握的充满了激情的人们一齐将矛头对准某一特定的目标时，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呀！因此，这种非理性的社会能量应该受到理性规则的制约，如果任由其如洪水般地泛滥，不但将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且很多无辜的人将因此而受伤——非理性的“正义行为”将制造出更多的非正义——而且，就算这群暴民们针对的目标并非无辜的，也应该由权威（如司法机关）的机构对之进行认定和裁判，否则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无序和混乱。
前不久，河南汝阳县一民警在网上发帖“人肉搜索”犯罪嫌疑人，赢得了大多数网友的支持，而笔者则撰文表示极力反对。因为，不管是否有正当的理由“人肉搜索”都是一种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严重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而且，发生在某位无辜的“嫌疑犯”身上的事件，迟早有一天可能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