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新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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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是历史背景介绍，作为故事的铺垫，不得已而为之，大家就当是看看史书好了。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3月二日，他飞抵四川重庆，3日颁布手令，向各军宣布：“本委员长已经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仰各通令所属遵照。”
同时，他要求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企图歼灭中央红军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地区。
而当他看到中央红军主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时，又认为中央红军的目的可能是放弃遵义，仍向西逃窜，以求达到原有目的或者先与国军的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
为此，他命令川军三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上官云相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作战第二纵队周浑元部主力三个师进到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西北地区取守势第三纵队孙渡部到大定，黔西地区，第四纵队王家烈部集合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
同时，第一纵队吴奇伟四个师两个师已经名存实亡位于乌江沿岸待机，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三个师沿着乌江东岸布防，阻止红军东进，企图将红军歼灭于遵义，鸭溪地区。
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于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担任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5日，又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区吸引川军向东而钳制之，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及干部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区域，趁吴奇伟纵队新败逃向乌江以南之机会，打算攻击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周浑元纵队，力争再打一场胜仗。
据此，中央红军主力于6日向长干山，白蜡坎以西开进，准备突击周浑元纵队。
但是，由于周浑元部畏葸不前而未果。
接着，中央红军在西安寨地区活动，准备歼灭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部纵队驰援，却最终没有达到目的。
在这一形势下，3月10日，林彪，聂荣臻给前敌司令部发电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黔军。
林彪和聂荣臻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有他们的考虑：自部队进入鸭溪以来，犹豫遵义之战的胜利，广大指战员士气昂扬，求战心切。
而红军主力增两次寻求歼灭周浑元部未果，再加上侦查所得，驻守打鼓新场的是黔军何知重部和犹国才部，“双枪王”早已经是红军的手下败将，加之遵义之战的初败，士气不振，如果集中兵力，可以轻易取胜。
但是在打不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前敌司令部的朱德和政委毛泽东意见有了分歧，前者赞同，后者反对。
恰巧此时，军委纵队来到了苟坝与前敌司令部会合，朱德认为事关重大，便将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
最终张闻天决定开会讨论，会议话题很集中：要不要打打鼓新场？
20多个与会的首长们意见几乎成了一边倒：认为林彪两人的意见可行，赞同集中兵力攻打打鼓新场。
而毛泽东却坚决反对，说：“我不认为打打鼓新场对我们有利，打鼓新场是固守之敌，且有增援，要打，又是硬啃，我们应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
然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议终究还是做出了打打鼓新场的决定。
散会之后，毛泽东一直放心不下，如果硬打打鼓新场，红军一定会遭受重大的损失，从江西突围以来，红军力量锐减，再也禁不住大的损失了。
想到半夜不能入睡，毛泽东提着灯找到了周恩来，向他陈述了厉害，希望周恩来将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让大家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又想了一宿，觉得毛泽东说的很有道理，第二天一早，他又建议开了个会，分析形势及利弊，终于将大家说服了。
打鼓新场风波虽然已经过去了，通过这次事件却暴露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紧迫的军事指挥问题上，动辄搞那么多人开会，动辄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不利于决策，迟早会出现问题。
指挥战争，全力必须相对集中，不然就会贻误战机，毛泽东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和张闻天，他们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还提出，反对李德，博古，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从实际出发去指挥打仗，但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很有必要的，三个人，既可以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又能比较容易统一意见，便于集中。
借此思想，3月12日，新的“三人团”宣布成立，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为团长。
至此，由于会议延迟的原因，红军在尊严西南地区活动了将近一周，使蒋介石对此又产生了错觉。
他认为红军“徘徊此地，乃是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令各路人马不顾一切的寻找机会与红军决战，并叫嚷“残匪西窜是我军围剿唯一良机”。
11日，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占领遵义，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鲁班场地区，吴奇伟纵队一部已经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
根据上述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王家烈部队为主要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能与之作战。”
中革军委于3月13日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于作战。
遗憾的是，遵义之战后，蒋介石的命令很明确，不可随意出击，一个个部队也变得谨慎多了，各个退避不战，周浑元更是退到了鲁班场一带赶筑碉堡，直守不攻。
而遵照军委部署，红一军团三次在长干山一带用炮火调动敌人，但都没有效果。
15日，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枫得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地带的周浑元部队进攻，却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聚集一团，红军攻击了一天也没能奏效。
此时，蒋介石新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东有已经进入遵义的川军郭勋祺模范师东南有吴奇伟纵队和湘军一部西有周浑元纵队和黔军西北有滇军孙渡部，加之各地国军民团，敌人总兵力在20万以上。
红军形势危机，似乎插翅难逃。
预知下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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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要求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企图歼灭中央红军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地区。
而当他看到中央红军主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时，又认为中央红军的目的可能是放弃遵义，仍向西逃窜，以求达到原有目的或者先与国军的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
为此，他命令川军三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上官云相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作战第二纵队周浑元部主力三个师进到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西北地区取守势第三纵队孙渡部到大定，黔西地区，第四纵队王家烈部集合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
同时，第一纵队吴奇伟四个师两个师已经名存实亡位于乌江沿岸待机，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三个师沿着乌江东岸布防，阻止红军东进，企图将红军歼灭于遵义，鸭溪地区。
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于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担任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5日，又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区吸引川军向东而钳制之，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及干部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区域，趁吴奇伟纵队新败逃向乌江以南之机会，打算攻击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周浑元纵队，力争再打一场胜仗。
据此，中央红军主力于6日向长干山，白蜡坎以西开进，准备突击周浑元纵队。
但是，由于周浑元部畏葸不前而未果。
接着，中央红军在西安寨地区活动，准备歼灭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部纵队驰援，却最终没有达到目的。
在这一形势下，3月10日，林彪，聂荣臻给前敌司令部发电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黔军。
林彪和聂荣臻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有他们的考虑：自部队进入鸭溪以来，犹豫遵义之战的胜利，广大指战员士气昂扬，求战心切。
而红军主力增两次寻求歼灭周浑元部未果，再加上侦查所得，驻守打鼓新场的是黔军何知重部和犹国才部，“双枪王”早已经是红军的手下败将，加之遵义之战的初败，士气不振，如果集中兵力，可以轻易取胜。
但是在打不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前敌司令部的朱德和政委毛泽东意见有了分歧，前者赞同，后者反对。
恰巧此时，军委纵队来到了苟坝与前敌司令部会合，朱德认为事关重大，便将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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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由于会议延迟的原因，红军在尊严西南地区活动了将近一周，使蒋介石对此又产生了错觉。
他认为红军“徘徊此地，乃是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令各路人马不顾一切的寻找机会与红军决战，并叫嚷“残匪西窜是我军围剿唯一良机”。
11日，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占领遵义，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鲁班场地区，吴奇伟纵队一部已经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
根据上述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王家烈部队为主要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能与之作战。”
中革军委于3月13日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于作战。
遗憾的是，遵义之战后，蒋介石的命令很明确，不可随意出击，一个个部队也变得谨慎多了，各个退避不战，周浑元更是退到了鲁班场一带赶筑碉堡，直守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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