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七所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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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七所八站
刘继昆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怎么样，拿着数学专业毕业的文凭，可他却是个画画儿的。他的形象思维能力也不怎么样，画出的画儿，还不如县文化馆那些自学成才的人画的好。他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同事们笑他是“数学系毕业的画家”说他是当代的达芬奇，你不要以为这是奉承他，其中的含义，多半是挖苦。
不会微积分，不会画画儿，不见得不会当官。刘继昆在个人进步方面的脑子却比许多人强。他在省里的那所师范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时，为了调剂专业，提着烟酒找了系主任，系主任非常卖力地为他办事，让他从此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事办好，送礼不能少。”他从理论上总结出，自己向上爬的运作过程，面对的是一台社会大机器，在这台大机器上，有一些齿轮、轴承，处在非常关键的部位上，必须经常“膏油”才能润滑，快速转动。不然，就会生锈，怎么也玩不转。琢磨透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在送礼方面的研究，颇有心得，颇有成效。
刘继昆到文化馆刚刚开始工作，没有掂起画笔画一幅画，就立即开始给局领导送礼，不久就换到了一顶股长的帽子，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接着，继续往上送礼，不几年就当上了文化局的副局长，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齿轮和轴承，就有人开始给他有所表示了，送礼和收礼达到了动态平衡状态。副局长当了两年多一点，他觉得文化局是个清水衙门，没有多大油水，必须得跳出去。于是，加大了送礼的力度，加高了送礼的层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继昆终于被组织上安排到我们高楼乡当上了副乡长，分管财政所、税务所、村建土地所、民政所等几个要害部门。刘副乡长比抓农业的副乡长名次靠后，却比那个副乡长管的水利站、畜牧站、农机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要实惠一些。当然，又比不上管计生办的副乡级领导。他妈兰秀娟比他爹刘庆玺更能洞察一切，对刘继昆说：“这样好，你要好好做事儿。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你能够管这几个站所，就是有权，有了权，不愁没有人巴结。”
在我们马寨是个小公社的时候，干部们很少，不过只有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和通信员小李那么几个人。现在社会发展了，事业壮大了，社会分工明细了，管理社会的责任就得有好多人承担。乡里的领导一大群，书记、副书记、乡长、副乡长、人大主席、政协联络员有二十多个，党委办、政府办、乡镇企业办等内设机构十来个。
政府下边，还有乡直二三十个部门，说是七所八站，那只是一种集约化了的称呼。也许，在公社改称乡镇阶段，算起来就有七所八站。后来，职能部门越来越多，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一个。有的是从原来设立的部门中分出来的，就像细胞分裂；有的是新成立的，就像细胞增殖。如烟叶办公室、林果办公室，就是从农业口分出来的，专门强化它们的工作职能。而保险站、水稻办都是新成立的单位。反正只要工作需要，就会分生出一个部门。这一点，我们看小说的不一定弄得清楚，我们那里的群众比我们清楚，当然，也有把他们搞糊涂的时候。
安排在这些部门的头头，都是在乡里干了一段时间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一个部门，就算是提拔重用。村里退下来的支部书记们，如果没有办法安置，乡里领导就想办法把他们安插在乡直部门，表示对他们多少年来为革命辛勤工作的安慰。
有了神，就得设庙，有了庙，就得有小鬼。于是，七大妗子八大姨就被招聘进来，成了乡里不在编的干部。遇到了机会，可以转正；没有机会时，照样可以领到工资，反正比我们当农民的强得多。县里和乡里已经分灶吃饭了，乡里没有多少税收，连正式干部的工资都不能保证。对这么多的人员，乡财政是拿不出来钱来养活的，这不要紧，反正各自都带了一双爪子，自己挠食儿吃。
我们寨子里的刘八爷的儿子刘庆奎进了司法所，孙二孬的堂兄孙丙会的儿子孙松奇进了交管站。支书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不是我们寨子里的人，会一手好算盘，经刘庆典找乡里的领导说情、送礼，安排进了农经站。这些从农村进到机关工作的人，若没有头脸，是进不去的。在这些站所里，这一批人算不得凤毛麟角，然而更多的人员，是家住本地的乡领导们的家属和子女。只有计生办的那几个如狼似虎的工作人员，雇用的是街上的痞烂杆子。
所站的工作人员到村里来，主要是收费。报纸杂志是上边派给的，这钱你出不出？出。青苗保险是按土地面积均摊的，你出不出？出。畜禽防疫费是摊到一家一户的，你出不出？出。收了钱，还要管吃喝，吃饱了，喝晕了，工作人员满载而归。
支书刘庆典天天陪着一拨儿一拨儿的人吃喝，吃的大鱼大肉不好消化，喝的不上档次的酒容易伤身子，天天如此，陪得老胃病经常发作，搞得不胜其烦。后来人越来越多，刘庆典渐渐地学能了，给村干部们交代，按人下菜碟儿。各级领导来了分层次设立招待标准。对有一些人，他们在乡里没有地位，只给他们捞面条吃，炒鸡蛋做菜，就是不给他们酒喝。谁知这些没有地位的人，却很要面子，很有能量，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回到乡机关里，编派出许多不利于刘庆典的怪话，糟蹋刘庆典说，这个jī巴刘庆典，说起来还是老支部书记，不好好配合工作，一点政治觉悟、工作热情都没有。这话经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传到了刘庆典的耳朵里，刘庆典想，老子当支部书记时，你们这些娃娃儿，还穿着开裆裤子，牛x个啥？从此更加不尿他们那一套，得罪了不少乡机关工作人员，种下了他下台的祸根儿。
苏凤仙在乡农经站是管钱的，脸蛋长得不错，工作岗位又好，与乡领导走得自然近一些。乡里的那一任书记对她特别好，经常要她到书记屋里搞情况汇报。和书记单独相处时，书记的两只眼睛常常不安分地在她浑身上下摸索。苏凤仙开始时有点不好意思，出书记办公室的门时，脸很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后来就习惯了，胆大了，敢和书记的眼对着看了，脸也不红了。
有一天中午，书记陪客回来，喝了一点酒，脸比苏凤仙刚开始见他时，要红得多，趁着酒意，要通信员把苏凤仙叫过来说事儿。
苏凤仙吃过午饭，正要睡午觉，一听书记叫她，赶紧往脸上抹了一层香喷喷的雪花膏，把有点蓬松的头发拾掇了一下，穿着碎花裙子，颠着酥胸，扭着俏丽的屁股，一溜儿小跑来到领导们办公的地方。
小通信员很知趣，叫了苏凤仙以后，根本没有回机关，找地方玩去了。苏凤仙看看周围没有人，心里咚咚地跳着，进了书记的办公室，顺手把书记的门掩了，只留下一条小缝儿。书记到门口的洗脸处，对着镜子擦了一把脸，把那条湿毛巾搭在门后的铁丝绳上时，这门就轻轻地合上了。书记没有回到自己的老板椅子上去，一屁股坐在苏凤仙的身旁，苏凤仙害羞地向里边挪挪，书记也靠近挪挪，胳膊一抬，顺势搭在了苏凤仙胖乎乎的肩上。苏凤仙一愣，身子立刻瘫软了，头一偏，就拱到了书记怀里。这一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都在喘着粗气。
刘庆奎进的司法所，主要是管民事调解。哪个村里的人打架了，两口子生气了，回汉两族发生纠纷了，有人欠别人的债不还了，只要让他们插手，他们都可以从双方那里收取一定费用。所长给他们每个人下达的都有任务，大家为了完成任务，积极地找米下锅，在开展民事调解的同时，想尽办法敛钱。到了年终工作总结时，司法所向上汇报的民事调解次数，当然是临时凑出来的，并不准确，但并非凭空捏造，他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确实办了不少案件。这里边的某个案件，含金量并不小。所以，刘庆奎在司法所干得有滋有味的，配发有服装，没有多久，俨然是一个懂得法律的小干部。
孙松奇所在的交管站，主要是管理全乡的各种拖拉机，只要是会“嘭嘭”响的，都在他们管理之列，收费自然是少不了的。这些开小手扶拖拉机的，都不好缠，收上几块钱，就要吵上一架。咋，你在后边带一个架子车，拉了一群妇女们给生孩子的亲戚送米面，这是不允许的，不罚你几个钱怎么行？当然，如果有内部人暗暗地说，这是我的亲戚，孙松奇他们就可以一笑放过，还嘱咐一句，开车要当心，拉一车人，翻到沟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开小手扶拖拉机的农民，赶紧敬一支烟，赔着笑脸儿，松松地放过了。后来，车辆越来越多，交管站的业务更加繁忙，有时站长夜里也叫他们出动，专逮那些张着篷子拉人拉货的小三轮。
乡里的工作，阶段性很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了，乡领导就把各个部门集中起来使用，成立各个小分队，分片包村。人手实在不够时，还要拉一批中小学校长、教师上阵。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抓透，抓到千家万户。比如种烟叶，老百姓很掉蛋，都不愿意种，就得加大工作力度，一季子下来，经过奋战，为乡财政组织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是，工作抓出了很大毛病，让一部分上访户抓住了把柄。
第52节七所八站
刘继昆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怎么样，拿着数学专业毕业的文凭，可他却是个画画儿的。他的形象思维能力也不怎么样，画出的画儿，还不如县文化馆那些自学成才的人画的好。他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同事们笑他是“数学系毕业的画家”说他是当代的达芬奇，你不要以为这是奉承他，其中的含义，多半是挖苦。
不会微积分，不会画画儿，不见得不会当官。刘继昆在个人进步方面的脑子却比许多人强。他在省里的那所师范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时，为了调剂专业，提着烟酒找了系主任，系主任非常卖力地为他办事，让他从此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事办好，送礼不能少。”他从理论上总结出，自己向上爬的运作过程，面对的是一台社会大机器，在这台大机器上，有一些齿轮、轴承，处在非常关键的部位上，必须经常“膏油”才能润滑，快速转动。不然，就会生锈，怎么也玩不转。琢磨透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在送礼方面的研究，颇有心得，颇有成效。
刘继昆到文化馆刚刚开始工作，没有掂起画笔画一幅画，就立即开始给局领导送礼，不久就换到了一顶股长的帽子，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接着，继续往上送礼，不几年就当上了文化局的副局长，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齿轮和轴承，就有人开始给他有所表示了，送礼和收礼达到了动态平衡状态。副局长当了两年多一点，他觉得文化局是个清水衙门，没有多大油水，必须得跳出去。于是，加大了送礼的力度，加高了送礼的层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继昆终于被组织上安排到我们高楼乡当上了副乡长，分管财政所、税务所、村建土地所、民政所等几个要害部门。刘副乡长比抓农业的副乡长名次靠后，却比那个副乡长管的水利站、畜牧站、农机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要实惠一些。当然，又比不上管计生办的副乡级领导。他妈兰秀娟比他爹刘庆玺更能洞察一切，对刘继昆说：“这样好，你要好好做事儿。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你能够管这几个站所，就是有权，有了权，不愁没有人巴结。”
在我们马寨是个小公社的时候，干部们很少，不过只有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和通信员小李那么几个人。现在社会发展了，事业壮大了，社会分工明细了，管理社会的责任就得有好多人承担。乡里的领导一大群，书记、副书记、乡长、副乡长、人大主席、政协联络员有二十多个，党委办、政府办、乡镇企业办等内设机构十来个。
政府下边，还有乡直二三十个部门，说是七所八站，那只是一种集约化了的称呼。也许，在公社改称乡镇阶段，算起来就有七所八站。后来，职能部门越来越多，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一个。有的是从原来设立的部门中分出来的，就像细胞分裂；有的是新成立的，就像细胞增殖。如烟叶办公室、林果办公室，就是从农业口分出来的，专门强化它们的工作职能。而保险站、水稻办都是新成立的单位。反正只要工作需要，就会分生出一个部门。这一点，我们看小说的不一定弄得清楚，我们那里的群众比我们清楚，当然，也有把他们搞糊涂的时候。
安排在这些部门的头头，都是在乡里干了一段时间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一个部门，就算是提拔重用。村里退下来的支部书记们，如果没有办法安置，乡里领导就想办法把他们安插在乡直部门，表示对他们多少年来为革命辛勤工作的安慰。
有了神，就得设庙，有了庙，就得有小鬼。于是，七大妗子八大姨就被招聘进来，成了乡里不在编的干部。遇到了机会，可以转正；没有机会时，照样可以领到工资，反正比我们当农民的强得多。县里和乡里已经分灶吃饭了，乡里没有多少税收，连正式干部的工资都不能保证。对这么多的人员，乡财政是拿不出来钱来养活的，这不要紧，反正各自都带了一双爪子，自己挠食儿吃。
我们寨子里的刘八爷的儿子刘庆奎进了司法所，孙二孬的堂兄孙丙会的儿子孙松奇进了交管站。支书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不是我们寨子里的人，会一手好算盘，经刘庆典找乡里的领导说情、送礼，安排进了农经站。这些从农村进到机关工作的人，若没有头脸，是进不去的。在这些站所里，这一批人算不得凤毛麟角，然而更多的人员，是家住本地的乡领导们的家属和子女。只有计生办的那几个如狼似虎的工作人员，雇用的是街上的痞烂杆子。
所站的工作人员到村里来，主要是收费。报纸杂志是上边派给的，这钱你出不出？出。青苗保险是按土地面积均摊的，你出不出？出。畜禽防疫费是摊到一家一户的，你出不出？出。收了钱，还要管吃喝，吃饱了，喝晕了，工作人员满载而归。
支书刘庆典天天陪着一拨儿一拨儿的人吃喝，吃的大鱼大肉不好消化，喝的不上档次的酒容易伤身子，天天如此，陪得老胃病经常发作，搞得不胜其烦。后来人越来越多，刘庆典渐渐地学能了，给村干部们交代，按人下菜碟儿。各级领导来了分层次设立招待标准。对有一些人，他们在乡里没有地位，只给他们捞面条吃，炒鸡蛋做菜，就是不给他们酒喝。谁知这些没有地位的人，却很要面子，很有能量，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回到乡机关里，编派出许多不利于刘庆典的怪话，糟蹋刘庆典说，这个jī巴刘庆典，说起来还是老支部书记，不好好配合工作，一点政治觉悟、工作热情都没有。这话经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传到了刘庆典的耳朵里，刘庆典想，老子当支部书记时，你们这些娃娃儿，还穿着开裆裤子，牛x个啥？从此更加不尿他们那一套，得罪了不少乡机关工作人员，种下了他下台的祸根儿。
苏凤仙在乡农经站是管钱的，脸蛋长得不错，工作岗位又好，与乡领导走得自然近一些。乡里的那一任书记对她特别好，经常要她到书记屋里搞情况汇报。和书记单独相处时，书记的两只眼睛常常不安分地在她浑身上下摸索。苏凤仙开始时有点不好意思，出书记办公室的门时，脸很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后来就习惯了，胆大了，敢和书记的眼对着看了，脸也不红了。
有一天中午，书记陪客回来，喝了一点酒，脸比苏凤仙刚开始见他时，要红得多，趁着酒意，要通信员把苏凤仙叫过来说事儿。
苏凤仙吃过午饭，正要睡午觉，一听书记叫她，赶紧往脸上抹了一层香喷喷的雪花膏，把有点蓬松的头发拾掇了一下，穿着碎花裙子，颠着酥胸，扭着俏丽的屁股，一溜儿小跑来到领导们办公的地方。
小通信员很知趣，叫了苏凤仙以后，根本没有回机关，找地方玩去了。苏凤仙看看周围没有人，心里咚咚地跳着，进了书记的办公室，顺手把书记的门掩了，只留下一条小缝儿。书记到门口的洗脸处，对着镜子擦了一把脸，把那条湿毛巾搭在门后的铁丝绳上时，这门就轻轻地合上了。书记没有回到自己的老板椅子上去，一屁股坐在苏凤仙的身旁，苏凤仙害羞地向里边挪挪，书记也靠近挪挪，胳膊一抬，顺势搭在了苏凤仙胖乎乎的肩上。苏凤仙一愣，身子立刻瘫软了，头一偏，就拱到了书记怀里。这一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都在喘着粗气。
刘庆奎进的司法所，主要是管民事调解。哪个村里的人打架了，两口子生气了，回汉两族发生纠纷了，有人欠别人的债不还了，只要让他们插手，他们都可以从双方那里收取一定费用。所长给他们每个人下达的都有任务，大家为了完成任务，积极地找米下锅，在开展民事调解的同时，想尽办法敛钱。到了年终工作总结时，司法所向上汇报的民事调解次数，当然是临时凑出来的，并不准确，但并非凭空捏造，他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确实办了不少案件。这里边的某个案件，含金量并不小。所以，刘庆奎在司法所干得有滋有味的，配发有服装，没有多久，俨然是一个懂得法律的小干部。
孙松奇所在的交管站，主要是管理全乡的各种拖拉机，只要是会“嘭嘭”响的，都在他们管理之列，收费自然是少不了的。这些开小手扶拖拉机的，都不好缠，收上几块钱，就要吵上一架。咋，你在后边带一个架子车，拉了一群妇女们给生孩子的亲戚送米面，这是不允许的，不罚你几个钱怎么行？当然，如果有内部人暗暗地说，这是我的亲戚，孙松奇他们就可以一笑放过，还嘱咐一句，开车要当心，拉一车人，翻到沟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开小手扶拖拉机的农民，赶紧敬一支烟，赔着笑脸儿，松松地放过了。后来，车辆越来越多，交管站的业务更加繁忙，有时站长夜里也叫他们出动，专逮那些张着篷子拉人拉货的小三轮。
乡里的工作，阶段性很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了，乡领导就把各个部门集中起来使用，成立各个小分队，分片包村。人手实在不够时，还要拉一批中小学校长、教师上阵。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抓透，抓到千家万户。比如种烟叶，老百姓很掉蛋，都不愿意种，就得加大工作力度，一季子下来，经过奋战，为乡财政组织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是，工作抓出了很大毛病，让一部分上访户抓住了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