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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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英，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她“老英”她本名刘国英。当年与我们一起下乡时才十五岁多，正是二八佳人，豆蔻年华。下乡那年，已近冬天，她穿着“知青办”量身订做的崭新蓝色棉袄，围着一条长长的红色围巾，真是亭亭玉立，青春撩人。她家人偏偏要叫她“老英”又有什么办法呢？
老英与我们一同下乡当知青，好像是老天爷特意安排的。她初中未读完就辍学在家，带弟妹、做家务，而且下乡之前就已订了亲事，是一条街上的双方父母做主订下的。那时候，男方还在读高中。在老英下乡后的第二年，男生进了省城一所大学读书。老英的这一订亲之事，就是古代的银子——四十两一锭（定）了。老英的父亲是区供销社的一名职工，母亲是街道小食店的工人，他们在凯里老街上有自己的房子。老英是可以不下乡当知青的，不知当时的“知青办”用了何种办法，硬是动员到老英这样一个小姑娘走上知青之路的。
老英当时分在我们同一个生产大队的下寨生产队，我则到了上寨生产队，我们这个大队就是一个寨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村子。
寨子依山而建，从山脚到山顶，那一层层、一排排的农居就坐落在高大的百年枫树林中。远远望去，只见树林不见房屋，景色很优美。
下寨生产队，顾名思义，它就在寨子里最下方的山脚。我所在的上寨生产队，恰恰就在寨子的最上方。我与老英这一上一下，却隔不断我们后来的一段情缘。
老英所在的下寨生产队里有三名知青，二女一男。除她之外，另一名女知青叫阿敏，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比老英大几岁。男知青叫阿武，是一个初中毕业生。生产队为他们仨修建了一排三间的干打垒瓦房，木梁木柱。因为是先立架子后垒土墙，所以土墙未能与檐口处接拢。当中还有较大的“空空”大到可以爬进爬出去一个人。夏天倒还通风凉快，冬天可就冷风直灌了。好在知青都是年轻人，如同寨子里的老人所说的那样：年轻人“屁股三把火”不怕冷。冬日，白天上坡劳动，晚上都是在住的地方围着火塘坐到夜深，然后才回去钻进被窝里就睡觉。睡着了，也就不管有无风雨了。
老英与阿敏住中间屋，进门是一过道，走右边就是男知青阿武的住房，走左边就是他们的伙房。后来阿敏觉得这屋实在太空旷，反正一个寨子相隔不远，她就搬到房子坎上的中寨生产队的知青点去住了。中寨知青点的房子是木板瓦房，面积又宽敞，队里也有三名女知青，她去了，刚好两个人一间房两铺床，有伴。这样一来，老英住的那间房就空了一半，在生产队的帮助下，把原来阿敏住的那一半边用木板隔成了一间谷仓，让他们用来放秋后分来的粮食（稻谷、包谷、小米）。因为从第二年起，知青们就要与社员一样，靠挣工分来分粮分钱生活了。那时候的农村粮食政策是“人七劳三”所谓“人七劳三”就是粮食收获后，七成按生产队的人口平均分。比如有一万斤粮食，七千斤就要按人头来分。如果全队有l00人，每人可分得70斤粮。三成就是剩下的三千斤粮，就要按全队全年工分总额均分每一个工分多少粮，如果有一万工分，3000斤粮食，每一个工分能分到0。3斤粮，100个工分就能分到30斤粮。所以说，人口占大头，人口多的家庭分粮食多。有一大家子人，小孩多的家庭，粮食吃不完。而单身汉的壮劳动力反而粮食不够吃。在农村的几年里，我们知青每年分到的粮食也就300多斤，有的女知青还只分到200多斤。最好的年成，最勤快的知青如老王等也就一年400多斤罢了。所以年年都要靠救济粮、返销粮来渡荒。有些女知青就十天半月的回城里家中混饭吃，不然怎么办呢？所以那时候农村里，真如毛泽东所言那样；人多好啊。
谷仓修好后，老英住的那一小间房子，顶上就用剩下的木板再加上一些竹条子搭在上面，成了天花板。从外面吹进来的风也就小多了，晚上也显得安全些了。然而，老英与阿武虽然住在那通风的土房里却并不冷清寂寞，每天晚上还热闹得很呢。由于阿武是地道的苗族娃，他平时与老乡们一样，都是用苗语讲话。加上“下寨队”从队长到社员绝大多数都姓杨，阿武也姓杨。所以，寨子里的青年人，晚饭后都爱到他们住的地方来玩。开始还在阿武启房间那边聚会，后来不知怎么的，慢慢地聚到老英住的这间小房间来了。乡下人不拘小节，在老英的房间里横七竖八地靠着、歪着的都有。什么“杨老四”、“杨老幺”啦，就连在公社邮电所当邮递员的“小王”也是常来客。他们一来就要坐到三更半夜，也不知那来的那么多“废话”老英经常是哈欠连天，催他们一遍又一遍后才走人。然后，第二天晚上又来了，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这真是“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呀。当然，这伙年青人心中明白，要想追求老英到手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饱饱眼福、过过瘾而已，这也是一种乐趣嘛。这种固定的聚会，也是原来和老英住一屋的阿敏搬走的原因之一。我都听阿敏说过，她原来住那里的时候，真是“吵死了”、“烦死了”
因此，久而久之，老英她也招架不住了。后来她经常晚饭后跑出来“避难”她就从“下寨”跑到我们“上寨”来玩。我们“上寨”知青点住的房子离其他老乡家较远，是一个很清静的独家庭院，名字叫“弯子兜 ”坐落在一个弯弯里。房东姓潘，是当时生产队里的贫协组长。他家修了一栋两层木楼，他家四口人。夫妻俩有一儿一女，儿女都还小，他们住木楼的半边，我们五个知青住半边。男的住楼上，女知青住楼下正规卧室。这里地盘宽，房子宽，我们五个知青有现在所谓的“客厅”、“餐厅”即火塘，还有大大的厨房。于是就成了整个大队十七名知青的大本营。寨子里的知青，无论是“下寨”、“中寨”还有一个叫“桂花树”小队的知青们，劳动之余，都要往我们住处来玩。老英一来，就在火塘边与我们玩到深夜后才回去。有时候，有“桂花树”小队的知青来，就有伴一起走。如只有她一个人回“下寨”我作为老大哥，就要送她到家后再回来。正好那时候，阿武被公社抽调去筹办“公社农业中学”那年月是不讲究文凭与学历的。我们几名高中毕业生，无一抽调去当“老师”而初中生阿武却被调去当“农中”教师。看起来，当时的“农中”是不需要文化与知识，只要会写“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好”就可以了。于是，阿武就脱产当“农业中学”教师了。搬到学校里去住了。“下寨”队的知青屋就剩下老英一个人在那住了。这样，老英来我们这玩的次数就更多了，我送老英的次数也多了。一来二去，大家就起哄了。先是唱“送君送到屋里头”后来就变成唱“夫妻双双把家还”
我急着说：“起什么哄，人家老英都是订了亲的人了”
他们却说：“订亲又不是结婚，老英还是自由人嘛”
我又说：“我们是知青，是农民。人家对象是大学生，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吃皇粮的，怎么可能呢”？
他们又说：“老英也是知青，知青跟知青，知根又知心，才更好呢”
面对大家的起哄，老英开始是恳求大家不要开玩笑，说这样子都不好意思来玩了。再后来，就任由大家说，只是笑笑而已，她说：“你们爱哄不哄，哄够了总该闭嘴了吧”可是，这男女之间的事，是谁也说不清的。
有一天晚上，我照常又送老英回去。天还下着雨，路很滑。下坡的时候，我怕她跌倒伸手牵住她。这一牵手，真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一股暖流似电触一样，全身发热了。两人在这寒冷的冬夜里，竟然感觉如同春天般的温暖。真是“执手霜风吹鬓影，唤起两眸清炯炯”就这样，我俩四目相对，两只手牵得紧紧的，久久不放，一直到了她们住处两手还舍不得放开，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
在那艰苦的环境中，在“文革”动乱的年代，还有什么比纯洁的爱情更美好的事吗？没有了。
后来我就离开了“上寨”知青“伙食团”到“下寨”和老英一口锅吃饭了。同时，也搬到离她更近的“中寨”知青点，与知青朋友老王一起住。
我俩到“上寨”知青点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知青们说，老英把我的脚拴住了。是的，除了白天劳动时间，晚上回来，两人一起烧火做饭，说说笑笑，相守到深夜，才恋恋不舍的分开。
“下寨”的青年人也知道我俩相好的事，就很少来玩了。有时还来玩，也都是趁我不在或者是“阿武”从“农中”回来的时候。我记得第二年的夏天，有一次我回城里去办事，早上搭上了一辆拉煤的车，一路摇摇晃晃地到了城里。我把事情办完后，就到老英女友负责的商店买了几斤内部供应的猪油，还有一些其它东西，背了一大包。这时已经是下午4点过钟了，也不想在城里住一晚，就急匆匆地往回赶路。车是没有的，35华里的路全凭两只脚走，又背着很多东西。我走了近四个小时，到寨子时已是晚上快9点钟了，但是，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因为很快就要见到老英了。我满心欢喜地走到门口时，听见里面有许多人的说话声，从门缝一瞧，寨子里的那些年青人在老英住的屋子里坐得满满的。我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见他们没有走的意思。没有办法，我就从土墙的“空空”中爬进了厨房。我也不吱声，也不点灯，在那黑黑的厨房坐了下来等他们走。由于赶了一夜的路，坐下来不一会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听到老英关门的“咣当”声，我才醒来。老英听到厨房里有动静，提着煤油灯进来，看见我靠着一大包东西坐在地上，惊得说不出话来。赶快过来拉我起来，知道我还未吃晚饭，就赶紧烧火煮饭。吃完饭后都快午夜了，老英心疼不已，直埋怨那伙人“烂板凳”赖着不走......。
那一年秋种时节，有一天下午，我干完了农活，就到老英那里去，老英她们队下午有活干，她就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替她守家。我在屋里看书时，有两个女知青来找老英，我在屋里头回答说：“不在”她俩以为我骗她们，就使劲“嘭嘭”地敲门，要进屋来看着。我当时冲劲上来，就是不开门。她们敲了半天，起了疑心，回队里一说，队里的人以为我与老英大白天在屋里搞见不得人的事。就马上跑来几个人，他们更是使劲敲门，声音很大，我就更不肯开门了。结果他们几个人急忙就从土墙的“空空”中爬了进来。一进来看，只有我一个人。二话不说，满屋子搜寻老英，床底下也不放过，他们认为老英不好意思躲起来了。他们不顾我的抗议，搜来搜去，结果没有搜到，一句话不说，灰溜溜的跑出去了。老英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气得大哭了一场。我俩找大队支书告状，支书充当“和事佬”他说：“反正你们也没出什么事，他们搜是不对，但那还不是你们知青乱讲的结果”这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事传开后，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城里，传到老英的家里去了。老英的母亲立马就跑到乡下来，找到我教训了一通。她说：“我家老英是‘火烧粑粑——早有主的了’，你就别想再打什么歪主意了，即使老英肯跟你，打死我也不会同意的”等等。她干脆采取断然措施，第二天就把老英带回城里，与我“隔离”开了。这一招真是“绝”呀。就这样，我与老英的两人小灶就散伙了，我成了落单的“孤雁”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是一名“游击队员”在几个知青伙食团里混饭吃，东家混一餐，西家混一餐。我原来在的“上寨”三名女知青见我可怜，就邀我加入她们的团伙。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是从“上寨”团伙中跑出来的，现在又要跑回去。看来，我不是一匹“好马”了。当然，她们欢迎我回去，除了我会讲故事外，还有另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有劳动力挑水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寨”知青点位于全寨子的最高、最僻静处，环境好是好，但有一个问题，几处水井离知青住处都比较远，而且还是在山下面。从最近的叫做“蜂糖井”的井里挑一担水上来，要爬上百级台阶的山路。井水是好井水呀“蜂糖井”嘛，水甜甜的，但是要费力气才能得到。有一回下雨天，又冷，水缸里没有水了，几位女知青你等我，我等你，谁也怕下山去挑水，真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了。于是，她们就在附近的田里舀田水来煮饭吃，被房东大嫂看见了，传了开来，笑遍了全寨子人。好了，这回我去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老英呢，迟迟不见回来，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上寨”知青们的生活圈子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与一伙知青正在热火朝天地挖土方、平地基，准备在一处叫“波当些”的地方修建知青房，把住在老乡家里的知青都搬出来单独住。突然，我看见老英她站在远处，向我招手，喊我外号。我丢下锄头就朝她走去，许多正在干活的知青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在路上，老英告诉我，她这次回来，她妈妈叫那男生也跟着来了。她们走到乡下后，一进门，两人就吵了起来，那男生想要打她，所以她就跑来找我去帮忙。
我俩到了老英的住处时，那男生在那儿黑着个脸，气鼓鼓的，如同俗话所说那样：“正架起锅子等豆炒（吵）呢”那男生我认识，原来都是中学校友，他低我一级。当时，我也不管那么多了，上去就对他说：“你凭什么要打老英？！老英有什么错？！你要敢打她，我就喊人来打你！你们之间的事我讲不清楚，但是你也只能好好说。我与老英并不是如外面传说的那样，至于老英嫁不嫁给你，那也得老英自愿。订了亲也不是铁板钉钉子，你想强迫是不行的”然后，我又对老英说：“如果他再要打你，你就来找我”
大概是，那男生见来硬的不行，后来就变成来软的。他又缠又磨地求老英，希望老英按原来两家订亲的约定嫁给他。
那时候，正在闹“文化大革命”除了“造反”、“革命”是大事，生产都是小事无人管。这些事就更小得提不起来，没有人出来多管闲事了。何况她们俩还是所谓“订亲”了的，乡下人是认这一套的。
然而，尽管那男生死缠烂磨，老英还是不愿意。
老英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娶她。如果我愿要她，她就坚决跟我走。我说：“我愿意，但是你母亲，还有那男生......？”老英说：“我是我，我妈是我妈，至于那男生，我们只是‘订亲’，并没有结婚，他管得了吗。”
老英的感情天平是早已倾向我了。那男生对老英已没有办法说服，就叫上几个我认识的中学校友，找到我父母，向他们哀求，要我不要破坏他的亲事等等。我父母很生气，把我喊回家里，狠狠教训了一大通，下令我必须与老英断绝来往。他们说：“只能搭桥，不能拆桥，何况还是一个学校里的同学，就更不能充当‘第三者’”等等。我回到乡下后，又有不少好朋友来说服我，一定要我放弃老英。还说什么：“现在老英可以对订了亲的人变心，以后难道她就不会对你也变心吗？”“何况你现在还是个知青，将来还不知怎么样呢，人家那男生可很快就是国家干部了”
我彷徨了，犹疑了。如果我决心要跟老英继续好，上对父母交待不了，下难以面对众人的非议。然而，选择放弃也是不容易的。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面对这样的难题，即使是冥思苦想，也仍然找不出答案。我看过一个故事，乾隆皇帝给参加殿试的进士们出了一个上联：烟锁池塘柳，要进士们对下联，谁对上谁就是状元。但是，这就是一个绝对。一名进士想了不久，觉得无法应对，第一个做出了放弃的回答，结果乾隆皇帝钦点他为状元。所以，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算了吧，退一步海阔天空，何必要去走独木桥呢？我左想右想，最终我选择了放弃。
时至今日，我方明白，其实那些只是托词而已。只能说明，我与老英的感情，还没有深到不可动摇的地步。
老英知道了我的选择后，哭了一场，回城里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后来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她嫁给了那男生。那男生后来分配回县城在县水电局当干部，每月40多元工资，在一九七零年时是可以养得起老婆的。因此，老英只是偶尔回生产队来要她那“人七”的口粮，不再要那靠劳动工分的“劳三”粮了。所以，一直到知青返城时，我都很少见到老英了。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老英，她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那年月，是没有什么计划生育的）。她变样了，不再是我们当年那个围着鲜红色围巾的年青又漂亮的老英了。她说她的小日子倒也过得不错。只是对我仍然一往情深，责怪我没有坚持到底。在我没有成家之前，她还来我工作的单位里看望我，依然亲热地喊着我的外号。直到我结婚以后，她就不再来了。
去年，我再次见到了老英，她很明显地变老了，成了真正的“老英”了。
2006年4月
老英，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她“老英”她本名刘国英。当年与我们一起下乡时才十五岁多，正是二八佳人，豆蔻年华。下乡那年，已近冬天，她穿着“知青办”量身订做的崭新蓝色棉袄，围着一条长长的红色围巾，真是亭亭玉立，青春撩人。她家人偏偏要叫她“老英”又有什么办法呢？
老英与我们一同下乡当知青，好像是老天爷特意安排的。她初中未读完就辍学在家，带弟妹、做家务，而且下乡之前就已订了亲事，是一条街上的双方父母做主订下的。那时候，男方还在读高中。在老英下乡后的第二年，男生进了省城一所大学读书。老英的这一订亲之事，就是古代的银子——四十两一锭（定）了。老英的父亲是区供销社的一名职工，母亲是街道小食店的工人，他们在凯里老街上有自己的房子。老英是可以不下乡当知青的，不知当时的“知青办”用了何种办法，硬是动员到老英这样一个小姑娘走上知青之路的。
老英当时分在我们同一个生产大队的下寨生产队，我则到了上寨生产队，我们这个大队就是一个寨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村子。
寨子依山而建，从山脚到山顶，那一层层、一排排的农居就坐落在高大的百年枫树林中。远远望去，只见树林不见房屋，景色很优美。
下寨生产队，顾名思义，它就在寨子里最下方的山脚。我所在的上寨生产队，恰恰就在寨子的最上方。我与老英这一上一下，却隔不断我们后来的一段情缘。
老英所在的下寨生产队里有三名知青，二女一男。除她之外，另一名女知青叫阿敏，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比老英大几岁。男知青叫阿武，是一个初中毕业生。生产队为他们仨修建了一排三间的干打垒瓦房，木梁木柱。因为是先立架子后垒土墙，所以土墙未能与檐口处接拢。当中还有较大的“空空”大到可以爬进爬出去一个人。夏天倒还通风凉快，冬天可就冷风直灌了。好在知青都是年轻人，如同寨子里的老人所说的那样：年轻人“屁股三把火”不怕冷。冬日，白天上坡劳动，晚上都是在住的地方围着火塘坐到夜深，然后才回去钻进被窝里就睡觉。睡着了，也就不管有无风雨了。
老英与阿敏住中间屋，进门是一过道，走右边就是男知青阿武的住房，走左边就是他们的伙房。后来阿敏觉得这屋实在太空旷，反正一个寨子相隔不远，她就搬到房子坎上的中寨生产队的知青点去住了。中寨知青点的房子是木板瓦房，面积又宽敞，队里也有三名女知青，她去了，刚好两个人一间房两铺床，有伴。这样一来，老英住的那间房就空了一半，在生产队的帮助下，把原来阿敏住的那一半边用木板隔成了一间谷仓，让他们用来放秋后分来的粮食（稻谷、包谷、小米）。因为从第二年起，知青们就要与社员一样，靠挣工分来分粮分钱生活了。那时候的农村粮食政策是“人七劳三”所谓“人七劳三”就是粮食收获后，七成按生产队的人口平均分。比如有一万斤粮食，七千斤就要按人头来分。如果全队有l00人，每人可分得70斤粮。三成就是剩下的三千斤粮，就要按全队全年工分总额均分每一个工分多少粮，如果有一万工分，3000斤粮食，每一个工分能分到0。3斤粮，100个工分就能分到30斤粮。所以说，人口占大头，人口多的家庭分粮食多。有一大家子人，小孩多的家庭，粮食吃不完。而单身汉的壮劳动力反而粮食不够吃。在农村的几年里，我们知青每年分到的粮食也就300多斤，有的女知青还只分到200多斤。最好的年成，最勤快的知青如老王等也就一年400多斤罢了。所以年年都要靠救济粮、返销粮来渡荒。有些女知青就十天半月的回城里家中混饭吃，不然怎么办呢？所以那时候农村里，真如毛泽东所言那样；人多好啊。
谷仓修好后，老英住的那一小间房子，顶上就用剩下的木板再加上一些竹条子搭在上面，成了天花板。从外面吹进来的风也就小多了，晚上也显得安全些了。然而，老英与阿武虽然住在那通风的土房里却并不冷清寂寞，每天晚上还热闹得很呢。由于阿武是地道的苗族娃，他平时与老乡们一样，都是用苗语讲话。加上“下寨队”从队长到社员绝大多数都姓杨，阿武也姓杨。所以，寨子里的青年人，晚饭后都爱到他们住的地方来玩。开始还在阿武启房间那边聚会，后来不知怎么的，慢慢地聚到老英住的这间小房间来了。乡下人不拘小节，在老英的房间里横七竖八地靠着、歪着的都有。什么“杨老四”、“杨老幺”啦，就连在公社邮电所当邮递员的“小王”也是常来客。他们一来就要坐到三更半夜，也不知那来的那么多“废话”老英经常是哈欠连天，催他们一遍又一遍后才走人。然后，第二天晚上又来了，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这真是“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呀。当然，这伙年青人心中明白，要想追求老英到手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饱饱眼福、过过瘾而已，这也是一种乐趣嘛。这种固定的聚会，也是原来和老英住一屋的阿敏搬走的原因之一。我都听阿敏说过，她原来住那里的时候，真是“吵死了”、“烦死了”
因此，久而久之，老英她也招架不住了。后来她经常晚饭后跑出来“避难”她就从“下寨”跑到我们“上寨”来玩。我们“上寨”知青点住的房子离其他老乡家较远，是一个很清静的独家庭院，名字叫“弯子兜 ”坐落在一个弯弯里。房东姓潘，是当时生产队里的贫协组长。他家修了一栋两层木楼，他家四口人。夫妻俩有一儿一女，儿女都还小，他们住木楼的半边，我们五个知青住半边。男的住楼上，女知青住楼下正规卧室。这里地盘宽，房子宽，我们五个知青有现在所谓的“客厅”、“餐厅”即火塘，还有大大的厨房。于是就成了整个大队十七名知青的大本营。寨子里的知青，无论是“下寨”、“中寨”还有一个叫“桂花树”小队的知青们，劳动之余，都要往我们住处来玩。老英一来，就在火塘边与我们玩到深夜后才回去。有时候，有“桂花树”小队的知青来，就有伴一起走。如只有她一个人回“下寨”我作为老大哥，就要送她到家后再回来。正好那时候，阿武被公社抽调去筹办“公社农业中学”那年月是不讲究文凭与学历的。我们几名高中毕业生，无一抽调去当“老师”而初中生阿武却被调去当“农中”教师。看起来，当时的“农中”是不需要文化与知识，只要会写“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好”就可以了。于是，阿武就脱产当“农业中学”教师了。搬到学校里去住了。“下寨”队的知青屋就剩下老英一个人在那住了。这样，老英来我们这玩的次数就更多了，我送老英的次数也多了。一来二去，大家就起哄了。先是唱“送君送到屋里头”后来就变成唱“夫妻双双把家还”
我急着说：“起什么哄，人家老英都是订了亲的人了”
他们却说：“订亲又不是结婚，老英还是自由人嘛”
我又说：“我们是知青，是农民。人家对象是大学生，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吃皇粮的，怎么可能呢”？
他们又说：“老英也是知青，知青跟知青，知根又知心，才更好呢”
面对大家的起哄，老英开始是恳求大家不要开玩笑，说这样子都不好意思来玩了。再后来，就任由大家说，只是笑笑而已，她说：“你们爱哄不哄，哄够了总该闭嘴了吧”可是，这男女之间的事，是谁也说不清的。
有一天晚上，我照常又送老英回去。天还下着雨，路很滑。下坡的时候，我怕她跌倒伸手牵住她。这一牵手，真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一股暖流似电触一样，全身发热了。两人在这寒冷的冬夜里，竟然感觉如同春天般的温暖。真是“执手霜风吹鬓影，唤起两眸清炯炯”就这样，我俩四目相对，两只手牵得紧紧的，久久不放，一直到了她们住处两手还舍不得放开，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
在那艰苦的环境中，在“文革”动乱的年代，还有什么比纯洁的爱情更美好的事吗？没有了。
后来我就离开了“上寨”知青“伙食团”到“下寨”和老英一口锅吃饭了。同时，也搬到离她更近的“中寨”知青点，与知青朋友老王一起住。
我俩到“上寨”知青点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知青们说，老英把我的脚拴住了。是的，除了白天劳动时间，晚上回来，两人一起烧火做饭，说说笑笑，相守到深夜，才恋恋不舍的分开。
“下寨”的青年人也知道我俩相好的事，就很少来玩了。有时还来玩，也都是趁我不在或者是“阿武”从“农中”回来的时候。我记得第二年的夏天，有一次我回城里去办事，早上搭上了一辆拉煤的车，一路摇摇晃晃地到了城里。我把事情办完后，就到老英女友负责的商店买了几斤内部供应的猪油，还有一些其它东西，背了一大包。这时已经是下午4点过钟了，也不想在城里住一晚，就急匆匆地往回赶路。车是没有的，35华里的路全凭两只脚走，又背着很多东西。我走了近四个小时，到寨子时已是晚上快9点钟了，但是，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因为很快就要见到老英了。我满心欢喜地走到门口时，听见里面有许多人的说话声，从门缝一瞧，寨子里的那些年青人在老英住的屋子里坐得满满的。我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见他们没有走的意思。没有办法，我就从土墙的“空空”中爬进了厨房。我也不吱声，也不点灯，在那黑黑的厨房坐了下来等他们走。由于赶了一夜的路，坐下来不一会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听到老英关门的“咣当”声，我才醒来。老英听到厨房里有动静，提着煤油灯进来，看见我靠着一大包东西坐在地上，惊得说不出话来。赶快过来拉我起来，知道我还未吃晚饭，就赶紧烧火煮饭。吃完饭后都快午夜了，老英心疼不已，直埋怨那伙人“烂板凳”赖着不走......。
那一年秋种时节，有一天下午，我干完了农活，就到老英那里去，老英她们队下午有活干，她就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替她守家。我在屋里看书时，有两个女知青来找老英，我在屋里头回答说：“不在”她俩以为我骗她们，就使劲“嘭嘭”地敲门，要进屋来看着。我当时冲劲上来，就是不开门。她们敲了半天，起了疑心，回队里一说，队里的人以为我与老英大白天在屋里搞见不得人的事。就马上跑来几个人，他们更是使劲敲门，声音很大，我就更不肯开门了。结果他们几个人急忙就从土墙的“空空”中爬了进来。一进来看，只有我一个人。二话不说，满屋子搜寻老英，床底下也不放过，他们认为老英不好意思躲起来了。他们不顾我的抗议，搜来搜去，结果没有搜到，一句话不说，灰溜溜的跑出去了。老英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气得大哭了一场。我俩找大队支书告状，支书充当“和事佬”他说：“反正你们也没出什么事，他们搜是不对，但那还不是你们知青乱讲的结果”这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事传开后，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城里，传到老英的家里去了。老英的母亲立马就跑到乡下来，找到我教训了一通。她说：“我家老英是‘火烧粑粑——早有主的了’，你就别想再打什么歪主意了，即使老英肯跟你，打死我也不会同意的”等等。她干脆采取断然措施，第二天就把老英带回城里，与我“隔离”开了。这一招真是“绝”呀。就这样，我与老英的两人小灶就散伙了，我成了落单的“孤雁”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是一名“游击队员”在几个知青伙食团里混饭吃，东家混一餐，西家混一餐。我原来在的“上寨”三名女知青见我可怜，就邀我加入她们的团伙。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是从“上寨”团伙中跑出来的，现在又要跑回去。看来，我不是一匹“好马”了。当然，她们欢迎我回去，除了我会讲故事外，还有另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有劳动力挑水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寨”知青点位于全寨子的最高、最僻静处，环境好是好，但有一个问题，几处水井离知青住处都比较远，而且还是在山下面。从最近的叫做“蜂糖井”的井里挑一担水上来，要爬上百级台阶的山路。井水是好井水呀“蜂糖井”嘛，水甜甜的，但是要费力气才能得到。有一回下雨天，又冷，水缸里没有水了，几位女知青你等我，我等你，谁也怕下山去挑水，真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了。于是，她们就在附近的田里舀田水来煮饭吃，被房东大嫂看见了，传了开来，笑遍了全寨子人。好了，这回我去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老英呢，迟迟不见回来，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上寨”知青们的生活圈子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与一伙知青正在热火朝天地挖土方、平地基，准备在一处叫“波当些”的地方修建知青房，把住在老乡家里的知青都搬出来单独住。突然，我看见老英她站在远处，向我招手，喊我外号。我丢下锄头就朝她走去，许多正在干活的知青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在路上，老英告诉我，她这次回来，她妈妈叫那男生也跟着来了。她们走到乡下后，一进门，两人就吵了起来，那男生想要打她，所以她就跑来找我去帮忙。
我俩到了老英的住处时，那男生在那儿黑着个脸，气鼓鼓的，如同俗话所说那样：“正架起锅子等豆炒（吵）呢”那男生我认识，原来都是中学校友，他低我一级。当时，我也不管那么多了，上去就对他说：“你凭什么要打老英？！老英有什么错？！你要敢打她，我就喊人来打你！你们之间的事我讲不清楚，但是你也只能好好说。我与老英并不是如外面传说的那样，至于老英嫁不嫁给你，那也得老英自愿。订了亲也不是铁板钉钉子，你想强迫是不行的”然后，我又对老英说：“如果他再要打你，你就来找我”
大概是，那男生见来硬的不行，后来就变成来软的。他又缠又磨地求老英，希望老英按原来两家订亲的约定嫁给他。
那时候，正在闹“文化大革命”除了“造反”、“革命”是大事，生产都是小事无人管。这些事就更小得提不起来，没有人出来多管闲事了。何况她们俩还是所谓“订亲”了的，乡下人是认这一套的。
然而，尽管那男生死缠烂磨，老英还是不愿意。
老英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娶她。如果我愿要她，她就坚决跟我走。我说：“我愿意，但是你母亲，还有那男生......？”老英说：“我是我，我妈是我妈，至于那男生，我们只是‘订亲’，并没有结婚，他管得了吗。”
老英的感情天平是早已倾向我了。那男生对老英已没有办法说服，就叫上几个我认识的中学校友，找到我父母，向他们哀求，要我不要破坏他的亲事等等。我父母很生气，把我喊回家里，狠狠教训了一大通，下令我必须与老英断绝来往。他们说：“只能搭桥，不能拆桥，何况还是一个学校里的同学，就更不能充当‘第三者’”等等。我回到乡下后，又有不少好朋友来说服我，一定要我放弃老英。还说什么：“现在老英可以对订了亲的人变心，以后难道她就不会对你也变心吗？”“何况你现在还是个知青，将来还不知怎么样呢，人家那男生可很快就是国家干部了”
我彷徨了，犹疑了。如果我决心要跟老英继续好，上对父母交待不了，下难以面对众人的非议。然而，选择放弃也是不容易的。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面对这样的难题，即使是冥思苦想，也仍然找不出答案。我看过一个故事，乾隆皇帝给参加殿试的进士们出了一个上联：烟锁池塘柳，要进士们对下联，谁对上谁就是状元。但是，这就是一个绝对。一名进士想了不久，觉得无法应对，第一个做出了放弃的回答，结果乾隆皇帝钦点他为状元。所以，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算了吧，退一步海阔天空，何必要去走独木桥呢？我左想右想，最终我选择了放弃。
时至今日，我方明白，其实那些只是托词而已。只能说明，我与老英的感情，还没有深到不可动摇的地步。
老英知道了我的选择后，哭了一场，回城里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后来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她嫁给了那男生。那男生后来分配回县城在县水电局当干部，每月40多元工资，在一九七零年时是可以养得起老婆的。因此，老英只是偶尔回生产队来要她那“人七”的口粮，不再要那靠劳动工分的“劳三”粮了。所以，一直到知青返城时，我都很少见到老英了。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老英，她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那年月，是没有什么计划生育的）。她变样了，不再是我们当年那个围着鲜红色围巾的年青又漂亮的老英了。她说她的小日子倒也过得不错。只是对我仍然一往情深，责怪我没有坚持到底。在我没有成家之前，她还来我工作的单位里看望我，依然亲热地喊着我的外号。直到我结婚以后，她就不再来了。
去年，我再次见到了老英，她很明显地变老了，成了真正的“老英”了。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