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金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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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大战后的第二天，金贵得到了一个绰号，叫做“金左手”这不是一个什么光荣的称号，因为大粪的颜色就是金子的颜色嘛，而金贵就是在粪坑边上成名的。有什么光荣可言呢，他依然是陶陶的手下败将，而且他依然是一个乡巴佬。金左手只是让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了，泡中新来了一个金贵，而金贵是一个闷头闷脑的憨东西、死心眼、乡巴佬和左撇子，一个让人好笑，而自己却一点不懂什么叫好笑的人。
他用左手提“美少女”用左手拿筷子，用左手握球拍，还试图用左手写字反正，他的一切举止都和大家是左着的。左着的，你可能不明白，在我们的方言里，左的就是别扭的。有一次英语课听写单词，宋小豆一边踱步，一边咕哝着声音。走到金贵跟前停了停，金贵赶紧抬起头来，乱蓬蓬的头发下，满眼都是惶恐。没事，宋小豆做了一个手势，而且她还笑了笑，说，金贵和国际接轨了，——克林顿也是用左手签字啊。
全班自然大笑，金贵拿左手的手背揩了汗，也跟着傻乎乎地笑。他的同桌问他，知道笑什么？他说，波，波晓得。
金贵是从大巴山来的。哦，你不晓得大巴山，是吧？我也只是晓得而已，没有去过。对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来说，每个人从小就听说过大巴山，听得耳朵里边都要长出黄土了。大巴山的巴就是乡巴佬的巴，大巴山千百次从父母、邻居、老师的嘴里传出来，大巴山就不是山了，大巴山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说法：还有比大巴山更远的山么，还有比大巴山更穷的山么，还有比大巴山人更乡巴佬的么。而金贵就是大巴山来的人。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的哥哥死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后来才晓得的，他的哥哥比他早三年下山、进城、打工。他生前做过的最后职业是清洁工，清洗玻璃幕墙的清洁工。这个工作要了他的命，当时他的身子正停留在33层的高楼外边，捆住他腰杆的绳子突然断了。金贵的哥哥从33层高的地方飘落下来，他飘落的时候一定就跟纸一样轻盈的。因为物理老师坚持说，物体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中，速度都是一样的，一团棉花，一坨铁，一个人，或者一张纸都是一模一样的。唉，我但愿金贵的哥哥飘落到地上时，他没有痛苦，也没有血流出来，他仅仅是死了。
保洁公司的老板，当然是一个屁大屁不大的老板，他提出只要王家不告到法庭去，他可以把金贵接进城来读书、生活、工作。金贵的父亲点了头，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再做清洁工了。
我们问过金贵，你从小就是左撇子吗？金贵说，我波是左撇子，我波晓得啥子是左撇子。我割草、砍柴，拿牛鞭子都是左手是顺手。
金贵的话很少，当然，反正也很少有人来找他说话。他是一个憨头憨脑的的憨子。
陶陶在公厕大战之后，就成了另外一个憨子。当然他不是真憨，他的憨是沉默寡言的憨，是河流被冰封了，天晓得下边在折腾什么的憨。他除了和阿利还能说几句话以外，对谁都不理不搭了，上课是径直而来，下课是径直而去。他和伊娃的关系也彻底断了，真的是断得彻底，两个人打照面，不是扭头不见，而是视而不见，就像她是一棵树、一把椅子，或者一张缺了腿的课桌。有一回课间休息，我亲眼看见伊娃泪眼汪汪地揪住陶陶的领口，她说，我就算是一张缺了腿的课桌，它也能挡挡你的道啊，或者把你撞一撞啊。我现在算什么，空气，风，还是水？你从我身子里穿了过去，又不留下任何痕迹是不是？
伊娃的声音不大，实际上她的声音总是很小的，小得刚好能够让全教室里的人听清楚。果然，大家开始窃窃私语，并且用目光又把他们两人绑在了一块。我的脑子总是要比别人少根弦，我没有听出伊娃的弦外之音，只是佩服她真不愧才女的称号。我就对朱朱说，人家当怨妇也当得那么有文采，发牢骚也跟他妈做诗似的。朱朱听了，皱着两条细眉毛沉思了一小会，很认真地问我，她妈妈真是一个诗人吗？我愣了愣才回过神来，哇哇大笑，在她的脸上狠狠拧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假眉假眼的家伙，也学着搞笑了。但朱朱没有笑，好象还在沉思或者期待着什么呢。她说过她喜欢我骂她、拧她，但愿她不是故意说傻话来讨打。谁会认为朱朱是个神经病的女孩呢，她是那么漂亮，招人心疼，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怯生生的。
后来我才发现，朱朱恐怕是又装了一回胡涂了。因为包京生给我们提了个问题，伊娃干吗要骂陶陶从她身子里穿过去？我觉得包京生真是蠢到了头，我说骂架就跟打架一样，拣到什么就使什么，石头、刀子、妈的x，哪个还去多想为什么？但是包京生却挤了挤一只眼睛，很坏地笑起来，他说，别看你留板寸、穿皮靴，像个嬉皮士，可你还没长醒啊，你还是个没见过天的青屁股。他朝朱朱撇撇嘴，他说，你说对不对，小美人？
朱朱没吭声。我看看她，她的脸都红了。我不晓得干什么她的小脸要假眉假眼地红，不就顶多是一句粗话嘛。况且陶陶对这句话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啊。
那天，陶陶把伊娃的手从自家的领口上扳下来，再把她轻轻一推，她就一屁股跌在了座位上。伊娃就咿咿呀呀地哭起来，她是想用哭声来把陶陶圈住，可陶陶丢下她已经走了，哪管她在哭什么。
这一次伊娃哭得细声细气，但又哭得意外的长，绵绵的雨水一样，不能让人惊心动魄，却把人搞得心烦意乱，永无宁日似的。就连上课的时候，她也在抽抽啼啼，没完没了。好在伊娃的哭声掌握得很有分寸，刚好在不干扰教学的范围内。泡中老师的涵养也真的是不一般，他们听见了也就跟没有听见一样。在泡中当老师，蒋副校长曾在广播里说过，第一是要涵养好，第二是要涵养好，第三还是要涵养好，我们泡中的老师，就是涵养最过得硬。这番话，蒋副校长在每年的教师节时都要重复好多遍。既表扬了老师，也讨好了学生。而宋小豆说过一句更为精彩的话，涵养不好早见鬼了。
这还是陶陶转述给我的，宋小豆骂他，骂着骂着，就先后用双语叹息了这么一句。宋小豆说出来的那个鬼是西方人的鬼，不是我们的鬼，叫个什么蛋，也许是傻蛋或者鸟蛋吧？陶陶也没有搞清楚。陶陶现在再不会给我说什么了，他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了。陶陶大概想和所有人都把关系了断了，他站在那儿，坐在那儿，就像没鼻没眼、没心没肺，就像一团气。
但是伊娃是不依不饶的，这个瘸腿女孩的想法总是非凡的。她把她的想法、她的秘密，都记录在了她的小女子大印象里，不过她再也不会由谁朗读给我们听了。她除了哭泣，就是埋着头，一个劲地写啊写啊。她的脸色是煞白的，脸颊薄得像一把刀子，鼻尖上的弯勾和鱼钩一样尖锐。我们都想晓得她写了些什么，任主任的侄儿说，愤怒出诗人，伊娃的愤怒肯定更让她妙语连珠吧。但是她不让任何人碰她的小女子大印象，她走到哪儿都拿双手把本子抱在胸前，和电影里日本、韩国的女孩子一样，活脱脱成了个假眉假眼的淑女了。不过，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这全都是他妈的假像啊。不然，伊娃如何是伊娃呢？
有一天阿利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伊娃在十三根泡桐树揪住陶陶，扇了他一个耳光。
我并没有吃惊。我只是问阿利，陶陶也没还手吗？
阿利软软地吐口气，他说，陶陶没还手。陶陶连什么话都没有说，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可怜的阿利，在公厕大战之后他也连带着给废了，就像挨了一顿黑打的家伙就是他本人。
公厕大战其实是好事者们瞎叫起来的，哪有什么大战呢？谁都没有挨黑打。如果按麦麦德的说法，一盘棋才刚刚落子，就已经成了残局了。没有谁遭到黑打，也没有谁为此受到警方、校方的惩罚。这种事对泡中来说，说到底，也没什么好说的。只不过它发生在高二？一班，我、陶陶、金贵，还有包京生、朱朱凑巧算是它的当事人，所以它才对我们几个少而又少的人产生了一丁点儿的影响吧。我还是我，我和陶陶的事情早在这场所谓的大战之前就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了解过他。当然，他可能也从没有了解过我吧？管它呢。我失去的仅仅是那把猎刀，十八岁生日的礼物。那天我从粪池边直起身子的时候，猎刀就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了。也许谁把它拣回去了，也许谁把它一脚踢进粪池了，这和我已经没有了关系了。反正，我手里已经没有这把刀子了。
有一回麦麦德单刀匹马去劫持一支富商的骆驼队，在格斗中他把刀丢了。把刀丢了，他还在和他们拼命搏杀，他们吓坏了，说，这个人真要命，这个人连刀都不要了！他们就发一声喊，跑了个精光。噢，也许，一个人到了不要命的时候，就连刀都不要了，就把自己也变成了一把刀了？这个情节我记得最熟，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弄懂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劳神费时地想过，该怎么处置剩下的那把刀子，就是那把镶嵌有红宝石、绿宝石的土耳其弯刀。最初我想将它扔进烂肠子一样的南河去，由它在污泥浊水中埋葬吧，让恶心来冲刷恶心。但我终于没有扔，扔了对不起打造这把刀子的师傅了，他一定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年人，披着和麦麦德一样的袍子，有着和麦麦德一样灰色的眼睛，那是像沙漠一样滚烫、柔和的眼睛。他打造刀子的时候，一锤一锤地敲，一刀一刀地刻，才把它做得这么漂亮的，漂亮得就像弯曲的月亮，就像朱朱的眉毛。朱朱的眉毛是不该沾上污泥浊水的啊。因为我想不明白，我反而每天晚上都把弯刀攥在手心里摩挲。我还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一把刀子，过去我是不厌其烦地观赏它，现在我是长久地在黑暗中抚摸着它。就像一双婴儿暖洋洋的手在抚摸着一朵花，直到花也变得暖洋洋的了，盛开了，并且萎靡下去了。
爸爸躺在隔壁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不停地咳嗽，吐痰，起床喝水，上盥洗间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克制着减少响动，生怕惊扰了我的好梦。他哪里晓得，我有什么好梦，我一直睁大眼睛等待天亮呢。我默数着他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我晓得是他压抑的声音，装得跟小猫一样的脚步，真正使我有了说不出的伤心。我想趴到他的床头上去给他说说话，可我不晓得应该说些什么才好。已经记不得上一次趴在爸爸床头说话的时间了，也许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吧。丫丫谷的潮湿和阴暗完全把爸爸给废了，他总是在阳光遍地的天气也叹息关节痛、肌肉痛和皮肤瘙痒。他的军帽、军装就挂在门后的衣钩上，帽徽和中校肩章在闪闪发光。爸爸每天的功课就是擦拭它们，干干净净，保持着明亮。
我已经好多天没有买过鲜花了。爸爸老是打喷嚏，呼吸急促。爸爸说，他可能是对花粉过敏。他已经被转业办安置到一个信箱工作了。信箱的首长说，老何你还是老本行吧，做做保卫工作，军人嘛，就是这些特长，不卫国了还可以保家，因为这个信箱就近在我们的家门口啊。首长还当即发给爸爸一套崭新的灰色制服，就是那种泡中灰狗子保安的制服，还有一根电筒一样的电警棍，一双大得不得了的白手套，爸爸的手放进去，就像耗子钻进了棉被窝。我问爸爸你是怎么想的呢，爸爸不说话，爸爸只是用使劲的喷嚏和咳嗽来答复我，他把脸咳得通红，眼窝里都要溅出血来了。他摆摆手，我就把桌上那束百合从窗口扔了出去。从此我就没有买过鲜花了。真的，我一次也没有买过了。
妈妈还没有回来。我不晓得她和爸爸达成了什么协议。反正她没有回来，她给我通过一次电话，说妈妈再咬咬牙多干些，我们就是有钱人了。我冷笑了一声，我这还是第一次对妈妈冷笑呢。我说，我晓得你咬着牙齿在干什么？
妈妈在电话那头好久都没有吭声，半天才骂了一句，妈的！
我把电话撩了。我觉得很好笑，我不是妈的是谁的呢。
昨晚，刮了一夜的东南风，把我们家窗台下的芭蕉都打折了。大树下那些用来搓小麻将的桌椅都在风中乱跑，窗户劈劈啪啪作响，到天亮的时候，我还看见谁家的小裤衩、小内衣一直在天上飘扬呢，就像是粉红色的鸽子和燕子。我心情忽然变得很好，我说爸爸，爸爸，你去割一斤肉、买两个萝卜、再加半斤蒜苗，晚上我给你做回锅肉。
爸爸用叹息一样的声音答复我，我的好心情使他也有了好心情，他的叹息是高兴的，惶惶不安的，生怕那好心情忽然会被风又吹走了。
学校操场边的一棵老泡桐树也被吹倒了，树倒下来横在跑道上，一下子把跑道都堵死了。这树也实在是大，倒下来就跟一间房屋坍塌了一样，数不清的枝枝桠桠上还留着肥大的叶子。树冠上还有鸟巢，鸟巢又大又柔软，它摔下来，里边七个鸟蛋居然一个都没有摔烂。
上午第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体育课，体育老师让班长带领同学先把大树清除出去。朱朱喊了声男同学都来呀，但没有一个人应答。风虽然小了，但还在刮着，气温降了许多，我们都没有及时添加衣服，风吹在身上，冷嗖嗖的，我们都缩了脖子、抄着双手在操场上跺脚，谁想做这种破烂事情！可怜的朱朱没法子，就围着树干转了一转又一转，好象一个拳击手在绕着对手兜圈子，真要笑死人了。但是她转着转着，忽然惊叫起来——她成了第一个发现鸟巢和鸟蛋的人。
她把鸟巢和鸟蛋都捧在手心里，就连声音都有点喜极而泣了。是的，是喜极而泣，瘸腿伊娃描写到浪子回家、情人重逢的时候，她总是会使用这样一个词“喜极而泣”朱朱就是喜极而泣的，她差点说不出话来了。她就那么捧着，说，风子风子，七个蛋，七个蛋啊七个蛋。同学们一下子哄笑起来，有个坏家伙摇头晃脑地念起来，朱朱不摸蛋，一摸就是七个蛋。我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我说，妈的x，有你说的！其它男生冲上去把朱朱围起来，嚷着要蛋蛋、要蛋蛋，我们要蛋蛋。
朱朱在人群中娇滴滴地抵抗着，她说，不要，不要。
我看了看，只有两个男生站在那儿没动，一个是陶陶，一个是金贵。金贵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油腻腻的，但他已经不是穿西装的金贵了，他穿着红色的校服，和他红扑扑的脸一样的红。他的颧骨高高的，也被风吹红了。在一瞬间，我忽然觉得金贵很像一个人，一个贴在广告画上的印第安男人，头上插着羽毛，手上拿着补肾丸，真是土得不像话。
我说，金贵，金贵，你还不去护着班长！班长对你那么好。
金贵犹豫了一下，又看看陶陶，陶陶一点表情也没有。金贵就冲上去，用左手一个一个地揪住男生的衣领，把他们硬邦邦地拉开了。没有一个人试图反抗，都笑嘻嘻地退了几步。金贵的劲他们都知道的，不是狠，是蛮，公厕大战之后，金贵的的金左手曾名噪一时，但慢慢地，班上无架可打，他们就有点把这个乡巴佬忘了。他不说话，不发言，不交朋友，闷头闷脑上学、放学，可现在他一出手，谁都把他的蛮劲记起来了。
人群散开后，空出一个圆圈来，就朱朱一个人站在那儿捧着鸟巢、鸟蛋，她那么苗条，又那么丰满，又那么可怜兮兮的可爱。她的样子是不知所措的，茫然得让人心疼的。我喊了一声，朱朱，你傻站着做什么呢，交给老师啊。
体育老师正在一边吸烟，就把烟屁股扔了，还拿脚尖去抹了几抹，他说，我不要。他别过头向着那棵树，很疲倦地说，赶紧把正事做了吧。泡中的体育老师都是这副很疲倦的样子，当然，也都是很酷很想招女孩子喜欢的馋相。
金贵看了看朱朱，慢吞吞地走到那棵倒下的大树旁。他躬下身子，把左胳膊伸到树干下掂了掂，一使劲，想把树扛到肩上去。但那树千真万确是太沉了，树叶哗哗地一片乱响，树却没动。所有人都望着金贵，静静地，只有风在轻脚轻手从操场上刮过。金贵把红通通的脸都憋得要冒血了，还是不行。他就把左手收回来，两手扶在树干上，拿肩膀静静地推。是静静地推，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他的身子都绷直了，两只脚在地上蹬出了两条小沟。树开始慢慢地移动起来。
陶陶走过去站到金贵的身边，把肩膀顶住树干，也推了起来。然后是阿利，几个男生。包京生看着我，我说，还看什么呢，你不是大老爷们儿吗？
包京生说，我凭什么？
我说，你不是还欠着我吗，就算我帮朱朱。
包京生说，你也欠我。
我说，就是欠，也分先后顺序是不是？
我们都没再说话，两个人走到树的那边，一齐伸出四只手来拖。包京生大概是好久不洗澡了，他站在我身边，汗味刺鼻，很熏人，也很暖人。他真跟一头河马似的，喉咙里头轰轰作响，就像在喊着号子，打着节拍，那树一小会就被我们搬到墙根去了。
朱朱怀里的鸟巢、鸟蛋后来都被任主任取走了。她把鸟巢扔进纸篓，把七个鸟蛋整整齐齐码了一盘子。盘子是细瓷的，跟婴儿皮肤一样白，鸟蛋放在上边透亮，还微微泛红，就跟朱朱一样，招人怜呢。放学的时候，朱朱厥着嘴巴告诉我，任主任又在盘子里添了一个小鸡蛋，凑成一个“八”亲自送进了蒋校长的办公室。蒋校长就是从前的蒋副校长，他现在是蒋校长了。蒋校长还住在从前的办公室，四周植物茂密，那屋子还像农庄一样古老、时尚。
朱朱从牙齿里小声切出几个字，她说，他－鸟－卵－的－！
*第六部分
更早的时候，伊娃在大印象中这样说过，男人和男人可以成为好兄弟，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好朋友，但是女人和女人只能成为生死冤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伊娃说，世界上属于女人的东西太少，到手的怕被别的女人抢走，而要到手的，也只能从别的女人手中去抢。所以女人和女人的关系，就是防范和抢夺的关系，警察和小偷的关系，猫和耗子的关系，冤家和冤家的关系。朱朱听了，笑吟吟地问过她，我和风子也是冤家吗？
公厕大战后的第二天，金贵得到了一个绰号，叫做“金左手”这不是一个什么光荣的称号，因为大粪的颜色就是金子的颜色嘛，而金贵就是在粪坑边上成名的。有什么光荣可言呢，他依然是陶陶的手下败将，而且他依然是一个乡巴佬。金左手只是让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了，泡中新来了一个金贵，而金贵是一个闷头闷脑的憨东西、死心眼、乡巴佬和左撇子，一个让人好笑，而自己却一点不懂什么叫好笑的人。
他用左手提“美少女”用左手拿筷子，用左手握球拍，还试图用左手写字反正，他的一切举止都和大家是左着的。左着的，你可能不明白，在我们的方言里，左的就是别扭的。有一次英语课听写单词，宋小豆一边踱步，一边咕哝着声音。走到金贵跟前停了停，金贵赶紧抬起头来，乱蓬蓬的头发下，满眼都是惶恐。没事，宋小豆做了一个手势，而且她还笑了笑，说，金贵和国际接轨了，——克林顿也是用左手签字啊。
全班自然大笑，金贵拿左手的手背揩了汗，也跟着傻乎乎地笑。他的同桌问他，知道笑什么？他说，波，波晓得。
金贵是从大巴山来的。哦，你不晓得大巴山，是吧？我也只是晓得而已，没有去过。对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来说，每个人从小就听说过大巴山，听得耳朵里边都要长出黄土了。大巴山的巴就是乡巴佬的巴，大巴山千百次从父母、邻居、老师的嘴里传出来，大巴山就不是山了，大巴山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说法：还有比大巴山更远的山么，还有比大巴山更穷的山么，还有比大巴山人更乡巴佬的么。而金贵就是大巴山来的人。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的哥哥死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后来才晓得的，他的哥哥比他早三年下山、进城、打工。他生前做过的最后职业是清洁工，清洗玻璃幕墙的清洁工。这个工作要了他的命，当时他的身子正停留在33层的高楼外边，捆住他腰杆的绳子突然断了。金贵的哥哥从33层高的地方飘落下来，他飘落的时候一定就跟纸一样轻盈的。因为物理老师坚持说，物体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中，速度都是一样的，一团棉花，一坨铁，一个人，或者一张纸都是一模一样的。唉，我但愿金贵的哥哥飘落到地上时，他没有痛苦，也没有血流出来，他仅仅是死了。
保洁公司的老板，当然是一个屁大屁不大的老板，他提出只要王家不告到法庭去，他可以把金贵接进城来读书、生活、工作。金贵的父亲点了头，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再做清洁工了。
我们问过金贵，你从小就是左撇子吗？金贵说，我波是左撇子，我波晓得啥子是左撇子。我割草、砍柴，拿牛鞭子都是左手是顺手。
金贵的话很少，当然，反正也很少有人来找他说话。他是一个憨头憨脑的的憨子。
陶陶在公厕大战之后，就成了另外一个憨子。当然他不是真憨，他的憨是沉默寡言的憨，是河流被冰封了，天晓得下边在折腾什么的憨。他除了和阿利还能说几句话以外，对谁都不理不搭了，上课是径直而来，下课是径直而去。他和伊娃的关系也彻底断了，真的是断得彻底，两个人打照面，不是扭头不见，而是视而不见，就像她是一棵树、一把椅子，或者一张缺了腿的课桌。有一回课间休息，我亲眼看见伊娃泪眼汪汪地揪住陶陶的领口，她说，我就算是一张缺了腿的课桌，它也能挡挡你的道啊，或者把你撞一撞啊。我现在算什么，空气，风，还是水？你从我身子里穿了过去，又不留下任何痕迹是不是？
伊娃的声音不大，实际上她的声音总是很小的，小得刚好能够让全教室里的人听清楚。果然，大家开始窃窃私语，并且用目光又把他们两人绑在了一块。我的脑子总是要比别人少根弦，我没有听出伊娃的弦外之音，只是佩服她真不愧才女的称号。我就对朱朱说，人家当怨妇也当得那么有文采，发牢骚也跟他妈做诗似的。朱朱听了，皱着两条细眉毛沉思了一小会，很认真地问我，她妈妈真是一个诗人吗？我愣了愣才回过神来，哇哇大笑，在她的脸上狠狠拧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假眉假眼的家伙，也学着搞笑了。但朱朱没有笑，好象还在沉思或者期待着什么呢。她说过她喜欢我骂她、拧她，但愿她不是故意说傻话来讨打。谁会认为朱朱是个神经病的女孩呢，她是那么漂亮，招人心疼，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怯生生的。
后来我才发现，朱朱恐怕是又装了一回胡涂了。因为包京生给我们提了个问题，伊娃干吗要骂陶陶从她身子里穿过去？我觉得包京生真是蠢到了头，我说骂架就跟打架一样，拣到什么就使什么，石头、刀子、妈的x，哪个还去多想为什么？但是包京生却挤了挤一只眼睛，很坏地笑起来，他说，别看你留板寸、穿皮靴，像个嬉皮士，可你还没长醒啊，你还是个没见过天的青屁股。他朝朱朱撇撇嘴，他说，你说对不对，小美人？
朱朱没吭声。我看看她，她的脸都红了。我不晓得干什么她的小脸要假眉假眼地红，不就顶多是一句粗话嘛。况且陶陶对这句话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啊。
那天，陶陶把伊娃的手从自家的领口上扳下来，再把她轻轻一推，她就一屁股跌在了座位上。伊娃就咿咿呀呀地哭起来，她是想用哭声来把陶陶圈住，可陶陶丢下她已经走了，哪管她在哭什么。
这一次伊娃哭得细声细气，但又哭得意外的长，绵绵的雨水一样，不能让人惊心动魄，却把人搞得心烦意乱，永无宁日似的。就连上课的时候，她也在抽抽啼啼，没完没了。好在伊娃的哭声掌握得很有分寸，刚好在不干扰教学的范围内。泡中老师的涵养也真的是不一般，他们听见了也就跟没有听见一样。在泡中当老师，蒋副校长曾在广播里说过，第一是要涵养好，第二是要涵养好，第三还是要涵养好，我们泡中的老师，就是涵养最过得硬。这番话，蒋副校长在每年的教师节时都要重复好多遍。既表扬了老师，也讨好了学生。而宋小豆说过一句更为精彩的话，涵养不好早见鬼了。
这还是陶陶转述给我的，宋小豆骂他，骂着骂着，就先后用双语叹息了这么一句。宋小豆说出来的那个鬼是西方人的鬼，不是我们的鬼，叫个什么蛋，也许是傻蛋或者鸟蛋吧？陶陶也没有搞清楚。陶陶现在再不会给我说什么了，他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了。陶陶大概想和所有人都把关系了断了，他站在那儿，坐在那儿，就像没鼻没眼、没心没肺，就像一团气。
但是伊娃是不依不饶的，这个瘸腿女孩的想法总是非凡的。她把她的想法、她的秘密，都记录在了她的小女子大印象里，不过她再也不会由谁朗读给我们听了。她除了哭泣，就是埋着头，一个劲地写啊写啊。她的脸色是煞白的，脸颊薄得像一把刀子，鼻尖上的弯勾和鱼钩一样尖锐。我们都想晓得她写了些什么，任主任的侄儿说，愤怒出诗人，伊娃的愤怒肯定更让她妙语连珠吧。但是她不让任何人碰她的小女子大印象，她走到哪儿都拿双手把本子抱在胸前，和电影里日本、韩国的女孩子一样，活脱脱成了个假眉假眼的淑女了。不过，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这全都是他妈的假像啊。不然，伊娃如何是伊娃呢？
有一天阿利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伊娃在十三根泡桐树揪住陶陶，扇了他一个耳光。
我并没有吃惊。我只是问阿利，陶陶也没还手吗？
阿利软软地吐口气，他说，陶陶没还手。陶陶连什么话都没有说，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可怜的阿利，在公厕大战之后他也连带着给废了，就像挨了一顿黑打的家伙就是他本人。
公厕大战其实是好事者们瞎叫起来的，哪有什么大战呢？谁都没有挨黑打。如果按麦麦德的说法，一盘棋才刚刚落子，就已经成了残局了。没有谁遭到黑打，也没有谁为此受到警方、校方的惩罚。这种事对泡中来说，说到底，也没什么好说的。只不过它发生在高二？一班，我、陶陶、金贵，还有包京生、朱朱凑巧算是它的当事人，所以它才对我们几个少而又少的人产生了一丁点儿的影响吧。我还是我，我和陶陶的事情早在这场所谓的大战之前就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了解过他。当然，他可能也从没有了解过我吧？管它呢。我失去的仅仅是那把猎刀，十八岁生日的礼物。那天我从粪池边直起身子的时候，猎刀就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了。也许谁把它拣回去了，也许谁把它一脚踢进粪池了，这和我已经没有了关系了。反正，我手里已经没有这把刀子了。
有一回麦麦德单刀匹马去劫持一支富商的骆驼队，在格斗中他把刀丢了。把刀丢了，他还在和他们拼命搏杀，他们吓坏了，说，这个人真要命，这个人连刀都不要了！他们就发一声喊，跑了个精光。噢，也许，一个人到了不要命的时候，就连刀都不要了，就把自己也变成了一把刀了？这个情节我记得最熟，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弄懂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劳神费时地想过，该怎么处置剩下的那把刀子，就是那把镶嵌有红宝石、绿宝石的土耳其弯刀。最初我想将它扔进烂肠子一样的南河去，由它在污泥浊水中埋葬吧，让恶心来冲刷恶心。但我终于没有扔，扔了对不起打造这把刀子的师傅了，他一定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年人，披着和麦麦德一样的袍子，有着和麦麦德一样灰色的眼睛，那是像沙漠一样滚烫、柔和的眼睛。他打造刀子的时候，一锤一锤地敲，一刀一刀地刻，才把它做得这么漂亮的，漂亮得就像弯曲的月亮，就像朱朱的眉毛。朱朱的眉毛是不该沾上污泥浊水的啊。因为我想不明白，我反而每天晚上都把弯刀攥在手心里摩挲。我还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一把刀子，过去我是不厌其烦地观赏它，现在我是长久地在黑暗中抚摸着它。就像一双婴儿暖洋洋的手在抚摸着一朵花，直到花也变得暖洋洋的了，盛开了，并且萎靡下去了。
爸爸躺在隔壁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不停地咳嗽，吐痰，起床喝水，上盥洗间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克制着减少响动，生怕惊扰了我的好梦。他哪里晓得，我有什么好梦，我一直睁大眼睛等待天亮呢。我默数着他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我晓得是他压抑的声音，装得跟小猫一样的脚步，真正使我有了说不出的伤心。我想趴到他的床头上去给他说说话，可我不晓得应该说些什么才好。已经记不得上一次趴在爸爸床头说话的时间了，也许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吧。丫丫谷的潮湿和阴暗完全把爸爸给废了，他总是在阳光遍地的天气也叹息关节痛、肌肉痛和皮肤瘙痒。他的军帽、军装就挂在门后的衣钩上，帽徽和中校肩章在闪闪发光。爸爸每天的功课就是擦拭它们，干干净净，保持着明亮。
我已经好多天没有买过鲜花了。爸爸老是打喷嚏，呼吸急促。爸爸说，他可能是对花粉过敏。他已经被转业办安置到一个信箱工作了。信箱的首长说，老何你还是老本行吧，做做保卫工作，军人嘛，就是这些特长，不卫国了还可以保家，因为这个信箱就近在我们的家门口啊。首长还当即发给爸爸一套崭新的灰色制服，就是那种泡中灰狗子保安的制服，还有一根电筒一样的电警棍，一双大得不得了的白手套，爸爸的手放进去，就像耗子钻进了棉被窝。我问爸爸你是怎么想的呢，爸爸不说话，爸爸只是用使劲的喷嚏和咳嗽来答复我，他把脸咳得通红，眼窝里都要溅出血来了。他摆摆手，我就把桌上那束百合从窗口扔了出去。从此我就没有买过鲜花了。真的，我一次也没有买过了。
妈妈还没有回来。我不晓得她和爸爸达成了什么协议。反正她没有回来，她给我通过一次电话，说妈妈再咬咬牙多干些，我们就是有钱人了。我冷笑了一声，我这还是第一次对妈妈冷笑呢。我说，我晓得你咬着牙齿在干什么？
妈妈在电话那头好久都没有吭声，半天才骂了一句，妈的！
我把电话撩了。我觉得很好笑，我不是妈的是谁的呢。
昨晚，刮了一夜的东南风，把我们家窗台下的芭蕉都打折了。大树下那些用来搓小麻将的桌椅都在风中乱跑，窗户劈劈啪啪作响，到天亮的时候，我还看见谁家的小裤衩、小内衣一直在天上飘扬呢，就像是粉红色的鸽子和燕子。我心情忽然变得很好，我说爸爸，爸爸，你去割一斤肉、买两个萝卜、再加半斤蒜苗，晚上我给你做回锅肉。
爸爸用叹息一样的声音答复我，我的好心情使他也有了好心情，他的叹息是高兴的，惶惶不安的，生怕那好心情忽然会被风又吹走了。
学校操场边的一棵老泡桐树也被吹倒了，树倒下来横在跑道上，一下子把跑道都堵死了。这树也实在是大，倒下来就跟一间房屋坍塌了一样，数不清的枝枝桠桠上还留着肥大的叶子。树冠上还有鸟巢，鸟巢又大又柔软，它摔下来，里边七个鸟蛋居然一个都没有摔烂。
上午第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体育课，体育老师让班长带领同学先把大树清除出去。朱朱喊了声男同学都来呀，但没有一个人应答。风虽然小了，但还在刮着，气温降了许多，我们都没有及时添加衣服，风吹在身上，冷嗖嗖的，我们都缩了脖子、抄着双手在操场上跺脚，谁想做这种破烂事情！可怜的朱朱没法子，就围着树干转了一转又一转，好象一个拳击手在绕着对手兜圈子，真要笑死人了。但是她转着转着，忽然惊叫起来——她成了第一个发现鸟巢和鸟蛋的人。
她把鸟巢和鸟蛋都捧在手心里，就连声音都有点喜极而泣了。是的，是喜极而泣，瘸腿伊娃描写到浪子回家、情人重逢的时候，她总是会使用这样一个词“喜极而泣”朱朱就是喜极而泣的，她差点说不出话来了。她就那么捧着，说，风子风子，七个蛋，七个蛋啊七个蛋。同学们一下子哄笑起来，有个坏家伙摇头晃脑地念起来，朱朱不摸蛋，一摸就是七个蛋。我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我说，妈的x，有你说的！其它男生冲上去把朱朱围起来，嚷着要蛋蛋、要蛋蛋，我们要蛋蛋。
朱朱在人群中娇滴滴地抵抗着，她说，不要，不要。
我看了看，只有两个男生站在那儿没动，一个是陶陶，一个是金贵。金贵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油腻腻的，但他已经不是穿西装的金贵了，他穿着红色的校服，和他红扑扑的脸一样的红。他的颧骨高高的，也被风吹红了。在一瞬间，我忽然觉得金贵很像一个人，一个贴在广告画上的印第安男人，头上插着羽毛，手上拿着补肾丸，真是土得不像话。
我说，金贵，金贵，你还不去护着班长！班长对你那么好。
金贵犹豫了一下，又看看陶陶，陶陶一点表情也没有。金贵就冲上去，用左手一个一个地揪住男生的衣领，把他们硬邦邦地拉开了。没有一个人试图反抗，都笑嘻嘻地退了几步。金贵的劲他们都知道的，不是狠，是蛮，公厕大战之后，金贵的的金左手曾名噪一时，但慢慢地，班上无架可打，他们就有点把这个乡巴佬忘了。他不说话，不发言，不交朋友，闷头闷脑上学、放学，可现在他一出手，谁都把他的蛮劲记起来了。
人群散开后，空出一个圆圈来，就朱朱一个人站在那儿捧着鸟巢、鸟蛋，她那么苗条，又那么丰满，又那么可怜兮兮的可爱。她的样子是不知所措的，茫然得让人心疼的。我喊了一声，朱朱，你傻站着做什么呢，交给老师啊。
体育老师正在一边吸烟，就把烟屁股扔了，还拿脚尖去抹了几抹，他说，我不要。他别过头向着那棵树，很疲倦地说，赶紧把正事做了吧。泡中的体育老师都是这副很疲倦的样子，当然，也都是很酷很想招女孩子喜欢的馋相。
金贵看了看朱朱，慢吞吞地走到那棵倒下的大树旁。他躬下身子，把左胳膊伸到树干下掂了掂，一使劲，想把树扛到肩上去。但那树千真万确是太沉了，树叶哗哗地一片乱响，树却没动。所有人都望着金贵，静静地，只有风在轻脚轻手从操场上刮过。金贵把红通通的脸都憋得要冒血了，还是不行。他就把左手收回来，两手扶在树干上，拿肩膀静静地推。是静静地推，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他的身子都绷直了，两只脚在地上蹬出了两条小沟。树开始慢慢地移动起来。
陶陶走过去站到金贵的身边，把肩膀顶住树干，也推了起来。然后是阿利，几个男生。包京生看着我，我说，还看什么呢，你不是大老爷们儿吗？
包京生说，我凭什么？
我说，你不是还欠着我吗，就算我帮朱朱。
包京生说，你也欠我。
我说，就是欠，也分先后顺序是不是？
我们都没再说话，两个人走到树的那边，一齐伸出四只手来拖。包京生大概是好久不洗澡了，他站在我身边，汗味刺鼻，很熏人，也很暖人。他真跟一头河马似的，喉咙里头轰轰作响，就像在喊着号子，打着节拍，那树一小会就被我们搬到墙根去了。
朱朱怀里的鸟巢、鸟蛋后来都被任主任取走了。她把鸟巢扔进纸篓，把七个鸟蛋整整齐齐码了一盘子。盘子是细瓷的，跟婴儿皮肤一样白，鸟蛋放在上边透亮，还微微泛红，就跟朱朱一样，招人怜呢。放学的时候，朱朱厥着嘴巴告诉我，任主任又在盘子里添了一个小鸡蛋，凑成一个“八”亲自送进了蒋校长的办公室。蒋校长就是从前的蒋副校长，他现在是蒋校长了。蒋校长还住在从前的办公室，四周植物茂密，那屋子还像农庄一样古老、时尚。
朱朱从牙齿里小声切出几个字，她说，他－鸟－卵－的－！
*第六部分
更早的时候，伊娃在大印象中这样说过，男人和男人可以成为好兄弟，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好朋友，但是女人和女人只能成为生死冤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伊娃说，世界上属于女人的东西太少，到手的怕被别的女人抢走，而要到手的，也只能从别的女人手中去抢。所以女人和女人的关系，就是防范和抢夺的关系，警察和小偷的关系，猫和耗子的关系，冤家和冤家的关系。朱朱听了，笑吟吟地问过她，我和风子也是冤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