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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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内的气氛十分沉闷。
李向南蹙着眉时走时停地缓缓踱着。庄文伊、康乐、小胡各自坐在椅子上、单人床上，抽着烟沉默不语。要说的已经说过了，只是不时抬头看看踱步的李向南。
李向南在窗前的写字台旁慢慢站住了，把烟头用力摁灭在烟灰缸内。窗口流进夏夜的湿热。吊在写字台上的电灯把他的影子放大了，黯淡地投在地上、墙上、书架上。他看了看自己的影子。目光扫到了书架上。在一排排的书中，一本书名吸引了他的目光：选择的必要。
任何事情、任何人都要不断面临选择。目标要选择，方向要选择，道路要选择，战略要选择，策略要选择，一切都在不断的选择中进行着。正确的选择从来是最重要的。他下一步的行动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古陵的局势，用记者的新闻语言来说，正在急剧恶化，或可说严重起来。
上午郑达理召开的县委常委扩大会结束后，中午地区纪检委就来了一个调查组，找李向南谈话。
这是李向南完全意想不到的又一件事情。
“郑书记，您找我有事？”中午，李向南推门进到“贵宾院”郑达理的房间内。
“坐吧，向南。”郑达理伸了伸手，指着沙发说道“是地区纪委调查组的几个同志，想找你谈谈。”房间里还坐着三个李向南并不认识的人。一个矮胖的老干部，一个神情严肃的中年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妇女。
“找我谈？”
“我们找你了解一点情况。”矮胖的老干部客气地点了点头，说道。他是调查组组长，姓董。
“了解什么情况？”李向南问。
“嗯有关你的一些情况。”老董不苟言笑地说。
李向南略怔了一下，他这才感到房间里的气氛有些特别。这种气氛让他一下感到他正处在一种被审查之中。
“向南，你和老董他们谈吧。要冷静。”郑达理说着站起来“老董，你们就在我这儿谈吧，我去县城里走走。”郑达理走了。房间里顿时陷入静默。这个静默才两三秒钟，却使调查组的三个人和李向南都迅速适应了各自的地位。
“你能不能谈谈你插队时的事情？”老董是调查组的组长，理应他开头。
“插队时的？”李向南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十几年前的事情里有什么呢？
随着老董婉转地一层一层把问题提得具体化，李向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1970年，李向南在农村插队的第三年，他在一次全村社员大会上被大家选为大队长，取代了原来的大队长，那是一个下放插队的省委机关的普通干部。这个人叫纪鸿儒，当时脸色十分难看。现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他已被提拔为省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那段历史仍耿耿于怀。在李向南被提拔为县委书记后，他给省委写了报告，揭发李向南是个政治品质很坏的野心家，一贯善于用不正当手段窃取权力往上爬。
“你当时没有搞什么不正当手段吗？”老董看着李向南问。
“没有。我当时的唯一做的就是在会上谈了我的纲领。”李向南答道。
“纲领？”老董略皱了一下眉。
“就是对大队生产、建设的规划、政策、打算。”李向南解释道。
“你的竞选纲领？”老董却出乎意料地继续追问。
李向南犹豫了一下，承认道：“是。”
“自觉制定的？”
“我当然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就是为了竞选大队书记的职务？”
“没有，是竞选大队长的职务。”
“不是竞选大队书记？”老董又翻看了一下手中的黑皮笔记本，诧异地问。
“那时的大队书记都是公社指定，没有党员选举一说，哪来的竞选？”
老董左右看了看调查组的另外两个人，皱着眉想了想，点了点头：“你当时是否讲过，你一定要当这大队长？”
“我当时讲的是：如果我当大队长，一定把生产、社员收入搞上去。这个，你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我的目的是改变农村面貌。”
“你认为就是你能改变吗？”
“我觉得我的想法比当时的大队长纪鸿儒更符合实际。”
老董转头和另两位调查组的同志交换了一下目光。那个女同志一边记录，一边不时用同情的目光看看李向南。
“社员听了你一篇讲话就都支持了你？”老董又问。
“我在那之前已经当过一年小队长。那一年，我们小队分红提高了一倍。”
这个回答很有力。老董沉吟了一下。“当时的形势是处处排挤打击老干部，你作为年轻人，当时对老干部是持什么态度？”他口气平缓地问道。
“我对老干部是尊重的。”李向南答道，同时想到纪鸿儒这个解放初期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来“我对纪鸿儒同志也始终是尊重的。不过，我们之间始终在农村政策上发生冲突。”
“什么冲突？”老董注意了。
“他单打一只抓粮食产量，我主张还要搞经济作物，搞林牧副渔，队办企业，全面发展。”
“你当时就反对‘左’的路线了？”
“当时，大寨谁也不能不学。不过我有我的解释，要结合本村实际。”李向南诚恳地笑了笑“我当了两年大队长，社员分红翻了一番。”
“你当时哪来的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呢？”
李向南蹙眉垂眼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那时已经读过资本论了。”
“资本论？”老董观察地看了看李向南“什么时候开始读的？”
“1966年11月。”
“为什么是11月？”
“我父亲在1966年11月被打倒了。”李向南答道。
老董点了点头：“你现在能给我讲一点你对资本论的理解吗？”
李向南想了想，说：“商品生产的整个发展过程说明了社会经济，更广而言之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辩证的，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超越历史的阶段性是不可能的。”
“不是经常有人想超越吗？”
“有人想超越，有人想拖后，在一个时期他们的政策甚至可能推行几天。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不断使他们都垮台，最后表现出自身的辩证法和必然性。更广地说，就连这些想超越历史、拖后历史发展的力量，它们的存在，本身也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丰富表现。”
老董用一种注意的目光看了李向南几秒钟，然后不易觉察地微微颔首。
这位调查组组长始终不露出任何倾向性。
谈话就是这样有问必答地进行着。随着谈话的进行，李向南越来越对写揭发材料的人感到愤怒，很多事情几乎到了捏造的地步。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但终于失控了。
“你在生活上有过什么不检点吗？”老董问。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生活作风上有过什么啊问题没有？”
“我不明白。”
“这些年你在省里，包括后来在大学，总之，在生活作风方面检查一下自己。”
李向南愤怒了。看来揭发者是广为搜集“材料”了。显然这绝不是纪鸿儒个人的那一点历史嫌隙在起作用了。他隐约感到，上上下下有一些人、有一个势力在对自己下手了。而其整个背景，他现在是难以一时看清的。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你要冷静，要配合组织上调查清楚。”老董和气地说。
“揭发人可以提出具体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我要确实犯了党纪国法，可以处理我。”
“向南同志，我们也是帮助你把问题搞清楚。”那个女同志这时温和地说。
“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都没丧失过道德。”李向南说“这就是我要说的。至于我个人在感情方面的任何经历，我没有义务向社会交待。”
谈话结束了。调查虽然不会立刻形成什么结论，但调查本身的影响却在古陵展开了：李向南过去迫害过老干部；李向南是个政治野心家；李向南生活作风有问题；省委有个副部长写材料揭发；省纪委派地区纪委来调查处理这些舆论顿时在县城汹汹涌涌地扩展开了，而且立刻引起震动。
任何舆论能够迅速传开、扩大，是因为它符合一些人的利益；任何舆论能够引起社会震动，是因为它触及、威胁、破坏一些人的利益。
舆论原来是利益斗争的武器。
“向南，你倒是说话啊。”康乐坐在床上实在憋不住了，说道。
“我说什么？”李向南自嘲地哼了一声。
“你首先应该反击一下。应该写份材料揭露纪鸿儒，控告他诬陷人；要求有关部门办他诬陷罪。理直气壮是最有力的策略。我觉得你在这件事上太不强硬，简直不符合你的一贯风格。”
“我还有风格？”李向南站在桌边冷笑了一声。
“我觉得向南应该在最近的某次大会上公开把这事挑明，把谣言彻底粉碎。这些谣传一旦挑明了，它也就没用了。”庄文伊扶了扶眼镜说道。
“不用理它。”李向南不屑地说“愿意造就造吧，总有造谣造累的时候。”他在桌旁坐下了。
“你不要以为不理睬就是大家风度。舆论能杀人。现在都造你什么谣你知道吗？”庄文伊气忿地说。
“别说了。”李向南摆了一下手。
“有人说你在省城就搞过四五个女人。”
李向南用力把一张纸抓揉在手里，狠狠地一点点攥进手心，手上的筋肉凸起着。他慢慢又克制住了自己，说：“别说了。”
“还说你是个最爱搞阴谋权术的政治野心家。”
“别说了。”李向南大发雷霆地站起来。
屋里人全静了。从李向南到古陵来以后，还没有人见他像这样失去控制过。
“你们还要说什么？”李向南两眼冒着火“你们说啊。”他看着三个人，三个人也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坐下了：“我有点不冷静。同志们有什么话，说吧。”
“我们主要是关心你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康乐说。
李向南凝视着自己手中摆弄的“中华”铅笔：“你们刚才说了几个方案，还有什么方案？”
“方案很多，主要靠你抉择。”康乐说。
李向南紧蹙着眉沉默了一会儿：“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首先要掌握住古陵形势，推动工作正常发展。这个基础要稳定住。要不我就一无是处了。”
“能不能稳住，很难说。”康乐说。
“你给水利局、粮食局、教育局昨天开会的一共是七个局吧，给他们的党委书记都打一下电话。”
“干什么？”
“检查一下昨天给他们部署的工作。”
“现在？”康乐和庄文伊都疑惑地看着李向南。
“是，就是现在。”
“李书记可能想看看现在是不是还能令行禁止吧？”一直沉默不语的小胡说了一句。
“先看看指挥是否失灵吧。”李向南说。
康乐笑了，踩灭烟头站了起来：“真有你的，怪不得别人要攻击阁下搞政治阴谋呢。“
“不是政治阴谋，是政治智慧。”李向南目光冷静地说道。
康乐在办公室外间屋打电话，里屋的人都静默着，断断续续听到康乐的声音。电话打完了，康乐回到里屋：“一多半人对你的指示照执行不误。”
“一小半呢？”李向南问。
“拖着、推着、顶着你呗。”
政局的这种变化是必然的。
“有两位，马局长和孙局长告诉我，他们听到比较确切的消息，郑书记已经准备把你调离古陵。”康乐说。
李向南站了起来。
“你去哪儿？”康乐问。
“我去找找郑书记。”
“和他谈？”
李向南想了想，说：“我觉得应该和他谈谈，采取坦率的方针。”
“怎么坦率，给他提意见？”
李向南淡淡一笑：“那太愚蠢了。我准备对他坦率谈谈我的全部真实想法，甚至谈谈我的全部经历。”
“你可别拿你北京学生这一套。”康乐说“他才不会和你进行这样的谈话呢。你越把你的真实暴露出来，他越不理解你，越会增加对你的问号。”
“那我就再坦率些。”
“你想了半天，就是这么个行动？”
“这可能是眼下最重要的。”李向南拉开了门。
他在灯光昏黄的县城街道上走着，一路上考虑着和郑达理的谈话如何进行。
他要进行一次难度很高的谈话。这种谈话，看着不事喧嚣，但它常常比处理一个轰轰烈烈的场面更有实质作用。一想到自己是在困境中开拓道路，他的胸中就涌上来一种有力的冲动。他愿意在复杂的环境中施展和锻炼自己的政治才干。他要用最坦率、最诚恳的方针打破郑达理成见的防线。
“贵宾院”到了，灯窗明亮。
他沉着坚定但又极力显得谦虚谨慎地敲了两下，便径自推开了郑达理房间的门。
办公室内的气氛十分沉闷。
李向南蹙着眉时走时停地缓缓踱着。庄文伊、康乐、小胡各自坐在椅子上、单人床上，抽着烟沉默不语。要说的已经说过了，只是不时抬头看看踱步的李向南。
李向南在窗前的写字台旁慢慢站住了，把烟头用力摁灭在烟灰缸内。窗口流进夏夜的湿热。吊在写字台上的电灯把他的影子放大了，黯淡地投在地上、墙上、书架上。他看了看自己的影子。目光扫到了书架上。在一排排的书中，一本书名吸引了他的目光：选择的必要。
任何事情、任何人都要不断面临选择。目标要选择，方向要选择，道路要选择，战略要选择，策略要选择，一切都在不断的选择中进行着。正确的选择从来是最重要的。他下一步的行动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古陵的局势，用记者的新闻语言来说，正在急剧恶化，或可说严重起来。
上午郑达理召开的县委常委扩大会结束后，中午地区纪检委就来了一个调查组，找李向南谈话。
这是李向南完全意想不到的又一件事情。
“郑书记，您找我有事？”中午，李向南推门进到“贵宾院”郑达理的房间内。
“坐吧，向南。”郑达理伸了伸手，指着沙发说道“是地区纪委调查组的几个同志，想找你谈谈。”房间里还坐着三个李向南并不认识的人。一个矮胖的老干部，一个神情严肃的中年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妇女。
“找我谈？”
“我们找你了解一点情况。”矮胖的老干部客气地点了点头，说道。他是调查组组长，姓董。
“了解什么情况？”李向南问。
“嗯有关你的一些情况。”老董不苟言笑地说。
李向南略怔了一下，他这才感到房间里的气氛有些特别。这种气氛让他一下感到他正处在一种被审查之中。
“向南，你和老董他们谈吧。要冷静。”郑达理说着站起来“老董，你们就在我这儿谈吧，我去县城里走走。”郑达理走了。房间里顿时陷入静默。这个静默才两三秒钟，却使调查组的三个人和李向南都迅速适应了各自的地位。
“你能不能谈谈你插队时的事情？”老董是调查组的组长，理应他开头。
“插队时的？”李向南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十几年前的事情里有什么呢？
随着老董婉转地一层一层把问题提得具体化，李向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1970年，李向南在农村插队的第三年，他在一次全村社员大会上被大家选为大队长，取代了原来的大队长，那是一个下放插队的省委机关的普通干部。这个人叫纪鸿儒，当时脸色十分难看。现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他已被提拔为省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那段历史仍耿耿于怀。在李向南被提拔为县委书记后，他给省委写了报告，揭发李向南是个政治品质很坏的野心家，一贯善于用不正当手段窃取权力往上爬。
“你当时没有搞什么不正当手段吗？”老董看着李向南问。
“没有。我当时的唯一做的就是在会上谈了我的纲领。”李向南答道。
“纲领？”老董略皱了一下眉。
“就是对大队生产、建设的规划、政策、打算。”李向南解释道。
“你的竞选纲领？”老董却出乎意料地继续追问。
李向南犹豫了一下，承认道：“是。”
“自觉制定的？”
“我当然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就是为了竞选大队书记的职务？”
“没有，是竞选大队长的职务。”
“不是竞选大队书记？”老董又翻看了一下手中的黑皮笔记本，诧异地问。
“那时的大队书记都是公社指定，没有党员选举一说，哪来的竞选？”
老董左右看了看调查组的另外两个人，皱着眉想了想，点了点头：“你当时是否讲过，你一定要当这大队长？”
“我当时讲的是：如果我当大队长，一定把生产、社员收入搞上去。这个，你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我的目的是改变农村面貌。”
“你认为就是你能改变吗？”
“我觉得我的想法比当时的大队长纪鸿儒更符合实际。”
老董转头和另两位调查组的同志交换了一下目光。那个女同志一边记录，一边不时用同情的目光看看李向南。
“社员听了你一篇讲话就都支持了你？”老董又问。
“我在那之前已经当过一年小队长。那一年，我们小队分红提高了一倍。”
这个回答很有力。老董沉吟了一下。“当时的形势是处处排挤打击老干部，你作为年轻人，当时对老干部是持什么态度？”他口气平缓地问道。
“我对老干部是尊重的。”李向南答道，同时想到纪鸿儒这个解放初期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来“我对纪鸿儒同志也始终是尊重的。不过，我们之间始终在农村政策上发生冲突。”
“什么冲突？”老董注意了。
“他单打一只抓粮食产量，我主张还要搞经济作物，搞林牧副渔，队办企业，全面发展。”
“你当时就反对‘左’的路线了？”
“当时，大寨谁也不能不学。不过我有我的解释，要结合本村实际。”李向南诚恳地笑了笑“我当了两年大队长，社员分红翻了一番。”
“你当时哪来的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呢？”
李向南蹙眉垂眼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那时已经读过资本论了。”
“资本论？”老董观察地看了看李向南“什么时候开始读的？”
“1966年11月。”
“为什么是11月？”
“我父亲在1966年11月被打倒了。”李向南答道。
老董点了点头：“你现在能给我讲一点你对资本论的理解吗？”
李向南想了想，说：“商品生产的整个发展过程说明了社会经济，更广而言之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辩证的，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超越历史的阶段性是不可能的。”
“不是经常有人想超越吗？”
“有人想超越，有人想拖后，在一个时期他们的政策甚至可能推行几天。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不断使他们都垮台，最后表现出自身的辩证法和必然性。更广地说，就连这些想超越历史、拖后历史发展的力量，它们的存在，本身也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丰富表现。”
老董用一种注意的目光看了李向南几秒钟，然后不易觉察地微微颔首。
这位调查组组长始终不露出任何倾向性。
谈话就是这样有问必答地进行着。随着谈话的进行，李向南越来越对写揭发材料的人感到愤怒，很多事情几乎到了捏造的地步。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但终于失控了。
“你在生活上有过什么不检点吗？”老董问。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生活作风上有过什么啊问题没有？”
“我不明白。”
“这些年你在省里，包括后来在大学，总之，在生活作风方面检查一下自己。”
李向南愤怒了。看来揭发者是广为搜集“材料”了。显然这绝不是纪鸿儒个人的那一点历史嫌隙在起作用了。他隐约感到，上上下下有一些人、有一个势力在对自己下手了。而其整个背景，他现在是难以一时看清的。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你要冷静，要配合组织上调查清楚。”老董和气地说。
“揭发人可以提出具体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我要确实犯了党纪国法，可以处理我。”
“向南同志，我们也是帮助你把问题搞清楚。”那个女同志这时温和地说。
“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都没丧失过道德。”李向南说“这就是我要说的。至于我个人在感情方面的任何经历，我没有义务向社会交待。”
谈话结束了。调查虽然不会立刻形成什么结论，但调查本身的影响却在古陵展开了：李向南过去迫害过老干部；李向南是个政治野心家；李向南生活作风有问题；省委有个副部长写材料揭发；省纪委派地区纪委来调查处理这些舆论顿时在县城汹汹涌涌地扩展开了，而且立刻引起震动。
任何舆论能够迅速传开、扩大，是因为它符合一些人的利益；任何舆论能够引起社会震动，是因为它触及、威胁、破坏一些人的利益。
舆论原来是利益斗争的武器。
“向南，你倒是说话啊。”康乐坐在床上实在憋不住了，说道。
“我说什么？”李向南自嘲地哼了一声。
“你首先应该反击一下。应该写份材料揭露纪鸿儒，控告他诬陷人；要求有关部门办他诬陷罪。理直气壮是最有力的策略。我觉得你在这件事上太不强硬，简直不符合你的一贯风格。”
“我还有风格？”李向南站在桌边冷笑了一声。
“我觉得向南应该在最近的某次大会上公开把这事挑明，把谣言彻底粉碎。这些谣传一旦挑明了，它也就没用了。”庄文伊扶了扶眼镜说道。
“不用理它。”李向南不屑地说“愿意造就造吧，总有造谣造累的时候。”他在桌旁坐下了。
“你不要以为不理睬就是大家风度。舆论能杀人。现在都造你什么谣你知道吗？”庄文伊气忿地说。
“别说了。”李向南摆了一下手。
“有人说你在省城就搞过四五个女人。”
李向南用力把一张纸抓揉在手里，狠狠地一点点攥进手心，手上的筋肉凸起着。他慢慢又克制住了自己，说：“别说了。”
“还说你是个最爱搞阴谋权术的政治野心家。”
“别说了。”李向南大发雷霆地站起来。
屋里人全静了。从李向南到古陵来以后，还没有人见他像这样失去控制过。
“你们还要说什么？”李向南两眼冒着火“你们说啊。”他看着三个人，三个人也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坐下了：“我有点不冷静。同志们有什么话，说吧。”
“我们主要是关心你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康乐说。
李向南凝视着自己手中摆弄的“中华”铅笔：“你们刚才说了几个方案，还有什么方案？”
“方案很多，主要靠你抉择。”康乐说。
李向南紧蹙着眉沉默了一会儿：“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首先要掌握住古陵形势，推动工作正常发展。这个基础要稳定住。要不我就一无是处了。”
“能不能稳住，很难说。”康乐说。
“你给水利局、粮食局、教育局昨天开会的一共是七个局吧，给他们的党委书记都打一下电话。”
“干什么？”
“检查一下昨天给他们部署的工作。”
“现在？”康乐和庄文伊都疑惑地看着李向南。
“是，就是现在。”
“李书记可能想看看现在是不是还能令行禁止吧？”一直沉默不语的小胡说了一句。
“先看看指挥是否失灵吧。”李向南说。
康乐笑了，踩灭烟头站了起来：“真有你的，怪不得别人要攻击阁下搞政治阴谋呢。“
“不是政治阴谋，是政治智慧。”李向南目光冷静地说道。
康乐在办公室外间屋打电话，里屋的人都静默着，断断续续听到康乐的声音。电话打完了，康乐回到里屋：“一多半人对你的指示照执行不误。”
“一小半呢？”李向南问。
“拖着、推着、顶着你呗。”
政局的这种变化是必然的。
“有两位，马局长和孙局长告诉我，他们听到比较确切的消息，郑书记已经准备把你调离古陵。”康乐说。
李向南站了起来。
“你去哪儿？”康乐问。
“我去找找郑书记。”
“和他谈？”
李向南想了想，说：“我觉得应该和他谈谈，采取坦率的方针。”
“怎么坦率，给他提意见？”
李向南淡淡一笑：“那太愚蠢了。我准备对他坦率谈谈我的全部真实想法，甚至谈谈我的全部经历。”
“你可别拿你北京学生这一套。”康乐说“他才不会和你进行这样的谈话呢。你越把你的真实暴露出来，他越不理解你，越会增加对你的问号。”
“那我就再坦率些。”
“你想了半天，就是这么个行动？”
“这可能是眼下最重要的。”李向南拉开了门。
他在灯光昏黄的县城街道上走着，一路上考虑着和郑达理的谈话如何进行。
他要进行一次难度很高的谈话。这种谈话，看着不事喧嚣，但它常常比处理一个轰轰烈烈的场面更有实质作用。一想到自己是在困境中开拓道路，他的胸中就涌上来一种有力的冲动。他愿意在复杂的环境中施展和锻炼自己的政治才干。他要用最坦率、最诚恳的方针打破郑达理成见的防线。
“贵宾院”到了，灯窗明亮。
他沉着坚定但又极力显得谦虚谨慎地敲了两下，便径自推开了郑达理房间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