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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太太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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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太太的悲哀

    ——许安梅的故事

    一

    昨天,我女儿对我说:“妈,我的婚姻完了。”

    现在,她唯有眼巴巴地看着它完。她躺在心理咨询医生的检查床上,没完没了地哭泣。

    她只是一个劲地高叫着:“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她不知道,她应该再努力试一试,假如不这样,她会永远失却机会的。

    我可太知道了,因为我是以中国生活方式长大的;我被培养成清心寡欲,吞下别人栽下的和自己种下的苦果,正所谓,打落了牙齿,连血带牙往肚里咽。

    虽然对我女儿,我完全采用另一种相反的方式教育她,但可能因为她是我生的,而且,她又恰巧是个女孩子,因此,她身上,还是显示出那种东方女性的优柔寡断。

    我们就像是台阶一样,一级接着一级。

    我知道,该如何保持沉默,如何观察和聆听这个世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

    当你不想看什么,你可以闭上眼睛。可如果你不喜欢听什么,那你能怎么办呢?至今,我还听见六十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

    那次,在宁波的舅舅家,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妈。对我来说,她像是个陌生人。

    可我就觉得她是我的母亲,因为我能感觉到她那份痛苦。

    当时我舅妈就警告着我:“你根本就睬都别睬那个女人,她把自己那张脸皮都扔入大海去了,她哪还有一点心肝?只有一副奥皮囊!”

    事实上,我的妈,完全不像他们所形容的那般不堪。我很想轻轻触摸一下她的脸庞,她瞧着跟我挺像。

    只见她穿着古怪的外国衣服,在我舅母恶言呵斥她时,她并不回嘴。我舅舅,因为她叫了他一声哥哥,便给了她一个耳光,她也不做声,只是把头更低地垂着。

    外婆去世时,她哭得死去活来,虽然多年前,就是外婆把她从家里赶出去的。外婆的丧事一完,她便听从舅舅,马上又回到天津去了。去那里,当她的四姨太去,完全违背了一女不事二夫的常道。

    为什么她不把我带去呢?可我不能问。我是一个孩子,我只能多听少问。

    就在她离家的前夜,她将我抱在怀里,把我的头捂在她胸前,好像要保护我躲避一个无形的灾难似的。她让我就这样偎在她怀里,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安梅,你看见我们养在水池的那只乌龟吗?”

    我点点头。我常常在池边用小木棍敲着水,引着那藏在石头底下的乌龟游出来。

    “我像你这般大时,那乌龟已在那里了。”我母亲说“那时,我常爱坐在水池边,看着它浮出水面,伸出尖尖的小嘴吸气,那是一只非常非常老的乌龟了。”

    “这只乌龟是通人性的。”我母亲又接着说“有一天,那时我不过也就你这样的年龄,外婆就很严肃地对我说,我已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因此不可以再四处乱窜乱跑,也不能掏蟋蟀挖鸟蛋,遇到不称心的事不能嚎哭,我必须乖乖地听大人的话,否则,就要把我剃光头送到尼姑庵去做尼姑。

    “外婆就这么冲着我说了一通后走了。我快快地来到小池塘边,终于哭了起来。

    这时,我看见这只乌龟浮上来了,只见它嘟起尖尖的嘴巴,把我滴落在水面的泪珠一颗颗吞下去,三颗、四颗、五颗然后它慢吞吞地爬出小水池,爬上一块平坦的大石头,开口讲话了。

    “那乌龟说:‘我吞了你的泪水,所以我也知道你在受苦,但我得警告你,如果你经常这样哭,那你的一生,将会有许多痛苦和忧伤!’

    “然后这只乌龟把嘴一张,吐出一、二、三一共七只珍珠般大小的蛋,然后蛋壳又毕剥一声一只只裂开,从里面钻出七只小鸟。它们一出壳就开始啁啾着曼声歌唱,无忧无虑地。那雪白的肚皮和动听的歌声,我猜出它们是喜鹊,那种专门给人们捎来喜讯的喜鹊。当我伸手想逮住其中一只时,它们都扑打着翅膀一只只扬翅飞走了,在空中留下一长串快乐的叫声。

    “‘现在你看!’那乌龟说着,又笃悠悠地回到水池内,‘哭有什么用呢?你的眼泪并不能洗尽你的悲伤,反而喂养了别人的欢乐,所以,你必需学会吞下自己的眼泪!’”

    但在我母亲讲完这个故事后,我看见她自己正在流泪,这惹得我也哭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就像两只养在水底的乌龟,隔着汪汪的水面,有如用涟涟的泪眼,来看待这个世界。

    第二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大声的怒骂——不是喜鹊的啁啾——吵醒,我立即扑到窗棂边。

    外面院子里,只见母亲跪在那儿,双手绝望地在碎石砌成的小道上抓扒着,在她面前直挺挺地站着她的哥哥,我的舅舅。他正在那里大发雷霆。

    “你想带走你女儿?你想毁掉她吗?”他气得连连跺脚道“你早就该去死啦!”

    母亲只是匍匐在地上,一言不发。她的脊背一动不动地伏在那儿,就像水池里那只乌龟圆溜溜的背部。她紧抿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我也紧抿着嘴,将那咸苦的眼泪往肚里咽。

    我急忙穿上衣服,跑下楼梯跑到前厅,我母亲已准备要离去了,一个佣人正在替她把箱子搬出去。舅母则攥着我弟弟的手站在一边观看。“妈!”我失声叫了起来。

    “看你,”舅舅一下惊叫起来“把女儿都给教坏了!”

    母亲低着头向我瞥了一眼,我禁不住眼眶一热,眼泪淌下来了。我想,妈妈一定看见我哭了,因此她把胸一挺,显得比舅舅的个子还要高,她向我伸出双手,我立即拔腿向她奔去。她以一种慈爱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安梅,我并不强求你,我只是对你说,我要回天津去了,你能跟我一起走吗?”

    舅舅立时咬牙切齿地说:“跟着你?让这小姑娘跟你一样?安梅,别以为你能看见什么新鲜的世面。你坐上一辆崭新的马车,但前面拉车的,还是那只老驴,你一生,就像你前面这只老驴!”

    舅舅那番话令我更铁了心要走。因为我切切实实知道,在我前面所能看见的,就是我舅舅那幢黑魆魆的令人压抑不快的房子,那儿充满种种莫名其妙的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恐惧。我缓缓回过头去看妈妈。

    舅舅顺手抄起一只瓷花瓶:“你真准备跟着她走?你将一辈子抬不起头了。”说着,将花瓶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哗”一声,碎片溅了一地,我吓得打了个哆嗦,母亲轻轻将我揽过去。

    她的手是温暖的。“走吧,安梅,我们得赶快。”她说着,抬头看看天色。

    “安梅!”舅母在我身后悲哀地呼唤着。“算啦!”舅舅一下打断了她。“算啦”在中文里,就是完了的意思“她早已变了。”

    在我即将跨向一个崭新的生活时,我开始怀疑舅舅所说的:我将永远抬不起头。

    于是,我试着把头抬起,我抬起来了。

    这时,我的目光触到被舅母牵在手里的弟弟,他正在一边嚎陶大哭。母亲不敢把弟弟带走。一个儿子,是永远不能走进任何异姓人的家里的,否则,那会真正毁了他。但我知道此刻他还想不到这些,他之所以恸哭,只是因为受了惊吓,因为觉得委屈,因为母亲没有把他带走。

    舅父的话没有讲错,当我看见哭得喘不过气的弟弟,我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我们雇了辆人力车,匆匆地往火车站赶去。在车上,母亲轻声对我说:“可怜的安梅,只有你知道妈妈心中的苦楚。”我听了后觉得很是骄傲。

    直到上了火车,我才了解,新生活离我,还是十分遥远,这使我很是恐慌不安。

    我们在路上一共花了七日七夜:一天火车,六天水路。一路上,我频频回顾扔在身后的逐渐逝去的道路,一边听母亲兴致勃然地讲述天津。

    她数落着小吃担上种种好吃的:元宵、煮花生等等。而母亲最爱吃的,是一种中间打上一只鸡蛋的薄煎饼,然后在上面涂上一层黑糊糊的豆瓣酱,再把它卷起来,就这样火热滚烫地拿在手里吃!

    她还细细向我描绘了这个港口城市和它的可口的海鲜,并认为要远远超过我们在宁波所能吃到的。那硕大鲜肥的蛤肉、对虾、螃蟹,还有各种海鱼和淡水鱼,完全是一流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这个港口呢?

    而在这个港口里,还有各个外国租界:日本人、白俄、美国人、德国人但他们都是各管各,不相往来。他们各自保持不同的生活习惯:有的讲究清洁卫生,有的邋邋遢遢,连他们的住房样式,也各自不同,形状色彩各异:有的漆成粉红色,也有如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一样,还有那种漆成白色的木头雕花屋顶,看上去就像象牙屋顶一样。

    在冬天,我将会看见真正的雪。母亲说,再过几个月,就是寒露季节。那时便要下雨,然后渐渐地,雨珠会变成片片白色的花瓣,那就是雪。不过没有关系,她会把我包裹在毛皮镶边的大衣里,裹得暖暖的。

    第五天,船开始驶近天津港,黄浊的水波不时拍打着船舷,随着天津港的靠近,水波的颜色开始变深,最后变成黑糊糊的,而且,船身开始剧烈地晃动着。我觉得害怕,而且恶心。这污黑的水流,让我忆起舅母所说的:把自己的脸皮扔入大海里。

    那污浊的水流,那么脏,那么奥,人一沾上它,怎么还洗得干净?舅妈说过,那会砧污了我,我真怕她的话会应验。我躺在床上,惶恐地盯着水面,我发现母亲的脸一下于变得阴沉起来。她只是扭头望着黑魆魆的海面发呆,我心头越发沉重和惶惑了。

    那黑浊的水流真的改变了母亲。本来,她穿着一身中国式的孝服,可待快靠岸时,她再回到顶屋甲板的起居室时,却似完全换了个人。她描了浓浓的眉毛,各向两鬓高高地挑上去,还涂着黑眼圈,衬着那张脸越发显得苍白,再配着二片血红的嘴唇,显得完全是个陌生女人了。她戴着一顶棕色小毡帽,帽檐上横插着一支棕色羽毛,前额上,垂着两排整齐的刘海,远看就像一对漆器的木雕品,身上穿着一件领口上镶着直垂至腰间的白花边的棕色长裙,腰际别着一朵绢制红玫瑰。

    这是十分犯忌的,因为,我们还在戴孝呢!但我只是一个小孩子,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怎么可以指责自己的母亲呢?看着她如此毫无顾忌地华服盛妆,我为她感到羞愧。

    这时,母亲拿出一只奶油色的大纸盒递给我。“打开它!”我看见盒子上印着“英国精制各式时装天津”母亲只是不出声地盯着我笑:“快点呀!”直到好多好多年以后,我用这只奶黄色的纸盒来贮藏信件和照片时,我还是十分困惑不解,当年,母亲在与我分隔开那么久以后,怎么会确信,我会跟着她走,而当我跟着她走时,我需要穿一身完全不同的新衣服?

    一打开盒子,一切我的不安,为母亲感到的羞愧,顿时都消失了。盒子里,是一套崭新的粉白色的裙子,另外,还配着一双长统白丝袜、一双白皮鞋及一只白色的大绸结。

    但是,盒子里的一切对我,都太大了一点。我的肩膀简直可以从领圈里耸出来,腰身大得可以装下两个我。可我不在乎这,她也不在乎。我扬起双臂笔直地站着,她拿出针线替我把宽大部分缝小,又用软纸塞进我的皮鞋尖。穿上这样一身新的装束,我感觉上似乎也长出了新的手和新的脚,而且,需要用一种新的步子走路。

    不过马上母亲的脸又转得阴沉了。她叠着膝坐着,默默地眺望着越来越逼近的码头。

    “安梅,你要准备着过一种新的生活,你会住进一幢新房子里,你将有一个新父亲,许多新的姐妹们,还有一个小弟弟。你会穿好的、吃好的,高兴吗?”

    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做声,我想起了远在宁波的弟弟,他哭得那样伤心!我母亲夏然住口,再也不提什么有关我将面临的这个新家庭的事,因为这时铃声响了,船上的听差报告着,船已靠岸了。母亲很快地叫过搬运工,把我们两只小箱子指点给他,同时付了他们小费。她做得那么顺手,好像天天在做似的,对这一套已十分得心应手。随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另一只盒子,我看见里面躺着五六只死狐狸,它们张着小嘴,瞪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后面,拖着一条蓬松的尾巴。母亲却把这骇人的玩意围搭在她颈脖上,然后紧紧拉着我顺着人流下了甲板。

    “安梅,跟上,你怎么走得这样慢!”她频频对我说。我拼命拖着双脚跟上,可我的鞋大大,使我觉得十分吃力。人群乱哄哄的,人们提着沉甸甸的柳条箱或包袱,吆喝着在人群中抢着道,也有穿着打扮与母亲一样的外国女人,挽着他们丈夫的臂肘紧张地移着步子;有钱的太太们大声训斥着跟在他们后面的女佣人和听差

    天色已近中午了,虽然外边很暖和,可天上却布满了灰云,层层叠叠的。

    我们站在马路边等了半天,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力车不时从我们眼前掠过,可就不见一个来接我们的人影。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招了一辆人力车。

    母亲和车夫讨价还价了半天,我们终于登上了车。一路上,她不住地抱怨着飞扬的尘土,街上的臭味,坑洼的路面,被耽搁了的时间和她的胃病,然后,她又把抱怨引到我身上:我的新衣服上已经有了一个污点了,我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还有我的扭扭歪歪的蛇一样的两只长统袜。我试着要改变她的话题,便不时跟她打岔,一会指着个小公园问她那是什么地方,一会指着拖着长长的两节车厢的电车

    她更不耐烦了:“坐好,安梅!别看热闹。我不是带你出来看热闹的,我们只是回家去。”

    待我们终于到家时,两人都已精疲力竭了。

    二

    打一开始起,我就料到我的那个新家决不会是一般的小家小户,母亲早就跟我说过,那个叫吴青的男人,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专门经营地毯。他住在英租界的一幢华屋里,那是天津市最上等的地段,离马场道不远。

    那房子,是外国人建造的。吴青十分洋派,喜欢洋货,因为是外国人令他发财的,所以为什么我母亲也必须穿西式衣服。中国的暴发户,都喜欢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阔气。

    但待我真的来到吴青的家门口,还是给那种气派给镇住了。

    他家的大门,完全是石头砌成的中国式拱门,乌黑油亮的黑漆大门,配着一个高高的门槛。门内的院子,着实让我开了一番眼界月b里既没柳树也没飘香的肉桂,更不见楼台亭阁或荷花池之类,只见沿着砖石砌出的宽阔的走道两边,是两排葱葱郁郁的矮冬青,冬青后边分别是一片碧毯般的草地和喷泉,过道尽头,是一幢西式的三层楼洋房,每一层都凸出一个长长的铁栏杆露台,房顶四周,伸出四只烟囱管。

    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巴结地迎出来:“太太,你回来啦!没想到!”声音尖尖的,把我耳膜都刺疼了。这是杨妈,母亲的贴身女佣。她一口一声地称母亲“太太”这是中国对主妇的尊称,这样显得母亲像是吴家的正宗太太,而不是小老婆似的。

    杨妈一边大声叫其他佣人来帮我们拎行李、泡茶和放洗澡水,一边急急地对母亲辩解着:“二太太说过,太太您至少还得待一个星期才回来。看呀,竟没有能来接你!二太太她们,去北京走亲戚了。哎呀,这是您的女儿吧?多漂亮,跟您长得一模一样,她害羞了。大太太,还有她的女儿,去庙里烧香去了。还有”

    房子里陈设讲究,令我眼花缭乱:一个大圆弧的楼梯很气派地透迄而上。天花板上,精雕细刻着各种图案。错落迂回的长廊通向各个房间,一间套一间的。在我右边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置满了抽木家具和沙发,而这大房间又通向另一间狭狭长长的房间,也是布满各种家具古董,一道又一道的门框,弄得我晕头转向。屋子里不时来回闪过几个人影,杨妈就在一边介绍着:“喏,那年轻女人是二太太的贴身娘姨,那一个,什么也不是,只是大司务助手的女儿,这个男人,是管花园的”

    我们上了楼,来到一间大起居室内,再往左穿过门厅,踏进另一间房间。“这就是你妈的房间,”杨妈骄傲地对我说“你就睡在这里。”

    房里第一样抓住我视线的,是一张豪华的床,它看着又沉重又轻曼,上面垂着玫瑰色的帐慢,四角支着四根深色锃亮的木质龙柱,龙柱底座是四只蜷伏的狮于。

    我一头栽入凉飕飕的床罩上,高兴得哈哈大笑,我发现那柔软的褥子,比宁波床上的还要软十倍。

    坐在这样一张床上,我觉得自己成了个小公主。房间里有一扇落地玻璃窗直通阳台,窗前,是一张与床配套的同样木质的圆桌。一个佣人早已把茶和甜点准备好,此刻,他正怄身替我们生火取暖,那是一种烧煤的小火炉。

    这里不像我们宁波舅舅家那般寒酸,实在太阔气了。我不明白,母亲嫁了个如此有钱的男人,为什么舅舅还要骂她不要脸呢?

    正在我纳闷之时,突然听到一阵冷脆的铿锵之声,接着响起了一阵音乐,那是床对面一口大红木钟发出的,只见钟门突然打开,里面现出一间挤满宾客的小房间,一个戴着尖帽子的大胡子坐在桌边饮汤:一、二、三边上一个穿蓝衣服的姑娘,也一再俯身给他加汤:一、二、三而另外一个穿裙子和短外套的姑娘,则前后摆着身子拉小提琴,她老拉着一首听起来不甚愉快的曲子,以至许多年以后,我依旧还能记得那旋律:尼——呵!啦,啦,啦,啦——尼——那!

    这是一只十分奇妙的钟,只是在第一次听到它报时辰时,我觉得很新鲜,再多听了,我就觉得那报时声十分讨厌,弄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渐渐地,这养成了我一种能耐:凡对我毫无意义的一切叫唤,我都能听而不闻。

    开初的几天,我真觉得快乐无比,当我与母亲一起躺在这张宽大柔软的床上时,我想起留在宁波的小弟弟,心里十分为他惋惜难过,不过,这房内每一件新鲜事物,很快又分散了我的心思。

    我惊异地看着水龙头一开,热水就哗哗地流出来。抽水马桶也使我觉得新奇,只要水一冲就行了,不用佣人去清洗它们。这里每一间屋子,都像母亲房里一样精致讲究。杨张氏向我一一介绍着:哪一间是大太太的,哪一间是二太太的,有些则仅仅只是客房。

    不过很快,我就觉得一切新鲜的东西已不再新鲜了,我很快就厌倦了。“呵,这道菜我前天已吃过了。”“这甜点心我已吃腻了!”我不时向杨张氏抱怨着。

    母亲重又变得快乐了。她穿着中国式旗袍,嵌着白镶边,那是为外婆戴的孝。

    白天,她指点给我看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并教会我它们的名称:浴缸、白朗尼照相机、色拉叉、茶巾等。晚上,我们便围炉闲谈,谈论着各个佣人:某人聪明、某人勤快、某人忠心耿耿等等。我们在火炉上烤鸡蛋、烘山芋,空气中弥散着一股甜香。

    可以说直到那时,我再没过到比这更快乐更舒服的日子了:没有烦恼,没有恐惧,也没有欲求,我的生活,就像那床玫瑰色的大床褥一样温暖舒适。但很快,我就不快乐了。

    就在两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在后花园踢皮球,只听到远远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声,花园里两只狗顿时撇下我,快乐地叫着奔了出去。

    一直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玩的母亲,脸色霎时变了,只见她霍一下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我奔出去,只见大门口停着两辆乌黑油亮的人力车,后面则是一辆黑色的汽车。一个男佣人忙着在人力车上卸行李,另一辆人力车上,跳下一个年轻侍女。

    佣人们全都出来簇拥在汽车四周,锃亮的车身映出他们一张张谦卑恭敬的脸面。

    司机打开车门,先跳出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留着短发,后面烫着几道波浪。这女孩子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全身是成年女人的装束,配着长统丝袜蹬着高跟鞋。我看看自己沾着黄绿色草汁的白裙子,觉得很难为情。

    随后,佣人们慢慢扶出一个大块头男人,他个头不高,但很肥胖,气喘吁吁的,看着比我母亲要老多了。他的前额油光光的,鼻翼边一颗大黑痣。只见他身穿一件西式外套,里面一件毛背心紧紧地绷着身子,裤子倒很肥大。只见他费劲地蹬下地来,傲慢地往屋里走去,睬也不睬那些迎候着他的人。人们纷纷为他开门,也有帮他提着包,夹着他的长大衣的,浩浩荡荡地尾随着他。那个年轻姑娘则脸露得意的笑容挨着他,并不时频频回首打量着身后的随从,好像他们的那些殷勤和尊敬,都是献给她的。她刚走进去,我就听见一个佣人在议论着她:“三姨太太年轻了,她除了个奶妈外,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佣人。”

    我偶尔一抬头,只见母亲正站在窗台上观望,一切她都看见了,吴青又娶了第五房姨太太。妈倒一点也不妒忌这个女孩子,她没必要这样。母亲并不爱吴青,在中国,一个姑娘往往不是为爱情,而是为地位而结婚的。但我母亲在吴家的地位,我后来知道,是最低的。

    自从吴青带着五姨太回来后,母亲终日足不出门,埋头刺绣。有时下午就带我坐车出城,为的是寻觅某一种颜色的丝线,或者她根本讲不清它的颜色,有如她也无法讲清她自己的一切烦恼和不快。

    因此尽管一切看来平静如故,但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假象。你可能会奇怪,怎么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孩子,也能感觉得出?现在想想,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我好像天生有一种能预测灾难的特异功能,十五年后,同样的功能,使我能听见日本人扔在远方的炸弹,从而知道一场无可避免的战祸开始了。

    吴青回来后没几天的一个深夜,我被母亲轻轻摇醒。

    “安梅,乖孩子,”她疲惫地说“去杨妈房里睡吧。”

    我睡眼惺松地揉揉眼睛,看见房里晃进一个黑影,那是吴青,我哭了。

    “别哭,没有什么,快去杨妈房里、”妈轻声说着,把我抱在冷冰冰的地上,那座木头钟又开始唱了,吴青嘟嘟哝哝地抱怨着这寒冷的天气。我给带到杨妈房里。

    次日早上,我看见五姨太绷着脸,就和我一样。早餐桌上,当着众人面,她的怒气爆发了,只见她粗暴地大声训斥女佣动作太慢,吴青则像父亲般严厉地瞥了她一眼,她便抽抽搭搭地哭了。不过后来到了中午时分,五姨太又咯咯笑了,穿了一身新衣服和新鞋子,得意洋洋地走来走去。

    当天下午,我和母亲又乘上人力车,去买绣花线,第一次,母亲向我倾吐了她郁结的不快:“你看见了,我过得多窝囊!”她哭着说“看我在家里多没地位,他带回来的那个新姨太,是个下等女人,黑黑的,又不懂规矩!他只是花了几块钱把她从乡下,一个砖瓦匠家里买来的。晚上当她还不能满足他时,他便到我这里来,我从他身上闻到那个贱货的土气。

    “现在你看见了,我这个四姨太就是不如五姨太,安梅,你得牢记住这一点。

    我曾是个明媒正娶的太太,一个读书人的太太。你的母亲并不生来就是个四姨太的。”

    那“四”字,恶狠狠地从她牙缝里进出来,那字听起来,就和“死”的发音一样,我只觉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令我记起,外婆曾说过“四”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如果你以一种怒冲冲的声调说出这个字,听起来就颇像那个晦气的字。

    寒露到了,天气更冷了,二姨太和三姨太,带着她们的孩子和佣人,回到天津来了。吴青同意让他的新汽车去火车站接他们,当然,一辆汽车哪装得下这大队人马?所以汽车后面走着一长串的人力车,就像一串蟋蟀跟着一只肥大的甲虫。

    母亲站在我身后迎接着她们。一个穿着一身普通西服的女人,带着三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年纪与我不相上下。

    “这是三太太和她的三位女儿。”母亲介绍着。

    那三个女孩子比我还要怕羞,只是低着头依偎着她们母亲。可我还是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们,她们跟自己母亲一样朴素,一律长着大牙齿,厚嘴唇,两道粗眉毛,就像两条大毛虫。三太太热情地与我们寒暄着,还同意让我帮她提一只包裹。

    “还有,这是二太太,”我明显地感到母亲搭在我肩头的双手变僵了。“可她会要你称她大妈。”她轻声对我说。

    我看见一个穿着件黑毛皮长大衣的女人,非常时髦,她怀里抱着一个胖胖的小男孩,两岁左右。

    “他就是小弟,你最小的弟弟。”母亲对我说。只见那小男孩子戴着一顶与他母亲的皮大衣一样的小皮帽,一边用手指玩弄着她垂在胸前的珍珠串。我很奇怪她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孩子,尽管二姨太很漂亮,似乎也很健康,但她已有相当岁数了,起码四十五岁开外了。

    她笑盈盈地对我点点头,华贵的皮大衣随着她款款的步子闪烁着,她仔细打量我一番后,只见她的纤纤细手优美地一扬,便摘下脖子上那串珍珠套在我颈上。

    呵,这样的珍宝,我还是第一次触摸到。它完全是西式的,长长的一串,每粒珠子的大小都一样,颗颗饱满晶莹,用一只银子搭扣把两端连在一起。

    母亲立即推辞着:“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呢,这样的礼物太贵重,太贵重了!她会把它们弄碎的,甚至会把它们弄丢的。”

    二姨太只是淡然一笑,说:“这样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该要打扮打扮她啦!”

    我立时发现,母亲的脸显得不大高兴。她不喜欢二姨太。我得注意点,不要让母亲觉得二姨太已把我争取过去,可我内心深处,还是按捺不住对二姨太持一份特别的好感。

    “谢谢大妈妈!”我对二姨太说,脸上还是绽出快乐的笑容。

    下午与母亲一起在房里吃茶点时,母亲对我说:“留点神,安梅,这个二姨太景会一手遮云,翻手作雨了。她这是在收买你呢!”我知道她生气了。

    我只是一声不吭地坐着,任凭母亲的话由我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把项链给我。”突然,她对我说。

    我看着她,没有动弹。

    “你不信我的话,就把项链给我,我不会让她以这么贱的价钱来收买你的。”

    我还是一动不动,她便站起身劈手抢走那条项链。不及我阻拦,她便把项链扔在地上用皮鞋脚猛踩,霎时,这串几乎已收买了我身心的珍珠项链中的一颗,给踩得粉碎,变成一撮玻璃屑。

    然后她仍让我把这串项链戴上,她要我连着戴一个礼拜,以不时提醒自己,怎么几乎良莠不分,把假当真,差点把自己都出卖了。然后,她打开自己的首饰盒:“现在,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珠宝吧!”

    她拿出一只沉甸甸的蓝宝戒指放在我掌心,宝石中央,闪烁着一道星状的寒光。

    不久,大太太也从北京回来了,在北京她与两个未婚女儿一起住在吴青的另一幢公馆里。大太太一到,二太太就没声气了。大太太是这里的领头、准则和法律。

    但大太太实在对二姨太没什么太大的威胁。她又老又衰,缠着小脚,穿着过时的衣饰,布满皱纹的脸面倒是十分朴素实在。现在想起来,她其实也并不太老,不过就吴青这点年岁,约五十来岁吧。

    刚刚遇见大太太的时候,我还以为她是瞎子。她似根本没看见我,也看不见吴青,看不见我母亲。她眼中只有她的两个女儿,两个尚未出阁的老姑娘,她们至少有甘五岁了。此外,她就只看见两条狗。

    “大太太的眼睛怎么搞的?怎么有时视力很好,有时却像瞎子似的。”一天我问妈妈。

    “大太太说,她只看得见佛光,看得见菩萨的显灵,她对多数人世的罪孽,则是视而不见。”杨妈说。杨妈还告诉我,大太太之所以对人世持如此眼开眼闭之态,是因为她的不幸的婚姻。她与吴青拜过天地,因此,他们属明媒正娶、父母之命而结合的。但婚后一年,她生了个女儿两腿有长短。这个不幸使大太太热衷烧香拜佛,布施捐赠,祈求菩萨开恩,让女儿的双脚恢复正常。菩萨动了恻隐之心,又赐给她一个千金,这个千金的两腿完全正常,但是呀,在脸庞上却有个巴掌大般的胎记。

    这一来,大太太更是热衷吃素念佛。吴青为她特地在千佛岭和泡泉竹林附近买了一幢房子,因此一年两次,只寒暑两季,她才回天津丈夫处,忍受种种世俗的罪孽来折磨她的视力。即使回到家里,她也是只呆在自己卧室内,像一尊菩萨般盘坐着,抽鸦片,自言自语,连吃饭也不下楼。她常常戒斋,或者只吃些素斋。吴青每周只去她房里一次,通常在午饭前去,然后在那儿喝杯茶,与她闲聊寒暄几句。晚上,他从来不去打搅她。

    这个白日幽灵般的老女人,按理不至会令我母亲不安的,事实上,她只是把一切深埋在自己心里。但我母亲则认为她在这个家里已受尽煎熬,除非她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幢房子或许不该设在天津,而应该在天津的偏东一点,在北戴河!那是个迷人的海滨地,处处是漂亮的别墅,住着有钱人的遗孀。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银白的雪花寂然无声地飘散着,稠密地飘积在我们房子四周。母亲穿着件翠绿的毛皮镶边的绸袍,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将搬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它没有这里大,小小的,却很精致,但那将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只有杨妈和几个熟悉的佣人,吴青已经答应我了。”

    我们都厌烦了严寒冰雪,冷风飕飕的冬日,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不敢轻易去屋外。杨妈警告我,那样冷的大风,会把我身上割出千百道口子的。常常听到佣人们谈论着:某商店的后门口,又被一个冻死的乞丐堵住了。这样的冬天,常有乞丐倒毙在街头。他们肮脏的身子,覆上一片晶莹的白雪,每颗晶霜都在熠熠闪光。

    因此我们天天呆在屋里,想出各种办法来打发这漫长的严冬。母亲终日翻阅外国时装杂志,将看中的样式剪下来,然后下楼去与裁缝合计。

    我不喜欢和三姨太的女儿玩,她们大规范大拘谨就像她们的母亲。她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道呆呆地站在窗前望着太阳升起又落下,仅此而已。杨妈则陪着我在火炉上烤栗子,谈天说笑。她有时还会以一种做作的腔调,学着二姨太吊嗓子。二姨太喜欢唱京戏,每次家里请客,她总少不了要伊伊呀呀唱上几句,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

    “二十年前,她曾是山东一个红歌女,一个很受宠的女人,尤其对那些常去泡茶馆的已婚男人。尽管她并不漂亮,却很聪明妖艳,她的小曲唱得很动人,还配上各种撩拨人心的动作,把那些男听客听得痴醉酥软。吴青娶她,并不是出于爱情,只是出于一种夺魁的虚荣。而她跟从他,也是因为他的财富和那不中用的大太太。

    “从一开始起,二姨太就知道如何操纵他的钱财。她知道他怕鬼,而且也知道以自杀要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因此有一次当他拒绝给她钱时,她便假装吞生鸦片自杀,吴青没办法,只好给她一大笔钱。

    “她就这样自杀了好多次,便占有了这幢房子最好的一间卧室,也有了自己独用的包车,甚至为她自己的父母,也争得了一幢房子。

    “但有一件事任凭她如何折腾也没用,那就是孩子。她知道吴青渴望着生个儿子,以延续吴家的香火。因此聪明的她,抢在吴青开口前就对他说:‘我早已替你物色好二个合适的太太了,她一定会给你生个儿子的。她还是个黄花闺女呢。’这话倒是真的,只是三姨太相当难看,甚至没缠过脚。

    “三姨太自然从此对二姨太百依百顺,两位姨太太相处和谐。三姨太为吴青生了三个女儿。但吴青却要个儿子,并以此为借口又在外边寻花问柳。于是,二姨太又替吴青找了第四个姨太太,那就是你母亲。”

    “二太太使了什么法,才使我妈嫁给吴青呢?”我怯怯地问。

    “小姑娘家,别问那些事!”杨妈沉下脸说。但很快,她自己说开了:“你妈呀,实在对这个家太好了。五年前,你父亲才去世一年,她和我去杭州六和塔。因为你爸爸是一个有名的学者,而且笃信该塔祀奉的六个美德。因此你母亲对着这座古塔起誓,保证恪守妇道,贞洁娴静,忍耐和不贪钱财。就在我们游西湖时,我们遇见了一对夫妇,那就是吴青和二姨太。

    “吴青立时被她的美貌迷住了。那时你妈真是漂亮,特别她的皮肤,光洁白皙,即使她因为守寡而不能浓妆艳服,但她那种天生丽质的美貌,还是光彩四照。然而在中国,寡妇是低人一等的,她不能再嫁。

    “但二姨太很快就设了个骗局。她先设法与你母亲接近,然后请她去灵隐寺吃素斋,饭后,又约你母亲一起打麻将,直至深夜。这时,她就殷勤地劝你母亲就在她房里过夜。半夜你母亲一觉醒来,发现身边躺着吴青。

    “第二天清早,你母亲就潸然含泪离去,二姨太却四下对人诉说,一个寡妇如何勾引了她的丈夫吴青。一个寡妇,她还能怎么申辩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吴青做四姨太,为他传宗接代。你母亲回到宁波老家,对着她哥哥叩了三个头道别,结果她哥哥踢她,她母亲唾骂她,并且将她永远赶出家门。就这样,你母亲当了四姨太。三年后,她生了个儿子,被二姨太收养去了。我也就跟着你妈过这边来了。”

    自从听了杨妈这番话后,我懂了许多事。

    我总算看透了二姨太的本性了。

    她经常假装热心,陪五姨太去她贫穷的山村老家“摆威风”然后一转身,又对吴青绘声绘色地描摹五姨太娘家人的贫困和粗俗,嘲笑吴青怎么会被这样一个穷姑娘所迷惑。

    她对大太太关怀备至,为她提供大量的鸦片,并躬身为她装烟烧烟,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太太烟瘾越来越大,而且身子日益衰弱。

    二姨太把我母亲的儿子抱在怀里,当着我母亲的脸亲吻着他,说:“好儿子,有我这个妈,你这一世将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将来你长大了,我就把这个家全部交给你,靠你养老了。”

    而母亲所盼望的那幢房子,终于因为二姨太的又一次自杀,而成为泡影。二姨太以吞鸦片来威胁吴青收回那个许诺。

    我真为母亲难受,我希望她大声指责吴青、指责二姨太,也应该指责杨妈——她不应把实情告诉我。母亲总应该起来说些什么但她没有,她甚至没权力这样做!

    旧历的小年夜,天还没亮,杨妈就带着哭声把我推醒。“快,快起来!”

    我睡意矇眬地跟着她来到母亲房里,只见房内灯火通明,她躺在床上手脚抽搐,舌头麻木。吴青、杨妈、二姨太、三姨太、五姨太和医生围在她床边。

    “醒醒吧,妈妈。”我哭了。

    “她吞吃了过量的鸦片,”杨妈哭着说“医生说,已没有办法了。”

    四周死一样地静寂,唯有那架大木钟,里面窜出那个拉小提琴的姑娘,奏出一串重复的令我厌倦的声响。

    母亲继续在作着痛苦的抽搐,我想这时,我该说些令她肉体和灵魂都能安宁的话语,但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木头样呆呆地站着。我又忆起母亲讲过的乌龟的故事。她叮嘱过我,哭是最没有用的,我试着吞下自己咸涩的眼泪,一滴一滴的,但我的眼泪太多,涕泪滂沦的我,终于哭倒在地。

    迷糊中,我觉得自己也变成水池里的一只小乌龟,成千只喜鹊在啄饮池里的水,那些水,全是我的眼泪。

    过后杨妈告诉我,我母亲是听信了二姨太的教唆,吞生鸦片作假自杀,结果弄假成真了。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她才不会上这个坏女人当。我知道,母亲是真的不想活下去了。她是故意选定小年夜自杀的。死对她,变成一种武器。她把毒药拌在元宵里吞下去了。记得她在吃元宵时,还感慨地说过:“唉,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一长串吃不尽的痛苦

    元宵把毒药黏在她身子里,她无法得救。在小年夜当晚,他们把她停放在过道的一块木板上,她装裹得十分豪华,比生前还要奢丽体面,戴着纯金和琉璃白玉缀成的头冠,鞋尖两端各缀着两颗硕大的珍珠。

    在最后与她诀别时,我扑上去大哭。她的双眼慢慢睁开了,我一点也不惧怕。

    我知道她是不放心我。我用手将她眼睛轻轻合拢,心里暗暗对她说:“我会坚强起来的。”

    按习俗,人死后的第三天,灵魂将回来讨还宿怨,母亲殁于小年夜,她的灵魂,将在大年初一来上门讨债。因此那天,吴青很有点神色不安,他戴了重孝,应诺将小弟和我,视为正出,也应诺将母亲作为明媒正娶的夫人看待。

    我也豁出去了。反正那天,我给二姨太看了被妈踩碎的那串假珍珠项链。她的头发,就是那天开始变白的。

    也是从那天起,我学会了大声反抗。

    三

    做人,要振作。

    女儿,你不需要什么精神咨询医生。这样的医生不是要你振作起来,反而让你过得更糊涂。实际上,这种医生就是靠你们这班人的眼泪喂肥的。

    我的母亲,她吃尽了苦头,丢尽了脸。她想千方百计地隐藏着这一切,而最后,这一切又汇成压倒她的更大的痛苦。那就是从前的中国。她们没有选择,不能反抗,也无处逃避,一切都认为是命定的。不过现在她们不一样了,这是最近的中国杂志上说的,她们翻身了。

    那种靠人们眼泪来喂饱的家伙,再也不敢坐享其成。中国的人民起来赶走他们。

    你的精神治疗医生,听了我这番话后,会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