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告别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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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7月份，正当武斗相持不下的时候，工人宣传队进驻北大，掌握一切权力。这个举措等于把两派学生组织都给解散了，从而一下子结束了武斗。事实上，学生组织业已完成其使命，即借其冲劲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谓走资派，继续存在下去只会制造麻烦，因此理应让它们退出历史舞台了。所有学生都奉命回到了学校，作为毕业班，我们的任务是马上做鉴定，迅速离校。六一届的学生在当月就草草打发走了，我们六二届也要在一两个月内走人。去向已定，主要是外省的农村，大城市一个不留。
经过两年的折腾，重新坐到桌边来，谁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一切依旧。我在一篇日记——不错，积习难改，在毁掉全部日记之后，我又开始写日记了——里写道：“这几天的鉴定使我厌恶极了。一群小资产阶级临到末路，还要互相吹捧一会儿，不害臊吗？宁可做一个真诚的、谦逊的小资产阶级，决不做那种虚伪的、妄自尊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太不老实了。我承认，在我身上有明显的小资情调，比如脆弱、动摇、人情味、正义感等等。但是，某些人骨子里浸透了的市侩气、商人气、政客气，我是没有的。我也没有那些臭架子，那种自鸣得意的驴子性格，我是能和普通工农群众相处好的，决不会比这些人差。”
分配方案很快下来了，我班二十五人，去广西最多，共十一人，其次是山西七人，浙江五人，诸如此类。问到我的志愿，我说随便。几个家在江南的同学都想去浙江，问我不去行不行，我说可以。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广西。分到广西的人先去湖南洞庭湖农场锻炼，锻炼结束后，宣布具体地点，我是南丹县，另一个同学是资源县，他问我肯不肯交换，我的回答也是可以。结果我去了资源县。我真是觉得无所谓，去哪里都一样。
要离开北京了，我别无留恋，只舍不得世英的亲人们。在与平英通信后，我去郭家又多了一些。第一次去，我在东屋午休，平英叫我进偏室，把一个黑色的小木盒搬到桌上，低垂头出去了。这是世英的骨灰盒。一会儿，她带我去洗相片。洗出的相片中，有一张我和世英在院子回廊里的合影，我坐着，世英站着，都是深思的神情，她指着说：“两个思想家。”有一回，我和郭汉英在下围棋，她从外面回来，远远看见我便发出欢喊声，走到我的身边来。没有了世英，全家孩子中只有她和我年龄接近，比我小两岁，仿佛因此成了最合适的接待我的人。在一封信中，她写道：“一年前，郭世英做了林铭述的郭民英。现在呢，现在谁来做你的郭世英，又是谁去做林铭述的郭民英啊。”我从中读出了令人心酸的善良。我希望是她，但知道不可能，在我眼中她是这样高贵的一个女孩，我们之间有着微妙而难以逾越的距离。
因为我给平英的信，于立群对我格外热情。她告诉我：“那天夜里，我感到奇怪，怎么小妹还没有睡觉？到她房里一看，她正在给你写信。我看了你的信，很感动。”接着，她把我叫到她屋里，说那天她也给我写信了，写了两页就写不下去了，她让我看这未完成的信和她写给肖肖的信。世英死后不久，肖肖被送到青海当兵，情绪极为低沉，大家都为她担着心。悲剧过去两三个月后，于立群的情绪倒是稳定了一些。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她对我谈世英的往事。他串联回来，好几次提出：“咱们家应该来一个革命化。”她问他学校整他的事，他把头一仰，笑一笑，显出轻松的样子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她分析死去的两个孩子的性格，说世英是热情奔放，民英是细腻，削苹果皮稍有粗细厚薄不匀都会难受。她鼓励我：“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如果了解郭世英的人都死了，还有谁知道他？”
9月8日，我在离京前最后一次去郭家，他们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给我饯行，餐桌上有我爱吃的大对虾。四个孩子一起把我送出大门，汉英说：“这一别，恐怕很难再见面了。”建英说：“去了以后，大大地来信。”又马上一笑，指一指平英，纠正说：“不是给我，给她大大地来信。”平英朝我点点头。我和林铭述走在夜晚的街头，他议论道：“这个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背后是外人想象不到的悲剧。”静默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我觉得悲剧还没有完。”他问我想不想写小说，我说等将来吧，他说：“我是指将来，现在当然不成。十年以后吧。”我问他：“你看有希望吗？”他小声说：“这是迟早的事。”然而，分手时，他给我的临别赠言却是：“跟上时代，不要太消沉。”
那一天有一件事留下了一个小遗憾。我曾在林铭述家里看到郭老送的墨宝，很羡慕，便鼓起勇气让平英帮我也要一幅。上一个周末，郭老给我写了一幅，内容是他尚未发表的词水调歌头游采石矶，写在大约四开大的宣纸上。他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这个意境十分合我的意。我捧在手中，自是不胜喜悦，建英在旁边说：“爱不释手。”由于那天我是骑车往返，怕途中损坏，就让建英替我暂时保存，准备今天拿走。今天临走时，于立群劝我不要拿了，她说，我去部队农场那样的地方，带去了影响不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层顾虑是有道理的。不过，倘若现在能把这幅字找出来还我，我会很高兴的。
9月10日晚上，我走出居住了六年的38楼120室，最后看一眼窗外那一排木槿，它们还是六年前的老样子，一点儿没有长高。武斗已把我的书籍杂物洗劫一空，我几乎是空着手离开北大的。大卡车把我们这些去湖南部队农场的学生运到天安门前，在一个军人指挥下，我们匆匆排成队列，举手向毛主席宣誓，再被运到北京车站。我们登上了列车，两个同学隔着车窗向前来送行的一群大中学生慷慨陈词，我在一旁无言静听。火车启动后，那两个同学也静默下来了，只听见车轮碾过钢轨接缝处发出的单调的震响。我久久凝望着窗外的黑夜，心中回旋着李贺的一句诗：“我有迷魂招不得。”
大约在7月份，正当武斗相持不下的时候，工人宣传队进驻北大，掌握一切权力。这个举措等于把两派学生组织都给解散了，从而一下子结束了武斗。事实上，学生组织业已完成其使命，即借其冲劲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谓走资派，继续存在下去只会制造麻烦，因此理应让它们退出历史舞台了。所有学生都奉命回到了学校，作为毕业班，我们的任务是马上做鉴定，迅速离校。六一届的学生在当月就草草打发走了，我们六二届也要在一两个月内走人。去向已定，主要是外省的农村，大城市一个不留。
经过两年的折腾，重新坐到桌边来，谁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一切依旧。我在一篇日记——不错，积习难改，在毁掉全部日记之后，我又开始写日记了——里写道：“这几天的鉴定使我厌恶极了。一群小资产阶级临到末路，还要互相吹捧一会儿，不害臊吗？宁可做一个真诚的、谦逊的小资产阶级，决不做那种虚伪的、妄自尊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太不老实了。我承认，在我身上有明显的小资情调，比如脆弱、动摇、人情味、正义感等等。但是，某些人骨子里浸透了的市侩气、商人气、政客气，我是没有的。我也没有那些臭架子，那种自鸣得意的驴子性格，我是能和普通工农群众相处好的，决不会比这些人差。”
分配方案很快下来了，我班二十五人，去广西最多，共十一人，其次是山西七人，浙江五人，诸如此类。问到我的志愿，我说随便。几个家在江南的同学都想去浙江，问我不去行不行，我说可以。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广西。分到广西的人先去湖南洞庭湖农场锻炼，锻炼结束后，宣布具体地点，我是南丹县，另一个同学是资源县，他问我肯不肯交换，我的回答也是可以。结果我去了资源县。我真是觉得无所谓，去哪里都一样。
要离开北京了，我别无留恋，只舍不得世英的亲人们。在与平英通信后，我去郭家又多了一些。第一次去，我在东屋午休，平英叫我进偏室，把一个黑色的小木盒搬到桌上，低垂头出去了。这是世英的骨灰盒。一会儿，她带我去洗相片。洗出的相片中，有一张我和世英在院子回廊里的合影，我坐着，世英站着，都是深思的神情，她指着说：“两个思想家。”有一回，我和郭汉英在下围棋，她从外面回来，远远看见我便发出欢喊声，走到我的身边来。没有了世英，全家孩子中只有她和我年龄接近，比我小两岁，仿佛因此成了最合适的接待我的人。在一封信中，她写道：“一年前，郭世英做了林铭述的郭民英。现在呢，现在谁来做你的郭世英，又是谁去做林铭述的郭民英啊。”我从中读出了令人心酸的善良。我希望是她，但知道不可能，在我眼中她是这样高贵的一个女孩，我们之间有着微妙而难以逾越的距离。
因为我给平英的信，于立群对我格外热情。她告诉我：“那天夜里，我感到奇怪，怎么小妹还没有睡觉？到她房里一看，她正在给你写信。我看了你的信，很感动。”接着，她把我叫到她屋里，说那天她也给我写信了，写了两页就写不下去了，她让我看这未完成的信和她写给肖肖的信。世英死后不久，肖肖被送到青海当兵，情绪极为低沉，大家都为她担着心。悲剧过去两三个月后，于立群的情绪倒是稳定了一些。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她对我谈世英的往事。他串联回来，好几次提出：“咱们家应该来一个革命化。”她问他学校整他的事，他把头一仰，笑一笑，显出轻松的样子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她分析死去的两个孩子的性格，说世英是热情奔放，民英是细腻，削苹果皮稍有粗细厚薄不匀都会难受。她鼓励我：“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如果了解郭世英的人都死了，还有谁知道他？”
9月8日，我在离京前最后一次去郭家，他们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给我饯行，餐桌上有我爱吃的大对虾。四个孩子一起把我送出大门，汉英说：“这一别，恐怕很难再见面了。”建英说：“去了以后，大大地来信。”又马上一笑，指一指平英，纠正说：“不是给我，给她大大地来信。”平英朝我点点头。我和林铭述走在夜晚的街头，他议论道：“这个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背后是外人想象不到的悲剧。”静默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我觉得悲剧还没有完。”他问我想不想写小说，我说等将来吧，他说：“我是指将来，现在当然不成。十年以后吧。”我问他：“你看有希望吗？”他小声说：“这是迟早的事。”然而，分手时，他给我的临别赠言却是：“跟上时代，不要太消沉。”
那一天有一件事留下了一个小遗憾。我曾在林铭述家里看到郭老送的墨宝，很羡慕，便鼓起勇气让平英帮我也要一幅。上一个周末，郭老给我写了一幅，内容是他尚未发表的词水调歌头游采石矶，写在大约四开大的宣纸上。他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这个意境十分合我的意。我捧在手中，自是不胜喜悦，建英在旁边说：“爱不释手。”由于那天我是骑车往返，怕途中损坏，就让建英替我暂时保存，准备今天拿走。今天临走时，于立群劝我不要拿了，她说，我去部队农场那样的地方，带去了影响不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层顾虑是有道理的。不过，倘若现在能把这幅字找出来还我，我会很高兴的。
9月10日晚上，我走出居住了六年的38楼120室，最后看一眼窗外那一排木槿，它们还是六年前的老样子，一点儿没有长高。武斗已把我的书籍杂物洗劫一空，我几乎是空着手离开北大的。大卡车把我们这些去湖南部队农场的学生运到天安门前，在一个军人指挥下，我们匆匆排成队列，举手向毛主席宣誓，再被运到北京车站。我们登上了列车，两个同学隔着车窗向前来送行的一群大中学生慷慨陈词，我在一旁无言静听。火车启动后，那两个同学也静默下来了，只听见车轮碾过钢轨接缝处发出的单调的震响。我久久凝望着窗外的黑夜，心中回旋着李贺的一句诗：“我有迷魂招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