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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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
舒晋瑜
在我的印象中,严歌苓一向是优雅的。和数年前见到她时的感觉一样,美丽、灵秀又不失生动与深刻。在她位于西坝河畔的家中,我们俩临窗而坐,聊她一部部总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她在海外飘来飘去快乐的生活。透过大的落地窗,能看到16层楼下美丽的小区花园,悠闲自得的老人和蹒跚学步的孩子。严歌苓的神态和语调都是松弛的,她并不特别健谈,答即所问,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谈话中,她不时地望着窗外,好像所说的是距离遥远的一些事情,带着一些豁达和与世无争的散淡。但是我同时又在想,命运对她是如此厚爱:她自小在舞蹈、音乐上有着过人的天赋,以为她会成为艺术家,没想到21岁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就在收获上发表;想出国留学,零起点自学英语17个月,托福居然考了577分,十年后在好莱坞写起了英文剧本;不幸遭遇抢劫,却因此完成抢劫犯查理和我;虽然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但她始终爱着那个家庭,那段生活让她有了第九个寡妇的基本素材近年来,她的创作风头很健,是海外文学中的“多产多奖”作家,多部小说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喜爱。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少女小鱼、人寰等,获得了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最近又有作家出版社推出第九个寡妇,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女人的史诗。
第九个寡妇源于亲戚中听来的一桩河南的离奇大案。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小寡妇王葡萄,在一次运动时将她的公公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在家里的红薯窖里20年的故事。其实,她听说这个故事已有20多年,但迟迟没有动笔“太传奇的事情常常很难脱离编造的干系,让人觉得不真实。”直到2001年,严歌苓才有着手写这部小说的打算。“应该说,这个女性形象的无知无畏和宽厚包容都是源自于一种蒙昧,这样的人让我非常着迷。”
写完了第九个寡妇农村女人的一生,严歌苓又想写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她说:“我希望通过各种女性写一系列长篇,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经历来建构几十年的历史。这样很有意思,从各个角度,有的是作为正面人物,有的是‘反面人物’,下面还会有这样的长篇出来。”之所以用“史诗”为题,是因为严歌苓觉得女人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女人的情感世界多少次被颠覆,又多少次寻找情感的疆土和版图。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特别是田苏菲这样重感情的人,这么希望得到爱的女人,其它的东西,在她眼睛里模糊一片,她不清楚外部的历史长河发生了什么。严歌苓想创作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挚爱者,爱一个人至死的女性。她想从他们那代人,思考今天的情感。
严歌苓的写作速度比较快,一般的写作周期是两三个月。这与生活环境总是变化有关,她尽可能地在固定的环境中完成一部作品,否则会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使写作的语调发生变化。“我不敢保证我不变。每一部小说我都希望找到一种完整的语调,非常感官的,神奇的,抓住了非常好写,非常畅通,失去了就进入堵塞状态。”虽然写得快,但是她孕育的时间很长。“我在写这一部的时候,同时酝酿下一部,写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时,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案台上。有新四军的,慰安妇的,南京大屠杀的,所有我认为想写的东西,都做资料研究。写得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很少改动。我写作相信第一感觉。第一次撞入思维中的总是最好的。而且回头再改,尝试有没有比它更好的说法——没有,顶多把不喜欢的字去掉,使这句话更简洁、更经济。”
很多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创作的源泉渐渐枯竭,但是严歌苓却像织毛线一样自然地写作。严歌苓颇为自信:“写作这个活动,对我来说自然快乐。每天往下走,这两个人物突然出现了有意思的互动,出现了这样那样好的对话,写完了的对话不是你想出来的,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上一想,出来这样的对话,形成上面的呼应,完全在你的控制之外。作为小说家来说,每天有未知的人物等着她,而且总是偶然地出现,不是你完全想象得到。这就是写小说的人为什么一直写下去。你在开始时对人物有基调设计,开始的行为是你给他设计的,通过行为语言设计基调,后来他就有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意志,走了自己的路,你跟着他走,一直往下走。我认为未知是艺术中最有魅力的。”
虽然严歌苓的身份是编剧,她其实并不喜欢改编作品。她的作品还是交给别人完成,她觉得写剧本有点浪费自己的才华。因为那只是第二遍创作,改编一个东西,不能使她焕发出最大的创作力。写小说得到的刺激和快感,是写电影剧本无法相比的。
严歌苓在部队文工团当舞蹈演员时,那段去西藏巡回演出的经历,对她写作气质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使她的作品融入了大山大川大草地的大气雄浑。1989年年底严歌苓去美国开会,次年申请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进行英美文学的系统阅读。严歌苓曾经把自己比做“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之一员,这种离开中国文化背景,又处于异国文化边缘的身份,使她肩负着一种使命。她的感受是,真正融入其他语境的最佳途径便是用他们的语言去写作。经过多年的奋斗,严歌苓已经获得了与美国读者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做了无数个报告,现在她的创作方式大多是双语齐下的。很多精彩的中文作品在翻译中变得平庸,看到流失的精华她很痛苦,希望能在英语中找到相应的对称。现在她为好莱坞做电影编剧工作,对她来说,用英文编剧是创作生命又一次转折。她说:“我写剧本,也是为写小说做准备。”
她快乐自由地写,写得津津有味,她希望自己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为中国的文学画廊增添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她那么热爱生活,除每天早上固定的写作,她常常在下午去健身房锻炼,晚上做晚餐,而且不时会举行家宴或参加别人的家宴,要么就看电影。她还喜欢逛艺术市场,搜集了很多的民间艺术品。这样一位丰产的作家,她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充满乐趣,也许正因为此,她的作品充满了无穷的变数。
──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
舒晋瑜
在我的印象中,严歌苓一向是优雅的。和数年前见到她时的感觉一样,美丽、灵秀又不失生动与深刻。在她位于西坝河畔的家中,我们俩临窗而坐,聊她一部部总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她在海外飘来飘去快乐的生活。透过大的落地窗,能看到16层楼下美丽的小区花园,悠闲自得的老人和蹒跚学步的孩子。严歌苓的神态和语调都是松弛的,她并不特别健谈,答即所问,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谈话中,她不时地望着窗外,好像所说的是距离遥远的一些事情,带着一些豁达和与世无争的散淡。但是我同时又在想,命运对她是如此厚爱:她自小在舞蹈、音乐上有着过人的天赋,以为她会成为艺术家,没想到21岁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就在收获上发表;想出国留学,零起点自学英语17个月,托福居然考了577分,十年后在好莱坞写起了英文剧本;不幸遭遇抢劫,却因此完成抢劫犯查理和我;虽然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但她始终爱着那个家庭,那段生活让她有了第九个寡妇的基本素材近年来,她的创作风头很健,是海外文学中的“多产多奖”作家,多部小说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喜爱。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少女小鱼、人寰等,获得了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最近又有作家出版社推出第九个寡妇,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女人的史诗。
第九个寡妇源于亲戚中听来的一桩河南的离奇大案。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小寡妇王葡萄,在一次运动时将她的公公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在家里的红薯窖里20年的故事。其实,她听说这个故事已有20多年,但迟迟没有动笔“太传奇的事情常常很难脱离编造的干系,让人觉得不真实。”直到2001年,严歌苓才有着手写这部小说的打算。“应该说,这个女性形象的无知无畏和宽厚包容都是源自于一种蒙昧,这样的人让我非常着迷。”
写完了第九个寡妇农村女人的一生,严歌苓又想写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她说:“我希望通过各种女性写一系列长篇,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经历来建构几十年的历史。这样很有意思,从各个角度,有的是作为正面人物,有的是‘反面人物’,下面还会有这样的长篇出来。”之所以用“史诗”为题,是因为严歌苓觉得女人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女人的情感世界多少次被颠覆,又多少次寻找情感的疆土和版图。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特别是田苏菲这样重感情的人,这么希望得到爱的女人,其它的东西,在她眼睛里模糊一片,她不清楚外部的历史长河发生了什么。严歌苓想创作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挚爱者,爱一个人至死的女性。她想从他们那代人,思考今天的情感。
严歌苓的写作速度比较快,一般的写作周期是两三个月。这与生活环境总是变化有关,她尽可能地在固定的环境中完成一部作品,否则会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使写作的语调发生变化。“我不敢保证我不变。每一部小说我都希望找到一种完整的语调,非常感官的,神奇的,抓住了非常好写,非常畅通,失去了就进入堵塞状态。”虽然写得快,但是她孕育的时间很长。“我在写这一部的时候,同时酝酿下一部,写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时,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案台上。有新四军的,慰安妇的,南京大屠杀的,所有我认为想写的东西,都做资料研究。写得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很少改动。我写作相信第一感觉。第一次撞入思维中的总是最好的。而且回头再改,尝试有没有比它更好的说法——没有,顶多把不喜欢的字去掉,使这句话更简洁、更经济。”
很多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创作的源泉渐渐枯竭,但是严歌苓却像织毛线一样自然地写作。严歌苓颇为自信:“写作这个活动,对我来说自然快乐。每天往下走,这两个人物突然出现了有意思的互动,出现了这样那样好的对话,写完了的对话不是你想出来的,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上一想,出来这样的对话,形成上面的呼应,完全在你的控制之外。作为小说家来说,每天有未知的人物等着她,而且总是偶然地出现,不是你完全想象得到。这就是写小说的人为什么一直写下去。你在开始时对人物有基调设计,开始的行为是你给他设计的,通过行为语言设计基调,后来他就有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意志,走了自己的路,你跟着他走,一直往下走。我认为未知是艺术中最有魅力的。”
虽然严歌苓的身份是编剧,她其实并不喜欢改编作品。她的作品还是交给别人完成,她觉得写剧本有点浪费自己的才华。因为那只是第二遍创作,改编一个东西,不能使她焕发出最大的创作力。写小说得到的刺激和快感,是写电影剧本无法相比的。
严歌苓在部队文工团当舞蹈演员时,那段去西藏巡回演出的经历,对她写作气质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使她的作品融入了大山大川大草地的大气雄浑。1989年年底严歌苓去美国开会,次年申请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进行英美文学的系统阅读。严歌苓曾经把自己比做“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之一员,这种离开中国文化背景,又处于异国文化边缘的身份,使她肩负着一种使命。她的感受是,真正融入其他语境的最佳途径便是用他们的语言去写作。经过多年的奋斗,严歌苓已经获得了与美国读者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做了无数个报告,现在她的创作方式大多是双语齐下的。很多精彩的中文作品在翻译中变得平庸,看到流失的精华她很痛苦,希望能在英语中找到相应的对称。现在她为好莱坞做电影编剧工作,对她来说,用英文编剧是创作生命又一次转折。她说:“我写剧本,也是为写小说做准备。”
她快乐自由地写,写得津津有味,她希望自己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为中国的文学画廊增添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她那么热爱生活,除每天早上固定的写作,她常常在下午去健身房锻炼,晚上做晚餐,而且不时会举行家宴或参加别人的家宴,要么就看电影。她还喜欢逛艺术市场,搜集了很多的民间艺术品。这样一位丰产的作家,她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充满乐趣,也许正因为此,她的作品充满了无穷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