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中国与红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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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接着谈你回国，还是接着谈柳青？
陈冲：回国没什么好谈的，都让人传滥了。
作者：听听你的版本。
陈冲：让我想想上飞机之前，柳青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答不上来。好像一去不复返的劲头。所以我才说：“咱俩私奔吧！”仗着要走，说话可以放肆，不负责任——就是我当时的心理。人一般都有这心理，对吧？惹事就惹事，反正我走喽！
作者：（笑）没想到回国又惹了事。
陈冲：（晃脑袋）那是真没想到。
陈冲决定回国去。那是一九八五年春节前，是她离开中国四年的第一次还乡。
从来没有离开家、离开外婆这么久过。四年的留学生活，她倒是几次与母亲聚散。一次她们母女竟在德国慕尼黑团圆，俩人恰都有出访事务，并恰恰在同一个时间。修了一阵德语的陈冲成了母亲的随身翻译。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架将西越太平洋的美国联航的机舱里坐着陈冲。她倚窗往陆地看去，洛杉矶的花园、小房变得密匝匝的，被纵横的公路割成网络。飞机在上升、上升，这块新大陆朦胧起来。她想她在这块陆地上开创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带走什么又撇下什么。在渐渐远去的那块陆地上，有她四年多的心血和泪水，有她成摞成摞读完的课本和写完的作业，有她刚刚上坡的事业，有那辆老马般的忠实、老马般识途的汽车——在通向好莱坞的路上，它曾载着她的希望去，载着她的失望归。还有那位刚刚认识的、诚笃热情的柳青。
柳青说他将会看她“起飞”他有言下之意的。
柳青大约不知她真正的心思。当她对他说：“我要回国了，我们私奔吧！”她心里被一个不很明显的念头鼓舞着：这回回去，也许不再回来了。这个念头并不被她的理性认同，但它存在着，并显示着奇妙的主宰力。
似乎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心里有种坠入温床般的舒适。陈冲喜欢一切旧东西，她觉得旧的东西上留有人迹，留着人情味。一些她用旧的东西，她总是随身带着，有时拿出来，对它们发愣或傻笑一会儿。因此她也无可救药地留恋自己的旧生活。外婆卧室里的旧书味，妈妈衣橱里的樟脑味。还有，那不用睁眼就能抵达的旧朋友家。那朋友家弄堂口有个街道工厂，再就是一部传呼电话，她仰颈子朝楼上喊：“闵安琪！”
这些个“旧”几乎使此刻机窗畔的陈冲战栗。
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感到自己对这份不息的奋斗够了。实在是疲惫：哪天早晨想再伸伸四肢躺一小会儿，总被一阵类似犯罪的感觉惊起——还有书没读，还有功课未完成，考试在一分一秒紧逼过来。她在学校的功课百分之九十是优等分数，她的英文写作被教授评价为：“高于一般美国学生”那又怎么样？她在好莱坞不再是那个“不知哪来的，不知是谁”的chenchong；她的事业眼看在振翅。那又如何？这四年多，天晓得，她对得住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她对自己太狠了。“舒服”在陈冲的字典中渐成了贬意：你舒服，就证明你没再学进任何新东西。她捺着自己的脖子去学习、去工作，去一字一句地学说英语。终于讲一口美国人标准、漂亮、见学问的英语了，用她那为汉语的咬文嚼字而发展成型的口腔与声带肌肉。她的人为己达到了自然，要在好莱坞正式、隆重地登场，她一切都齐备了——
那又怎样呢？
她终于踏上了归途。
陈冲没想到回归后发生的这一切。首先是在香港海关。她所持的中国身份和护照竟招致一大堆麻烦。没完投了地回答，直到深夜。她烦躁起来，开始与这个海关官员争吵。
“喂，你以为我会赖在香港？！”
“你没有过境签证，就不能在香港停留”官员一再重复这句话，像一部坏了的录音机。
陈冲冷笑：“为什么他们（她指其他旅客）不用签证？”
官员：“因为他们持美国护照。”
陈冲：“美国护照进入中国的香港不必签证？”
官员：“对。”
陈冲：“你们只是拒绝中国护照？”
官员更正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陈冲狠狠看着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龙的传人，这张犬类的铁面无私的脸。
之后是扣留、审核，翻来覆去，闹到半夜十二点，她才被允许去旅馆休息。她本来只想经由香港转火车去广州，一番周折，使旅途陡然添出烦恼和疲乏。到了广州她便病倒了。
在广州有预先安排的机场记者采访和座谈会。两天下来，陈冲的咽炎恶化，几乎到了欲呼无声的地步。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听说陈冲的归返，马上安排她在春节晚会上与全国观众见面。陈冲欣然接受了邀请——四年多了，她怎么也该向曾经的观众打个照面，拜个年。
陈冲的病在忙碌中加剧，却又被兴奋给忽略。到了上海，终于从医生那儿来了“禁声”的命令。她不可能从命。四年多憋了一肚子话、一肚子故事要讲。再说，到了与全国观众面对面的除夕晚会上，她总不能哑着拜年。
这个疼痛的喉咙说出的几句话却给她带来那么多的不愉快。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已闻知赴美的陈冲回来了，将与大家见面。于是电视机在年夜饭席间或席后打开了。
陈冲出现在银屏上，微笑着说：“我在美国留学四年了。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所以就系了一根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
注意：这里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条“红腰带”本来陈冲生性随和，最怕隆重仪式，最怕自己弄出个煞有介事的形象。她有比这更精彩的话要讲，但她知道大年夜谁也不想听“报告”人们渴望人之常情，渴望亲近家常。陈冲是在这种感悟下触发了以上的几句话。
不久出现于报端的批评使陈冲十分地“丈二和尚”文章不长，五百字左右，口气却是不饶人的。
文章说：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陈冲和大家见面。我们都寄予了热望。要看一看在美国留学的陈冲有什么进步，将为我们表演些什么。结果陈冲和大家见面了，并讲了话。
她讲的原话大致是：“我旅居美国四年，本来不打算回来，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我算了个卦，我有两个礼拜的假，应该可以回来看一看；我又系了一条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听后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开迷信味儿不谈，陈冲去美国四年，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陈冲很年轻，这样讲话，使老年人听了很难过。我认为这不能责怪陈冲，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要安排这种讲话呢？而且她的即席讲话也与整个晚会气氛有关。
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观众不是平日一般观众，还有平常没有工夫欣赏节目的人。有各行各业，有各种民族，有海外侨胞，甚至还有外国人。这次晚会不是给观众“团结、奋进、欢快”的感觉，而是令观众感到庸俗无聊。陈冲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严，说出那种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陈冲的几句家常话，怎么就使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难过”呢？似乎还有爱不爱国的涉嫌。看到这篇文章后，陈冲仔细回想自己在讲话时的情绪：她的确激动，并由激动带来少许的语无伦次。但她哪句话讲得如此不得当、如此欠正确，引出人如此之严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没有任何出格。“现在中国”与“红腰带”没有任何伤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当下的同胞生活中显得入流些，凑趣些。人们的个人生活刚刚与政治生活有所脱离，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视自己本性中的欲望，诸如“发财”了。不是好事吗？为什么陈冲非得例外，非得气宇轩昂地去唱“我爱你中国”的高调呢？
刚一不唱高调，就有人以高调来训斥你了。
陈冲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为她是陈冲，只因为她曾被人拥戴喜爱，只因为她曾经的天真无瑕、未谙世故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为她不顾自己的美好印象断然出了国，只因为她在美国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对她几句最普通不过的拜年辞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饶吗？
她一腔回乡的感情似乎受了伤。的确受了伤。她这样轻易地就得罪了观众，（尽管不是多数）以后怎么去与他们相处，谈你在自己祖国发展事业呢？她几乎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几年的留洋生活改变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怪物吗？我真的不伦不类到连几句家常话也说不好了吗？
同时，陈冲也意识到，四年多的时间使许多东西改变了，包括观众对她的要求和她对观众的要求。因此就有这个非沟通的交流，它必然导致误解。
家里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们看到陈冲刚回国时的兴致、情绪的热烈。她那么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个、拥抱那个；她和旧日上影厂培训班的伙伴们抱作一团，若可能，她似乎会拥抱整个家、故乡和故园。她没有吃上大年夜饭，独自颠沛北上，去为那个除夕晚会忙碌；她当夜赶回上海咽喉已脓肿得嗓音全无。怎么会想到，高高兴兴的几句话，招来这么劈头盖脸一通谴责。尤其文章中这几句话：“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义愤之词，使陈冲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陈冲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更激烈，更觉得一腔冤枉。“什么意思？是隐射陈冲对中国不敬？对祖国不爱吗？又来这一套——扣大帽子！”她愤愤地说。
外婆是全家读陈冲来信最仔细的人。不仅读，并且总是咂摸外孙女每封信的情绪。陈冲极少在信中谈不愉快不顺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离十地从信的字面语言听出字面下的真实心境。她的不顺利、她的艰苦，她的不屈不挠的上进心，她一如既往的好胜，外婆全都明白。外婆还把陈冲的一封封来信结集起来，不时拿出来重读。“总是在图书馆待到很晚，不知为什么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读到诸如此类的段落，外婆总要放下信笺，神伤许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孙女：一旦在国外遇到好事或坏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国家。“中国就不会有这种事！”她会说。“中国要有这东西该多好！中国人要都能吃上这个”她也会说。她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自己同胞对自己的信赖和宠爱当成她感情的积蓄：没有亲情的冷土上，她靠这些积蓄来补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对于好莱坞的一次次出击，她是在一种有恃无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国家做我的大后方，我进可攻退可守。在美国的四年多，每当她受挫，她会想到那些曾给她写信谈心的观众们。然而她这几句拜年辞，无非存一点俏皮企图，却招至这么一场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门，找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门上。老人希望杂志能刊载她的一篇文章。她不仅是为陈冲辩护，也为一些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忧虑。作为一个中国普通公民，而不是一个有名的青年明星陈冲的长辈，老人希望能从自己的立场上讲几句话。
外婆以本名史伊凡署名的文章被刊出了，题为“陈冲的讲话”文章认为舆论对于陈冲这样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留学生是不公正的。“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一个女孩子的纯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却不公正地横加指责”老人还写到：“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还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杂文说：‘大概这位电影明星已经忘记她是炎黄子孙了。就在当时，脑子里立刻显现出另外一个名字一个网球明星但愿这位电影明星不会变成这位网球明星！’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毛骨悚然。对于这种拿一个人的几句话，指鹿为马、上线上纲的做法，我是打心底里反感的。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对一个人不能这样，一个人有缺点、错误，尽可以批评，但涉及到爱国不爱国的大问题，不能不慎重。”
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以“陈冲的讲话”为中心的文章不止以上两篇。在那篇批评文章出现之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陈冲一辩”的文章——“陈冲有什么缺点错误，同样可以批评。文章特别点了陈冲的名，好像陈冲寥寥数语的即席讲话，是这台糟糕的晚会代表作。但是，文章对于陈冲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陈冲即兴感言，谈牛年、算卦，红腰带云云，无非也是想活跃一下联欢晚会的气氛，增添一点风趣幽默。有什么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于她的难脱稚嫩，以致授人把柄。其实‘迷信味儿’是谈不上的，正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漫不经心地脱口而说‘感谢上帝’、‘菩萨保佑’一样，并不使人感到这是在宣传‘迷信’。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迷信味儿’还是轻的，可以‘撇开’不谈；更不能原谅的是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国’、‘现在中国’，那又叫什么呢？难不成开口非得‘我们中国’、‘我的祖国’才配做炎黄子孙？就是该文作者批评陈冲的这篇文章里，就有“‘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是有一句话也‘竟叫我们中国’吗？如果按文章的逻辑，他‘自己又算什么’呢？”
这篇文章以理服人的文风，强悍的逻辑感与那篇“发难”文章形成对比，也形成公道、非片面的反驳姿态。这使陈冲的全家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抚。
然而，社会上的舆论仍很盲目。民间口舌一向人云亦云；爆冷门的消息和评论一向更具刺激性。批评陈冲的文章当然是爆了大冷门。说法很快便传得沸沸扬扬：“陈冲闯祸了！”“陈冲在春节晚会上放了厥词！”“陈冲在除夕对全国观众说：你们中国人”
对于有些走样到完全离谱的议论，谁也无力纠正。陈冲既无力，也无心。比起归国时嘻天哈地的她，陈冲似乎晓得了一点“世态受凉”
她感到自己离开美国时“回国去发展”的想法未免心血来潮，未免一厢情愿，未免情绪化，孩子气。她明白自己对祖国、故土的感情，这就够了，不必解释。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是愚蠢和造作的。“一个人问心无愧，就把误会交给时间吧。”她这样写道。
她决定启程，回到她洛杉矶暂时停泊和好莱坞外围的生活中去。朝彼岸飞去的飞机中，陈冲对自己说：没退路了，向前走吧。
作者发现，陈冲在谈到这段“回国事件”时的态度是无所谓的。像讲她孩童时期一件事，当时认为了不得，天塌了；长大后“那也算个事？”她竭力淡化当时她的情感反应，嘻哈着说：“就觉得没人疼没人爱了，走人吧！好像整个感觉挺悲壮！”
作者却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它是使陈冲成为“争议人物”的一个重要起端。因此作者决定继续“挖掘”她。
作者：从来没经历报上点名批评的事？
陈冲：那时候没有。现在什么都听得进。怕人骂就不要干抛头露面这一行。那时我从来没听过公众的反面意见，一直听好话。四年后回国，刚一露头就挨了这一下子，当然吃不消。有点给打蒙了。虽然不几天我外婆收到一瓶酒，是谢晋送来的，表示对外婆也对我的慰问，也是给我们全家压压惊的意思。上影厂过去的一些同学朋友也都来我家，为我说些出气的话，我还是觉得挺丧气的。好像被人抓破了脸，跟一些观众大伤了和气。觉得自己出国几年，连中国的客套话、吉利话都讲不来了，还能在中国社会生存吗？我在美国也常常接受采访，有的话也说得不妥，说重了，像我评论过美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太轻率，但没人揪住我不放啊作者：（插话）在做你的书面研究时，读了你所有的答记者问，你在谈到中国的国情时，基本是护短态度
陈冲：（大声打断）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太缺乏了解，或者是一种卡通式的图解。在他们想象中，中国就是缺衣少食、男尊女卑，每个家庭都是家破人亡，其实中国不是那个情况。假如他们不懂得中国的三千年历史和几代人的理想教育，他们不可能有一个了解中国的基点。不能概括文化大革命就用：“哦，全疯了！”一句话吧？大概我也不能避免我的片面性。但谁要用揭短的态度来谈中国，那就没任何可谈。
作者：咱们再回到那个风波上去吧？
陈冲：（笑）别叫它风波好不好？
作者：历史地看问题嘛。当时它不是有一定的舆论性吗？我当时在北京，也听说了。然后就找来那篇批评文章看
（电话铃声，陈冲抱歉一声，到隔壁去接电话。作者便顺着她未及说出的话思索下去。时隔七年，这篇批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神经质、自卑。一些中国人长期养成了一种自卑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又是自大。于是神经敏感到了病态的地步。某人的某句话出来，比如“现在中国”这句话，马上就让他犯神经质；马上他就听出一个尊卑的地位来了。你出国四年“洋”了四年，他本来就留心你是否拿出一副“洋”的、“尊”的态度；你一个“现在中国”好了，正刺在他那根神经上。因为他下意识里把“洋”摆在优越的地位上。你不可以说“现在中国”但他自己说无妨。因为他把你划分到“优越”一档，你一说“现在中国”便是尊者对卑者的指手画脚。他就要拿出民族主义、爱国精神来压你的“优越”和“尊”实际上洋=优越=尊是他心里得出的等同式，你根本浑然；你脱口而出“现在中国”他便恼了：“她自己又算什么呢？”数这句话最为好笑。因为这句话让人听出那一腔悲愤，而悲愤又毫无来由。
“她自己又算什么？”言下之意：你以为你就算个洋人了吗？洋人可以叫“现在中国”或者“你们中国”因为是洋人嘛，也就容他指手画脚，也就咬咬牙，忍了，气全发在你身上。你也敢说“现在中国”？你也敢有这个局外人姿态？“竟叫我们是中国，”——这里的“中国”似乎是很不好听的一个词，被你陈冲硬叫到了他头上。紧接着便催出“她自己又算什么？”的悲愤。悲愤至此，便有了这般以牙还牙的逻辑：“骂我xx，她自己呢？！”
这时陈冲结束电话，回到客厅。）
作者：就是说，挺扫兴？
陈冲：什么扫兴？
作者：第一次回国。
陈冲：（半玩笑）到现在还有余悸：我回上海总是悄悄的，很少接受采访，生怕又讲错话。有次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提出要给我做个专题采访，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们好几次跟我谈判，最后说定不直播，我才答应。干吗呀，讲几句话让人当靶子？我已经很不习惯在几句话在争来辩去了。所以回国我从来不声张、不露面、不讲话。——唉，咱们谈柳青吧？
作者：能了能录音？
陈冲：随你。不过我没有腹稿，会讲得无头无绪或者千头万绪。
作者：开始吧？
作者：接着谈你回国，还是接着谈柳青？
陈冲：回国没什么好谈的，都让人传滥了。
作者：听听你的版本。
陈冲：让我想想上飞机之前，柳青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答不上来。好像一去不复返的劲头。所以我才说：“咱俩私奔吧！”仗着要走，说话可以放肆，不负责任——就是我当时的心理。人一般都有这心理，对吧？惹事就惹事，反正我走喽！
作者：（笑）没想到回国又惹了事。
陈冲：（晃脑袋）那是真没想到。
陈冲决定回国去。那是一九八五年春节前，是她离开中国四年的第一次还乡。
从来没有离开家、离开外婆这么久过。四年的留学生活，她倒是几次与母亲聚散。一次她们母女竟在德国慕尼黑团圆，俩人恰都有出访事务，并恰恰在同一个时间。修了一阵德语的陈冲成了母亲的随身翻译。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架将西越太平洋的美国联航的机舱里坐着陈冲。她倚窗往陆地看去，洛杉矶的花园、小房变得密匝匝的，被纵横的公路割成网络。飞机在上升、上升，这块新大陆朦胧起来。她想她在这块陆地上开创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带走什么又撇下什么。在渐渐远去的那块陆地上，有她四年多的心血和泪水，有她成摞成摞读完的课本和写完的作业，有她刚刚上坡的事业，有那辆老马般的忠实、老马般识途的汽车——在通向好莱坞的路上，它曾载着她的希望去，载着她的失望归。还有那位刚刚认识的、诚笃热情的柳青。
柳青说他将会看她“起飞”他有言下之意的。
柳青大约不知她真正的心思。当她对他说：“我要回国了，我们私奔吧！”她心里被一个不很明显的念头鼓舞着：这回回去，也许不再回来了。这个念头并不被她的理性认同，但它存在着，并显示着奇妙的主宰力。
似乎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心里有种坠入温床般的舒适。陈冲喜欢一切旧东西，她觉得旧的东西上留有人迹，留着人情味。一些她用旧的东西，她总是随身带着，有时拿出来，对它们发愣或傻笑一会儿。因此她也无可救药地留恋自己的旧生活。外婆卧室里的旧书味，妈妈衣橱里的樟脑味。还有，那不用睁眼就能抵达的旧朋友家。那朋友家弄堂口有个街道工厂，再就是一部传呼电话，她仰颈子朝楼上喊：“闵安琪！”
这些个“旧”几乎使此刻机窗畔的陈冲战栗。
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感到自己对这份不息的奋斗够了。实在是疲惫：哪天早晨想再伸伸四肢躺一小会儿，总被一阵类似犯罪的感觉惊起——还有书没读，还有功课未完成，考试在一分一秒紧逼过来。她在学校的功课百分之九十是优等分数，她的英文写作被教授评价为：“高于一般美国学生”那又怎么样？她在好莱坞不再是那个“不知哪来的，不知是谁”的chenchong；她的事业眼看在振翅。那又如何？这四年多，天晓得，她对得住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她对自己太狠了。“舒服”在陈冲的字典中渐成了贬意：你舒服，就证明你没再学进任何新东西。她捺着自己的脖子去学习、去工作，去一字一句地学说英语。终于讲一口美国人标准、漂亮、见学问的英语了，用她那为汉语的咬文嚼字而发展成型的口腔与声带肌肉。她的人为己达到了自然，要在好莱坞正式、隆重地登场，她一切都齐备了——
那又怎样呢？
她终于踏上了归途。
陈冲没想到回归后发生的这一切。首先是在香港海关。她所持的中国身份和护照竟招致一大堆麻烦。没完投了地回答，直到深夜。她烦躁起来，开始与这个海关官员争吵。
“喂，你以为我会赖在香港？！”
“你没有过境签证，就不能在香港停留”官员一再重复这句话，像一部坏了的录音机。
陈冲冷笑：“为什么他们（她指其他旅客）不用签证？”
官员：“因为他们持美国护照。”
陈冲：“美国护照进入中国的香港不必签证？”
官员：“对。”
陈冲：“你们只是拒绝中国护照？”
官员更正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陈冲狠狠看着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龙的传人，这张犬类的铁面无私的脸。
之后是扣留、审核，翻来覆去，闹到半夜十二点，她才被允许去旅馆休息。她本来只想经由香港转火车去广州，一番周折，使旅途陡然添出烦恼和疲乏。到了广州她便病倒了。
在广州有预先安排的机场记者采访和座谈会。两天下来，陈冲的咽炎恶化，几乎到了欲呼无声的地步。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听说陈冲的归返，马上安排她在春节晚会上与全国观众见面。陈冲欣然接受了邀请——四年多了，她怎么也该向曾经的观众打个照面，拜个年。
陈冲的病在忙碌中加剧，却又被兴奋给忽略。到了上海，终于从医生那儿来了“禁声”的命令。她不可能从命。四年多憋了一肚子话、一肚子故事要讲。再说，到了与全国观众面对面的除夕晚会上，她总不能哑着拜年。
这个疼痛的喉咙说出的几句话却给她带来那么多的不愉快。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已闻知赴美的陈冲回来了，将与大家见面。于是电视机在年夜饭席间或席后打开了。
陈冲出现在银屏上，微笑着说：“我在美国留学四年了。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所以就系了一根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
注意：这里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条“红腰带”本来陈冲生性随和，最怕隆重仪式，最怕自己弄出个煞有介事的形象。她有比这更精彩的话要讲，但她知道大年夜谁也不想听“报告”人们渴望人之常情，渴望亲近家常。陈冲是在这种感悟下触发了以上的几句话。
不久出现于报端的批评使陈冲十分地“丈二和尚”文章不长，五百字左右，口气却是不饶人的。
文章说：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陈冲和大家见面。我们都寄予了热望。要看一看在美国留学的陈冲有什么进步，将为我们表演些什么。结果陈冲和大家见面了，并讲了话。
她讲的原话大致是：“我旅居美国四年，本来不打算回来，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我算了个卦，我有两个礼拜的假，应该可以回来看一看；我又系了一条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听后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开迷信味儿不谈，陈冲去美国四年，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陈冲很年轻，这样讲话，使老年人听了很难过。我认为这不能责怪陈冲，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要安排这种讲话呢？而且她的即席讲话也与整个晚会气氛有关。
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观众不是平日一般观众，还有平常没有工夫欣赏节目的人。有各行各业，有各种民族，有海外侨胞，甚至还有外国人。这次晚会不是给观众“团结、奋进、欢快”的感觉，而是令观众感到庸俗无聊。陈冲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严，说出那种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陈冲的几句家常话，怎么就使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难过”呢？似乎还有爱不爱国的涉嫌。看到这篇文章后，陈冲仔细回想自己在讲话时的情绪：她的确激动，并由激动带来少许的语无伦次。但她哪句话讲得如此不得当、如此欠正确，引出人如此之严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没有任何出格。“现在中国”与“红腰带”没有任何伤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当下的同胞生活中显得入流些，凑趣些。人们的个人生活刚刚与政治生活有所脱离，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视自己本性中的欲望，诸如“发财”了。不是好事吗？为什么陈冲非得例外，非得气宇轩昂地去唱“我爱你中国”的高调呢？
刚一不唱高调，就有人以高调来训斥你了。
陈冲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为她是陈冲，只因为她曾被人拥戴喜爱，只因为她曾经的天真无瑕、未谙世故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为她不顾自己的美好印象断然出了国，只因为她在美国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对她几句最普通不过的拜年辞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饶吗？
她一腔回乡的感情似乎受了伤。的确受了伤。她这样轻易地就得罪了观众，（尽管不是多数）以后怎么去与他们相处，谈你在自己祖国发展事业呢？她几乎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几年的留洋生活改变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怪物吗？我真的不伦不类到连几句家常话也说不好了吗？
同时，陈冲也意识到，四年多的时间使许多东西改变了，包括观众对她的要求和她对观众的要求。因此就有这个非沟通的交流，它必然导致误解。
家里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们看到陈冲刚回国时的兴致、情绪的热烈。她那么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个、拥抱那个；她和旧日上影厂培训班的伙伴们抱作一团，若可能，她似乎会拥抱整个家、故乡和故园。她没有吃上大年夜饭，独自颠沛北上，去为那个除夕晚会忙碌；她当夜赶回上海咽喉已脓肿得嗓音全无。怎么会想到，高高兴兴的几句话，招来这么劈头盖脸一通谴责。尤其文章中这几句话：“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义愤之词，使陈冲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陈冲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更激烈，更觉得一腔冤枉。“什么意思？是隐射陈冲对中国不敬？对祖国不爱吗？又来这一套——扣大帽子！”她愤愤地说。
外婆是全家读陈冲来信最仔细的人。不仅读，并且总是咂摸外孙女每封信的情绪。陈冲极少在信中谈不愉快不顺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离十地从信的字面语言听出字面下的真实心境。她的不顺利、她的艰苦，她的不屈不挠的上进心，她一如既往的好胜，外婆全都明白。外婆还把陈冲的一封封来信结集起来，不时拿出来重读。“总是在图书馆待到很晚，不知为什么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读到诸如此类的段落，外婆总要放下信笺，神伤许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孙女：一旦在国外遇到好事或坏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国家。“中国就不会有这种事！”她会说。“中国要有这东西该多好！中国人要都能吃上这个”她也会说。她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自己同胞对自己的信赖和宠爱当成她感情的积蓄：没有亲情的冷土上，她靠这些积蓄来补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对于好莱坞的一次次出击，她是在一种有恃无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国家做我的大后方，我进可攻退可守。在美国的四年多，每当她受挫，她会想到那些曾给她写信谈心的观众们。然而她这几句拜年辞，无非存一点俏皮企图，却招至这么一场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门，找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门上。老人希望杂志能刊载她的一篇文章。她不仅是为陈冲辩护，也为一些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忧虑。作为一个中国普通公民，而不是一个有名的青年明星陈冲的长辈，老人希望能从自己的立场上讲几句话。
外婆以本名史伊凡署名的文章被刊出了，题为“陈冲的讲话”文章认为舆论对于陈冲这样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留学生是不公正的。“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一个女孩子的纯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却不公正地横加指责”老人还写到：“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还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杂文说：‘大概这位电影明星已经忘记她是炎黄子孙了。就在当时，脑子里立刻显现出另外一个名字一个网球明星但愿这位电影明星不会变成这位网球明星！’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毛骨悚然。对于这种拿一个人的几句话，指鹿为马、上线上纲的做法，我是打心底里反感的。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对一个人不能这样，一个人有缺点、错误，尽可以批评，但涉及到爱国不爱国的大问题，不能不慎重。”
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以“陈冲的讲话”为中心的文章不止以上两篇。在那篇批评文章出现之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陈冲一辩”的文章——“陈冲有什么缺点错误，同样可以批评。文章特别点了陈冲的名，好像陈冲寥寥数语的即席讲话，是这台糟糕的晚会代表作。但是，文章对于陈冲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陈冲即兴感言，谈牛年、算卦，红腰带云云，无非也是想活跃一下联欢晚会的气氛，增添一点风趣幽默。有什么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于她的难脱稚嫩，以致授人把柄。其实‘迷信味儿’是谈不上的，正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漫不经心地脱口而说‘感谢上帝’、‘菩萨保佑’一样，并不使人感到这是在宣传‘迷信’。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迷信味儿’还是轻的，可以‘撇开’不谈；更不能原谅的是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国’、‘现在中国’，那又叫什么呢？难不成开口非得‘我们中国’、‘我的祖国’才配做炎黄子孙？就是该文作者批评陈冲的这篇文章里，就有“‘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是有一句话也‘竟叫我们中国’吗？如果按文章的逻辑，他‘自己又算什么’呢？”
这篇文章以理服人的文风，强悍的逻辑感与那篇“发难”文章形成对比，也形成公道、非片面的反驳姿态。这使陈冲的全家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抚。
然而，社会上的舆论仍很盲目。民间口舌一向人云亦云；爆冷门的消息和评论一向更具刺激性。批评陈冲的文章当然是爆了大冷门。说法很快便传得沸沸扬扬：“陈冲闯祸了！”“陈冲在春节晚会上放了厥词！”“陈冲在除夕对全国观众说：你们中国人”
对于有些走样到完全离谱的议论，谁也无力纠正。陈冲既无力，也无心。比起归国时嘻天哈地的她，陈冲似乎晓得了一点“世态受凉”
她感到自己离开美国时“回国去发展”的想法未免心血来潮，未免一厢情愿，未免情绪化，孩子气。她明白自己对祖国、故土的感情，这就够了，不必解释。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是愚蠢和造作的。“一个人问心无愧，就把误会交给时间吧。”她这样写道。
她决定启程，回到她洛杉矶暂时停泊和好莱坞外围的生活中去。朝彼岸飞去的飞机中，陈冲对自己说：没退路了，向前走吧。
作者发现，陈冲在谈到这段“回国事件”时的态度是无所谓的。像讲她孩童时期一件事，当时认为了不得，天塌了；长大后“那也算个事？”她竭力淡化当时她的情感反应，嘻哈着说：“就觉得没人疼没人爱了，走人吧！好像整个感觉挺悲壮！”
作者却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它是使陈冲成为“争议人物”的一个重要起端。因此作者决定继续“挖掘”她。
作者：从来没经历报上点名批评的事？
陈冲：那时候没有。现在什么都听得进。怕人骂就不要干抛头露面这一行。那时我从来没听过公众的反面意见，一直听好话。四年后回国，刚一露头就挨了这一下子，当然吃不消。有点给打蒙了。虽然不几天我外婆收到一瓶酒，是谢晋送来的，表示对外婆也对我的慰问，也是给我们全家压压惊的意思。上影厂过去的一些同学朋友也都来我家，为我说些出气的话，我还是觉得挺丧气的。好像被人抓破了脸，跟一些观众大伤了和气。觉得自己出国几年，连中国的客套话、吉利话都讲不来了，还能在中国社会生存吗？我在美国也常常接受采访，有的话也说得不妥，说重了，像我评论过美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太轻率，但没人揪住我不放啊作者：（插话）在做你的书面研究时，读了你所有的答记者问，你在谈到中国的国情时，基本是护短态度
陈冲：（大声打断）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太缺乏了解，或者是一种卡通式的图解。在他们想象中，中国就是缺衣少食、男尊女卑，每个家庭都是家破人亡，其实中国不是那个情况。假如他们不懂得中国的三千年历史和几代人的理想教育，他们不可能有一个了解中国的基点。不能概括文化大革命就用：“哦，全疯了！”一句话吧？大概我也不能避免我的片面性。但谁要用揭短的态度来谈中国，那就没任何可谈。
作者：咱们再回到那个风波上去吧？
陈冲：（笑）别叫它风波好不好？
作者：历史地看问题嘛。当时它不是有一定的舆论性吗？我当时在北京，也听说了。然后就找来那篇批评文章看
（电话铃声，陈冲抱歉一声，到隔壁去接电话。作者便顺着她未及说出的话思索下去。时隔七年，这篇批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神经质、自卑。一些中国人长期养成了一种自卑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又是自大。于是神经敏感到了病态的地步。某人的某句话出来，比如“现在中国”这句话，马上就让他犯神经质；马上他就听出一个尊卑的地位来了。你出国四年“洋”了四年，他本来就留心你是否拿出一副“洋”的、“尊”的态度；你一个“现在中国”好了，正刺在他那根神经上。因为他下意识里把“洋”摆在优越的地位上。你不可以说“现在中国”但他自己说无妨。因为他把你划分到“优越”一档，你一说“现在中国”便是尊者对卑者的指手画脚。他就要拿出民族主义、爱国精神来压你的“优越”和“尊”实际上洋=优越=尊是他心里得出的等同式，你根本浑然；你脱口而出“现在中国”他便恼了：“她自己又算什么呢？”数这句话最为好笑。因为这句话让人听出那一腔悲愤，而悲愤又毫无来由。
“她自己又算什么？”言下之意：你以为你就算个洋人了吗？洋人可以叫“现在中国”或者“你们中国”因为是洋人嘛，也就容他指手画脚，也就咬咬牙，忍了，气全发在你身上。你也敢说“现在中国”？你也敢有这个局外人姿态？“竟叫我们是中国，”——这里的“中国”似乎是很不好听的一个词，被你陈冲硬叫到了他头上。紧接着便催出“她自己又算什么？”的悲愤。悲愤至此，便有了这般以牙还牙的逻辑：“骂我xx，她自己呢？！”
这时陈冲结束电话，回到客厅。）
作者：就是说，挺扫兴？
陈冲：什么扫兴？
作者：第一次回国。
陈冲：（半玩笑）到现在还有余悸：我回上海总是悄悄的，很少接受采访，生怕又讲错话。有次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提出要给我做个专题采访，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们好几次跟我谈判，最后说定不直播，我才答应。干吗呀，讲几句话让人当靶子？我已经很不习惯在几句话在争来辩去了。所以回国我从来不声张、不露面、不讲话。——唉，咱们谈柳青吧？
作者：能了能录音？
陈冲：随你。不过我没有腹稿，会讲得无头无绪或者千头万绪。
作者：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