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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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尼日利亚之前，我就一再跟来瑞啰唆，叫他在住房申请上请求大使馆分一幢带后院的房子给我们。根据我有限的知识，非洲的植被不同于中国和美国的，我怕买不着吃惯的蔬菜。到达阿布贾之后，发现房子和家具丑陋得无以复加，但打开客厅的后门，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许久的。
第二个礼拜我设宴邀请了管理员，意图在拉拢他，让他准许我在院子里开个中国蔬菜农场。这意味着要毁掉院子里现有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芜尽管荒芜，毕竟勉强可以叫它后花园。管理员表示他对我的垦荒计划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告诉我院里雇佣的清洁工可以做我的帮手，打发给他三两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于美金两块八角，看来殖民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谱写的。
清洁工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不过尼日利亚人几乎个个都痩，所以瘦不能作为一个形象特征。其实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绿工作服，戴一顶棒球帽，早上七点就来扫院子。他扫地的姿态很痛苦，两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扫帚，扫起来人得躬成一百二十度。扫帚是用一种草枝扎成，很像中国的老式刷锅刷子，与其说他是扫院子，不如说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给他刷成了偌大个锅，干净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听见那竖硬的刷地声响在我窗外，却看不见人，可想他弯腰拱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国带去的长柄扫帚，示范他如何使用，他却诚惶诚恐地笑了，说：“夫人，那样会扫不干净的。”我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这样扫地，都扫得很干净。他又笑，真的明目皓齿，说：“非洲人都这样扫，从来都是这样扫。”我问他难道不累吗？他说习惯了就不累了。说着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扫着向前走去，后脊梁上的脊梁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听见他的扫帚刷地皮的声音，就赶紧出门去。我把他叫到门岗看不见的地方，怕警卫知道他干私活，对他不利。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暴，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的起千倾橡胶园，我也会发财。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像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
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地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鸡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子大有讲究，像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豆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干，支在扁豆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干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当做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分内工作，说好他的工钱只包括耕翻草坪，砍去花木，也就是那些我没法自己做的重活。田打造出来之后，就全归我自己经营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按菜籽包装袋上的说明，第一期收获就该此时开始了。但上海青还不比鸡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长”这句话来。我蹲到两条田垄之间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须，摘掉黄叶，站起身发现这桩农活竟让我干了一个多小时。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紧翻慢翻，大部分还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气飘逝而去，盛进盘子里的一点儿，就像孩子玩过家家了。但来瑞一吃就吃出了不同。他问这是什么菜，怎么这样鲜嫩。我说就是后院的产品。一直对我的农场打趣的他，这下才重视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黄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他却说他不会用化肥。尼日利亚人用不起化肥，所以施化肥很不普遍。
卖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剂量，我大致转述给了清洁工：两种白色粉末，搀和在一块儿，撒到土里就行了。他有点犹豫地看着我，问道：“那个卖化肥的人听懂你的话了吗？”他是指尼日利亚的生意人常常没听懂英文就热情地一个劲说“yes”我说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伟大科学，就照他说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后院，一下子惊呆了。三垄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豆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仅把菜苗烧死，简直就给它们来了一场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点儿灰烬。施得过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间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错在我没有把剂量听清，还是错在清洁工没听懂我的话也热情急切地说“yes”了？或许化肥压根就是伪劣品，就像充斥尼日利亚市场的伪劣品一样？不知哪个环节上的大错，毁掉了我的中国菜园。
回到屋里，我发现清洁工没有按时出现在后院。有时从楼上看见他在剪枝或扫地，忙换上鞋，开了门出去，但一到院里，又看不见他的人影了。几次之后，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园就死在那里，幸有的扁豆从废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点一点向高处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养分，每时每刻地拔节，很快菜园又要恢复成那个冷清荒芜的院子了。
渐渐地，我也不想为难清洁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发工资的日子在迫近，面对一个毁了的菜园，我不知拿出钱时两人会不会尴尬。我想告诉他“没关系，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会相信我。他似乎把这事看得很重，像是闯下了大祸，足以导致解雇的大祸。
一天下午，大概离“化肥事件”有十来天时间了，我在家里写作，听见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说。隔壁是女佣和警卫们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边热闹，不断有人穿过前院，跑到游泳池边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块取饮料，瓜果也是预先切罢冰镇下的。做晚饭时，我问我家的女服务员希望小姐，下午他们在热闹什么。她说是在开欢送会。欢送谁呀？那个清洁工，他被调离了。为什么要调离呢？这就不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有好几个宿舍区，他被调到另一个宿舍区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调离的，他认为在这院里捅了娄子，留了把柄，长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对我给他的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这样的小心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从殖民时期贯穿到现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潜意识中。假如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他大概会觉得，我们之间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们的晚餐桌上开始出现扁豆。不仅我们的餐桌，邻居的餐桌也有这道中国菜了。扁豆的生命力怎么这样强呢？爬到了架子的顶端，无处再爬，就把带着微紫小花的枝蔓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荚已炸裂，豆种已自择落脚之地，第二代的苗儿已生长出来，东一株西一株，长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气派。其实我很少去后院了，不愿看一块伤疤似的。但扁豆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去尼日利亚之前，我就一再跟来瑞啰唆，叫他在住房申请上请求大使馆分一幢带后院的房子给我们。根据我有限的知识，非洲的植被不同于中国和美国的，我怕买不着吃惯的蔬菜。到达阿布贾之后，发现房子和家具丑陋得无以复加，但打开客厅的后门，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许久的。
第二个礼拜我设宴邀请了管理员，意图在拉拢他，让他准许我在院子里开个中国蔬菜农场。这意味着要毁掉院子里现有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芜尽管荒芜，毕竟勉强可以叫它后花园。管理员表示他对我的垦荒计划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告诉我院里雇佣的清洁工可以做我的帮手，打发给他三两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于美金两块八角，看来殖民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谱写的。
清洁工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不过尼日利亚人几乎个个都痩，所以瘦不能作为一个形象特征。其实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绿工作服，戴一顶棒球帽，早上七点就来扫院子。他扫地的姿态很痛苦，两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扫帚，扫起来人得躬成一百二十度。扫帚是用一种草枝扎成，很像中国的老式刷锅刷子，与其说他是扫院子，不如说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给他刷成了偌大个锅，干净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听见那竖硬的刷地声响在我窗外，却看不见人，可想他弯腰拱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国带去的长柄扫帚，示范他如何使用，他却诚惶诚恐地笑了，说：“夫人，那样会扫不干净的。”我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这样扫地，都扫得很干净。他又笑，真的明目皓齿，说：“非洲人都这样扫，从来都是这样扫。”我问他难道不累吗？他说习惯了就不累了。说着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扫着向前走去，后脊梁上的脊梁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听见他的扫帚刷地皮的声音，就赶紧出门去。我把他叫到门岗看不见的地方，怕警卫知道他干私活，对他不利。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暴，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的起千倾橡胶园，我也会发财。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像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
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地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鸡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子大有讲究，像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豆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干，支在扁豆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干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当做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分内工作，说好他的工钱只包括耕翻草坪，砍去花木，也就是那些我没法自己做的重活。田打造出来之后，就全归我自己经营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按菜籽包装袋上的说明，第一期收获就该此时开始了。但上海青还不比鸡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长”这句话来。我蹲到两条田垄之间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须，摘掉黄叶，站起身发现这桩农活竟让我干了一个多小时。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紧翻慢翻，大部分还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气飘逝而去，盛进盘子里的一点儿，就像孩子玩过家家了。但来瑞一吃就吃出了不同。他问这是什么菜，怎么这样鲜嫩。我说就是后院的产品。一直对我的农场打趣的他，这下才重视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黄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他却说他不会用化肥。尼日利亚人用不起化肥，所以施化肥很不普遍。
卖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剂量，我大致转述给了清洁工：两种白色粉末，搀和在一块儿，撒到土里就行了。他有点犹豫地看着我，问道：“那个卖化肥的人听懂你的话了吗？”他是指尼日利亚的生意人常常没听懂英文就热情地一个劲说“yes”我说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伟大科学，就照他说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后院，一下子惊呆了。三垄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豆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仅把菜苗烧死，简直就给它们来了一场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点儿灰烬。施得过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间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错在我没有把剂量听清，还是错在清洁工没听懂我的话也热情急切地说“yes”了？或许化肥压根就是伪劣品，就像充斥尼日利亚市场的伪劣品一样？不知哪个环节上的大错，毁掉了我的中国菜园。
回到屋里，我发现清洁工没有按时出现在后院。有时从楼上看见他在剪枝或扫地，忙换上鞋，开了门出去，但一到院里，又看不见他的人影了。几次之后，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园就死在那里，幸有的扁豆从废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点一点向高处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养分，每时每刻地拔节，很快菜园又要恢复成那个冷清荒芜的院子了。
渐渐地，我也不想为难清洁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发工资的日子在迫近，面对一个毁了的菜园，我不知拿出钱时两人会不会尴尬。我想告诉他“没关系，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会相信我。他似乎把这事看得很重，像是闯下了大祸，足以导致解雇的大祸。
一天下午，大概离“化肥事件”有十来天时间了，我在家里写作，听见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说。隔壁是女佣和警卫们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边热闹，不断有人穿过前院，跑到游泳池边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块取饮料，瓜果也是预先切罢冰镇下的。做晚饭时，我问我家的女服务员希望小姐，下午他们在热闹什么。她说是在开欢送会。欢送谁呀？那个清洁工，他被调离了。为什么要调离呢？这就不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有好几个宿舍区，他被调到另一个宿舍区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调离的，他认为在这院里捅了娄子，留了把柄，长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对我给他的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这样的小心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从殖民时期贯穿到现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潜意识中。假如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他大概会觉得，我们之间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们的晚餐桌上开始出现扁豆。不仅我们的餐桌，邻居的餐桌也有这道中国菜了。扁豆的生命力怎么这样强呢？爬到了架子的顶端，无处再爬，就把带着微紫小花的枝蔓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荚已炸裂，豆种已自择落脚之地，第二代的苗儿已生长出来，东一株西一株，长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气派。其实我很少去后院了，不愿看一块伤疤似的。但扁豆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