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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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开始为失眠的原因往家庭医生那里跑得很勤。那是个很老的医生，也很胖，看见他会误认为人世间没有重大病痛的那类医生。他马上决定给我吃些抗精神抑郁的药。他的意思是吃吃也是没坏处的。从理论上来说抑郁症和失眠常有关联。四个星期后，我又来到这个老医生的诊室，告诉他我精神一点也不抑郁。我说这话时有些反诬陷的情绪。无论怎么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在我们中国你见到个荒唐人，对他的荒唐程度无法度测时便说他“有病”老医生虽然没诊断出我“有病”但他的治疗方案告诉我，我“有病”我为自己辩证无病时，我坐着，老医生站着，我一再请他坐下，他说他站着是为了确保自己完全清醒，否则一坐就会进入半打盹状态。我更觉得愤懑，我居然按照这个半打盹的老头的处方吃了四星期的药。这次就诊的结果是由我来点药，好比馆子里点菜，我拣了几样最好的安眠药点了一通，都是核导弹一级的安眠药，稳、准、狠。
从此这几样药便成了我的家常菜，老医生不再多问什么，便把处方续延下去。有一次药剂师很不高兴了，问我：“你在我这儿领了半年的药了，你有把握你那医生不是个‘制剂机’？”她把这类只管哄病人开心的医生叫“制剂机”我看她很不宽心的样子，心里打算弄本药典来看看。在我先生涉猎的五花八门各行各业的藏书里，我相信会找出本药典来。我却先找到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很快读进去了，很快就不再满足通俗读物。我找到了弗洛伊德、荣格的书籍，从而发展到阅读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著作。恰巧我的婆婆是个精神护理学教授，借了一批书籍给我，多半是后人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研究著作。有本叫做translatethisdarkness的书，是有关荣格的一位女弟子对荣格理论实践的过程。她最终成了荣格理论的牺牲品。我突发奇想地也想拿自己做一个心理学研究的实验品。
我找到了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心理学大夫，请她分析我的心理动态。不管心理学界有多少分野，他们对医治对象的主要方式仍是从弗洛伊德那里袭承来的“talkout”就是让病人倾诉自己，再荒诞的话他们都认真倾听、记录，在他们发现一点儿线索时不露痕迹地提示几句，以导引病人的谈话方向。所谓线索，是心理病态的可能诱因。而一旦让病者识破自己病态的诱因，治疗就基本完成了。比如有这么个年轻姑娘，她对橡皮制品有种不可理喻的恐惧，弗洛伊德在长时期地聆听她的倾诉后，作出这样的推断：因为她幼年时曾暗暗妒忌过自己的妹妹，有次她妹妹得到一个大气球，她突然产生杀死妹妹的强烈欲望。她以毁坏气球来满足了谋杀的欲望。这种变相的欲望实现随她的成长，渐渐形成了类似犯罪的情结（complex），以遗忘为形式逐渐被她的心理功能压抑（repression）到了潜意识中。她成年后对橡皮物体的恐惧，实质上是对自己潜意识中那个暗藏的杀手的恐惧。她恐惧的是自己锋利的妒忌，而气球以及一切与气球有关联的橡胶物品都诱发她潜意识中那个有着杀人潜力的自我的恐惧。
我到美国的第三年，美国心理学界正在热烈注视一股“弗洛伊德回潮”一些心理学家强调“repression”到了荒谬的地步。他们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在童年有过巨大创伤，这些创伤因为人的心理功能具有自卫本能（defensemechanism），即淘汰一切不利于心理健康的记忆。因此，人在幼年所受的心理创伤似乎被忘却了，或说以忘却为形式愈合了。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任何创伤会被忘却，只不过被抑制到不被知觉的意识中。所以，心理疗程是心理大夫帮助病者打开潜意识，探索那藏于最混沌最黑暗的心灵深处的病灶。又是因为人的内宇宙的广漠无际，这探索从弗洛伊德至今，仍赖以大量的假定而存在。而这些伟大的假定在被证实之前，便是亚科学，是谜。
首先是把我迷住了。我开始翻电话号码簿，寻找心理学家的电话。我和五位大夫预约了就诊时间。在通完电话后，我立刻淘汰了三位，因为他们开口不是马上问我哪儿不对劲，而是先问我的医疗保险是否包括心理治疗，若不包括，他们可以适度降低诊费，而我最终选择的女大夫头一句话问：“你认为我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你？”她不操心你付不付得起诊费，而是马上关切到你有什么不舒服，她语气的含蓄婉转不但表现了体谅，而且这体谅是极其专业化的。
此后我每星期二去她那看一次。主要是她听我说。她对我的成长背景缺乏知识，我需从我生命的最初始，从最初形成我意识形态的一切基本观念讲起。比如我向她解释“穷”“穷人”所含的褒意，它和俭朴之类的美德的密切联系。我逐渐发现自己不仅在跟她谈个人的心理发展史，我同时把中国这四十多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家庭的历史都介绍给她了。她每次都听得极其认真，不断做笔记，在下次就诊前，她会从笔记中找出几个疑点，着重提些问题，试图发现我个性发展中的非正常影响，发现我生命早期哪怕已愈合完好的创伤。
因为我自己对心理学的研读，所以每当她提问或暗示时，我大体察觉到她想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我建议她给我用催眠术，据说它是启开人的潜意识的钥匙。被催眠的人对所有暗示都是不设防的，因此最难以启齿的心事或记忆会在催眠状态下被诱引出来。
我的美国朋友中，有一半人看过心理大夫，其中一些人是有治疗成果的。虽然我不像他们那样对心理专家的权威性有或多或少的迷信，但我承认这类诊疗方式有助于人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在我花了三个月的诊费后，我偶然想到，这个“talkout”疗法，难道不能成为一个小说的形式吗？当我的心理大夫从头到尾阅读那厚厚一本笔记1时，大概也会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用断裂的、时而用词不当的英文讲述的有关我个人的故事。
1：美国的法律不允许在此类场合用录音机，因此我的大夫用笔记形式。
当然，当我决定以“talkout”为小说形式时，我必须虚构一个故事，一个能成立有看头的故事。我于是虚构了这个故事，但我的兴趣都在故事之外。
从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开始为失眠的原因往家庭医生那里跑得很勤。那是个很老的医生，也很胖，看见他会误认为人世间没有重大病痛的那类医生。他马上决定给我吃些抗精神抑郁的药。他的意思是吃吃也是没坏处的。从理论上来说抑郁症和失眠常有关联。四个星期后，我又来到这个老医生的诊室，告诉他我精神一点也不抑郁。我说这话时有些反诬陷的情绪。无论怎么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在我们中国你见到个荒唐人，对他的荒唐程度无法度测时便说他“有病”老医生虽然没诊断出我“有病”但他的治疗方案告诉我，我“有病”我为自己辩证无病时，我坐着，老医生站着，我一再请他坐下，他说他站着是为了确保自己完全清醒，否则一坐就会进入半打盹状态。我更觉得愤懑，我居然按照这个半打盹的老头的处方吃了四星期的药。这次就诊的结果是由我来点药，好比馆子里点菜，我拣了几样最好的安眠药点了一通，都是核导弹一级的安眠药，稳、准、狠。
从此这几样药便成了我的家常菜，老医生不再多问什么，便把处方续延下去。有一次药剂师很不高兴了，问我：“你在我这儿领了半年的药了，你有把握你那医生不是个‘制剂机’？”她把这类只管哄病人开心的医生叫“制剂机”我看她很不宽心的样子，心里打算弄本药典来看看。在我先生涉猎的五花八门各行各业的藏书里，我相信会找出本药典来。我却先找到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很快读进去了，很快就不再满足通俗读物。我找到了弗洛伊德、荣格的书籍，从而发展到阅读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著作。恰巧我的婆婆是个精神护理学教授，借了一批书籍给我，多半是后人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研究著作。有本叫做translatethisdarkness的书，是有关荣格的一位女弟子对荣格理论实践的过程。她最终成了荣格理论的牺牲品。我突发奇想地也想拿自己做一个心理学研究的实验品。
我找到了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心理学大夫，请她分析我的心理动态。不管心理学界有多少分野，他们对医治对象的主要方式仍是从弗洛伊德那里袭承来的“talkout”就是让病人倾诉自己，再荒诞的话他们都认真倾听、记录，在他们发现一点儿线索时不露痕迹地提示几句，以导引病人的谈话方向。所谓线索，是心理病态的可能诱因。而一旦让病者识破自己病态的诱因，治疗就基本完成了。比如有这么个年轻姑娘，她对橡皮制品有种不可理喻的恐惧，弗洛伊德在长时期地聆听她的倾诉后，作出这样的推断：因为她幼年时曾暗暗妒忌过自己的妹妹，有次她妹妹得到一个大气球，她突然产生杀死妹妹的强烈欲望。她以毁坏气球来满足了谋杀的欲望。这种变相的欲望实现随她的成长，渐渐形成了类似犯罪的情结（complex），以遗忘为形式逐渐被她的心理功能压抑（repression）到了潜意识中。她成年后对橡皮物体的恐惧，实质上是对自己潜意识中那个暗藏的杀手的恐惧。她恐惧的是自己锋利的妒忌，而气球以及一切与气球有关联的橡胶物品都诱发她潜意识中那个有着杀人潜力的自我的恐惧。
我到美国的第三年，美国心理学界正在热烈注视一股“弗洛伊德回潮”一些心理学家强调“repression”到了荒谬的地步。他们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在童年有过巨大创伤，这些创伤因为人的心理功能具有自卫本能（defensemechanism），即淘汰一切不利于心理健康的记忆。因此，人在幼年所受的心理创伤似乎被忘却了，或说以忘却为形式愈合了。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任何创伤会被忘却，只不过被抑制到不被知觉的意识中。所以，心理疗程是心理大夫帮助病者打开潜意识，探索那藏于最混沌最黑暗的心灵深处的病灶。又是因为人的内宇宙的广漠无际，这探索从弗洛伊德至今，仍赖以大量的假定而存在。而这些伟大的假定在被证实之前，便是亚科学，是谜。
首先是把我迷住了。我开始翻电话号码簿，寻找心理学家的电话。我和五位大夫预约了就诊时间。在通完电话后，我立刻淘汰了三位，因为他们开口不是马上问我哪儿不对劲，而是先问我的医疗保险是否包括心理治疗，若不包括，他们可以适度降低诊费，而我最终选择的女大夫头一句话问：“你认为我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你？”她不操心你付不付得起诊费，而是马上关切到你有什么不舒服，她语气的含蓄婉转不但表现了体谅，而且这体谅是极其专业化的。
此后我每星期二去她那看一次。主要是她听我说。她对我的成长背景缺乏知识，我需从我生命的最初始，从最初形成我意识形态的一切基本观念讲起。比如我向她解释“穷”“穷人”所含的褒意，它和俭朴之类的美德的密切联系。我逐渐发现自己不仅在跟她谈个人的心理发展史，我同时把中国这四十多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家庭的历史都介绍给她了。她每次都听得极其认真，不断做笔记，在下次就诊前，她会从笔记中找出几个疑点，着重提些问题，试图发现我个性发展中的非正常影响，发现我生命早期哪怕已愈合完好的创伤。
因为我自己对心理学的研读，所以每当她提问或暗示时，我大体察觉到她想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我建议她给我用催眠术，据说它是启开人的潜意识的钥匙。被催眠的人对所有暗示都是不设防的，因此最难以启齿的心事或记忆会在催眠状态下被诱引出来。
我的美国朋友中，有一半人看过心理大夫，其中一些人是有治疗成果的。虽然我不像他们那样对心理专家的权威性有或多或少的迷信，但我承认这类诊疗方式有助于人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在我花了三个月的诊费后，我偶然想到，这个“talkout”疗法，难道不能成为一个小说的形式吗？当我的心理大夫从头到尾阅读那厚厚一本笔记1时，大概也会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用断裂的、时而用词不当的英文讲述的有关我个人的故事。
1：美国的法律不允许在此类场合用录音机，因此我的大夫用笔记形式。
当然，当我决定以“talkout”为小说形式时，我必须虚构一个故事，一个能成立有看头的故事。我于是虚构了这个故事，但我的兴趣都在故事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