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笑脸与鬼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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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倡言“抚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按照牛鉴的逻辑，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据实陈奏”（其实并无此事），你们这些“逆夷”想要“讲和”原本是讲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鉴“冒死陈奏”的面子上，也该客气一点吧？你们倒好，恩将仇报，把兵船都开来了！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太不够意思，太不给“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吗？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听听，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这哪里是“天朝大吏”办外交，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吃讲茶”！至于谴责对方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鬼子”是不吃这一套的。牛鉴此言，岂非“对牛弹琴”？
更不像话的是，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卖”了。按照他的说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有他牛某够哥们。这又是什么话！幸亏当时无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鉴有几个脑袋？
看来，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择言么！
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进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
其实哪有什么“镇静”又哪里“镇静”得起来。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于是下令：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耆英等人这次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现在可以肯定，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则实在不知是为何人。因此可以断定是伪造。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茅海建先生则认为不是。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他们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这下子牛鉴急了，只好说出实话：“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大概这一回道光皇帝总算是明白了。什么“诉冤”什么“求和”都是扯淡；什么“恭顺”什么“感激”都是假的。只有咱们打不赢了才是真的。但他还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国”怎么就打不赢那“蕞尔岛夷”呢？
这当然说来话长，但其实只说一条也就够了：“岛夷”们战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来回请旨的。不像咱们，事无巨细，都得您老人家“恩准”
因此，他们也用不着撒谎。
如果说倡言“抚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按照牛鉴的逻辑，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据实陈奏”（其实并无此事），你们这些“逆夷”想要“讲和”原本是讲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鉴“冒死陈奏”的面子上，也该客气一点吧？你们倒好，恩将仇报，把兵船都开来了！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太不够意思，太不给“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吗？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听听，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这哪里是“天朝大吏”办外交，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吃讲茶”！至于谴责对方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鬼子”是不吃这一套的。牛鉴此言，岂非“对牛弹琴”？
更不像话的是，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卖”了。按照他的说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有他牛某够哥们。这又是什么话！幸亏当时无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鉴有几个脑袋？
看来，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择言么！
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进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
其实哪有什么“镇静”又哪里“镇静”得起来。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于是下令：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耆英等人这次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现在可以肯定，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则实在不知是为何人。因此可以断定是伪造。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茅海建先生则认为不是。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他们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这下子牛鉴急了，只好说出实话：“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大概这一回道光皇帝总算是明白了。什么“诉冤”什么“求和”都是扯淡；什么“恭顺”什么“感激”都是假的。只有咱们打不赢了才是真的。但他还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国”怎么就打不赢那“蕞尔岛夷”呢？
这当然说来话长，但其实只说一条也就够了：“岛夷”们战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来回请旨的。不像咱们，事无巨细，都得您老人家“恩准”
因此，他们也用不着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