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曲好唱口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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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刘韵珂这个人物就很有点意思了。
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14年间（其中包括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刘韵珂的“特别用心”在这场战争一开始时就表现出来了。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决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关于这一点，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此处不赘。这里要说的是，正是他的这种“特别用心”才使他讲出了别人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且成功。这正是刘韵珂“另类”的地方。
前面讲过，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的。由此便逼出了许多谎言。等到前方“战事糜烂”许多人都意识到“事不可为”的时候，却又三缄其口，噤若寒蝉。每个人都顾虑着自己的顶戴和脑袋，没有人敢出来说真话。
这个时候，刘韵珂说话了。
刘韵珂说话并不容易。他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
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惊骇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档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不过，仅仅敢说还不行，还得会说。刘韵珂恰恰就是一个“会说”的人。在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条：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呈之徒乘机而起”？
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让道光惊心的。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然可恶，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亡国之意，也动摇不了国本。然而一旦民众造反，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道光皇帝看了他这段话，很可能会心里打个激凌。
刘韵珂的这个观点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诟病：这完全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嘛！在我看来，这种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调！刘韵珂毕竟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他不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难道维护大英帝国的统治不成？再说了，他的话，是要讲给道光皇帝听的。如果他的立场不是维护大清，道光皇帝会听吗？
现在看来，道光皇帝是听进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
茅海建先生总结说：“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我想补充一点：在专制制度下，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真实的想法），却不但没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职，──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不能不归结为他的“为人乖巧”
不过，刘韵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担任闽浙总督后，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搞“曲线救国”用“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却做尽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5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37万元，1856、185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刘韵珂对此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洋洋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可惜他这一套到了咸丰朝就吃不开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不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而朝野上下对刘韵珂的“媚夷”姿态也久为不满。刘韵珂混不下去了，称病请假。咸丰皇帝看穿他的把戏，将计就计，打发他回老家“调理”而且一“调理”就是12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复出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刘韵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制度的悲剧。作为专制制度中人，刘韵珂辈做人的最高境界不过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来的“制敌方略”和“锦囊妙计”大约也只能是些“阴招”刘韵珂靠着这一套在官场上混，也许还能如鱼得水。一旦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国际大环境，就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即便咸丰皇帝不让他“回家养病”他迟早也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崴了脚。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刘韵珂这个人物就很有点意思了。
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14年间（其中包括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刘韵珂的“特别用心”在这场战争一开始时就表现出来了。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决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关于这一点，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此处不赘。这里要说的是，正是他的这种“特别用心”才使他讲出了别人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且成功。这正是刘韵珂“另类”的地方。
前面讲过，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的。由此便逼出了许多谎言。等到前方“战事糜烂”许多人都意识到“事不可为”的时候，却又三缄其口，噤若寒蝉。每个人都顾虑着自己的顶戴和脑袋，没有人敢出来说真话。
这个时候，刘韵珂说话了。
刘韵珂说话并不容易。他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
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惊骇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档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不过，仅仅敢说还不行，还得会说。刘韵珂恰恰就是一个“会说”的人。在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条：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呈之徒乘机而起”？
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让道光惊心的。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然可恶，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亡国之意，也动摇不了国本。然而一旦民众造反，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道光皇帝看了他这段话，很可能会心里打个激凌。
刘韵珂的这个观点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诟病：这完全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嘛！在我看来，这种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调！刘韵珂毕竟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他不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难道维护大英帝国的统治不成？再说了，他的话，是要讲给道光皇帝听的。如果他的立场不是维护大清，道光皇帝会听吗？
现在看来，道光皇帝是听进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
茅海建先生总结说：“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我想补充一点：在专制制度下，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真实的想法），却不但没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职，──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不能不归结为他的“为人乖巧”
不过，刘韵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担任闽浙总督后，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搞“曲线救国”用“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却做尽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5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37万元，1856、185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刘韵珂对此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洋洋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可惜他这一套到了咸丰朝就吃不开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不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而朝野上下对刘韵珂的“媚夷”姿态也久为不满。刘韵珂混不下去了，称病请假。咸丰皇帝看穿他的把戏，将计就计，打发他回老家“调理”而且一“调理”就是12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复出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刘韵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制度的悲剧。作为专制制度中人，刘韵珂辈做人的最高境界不过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来的“制敌方略”和“锦囊妙计”大约也只能是些“阴招”刘韵珂靠着这一套在官场上混，也许还能如鱼得水。一旦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国际大环境，就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即便咸丰皇帝不让他“回家养病”他迟早也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崴了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