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约还是制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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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纽约的咖啡屋。在战争期间，纽约的商业区被毁坏，战后，纽约人重建家园，许多房屋拔地而起
6月9日，佩特森第一次发言。
佩特森不愧是律师出身，思路清晰，做事老到。他的发言，并不纠缠鸡毛蒜皮的细节，而是直击麦迪逊他们的要害──擅自制宪是否合法？佩特森指出，召开本次会议，是根据邦联议会的一项决议和各邦议会的授权，而邦联议会的决议和各邦的授权态度都很明确，就是修补和完善邦联。因此，邦联条例是本次会议全部议程的适当基础。我们应该恪守这种限度，否则我们的选民就会指责我们篡权。最后，佩特森义正词严地指出：美利坚人民正拭目以待，不容欺骗！
没有人正面回应佩特森的这一指责。他们只回答了他提出的其他问题。显然，麦迪逊们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和佩特森过招，而宁愿用实际的制宪行动来反击和抗衡。在那些主流派的控制和推进之下，会议甚至在6月13日提出了一个全体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共19条，内容涉及立法、行政、司法诸方面，许多未来宪法的要点都得到了确立。尤其重要的是，这份报告提出，全国议会参众两院的席位分配，都将不再遵循邦联条例制定的原则（即每邦一票制）。一部基本符合麦迪逊、伦道夫他们愿望的新宪法，眼看就要出笼。
佩特森只好再次出手。6月14日，会议刚刚开始，佩特森便提出，有几个代表团，尤其是新泽西代表团，希望能多给一点时间，让他们认真考虑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以便整理出一份与此报告恰成对照的方案。于是伦道夫提议会议休会。这项提议得到佩特森的附议。佩特森也提出动议，把对全体委员会报告的讨论推迟到明天。这项动议同样得到伦道夫的附议。看来，交战双方都希望暂时休战，以便厉兵秣马，决一雌雄。
6月15日，一份由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代表团（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可能也参加了）协商制定的新方案（史称新泽西方案），由佩特森提交制宪会议。大会决定，将佩特森方案新泽西方案提交全体委员会。同时，为了公平起见，另一方案即伦道夫方案弗吉尼亚方案也重新提交全体委员会。这个决定，对佩特森他们来说是不小的胜利。因为这等于废掉了麦迪逊他们好不容易才弄出来的那个全体委员会报告。会议又重新回到了起点，而且变成了两个方案的正面交锋。
于是，6月16日，另一位剑客兰欣便出手了。
兰欣是纽约代表团代表，而纽约则是罗德岛之外最反对这次会议的一个邦。如果说新泽西是第三世界（小邦）的领袖，那么，纽约便可以说是第二世界（中等邦）的野心家（人口第六，土地面积第四）。此刻，它正雄心勃勃地要当春秋五霸，因此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最高政府不感兴趣。1787年2月21日，邦联议会做出召开费城会议的决议，纽约迟至5月才勉强同意派代表参加。讨论是否建立全国最高政府时，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汉密尔顿赞成，罗伯特雅茨反对），等于弃权。那还是因为兰欣没来。兰欣如果到会，纽约代表团投的，可就是反对票了。
33岁的兰欣是纽约邦首府奥本尼市的市长，也是坚持反对制宪的四大金刚之一（其余三个是纽约的雅茨、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和弗朗西斯默塞）。但他不像雅茨那样不发言，只投反对票，他可是得理不饶人。在全体委员会讨论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两个方案时，他第一个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佩特森。兰欣的理由很简单：本次会议根本就无权提出和讨论伦道夫那样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也没有什么被采纳的可能。因为邦联议会的决议，各邦的授权，还有各邦议会派遣代表时的总体意向，都是修订邦联条例，不是制定联邦宪法。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越权。这既无必要，也不合适。如果纽约事先知道事情会弄成这样，就决不会如此合作，派什么代表团来开会！
佩特森和兰欣的发言当然还有其他内容，但仅此一拳，便已击中麦迪逊们的命门。实际上麦迪逊们最心虚的，就是制宪非法。于是宾夕法尼亚代表威尔逊便只好出来打圆场。他的说法是：本次会议确实没有被授权做出任何结论，但可以自由提出任何建议。这是聪明的辩护，也是软弱的辩护，因此兰欣轻而易举地就把他顶回去了。在6月20日的发言中，兰欣说：威尔逊先生说制宪会议只是推荐方案，高兴怎么推荐就怎么推荐，我不这么认为。这次会议如此受人敬重，不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不成功，就会导致崩溃。这意思是说，制宪会议又不是学术研讨会，哪能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新泽西制宪代表威廉佩特森
在同一发言中，兰欣还驳斥了伦道夫的说法。伦道夫说，对当前危局的忧虑，压倒了对制宪会议是否得到足够授权的怀疑。对此，兰欣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忧虑和这种怀疑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这当然无可辩驳。因为谁都知道用非法的手段来救亡，无异于饮鸩止渴，浇油救火。看来，无论威尔逊的推荐无须授权论，还是伦道夫的救亡压倒授权论，都缺乏说服力。
真正有理有力的，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梅森所做的辩护。汉密尔顿虽然也是纽约代表团代表，却和兰欣、雅茨完全对立。他为制宪会议辩护的理论依据，可谓目的高于手段论。6月18日，汉密尔顿在发言中说，各邦派我们到这里来，是指望我们能把合众国带出困境。如果仅仅因为弄不清楚我们的权限，就死抱着不能挽救危机的方案不放，或者拒绝可以挽救危局的方案，那就是为手段而牺牲目的了。也就是说，各邦的授权固然重要，授权的目的却更重要（即立法精神比法律条文更重要）。这当然十分在理。
麦迪逊的反击则更为有力，而且抓住了要害。在6月19日的发言中麦迪逊说，有人（指佩特森）提出，邦联是经过一致同意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一致同意才能解散，他不知道这种说法在法理上有什么依据。因此他很想请教这位先生，你是把邦联条例看作契约呢，还是看作条约？如果看作契约（即国内全体公民的全民公约），那么，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内法原则，多数完全可以废除旧的契约，签订新的契约，甚至为社会全体成员制定一部新的宪法。那样一来，新泽西的那位先生，恐怕就会不幸落入最后被承认的人群了。如果看作条约（即国与国之间的结盟），那么，根据自由结盟的国际法原则，任何一方如果违背任何一项条款，结盟便可视为解散，其他各方也就取得了自由，除非他们选择使用非常手段迫使违约的一方改正。可惜，邦联条例中没有可以动用武力迫使违规之邦就范的条款，而违背邦联条例的例子则不胜枚举，且行径恶劣。其中最声名狼藉的例子之一，就是新泽西的一项立法。根据这项立法，新泽西代表在邦联议会中的作用，似乎就是专门唱对台戏（请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二节）。麦迪逊的意思也很清楚：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维护邦联吗？你们不是说邦联条例神圣不可侵犯，动都动不得吗？然而带头违背和破坏条例的恰恰就是你们！
佩特森当然无言以对，只有兰欣在6月20日重提会议无权制宪的旧话。于是梅森（弗吉尼亚）便不客气地说，没想到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拿这种观点来胡搅蛮缠！老实说，本次会议到底是否有权制宪，认可之权，不在这里，而在人民。事实上，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只有突破授权才有出路。想当年，我们和英国谈判时，正是因为谈判代表大胆突破了邦联议会目光短浅的桎梏，才为国家赢得了体面和幸福的和平，也使自己成为比铜像还要经久的纪念碑。这意思也很清楚：制宪和独立一样，也是一次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婆婆妈妈。什么授权不授权，在革命时期和紧要关头，授权也是可以突破的！
这种说法，佩特森、兰欣他们还同意吗？恐怕不会。
纽约制宪代表约翰兰欣
其实，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辩论。大会和委员会都没有对会议的性质问题进行表决。做结论的是会议的实践。随着会议朝既定目标前进，一个新的条例便逐渐浮出水面。当它最后终于成形时，谁都明白，这就是一部宪法。
至于授权问题，麦迪逊们采取了一个高明的（也可以说是狡猾的）策略──以人民的名义。联邦宪法的序言这样写道：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带来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而邦联条例的序言则是：
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湾、罗德岛及普罗维登斯种植地、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之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
这就很清楚了：邦联条例是各邦授权，联邦宪法却是人民授权。或者说，制定邦联条例的是13个邦，制定联邦宪法的是美利坚人民。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邦联和邦联条例的基础，用人民（people）这个既现实又抽象的政治群体作为新国家的奠基人和新政府的授权人，并以他们的名义实现了国家性质的转换。
18世纪末纽约的咖啡屋。在战争期间，纽约的商业区被毁坏，战后，纽约人重建家园，许多房屋拔地而起
6月9日，佩特森第一次发言。
佩特森不愧是律师出身，思路清晰，做事老到。他的发言，并不纠缠鸡毛蒜皮的细节，而是直击麦迪逊他们的要害──擅自制宪是否合法？佩特森指出，召开本次会议，是根据邦联议会的一项决议和各邦议会的授权，而邦联议会的决议和各邦的授权态度都很明确，就是修补和完善邦联。因此，邦联条例是本次会议全部议程的适当基础。我们应该恪守这种限度，否则我们的选民就会指责我们篡权。最后，佩特森义正词严地指出：美利坚人民正拭目以待，不容欺骗！
没有人正面回应佩特森的这一指责。他们只回答了他提出的其他问题。显然，麦迪逊们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和佩特森过招，而宁愿用实际的制宪行动来反击和抗衡。在那些主流派的控制和推进之下，会议甚至在6月13日提出了一个全体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共19条，内容涉及立法、行政、司法诸方面，许多未来宪法的要点都得到了确立。尤其重要的是，这份报告提出，全国议会参众两院的席位分配，都将不再遵循邦联条例制定的原则（即每邦一票制）。一部基本符合麦迪逊、伦道夫他们愿望的新宪法，眼看就要出笼。
佩特森只好再次出手。6月14日，会议刚刚开始，佩特森便提出，有几个代表团，尤其是新泽西代表团，希望能多给一点时间，让他们认真考虑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以便整理出一份与此报告恰成对照的方案。于是伦道夫提议会议休会。这项提议得到佩特森的附议。佩特森也提出动议，把对全体委员会报告的讨论推迟到明天。这项动议同样得到伦道夫的附议。看来，交战双方都希望暂时休战，以便厉兵秣马，决一雌雄。
6月15日，一份由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代表团（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可能也参加了）协商制定的新方案（史称新泽西方案），由佩特森提交制宪会议。大会决定，将佩特森方案新泽西方案提交全体委员会。同时，为了公平起见，另一方案即伦道夫方案弗吉尼亚方案也重新提交全体委员会。这个决定，对佩特森他们来说是不小的胜利。因为这等于废掉了麦迪逊他们好不容易才弄出来的那个全体委员会报告。会议又重新回到了起点，而且变成了两个方案的正面交锋。
于是，6月16日，另一位剑客兰欣便出手了。
兰欣是纽约代表团代表，而纽约则是罗德岛之外最反对这次会议的一个邦。如果说新泽西是第三世界（小邦）的领袖，那么，纽约便可以说是第二世界（中等邦）的野心家（人口第六，土地面积第四）。此刻，它正雄心勃勃地要当春秋五霸，因此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最高政府不感兴趣。1787年2月21日，邦联议会做出召开费城会议的决议，纽约迟至5月才勉强同意派代表参加。讨论是否建立全国最高政府时，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汉密尔顿赞成，罗伯特雅茨反对），等于弃权。那还是因为兰欣没来。兰欣如果到会，纽约代表团投的，可就是反对票了。
33岁的兰欣是纽约邦首府奥本尼市的市长，也是坚持反对制宪的四大金刚之一（其余三个是纽约的雅茨、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和弗朗西斯默塞）。但他不像雅茨那样不发言，只投反对票，他可是得理不饶人。在全体委员会讨论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两个方案时，他第一个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佩特森。兰欣的理由很简单：本次会议根本就无权提出和讨论伦道夫那样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也没有什么被采纳的可能。因为邦联议会的决议，各邦的授权，还有各邦议会派遣代表时的总体意向，都是修订邦联条例，不是制定联邦宪法。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越权。这既无必要，也不合适。如果纽约事先知道事情会弄成这样，就决不会如此合作，派什么代表团来开会！
佩特森和兰欣的发言当然还有其他内容，但仅此一拳，便已击中麦迪逊们的命门。实际上麦迪逊们最心虚的，就是制宪非法。于是宾夕法尼亚代表威尔逊便只好出来打圆场。他的说法是：本次会议确实没有被授权做出任何结论，但可以自由提出任何建议。这是聪明的辩护，也是软弱的辩护，因此兰欣轻而易举地就把他顶回去了。在6月20日的发言中，兰欣说：威尔逊先生说制宪会议只是推荐方案，高兴怎么推荐就怎么推荐，我不这么认为。这次会议如此受人敬重，不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不成功，就会导致崩溃。这意思是说，制宪会议又不是学术研讨会，哪能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新泽西制宪代表威廉佩特森
在同一发言中，兰欣还驳斥了伦道夫的说法。伦道夫说，对当前危局的忧虑，压倒了对制宪会议是否得到足够授权的怀疑。对此，兰欣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忧虑和这种怀疑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这当然无可辩驳。因为谁都知道用非法的手段来救亡，无异于饮鸩止渴，浇油救火。看来，无论威尔逊的推荐无须授权论，还是伦道夫的救亡压倒授权论，都缺乏说服力。
真正有理有力的，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梅森所做的辩护。汉密尔顿虽然也是纽约代表团代表，却和兰欣、雅茨完全对立。他为制宪会议辩护的理论依据，可谓目的高于手段论。6月18日，汉密尔顿在发言中说，各邦派我们到这里来，是指望我们能把合众国带出困境。如果仅仅因为弄不清楚我们的权限，就死抱着不能挽救危机的方案不放，或者拒绝可以挽救危局的方案，那就是为手段而牺牲目的了。也就是说，各邦的授权固然重要，授权的目的却更重要（即立法精神比法律条文更重要）。这当然十分在理。
麦迪逊的反击则更为有力，而且抓住了要害。在6月19日的发言中麦迪逊说，有人（指佩特森）提出，邦联是经过一致同意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一致同意才能解散，他不知道这种说法在法理上有什么依据。因此他很想请教这位先生，你是把邦联条例看作契约呢，还是看作条约？如果看作契约（即国内全体公民的全民公约），那么，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内法原则，多数完全可以废除旧的契约，签订新的契约，甚至为社会全体成员制定一部新的宪法。那样一来，新泽西的那位先生，恐怕就会不幸落入最后被承认的人群了。如果看作条约（即国与国之间的结盟），那么，根据自由结盟的国际法原则，任何一方如果违背任何一项条款，结盟便可视为解散，其他各方也就取得了自由，除非他们选择使用非常手段迫使违约的一方改正。可惜，邦联条例中没有可以动用武力迫使违规之邦就范的条款，而违背邦联条例的例子则不胜枚举，且行径恶劣。其中最声名狼藉的例子之一，就是新泽西的一项立法。根据这项立法，新泽西代表在邦联议会中的作用，似乎就是专门唱对台戏（请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二节）。麦迪逊的意思也很清楚：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维护邦联吗？你们不是说邦联条例神圣不可侵犯，动都动不得吗？然而带头违背和破坏条例的恰恰就是你们！
佩特森当然无言以对，只有兰欣在6月20日重提会议无权制宪的旧话。于是梅森（弗吉尼亚）便不客气地说，没想到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拿这种观点来胡搅蛮缠！老实说，本次会议到底是否有权制宪，认可之权，不在这里，而在人民。事实上，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只有突破授权才有出路。想当年，我们和英国谈判时，正是因为谈判代表大胆突破了邦联议会目光短浅的桎梏，才为国家赢得了体面和幸福的和平，也使自己成为比铜像还要经久的纪念碑。这意思也很清楚：制宪和独立一样，也是一次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婆婆妈妈。什么授权不授权，在革命时期和紧要关头，授权也是可以突破的！
这种说法，佩特森、兰欣他们还同意吗？恐怕不会。
纽约制宪代表约翰兰欣
其实，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辩论。大会和委员会都没有对会议的性质问题进行表决。做结论的是会议的实践。随着会议朝既定目标前进，一个新的条例便逐渐浮出水面。当它最后终于成形时，谁都明白，这就是一部宪法。
至于授权问题，麦迪逊们采取了一个高明的（也可以说是狡猾的）策略──以人民的名义。联邦宪法的序言这样写道：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带来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而邦联条例的序言则是：
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湾、罗德岛及普罗维登斯种植地、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之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
这就很清楚了：邦联条例是各邦授权，联邦宪法却是人民授权。或者说，制定邦联条例的是13个邦，制定联邦宪法的是美利坚人民。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邦联和邦联条例的基础，用人民（people）这个既现实又抽象的政治群体作为新国家的奠基人和新政府的授权人，并以他们的名义实现了国家性质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