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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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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农业大队先前的地名叫李八碗。李八碗这地方在传说中颇有些来历。李八碗自古穷。穷的原因据说是这个地方阴盛阳衰。这里的男人好吃懒做。他们自己这样唱:“吃八碗饭,挑八蔸秧,过八个坎,跌八个跤。”李八碗因有其名。而这里的女人则很了不得。怎么个“了不得”法,一般人当面语焉不详,谁要说破,搞不好会惹出人命。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一日来到李八碗(当时自然不叫李八碗)地面,即被卖大碗茶的李凤姐迷倒,颠鸾倒凤之时,趁龙颜大悦,讨得娘娘封号。只是这位风流天子返回朝廷便不认帐,害得一个龙种只好随母姓了李。这自然终究是传说而已,无论正史野史,都决没有出处的。游龙戏凤,戏的是苏州的凤,李八碗连边也沾不上。然而却传得极神。甚至说当年御赐的一条白绫子腰带还一直在李八碗世代相传,乃至文革破四旧才抄出来付之一炬。这样的来历虽然使李八碗人难免要蒙一些羞诟,但他们心里头还是认可并且有些得意的。要不然,白绫子腰带有哪个晓得?既是这样真真假假,事情总多少有些缘故。起码证明,李八碗的风水对女人有利。

    李芙蓉是李八碗土生土长的人。

    李芙蓉小名叫“黄毛”(当了镇长以后就没有人再叫了),取其形似。小时候屋里穷,又生了诸多女儿,等到她投生,差一点溺了马桶,满了月就开始喝菜汤,长大了,像一匹黄菜叶子。跟她一样年纪的人xx子像麦粑一样发得老高,她的怀还像瘦伢子一样瘪,洗澡时看一看,平得跟搓衣板子一样,直想哭天。头上几根稀稀黄毛,扎一把辫子也不如别人扎两根辫子一根粗。哪个也想不到她日后会成为一镇人的父母官。

    李芙蓉长到十三岁,屋里就给她说了人家。一定了亲,就是别家的人了。因此,高小没有念完,屋里就让她退了学,回来作田还生养债。要是中间不发生什么事,李芙蓉一旦嫁过去,也就跟无数的生灵一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自生自灭,无人知晓。世上多一根黄毛不为多,少一根黄毛也决不为少。李芙蓉平常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做事十分麻利泼辣:从田里归来,要割柴,要做饭,要掏猪菜,要洗洗连连,夜夜熬到鸡叫,第二天又上工,并不比别个误时。能干归能干,娘老子不抓政治思想,也就没有人给她评劳模,更上不了报纸广播。在田里做事,李芙蓉最厉害的是一张嘴。她敢跟生了伢子的老表嫂一起扯开男人的裤裆往里边抹牛屎,再村草的话,在她嘴里从来不晓得打顿,一串一串,放炮仗一样。只不过狗肉包子上不得席面,这种话,说了一箩筐也当不得一句正经话,没有哪个会把它当成本事的。

    忽然有一天,一辆小包车“吭哧吭哧”地开到李八碗屋场上,走下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看就晓得是老干部:一件灰色干部装扣子全部敞着,一双圆口布鞋,露出粗纱的袜子。他来找的是李芙蓉的公公,原来他跟李芙蓉的公公在同一家人帮过几天工。那时候他是搞革命的,从城里跑到乡下来避风头。李芙蓉公公并不晓得这些,从来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却终生记得他刚到那家人家时,李芙蓉公公把碗里的一个半麦粑匀了一个给她。他现在是专员,刚调到这个专区来,上任没有几天,就抽了空下乡来寻当年共过患难的人。他以前多次写过信,不晓得怎样没有回音,只没有想到老人家已不在世上。老人是1960年春荒时死的。外头人说是饿死的,家人说是得隔食病(胃癌)死的:煮了粥都是先尽他吃,他总是吃不下,硬逼着喝了两口,又吐回碗里,让端给小的。后来就干脆咬紧牙齿骨,一直到死都不开口。专员不胜唏嘘,在老人坟头站了好久,直到陪同来的县长请,他才离开。

    专员走了没有几天,就从专署和县政府来了好几位干部,说是来写李芙蓉的典型材料。什么叫“典型材料”?不晓得,横直是好事情,要上报上广播,说不定还有许多想不到的好处,比方要用小包车接到城里走一趟,要跟许多干部一起吃一桌“加餐”起码是八个菜一个汤(红烧肉尽吃)。李八碗于是像一锅开了锅的粥。

    李芙蓉被从田里喊回来,泥手泥脚站在自家的堂屋中间,对着几位端端正正的干部,一时哑了口,背脊上好像有条蛇在爬。那副样子好像是在别人屋里,手脚不干净,被当场捉住。捻了半日衣裳角,才忽然转身用扫帚把围在门口的人赶了个燕儿飞,然后进灶间抱出一摞麻兜碗,给干部们一一冲上茶水,拖过一只三条腿的板凳,低头坐下:

    “么事,说吧。”

    “我们是专署和县里派来采访你的,想请你谈谈你这些年做的工作。”

    “工作?不就是做田么。”

    “做田也是革命工作。请你谈谈为什么做田,怎样做田。”

    “怎样做田有什么好说,莳田、插秧、薅草、割谷,哪个不晓得?为什么做田呢,还不是为嘴么,我们这里分口粮是‘人七劳三’,不出工就只能分人口粮

    干部们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想请你说说思想认识。”

    李芙蓉忽然打住。她人活泛,脑子转得快,立刻悟到刚才这番话算不得“思想认识”“思想认识”是干部们开会说的话。她闷着头想了想,却不能想出几句能连得起的这一类话,不由得恨自己开会总是纳鞋底。很慌张的时候她看见了敞开的门板上已经开始缺角的春联,便脱口念出:

    “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好。”

    找到李芙蓉之前,专、县干部先听了公社的介绍,了解到一个情况:每年春荒回供粮有限,但李芙蓉家的米饭总能吃得接上新谷。这跟李芙蓉有关系,因为是她做饭。这个情况使来总结经验的干部们很振奋。专员的意思是把李芙蓉这个典型树立起来。

    李芙蓉的经验很简单,每次量好了米,下锅前又临时抓出几把。

    “几把?”干部们迅速地在本子上记着,突然停下,笔尖还啄在本子上。

    “三把吧。”李芙蓉翻翻眼睛,搓了一下开始结壳的泥脚。

    这条经验正式见报时标题是节约三把米,打倒帝修反。在李芙蓉后来的讲用稿里,每一把米又分别有自己的任务:一把打倒帝国主义;一把打倒修正主义;一把打倒各国反动派。

    正值全国推行瓜菜代,报纸上大声疾呼饱食有害:有了一个节食的法子,并且这个法子还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在里面,当然就引起了广泛注意。

    李芙蓉先是上县,然后是越过专署上省介绍经验,然后又直接从省里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就再不是先前的“黄毛”了。

    在镇上,这件事怕只有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宠幸李八碗先人可以相比了。李芙蓉从北京回来的那天,镇上以及李八碗全乡的人,挤在镇政府的院子里外,密密实实的人堆里透不出一丝风。那天天气好,太阳很毒,好多人支持不了多久就晕倒在地上。好几个伢子从墙头上跌下来,掉到人头上的惹一顿臭骂,掉到白地上的竟折了手,脱了脚腕子。跌只管跌,没有跌过的人又前仆后继地攀上去。事过之后,镇政府光修复院墙就花了好几百块钱。

    李芙蓉是由县委书记、县长陪着,用吉普车从县城送到镇上来的。她从车门里钻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一个又瘦又细的黄毛,这样走运,只怕是天瞎了眼。

    不服没有用。李芙蓉这一回真正是成了器的。她一开口,声音就像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小的人怎么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就是气足,是得了真脉的。几个老儿窃窃私议,遂把李芙蓉视作奇人。在镇上,这些人说话是最作得数的。

    李芙蓉站在镇政府的台阶上,对着涌涌动动的人潮不停地摆着两只高高举起的手。隔了几层,人们就不能看到她的身子、脸,就只能看到那双划来划去的手。那手,是毛主席握过的手所握过的手。

    李芙蓉先是当镇上的妇女主任,不久就当了镇长。开始,干部里有些人心里颇不以为然,总想等着捡她的过,看她的笑话,慢慢地也就公认了她的能干。她作风泼辣,办事风风火火,说干就干,说断就断。镇上许多多年的癞痢头(不是真的癞痢头,而是指难办的事),到了她手上,三下五除二就都剃下来了。比如,镇街上,屋檐水问题就是多年来最叫干部头痛的问题:邻里之间屋挨屋,倘若是山墙靠山墙,问题不大,祖上定下的宅基,哪个也不能随便往外移一寸。若是落墙贴落墙,麻烦就来了。落墙高的,屋檐水自然就流到另一家的屋顶上,这一家也就“背霉”背霉了多年,有了钱,想翻出身来,便把落墙升起,使自己的屋檐水浇到先前压住他们的那一家的屋顶上,让那一家去背背霉。这就要出纠纷。常常是那一家先戳这一家新盖起的屋顶,然后就是两家拼人命。解决这类问题,一般都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即最初起屋时两家有何协议,倘没有,就以原始面貌为准。但镇子起码有几百年历史,原始面貌哪个说得清?这一百年你的屋檐水落到我屋上头,这一百年之前的那一百年我的屋檐水未必就不落在你的屋上头。这样扯,是永远扯不清的。

    李芙蓉只用了一个法子就把一团乱麻斩落了地:把双方的成分查一下,哪家成分高,那家就只能接受另一家的屋檐水。要是两家成分一样,就往祖上或亲戚中查。李芙蓉同镇上哪一家人也没有五服以内的瓜葛,哪个也无法说她偏心。她用的这个法子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分析法。这是吃了她公公一个麦粑的专员教给她的。教她的当初,自然并不是解决屋檐水问题,只是她用得活。

    她有创造性。春耕的时候,她就发动“三兜粪”活动,让镇上机关、商店、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广大干群,每天利用早晚捡三兜粪送到镇外的李八碗各生产队;冬季搞水利的时候,就组织“三块石”活动,形式同“三兜粪”一样,每人每天给水利工地送三块石头。至于为何一定是“三兜”“三块”这是因为一,习惯;二,写材料方便:“贡献‘三兜粪’(或三块石),打倒帝修反”这些经验都很快在全县、全专区乃至全省推广。李芙蓉的工作能力因此获得很高的评价。酝酿调她到县委工作的时候,却来了文革。

    运动一开始,那位专员就被打倒。造反派把他同李芙蓉“乱搞男女关系”的漫画从城里贴到镇街上。

    李芙蓉的嘴再辣也无济于事,靠边站了两年,匆匆忙忙地嫁给了镇搬运公司的一个临时工。一直到那位专员解放,李芙蓉才恢复了工作,以后又调到县上去负主要责任。